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關閉了所有的大學。1971年，中國的大學開始招收學生，由於毛澤東堅決反對高考，因此學員必須是有三年工齡的工農兵，而且必須由單位推薦。被推薦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大學的學制又由四年縮短為三年。據說從1971年至1976年，中國大約招收了82萬「工農兵」學員。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次年9月，教育部召開了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復高考。10月21日，恢復高考的消息在新聞里播出。這一年，我23歲。從12歲開始就沒再上過學。這11年間，我隨母親去五七幹校勞動，然後當工人。此時我已是二級機工，工齡近7年。
得知高考消息後，我非常興奮，想都沒想就去報名。說是沒想也不確切，因為自從工農兵大學生招生起，我就有了上學的念頭。當時我所在工廠，能被推薦的都是黨員或出身很好的人，儘管我工作積極努力，但也沒有希望被推薦去上大學。
我想上學主要源自好奇心和不很安分的個性，當時的想法就是無論如何去試一下，並未想過自己連小學都沒有畢業，而在不到兩個月的還必須上班的時間裏，怎麼補上沒上過的課？而且連學習資料都找不到。
12月10日是高考的第一天，北京下大雪。我和全國570萬考生一起走進考場。很多年沒考試了，我既緊張又興奮。上午考政治，下午考史地，次日考數學和語文，一共四門。考語文時，我一看作文題「我在這戰鬥的一年」就懵了。那時的作文推崇宏大敘事，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當年有什麼戰鬥可寫，有什麼可歌可泣的故事可說。我勉強完成，自然不能滿意。
發榜了！我所屬於的「社會生」錄取分數為260，而在校生是320分。我的數學只考了30多分，語文56分，我落榜了。資料統計顯示，1977年，全國共錄取27.3萬人，錄取率為4%。
次年，北京市的一篇高考作文傳入社會後。文章是這樣寫的：「再也沒有比嬰兒的第一聲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經進入中年了。這是個女孩兒，皺着眉頭哭着。大概她也像門口的那個護士一樣，不相信這個挎着書包、滿臉胡茬兒的人就是她的父親吧。」……隨着「考試的日期一天天近了，我的孩子也一天天快要出世了。如果不是別人在圖書館裏找到我，別說孩子出世，就是孩子她媽住院了，我都不知道。當我衝進病房時，差點把阻攔的護士撞了個跟頭。我站在這嬰孩面前，那種驚喜和惶恐的心情是每一個第一次做父親的人都可以理解的。但我站在這疲憊的母親面前的另一種心情卻是別人沒法體會的。在這一年裏，我幹了些什麼呢？別說當個好丈夫，更不要說當個好爸爸了。我捏着自己油污的帽子，半天才說出一句話：『我應該干點什麼呢？』『什麼也不用你了，』她吃力地張開蒼白的嘴角，『你去溫書吧。』」
這篇作文寫得很個人，顯然不符合當時的主流價值，難怪引起評卷老師的激烈爭論。作文被《北京日報》全文發表後，我驚訝地發現，作者竟然是閻陽生！
閻陽生的數學考了94分，理化87分，但只被非重點的建工學院錄取。據說考試前，他聽說老三屆高考只是陪襯，為了能上學才冒險地寫了非宏大敘事的作文。雖然老三屆並非如傳說的那樣是陪襯考試，但即使考分再高，也不被重點院校錄取。我認識的陳君是文革前北京八中的高三學生，1977年北京高考分數的第三名，但只被北京市師範學院錄取。
1978年過年，我母親帶我去參加她的同學聚會。聚會時，大家都在談高考。當着眾人的面，我母親要我再考。我爭辯道：「文革前，我只上到小學五年級。文革10年，我的上面有小學六年級到高中的畢業生，下面有1971年到1977年的初高中畢業生，他們都比我學得多，怎麼就輪到我考上大學呢？」
我當然想上大學，但對考上實在沒信心。在日記中，我雖然寫下「你不是為別人看法和意見而活着」，卻依然顧慮着如果考不上，單位的人難免會說三道四。但我母親在家裏是絕對權威，若不參加高考，在家的日子也不好過，我只好開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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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高考數學成績最低，我決定將初中和高中的數學作為學習重點，但教科書卻很難找到。這時，我遇到了小光。小光家兄弟四人，其中的一個是他繼父的兒子。那孩子的母親原是舞蹈隊的編導，很有才華。文革中，她以一根絲巾自盡。我和小光雖然住在一個院子裏，但此前並不認識。那時小光在郊區插隊，請假回來複習。他的時間比我多，也比我靈活，因此我們約定他白天用數學書，晚上我用。
比起1977年，我們工廠報考的人數更多了，車間規定上班時間不許複習功課。我私下准許組員幹完活兒可以複習，但作為班組長，自己卻不能那麼做。偏偏磨工又是最後一道工序，每次加工單下來，必是急活兒，我不僅不能利用工作時間複習，還必須帶頭加班。
每天下班回家後，匆匆吃過晚飯，我就開始複習。在頭腦最清醒的時候，我學數學。從四則運算開始，然後是初等代數、幾何和三角。我記憶好，很容易就記住數學公式，但邏輯能力差，每遇證明題就不知如何下手。
所幸女友林君不僅是北京市101中學66屆的高中畢業生，而且是學習委員和北京市優秀中學生的銀質獎章獲得者。雖然10年沒摸書本，她解起數學難題依然思路清晰。無論三角幾何還是代數，她從未被難倒過，真不愧最好的中學的最好的學生！
我在日記中讚美林君：「因為她聰明而無名利之心，她境遇好而無傲氣，她冷靜而不冷冰冰，有見識又善良，所以我愛她！」我非常幸運地遇到了林君，至今心存感激！同院的陳君也參加高考，他父親陳叔叔通曉史地，我常去他家複習請教。我母親的同學黎阿姨找來政治複習材料，還帶我去請教一位語文老師。我一直喜歡讀書，複習史地只需整理出大綱，重點記憶就行。政治考試都是套話，完全不成問題（一笑）。我比較擔心語文，感覺無從複習，而且特別不喜歡命題作文。
在五個多月中，8小時工作之餘，我每晚學到深夜，周日整天學習，終於在高考前自學完成了初中高中的數學課程，複習了其他科目。在日記里，我寫道：「天才出於勤奮，聰明來源於積累」。「上海市70屆學生鄭偉安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經過自學達到研究生水平。每天學習10小時太不容易了，我要在古漢語上下功夫，能考上大學當然好，如果考不上就借大學教材自修，一定要摘掉文盲的帽子。」
我的大學同學毛勝英當時在印刷廠工作。他回憶：「我徒弟願意頂替我工作，但我不能在車間裏公開看書，只能去公共廁所複習。我們車間主任是女的，進不了男廁所，就在廁所外罵我。」
翻開那時的日記，除了自我鼓勵，更多是對自己的不滿，高考複習卻未佔據很大篇幅。在那個藍緞面的本子裏，我零零碎碎地記下同事的故事，對愛情的渴望，與母親的矛盾，甚至還有看話劇讀期刊的體會。
其中的一天，看了日本畫家東山魁夷的作品《雪原譜》之後，我激情地寫下：「當我第一次看到你，在我心靈中引起怎樣的感覺。我突然想起在小穗那兒看到的美國攝影雜誌，那上面有你的孿生兄弟。你們都是月光照耀下的雪原，所不同的是，那幅照片裡只有一些細小的冬草，對着月光欣賞着自己的風姿，而你卻是高大的松樹，落葉的白樺。在他那裏，有一道道風吹過的積雪痕跡，就像水面的波紋，神秘地向外伸展，伸展……你雖然沒有水波紋，但卻是樹影清晰，那獨立的影，那集體的影，那高大的影，細小的影，樹根的影和樹梢的影，山巒的和山腳下的，啊，多麼逼真。我聽到了什麼，靜一點吧，窗外的知了，我聽到圓潤的號聲，在雪原上迴蕩，含着淡淡的憂愁。」
讀着那時幼稚真誠的文字，不禁感嘆年輕真好！那麼緊張忙碌，居然還留下了這許多的閒筆。
1978年7月20日，高考開始。第一天上午7點半到9點半考政治，下午2點半到4點半考歷史。次日考數學和地理，最後一天考語文和外語。我被分到郵電學院考場，從住家到考場單程騎車一個小時左右。那時的郵電學院，教室設施宛如一個中學。教室里四五排小課桌，我在教室里坐下，翻開桌面放下書，就感覺緊張，手開始出汗，身上卻發冷。不久，監考老師拿了試卷進來，開始宣佈考場紀律。
我可以斷定，那時幾乎沒有人想過要作弊。等待髮捲子時，我緊張得能聽見自己的心跳。拿到卷子，一開始答題就不再感覺緊張了。考完後，我冒着酷暑，騎車一個小時回家。吃完午飯，稍事休息，再騎一個小時回來參加考試。為什麼回家吃飯？我想應該是當時考場附近既無飯館，也無休息之處吧。
第一天，我考得很順利。次日考數學，數學的卷子是文理一樣，但標明文科考生只做前面80分的題目。我提筆做下來，被一道三角證明題難住了。我先把能做出的都做了，再回來看那道題，還是解不出來。腦子一片混亂，交卷時間已經到了。騎車回家，一路上，我都在想那道題。後來我拿着那道數學題問林君，林君看了說：「考試前幾天，我還給你講過這道題呢？」（真鬱悶！）
考過數學後，中午到家，母親焦急地問我考得怎麼樣？我說考得不好。母親特意燒了紅燒肉和雞蛋，但我卻沒胃口。我對母親說先去躺了一會兒，母親堅持要我吃個雞蛋，我沒吃就躺下了。在床上混了一陣，也沒睡着，昏昏沉沉地起來，心情很壞。我對母親說：「不想再考了」。母親一聽就急了：「無論如何，你都要考完！」
我聽了母親的話，騎車去考場。下午地理考得很順利。次日考語文，我在翻譯古文上花了不少時間。再看作文是縮寫，題目是「速度問題是政治問題」。唉，又是政治掛帥了，又是我最不擅長的。下午的外語考試不記分，我未學過外語，可以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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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後，雖然我每天還是照常上班，但心情焦慮。一天天地盼着考試結果，盼着的時間過得慢。在機床前幹着活，不時會想如果考不上怎麼辦？周圍的人會怎麼看？神不守舍地過了一個多月，分數線下來了。我考上了！在當天的日記上，我寫道：「文科錄取線是340分，理科是350分。高興極了，我怎麼也沒料到考了360分，但似乎少了一點，如果再多十分該多好。」
「多麼動盪的一個月啊，焦急，惶恐，等待，灰心，驚喜，疲勞。體檢，又是等待。真希望能上大學……並非我是想投入競爭場合，但我知道必須這樣，因為我必須自立。我感到內心極度幸福，說得確切些，不僅是幸福，而是一種得意。我，一個在別人眼中有某種看法的女孩子，終於通過自己的努力站起來。還要感謝你，我的母親。我真幸福，不敢相信，我進大學了！上帝啊！我進大學了！！！」
我接到通知去體檢，才知自己體重過輕，但總算通過體檢。1977年高考時，小兒麻痹後遺症症患者，殘疾人因體檢不過關，完全被排除在大學門外，據說1978年有些改善，據說北京若在體檢中如查出高血壓或哮喘都可能被列為體檢不合格而無法上大學。我的一個上海朋友過了1977高考分數線，但因肺炎竟然不被錄取，不得已她又去參加1978年高考，並考上復旦！
為了慶祝和答謝，我到莫斯科餐廳請朋友們吃飯，那頓飯花掉了兩個月的工資，但我覺得非常幸福。考上大學，我母親比我還高興。一是終於完成夙願，我能接受高等教育了，二是在單位里，她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
工廠的朋友張君還手書一首《望海潮》贈我，詞中除「喜君展翅，前途待闖，何必輕心贈急郎？好花不先放。」「欲窮千里目，巒巔遠望。苦讀華章，奮溢寒窗，奇馨更比芬芳。博學掩孤涼」等應景應時句子，還有「母女依度，歷盡滄桑，衷訴何止深傷。」「莫怪白髮憂，育兒斷腸」等。
彼時，人們對學文史心有餘悸。文科除了文史，可報的專業不多，我第一志願報北大考古系，北京經濟學院經濟管理係為非重點的第一志願。為了被錄取，我還報了幾所外地院校。知道我報考外地院校，我母親開始擔心，她說：「好不容易調了回來，你居然報外地學校？」
母親急得帶我去主管部門詢問。結果是我的分數不夠重點院校，只能上北京市院校。後來得知，我的史地政治考分都在七八十分，語文差一分及格，數學竟然得了75分！高考複習同伴中，我考上北京經濟學院，陳君考上北京工業學院，小光考上位於上海的第二軍醫大學。
據統計，1978年報考人數為610萬，最後錄取40.3萬（含後來降低分數線擴大招生的部分）。我的錄取幾無懸念，但我大學的同班同學卻不盡然。同學毛勝英的母親白虹是1930年代上海的知名歌星。因江青不願意人知她在上海的從影史，很多同代同行在文革中都被關押。據毛勝英說他母親本分老實，除了會唱歌，說話都說不全乎，不知哪個人屈打成招牽連了她，也被關押。得知上了高考分數線，他母親的所謂歷史問題還未做結論，毛勝英一直擔心不被錄取，直到開學一周後，才放下心來。另一位同學阮森平因父親所謂的歷史問題政審未通過，開學一個月後才到校。
此類事並非孤例。出國後，我認識一個「老三屆」的知青是1978年高考中南方某省的幾個頂尖的考生之一，但卻未接到錄取通知。他找到「省招辦」，「省招辦」查了檔案，道歉說「工作中的失誤」，分配他去某個師專。後來他聽說「不錄取」的真實原因是他的檔案里有什麼「材料」，而所謂「失誤」不過是掩蓋政治歧視的託辭而已。其後10年，這檔案中的「材料」如附骨之蛆，每當升學，分配工作就會發作。他不得不告別故土，出走海外。
我一直以為應屆高中畢業生的基礎比我好很多，但他們回憶：「上小學就是寫大字報，活學活用，學工學農，背白灰沙子作土坯磚挖防空洞，學黃帥批林批孔，學張鐵生交白卷，一個運動接一個，和學習沒關係。」一位大學同學還回憶上中學時在西單挖防空洞，不經意挖通了西單百貨商場的地下倉庫，裏面有很多糖果，學生們不僅大快朵頤，還塞滿褲子口袋。
十年的教育荒廢，即使如人大附中那樣的好學校，1978年的錄取率都低得不可思議。當時的北京15中學，文科只有一人考取。第35中學的600個應屆畢業生中，80來人考文科，只有兩人被錄取。對於很多「社會生」而言，改變現狀和命運是參加高考的最大動力，但應屆高中畢業生又何嘗不是？1978年高中畢業若考不取，也面臨着去農村插隊。
被錄取後，我和母親一起去北京經濟學院。看到它只有一棟教學樓，與我想像中的大學差距甚遠。開學前，我被招去開會，被分配當班裏的文藝委員。據同去開會的同學回憶，當時召集會議的是系支書和班輔導員。他的感覺兩位很像街道工廠的黨支書和團支書，都是吃政治飯的，所開的玩笑也比較粗俗，讓人失望。
當然，所有的不滿都被上大學的喜悅抵消了。上大學後，我戴着校徽走在街上，乘公共汽車，常常遇到羨慕讚美的眼光，感覺幸福又驕傲，雖然多少有些虛榮。
1978年10月，我開始在北京經濟學院上學。彼時經院的校舍依然被侵佔，宿舍，圖書館，教學都在同一棟樓里。絕大多數同學走讀，我因家遠分到了宿舍。除了校舍設備匱乏，教材，課程設置，師資也與高等教育名實不符。
我是經濟管理第一屆學生，但經濟管理又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強項，中國的企業也從未有過真正意義上的管理。當時的課程設置有《資本論》，國民經濟計劃，機械製圖等。後來我到美國念企管碩士，發現在中國本科所學的90%都無用。
不僅專業課，連數學，語文這樣的傳統課也因文革十年荒廢而找不到合格的師資。第一學期，我們的語文老師讀錯字，甚至說「鋤禾日當午」是李白的作品。同學們忍無可忍把他轟下講台。據說這類現象不僅我們學校，連北大都如此。聽一個小朋友說，她1980年代中期上北大生物系時，老師是現學現賣。國內沒有教材，用的是英文教科書，她因此英文提高很快。
雖然當時的教學不盡如人意，但上學的機會太難得了！我和我的同學如饑似渴地學習，直到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