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激進派"知識份子
最近以來，追究學生領袖在八九民運中應負責任的討論十分熱烈。有人揚言還要把"激進派"學生領袖架在火上再烤一陣。我看不必了，現在該烤烤我這個"激進派"知識份子了。1989年冬，當我隱匿在大陸西部奮筆寫作《歷史的一部分》時，自認為我和妻子北明所投身的是一種璀璨的光明。其時，北明尚在囚禁之中，我漫長的逃亡途中，到處見得橫站的長槍和瘋馳的警車。我懷着一種對光明的無尚崇拜，懷着一種隨時可能被補的命運感，秉筆直書，以給囚禁中的妻子寫信的書信體，回憶那場剛剛被絞殺的運動，真實地記錄下自己的思想與行動，以留給歷史。我寫道：我知道，在隨時可能被補的情況下，我在起草一份審判自己的起訴書，但這首先是審判儈子手們的起訴書！在眾多深明大義的普通人英勇掩護下，我並沒有被鷹犬們捕獲，因此，《歷史的一部分》終於未能成為中共審判我的起訴書。1990年春，手稿由一位日本學者帶出大陸，寄到普林斯頓。其中還有一份着作權委託書和一封致劉賓雁信。我請求劉先生代我在海外發表此書，並告訴他我將繼續在大陸和中共進行這種危險的遊戲。1992年春，我和北明完成了三本書（《歷史的一部分》、《告別陽光》、《紅色紀念碑》）共計100餘萬字的寫作之後，在國內地下組織的安排下，偷渡南中國海，踏上了新的流亡之路。使我們大為驚異的是，在國內逃亡寫作三年，孤陋寡聞，不知桃花源外已是天地翻覆。挨批的不再是十里長街上大開殺戒的儈子手，而是死裏逃生的青年！屠殺六周年前夕，更由《紐約時報》與《聯合報》記者與記錄片獨立製片人卡瑪聯合爆出聳人聽聞的"內幕"─學生領袖有一個誘使中共屠殺的"誘殺策略"。一時間裏，群起而攻。長安街頭的鮮血，現在要"激進排"學生領袖們分擔了！有人指責八九民運是"泄憤運動"，有人指責"激進"，有人說柴玲應與李鵬一起上審判台……據說在留學生的電腦網絡里，很有罵聲。直到親眼看見那些電腦"大字報"，看到"六四是傻×和王八蛋運動會"等奇文，我尚不敢相信眼睛……學生領袖們紛紛反思，那位剛從監里出來不久的文弱溫和的王丹已經反思到"我的功過是三七開"，"即七分負面作用，三分好的作用"之程度……
那些追求自由的可敬可愛的青年們，已經被槍彈絞殺了一遍，難道還要被文字再絞殺一遍嗎？
六四那天，我沒能在長安街上同青年和北京市民們一起並肩抗擊坦克，祗能遠在數百里之外聽着電話里傳來的槍聲，使我終身追悔！今天我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應該為青年們擋住幾排文字的子彈。如果青年們要為流血負責，那麼我更應該負責！如果王丹的功過是三七開，我的功過就是一九開，甚至罪而無功！寫到此，我不禁生出一絲淡淡的悲哀：看來，我的那本八九民運之後最早的回憶錄，竟真成了審判自己的起訴書！
我是打架的
以下是《歷史的一部分》（1989年底完稿，1990年送到海外，1993年台北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一書記錄的我所參與的事件。
1989年4月14日，我和北明及幾位山西文友赴京參加一個我的作品討論會。次日胡耀邦逝世。開始，我們祗是旁觀者和大字報抄錄者。漸漸為青年們的熱情所感召而投身其中。
4月19日晚在北大作家班向張伯笠等首次建議在不得已時可發起絕食。
4月20日，目睹衝擊新華門。
4月21日，為第一個知識界集體上書徵集簽名，當晚與遠志明謝選等到中南海、人大會堂遞交簽名信。
4月22日在北大作家班再次向王丹等學生領袖建議絕食。
4月25（26？）日回太原家中安排工作，換洗衣服，補充糧餉。5月3日赴京參加當年度中國電影家協會《金雞獎》評審委員會工作，同時參與民運。
5月4日參加5·4大遊行。
5月10日組織第一次作家遊行。遊行後邀蘇曉康等幾位作家在王兆軍家討論，決定：1、起草《5·16聲明》，2、召開知識界會議研究局勢及下一步行動。
5月11日起草《5·16聲明》。
5月12日，和趙瑜、蘇曉康主持知識界討論會，決定：1、全力支持學運，發起5月15日知識界大遊行；2、委託我與趙瑜負責組織、指揮；3、分工在全國範圍內火速徵集《5·16聲明》簽名。
5月15日和趙瑜以總指揮名義指揮第一次知識界大遊行。
5月16日，和李陀等在北大三角地召開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正式發表《5·16聲明》。
5月16日晚，向柴玲、郭海峰建議控制次日大遊行，嚴禁進入商業區。
5月19日午，徵得絕食團指揮部同意，請於浩成先生與趙紫陽聯繫，表明想與他達成妥協之意圖，希望他公開表示個說得過去的態度，學生便可結束絕食。傍晚，於先生回來說趙已下台，中共已決定鎮壓。立即建議指揮部強行宣佈停止絕食，使戒嚴令成為無的之矢。
5月20日午，指揮絕食團指揮部廣播車，繞北京內城一周，起草《告全市人民書》，宣佈"目前所發生的，是一場反黨反人民反改革的反革命軍事政變"，號召人民"團結起來，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衛北京！"
5月21日深夜，建議絕食團指揮部調動外地同學堵住廣場附近的地鐵出口，防止軍隊突襲。
5月22日，和趙瑜以總指揮名義指揮第二次知識界遊行。是為戒嚴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
5月23日，參與成立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出席每日例會。
5月23日（？），在聯席會議休會時間，與張郎郎等研究決定策動萬里返京─通過關係轉告萬里：北京將組織從機場到天安門廣場的百萬人的夾道歡迎。請他主持人大緊急會議，依據憲法，解決危局。
5月24日（？），在聯席會議上提出：是否可號召人民擠兌國家銀行？因擠兌同時會造成國家經濟損失，請會議斟酌利弊。會議因無經濟專家，遂將此提案擱置。
5月26日，離京返回太原。
現在，有些朋友已宣稱自己及多數知識份子是"勸架的"。看來我不是。我"激進"。我是"打架的"。而且永遠不會成為遊走於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勸架的"。
需要略加說明的是：我的"激進"與"打架"不過是作為一個公民爭取行使憲法承諾的公民權利。我的全部目標與手段、策略皆沒有逾越法律界限與非暴力運動的界限。如果這是"激進"，那麼"穩健"是甚麼意思呢？
我沒有自覺承擔歷史責任
但我的架打得不夠好。
我首先應該為5月26日離開北京一事承擔責任。在《歷史的一部分》中，我回憶了當時的情況：
"五月二十六日，咱們收捲起發臭的衣衫返回太原。其時，戒嚴令已宣佈六天，軍隊毫無進展；學生、市民已開始懈怠疲軟，遊行隊伍亦日見稀少；交通已開始恢復……一些學生、知識分子問我對形勢的估計，我說中共已抓准了學運的最大弱點∶怕拖。學運不怕壓，就怕拖，一拖就疲，一疲就垮。從學生角度分析，雖然高潮已過，想撤中共也不給台階，必然是僵持下去，形成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問我結局如何？答曰∶待學生、市民更加懈怠之際，突然襲擊，沖入廣場，幾個兵抬一個學生，塞進汽車拉回學校，封起門來秋後算帳。
前瞻消極，加之赴京日久，彈盡糧絕，疲憊不堪，祗有回家休整。"
——在89年底完成的書稿中，我顯然沒有對自己的這一行為作出反省。主要原因是當時還沉浸在六四屠殺的悲憤之中。次要原因是自認為並非在情況危急時逃跑。
由於劉賓雁先生怕刺激中共加緊對我們的搜捕，手稿一直未能出版。新完成的兩本書也祗能遭到如此命運。這是使我們下決心去國的原因之一。1992年夏初，在《歷史的一部分》即付梓之際，我在"附記"里寫下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聽到一些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的自我反省，為他們的迅速成熟感到高興，也有一絲疑惑∶對這些年輕人，人們是否苛求了？作為現場參與者，我認為這句話十分中肯∶他們已作到最好。
要多反思一下的該是知識界。恐怕我們尚未作到最好。我自己尤其是。
有一夜，誤傳鄧小平下台，改革派大獲全勝。我拉着妻悄悄撤出廣場，打算就此脫離運動，讓學生領袖們去打掃戰場，處理勝局俗務。
五月二十六日，形勢僵化，無力挽狂瀾之策，又是撤出廣場，一撤就撤回了數百里之外的山西，棄別人於熱鍋上煎熬。至六四屠城，方意識到辜負歷史重託，愧對慘死同胞。
我介入較早較深，本來應當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但我始終未能意識到，而總認為知名度不夠，年齡不夠，總希望扶持別人，自己祗是出謀劃策。
不敢挺身而出領導！
不敢承擔歷史責任！
如果我更自覺地承擔起責任，雖亦不可能改變六四悲慘結局，但至少知識界的許多工作可能做得更好。
……
天安門六四之夜的撤離行動，更使我羞愧萬分。劉曉波等四人所起到的關鍵作用，證明只要勇於承擔歷史責任，在任何困境中都可能有所作為。而我卻祗能恥辱地枯坐電話前，聽着電線傳來的屠城槍聲！
也許這並非偶然。
也許我和大批與我相同的知識分子永遠不可能承擔起這種歷史的責任。
因為我們懼怕良心的責任∶我有權領導（號召、驅使）他人去為一個那怕是崇高理想而鬥爭，從而承受苦難與犧牲嗎？我有權決定自己命運，但是我有權決定他人命運嗎？
─逃避責任。
這樣的知識份子註定不可能成為政治領袖。"（《歷史的一部分》第103、104頁）
我極端地蔑視權力。運動當中一些人爭奪權力和"押寶"的行為令我極為不屑。我的過錯在於把權力與責任混同。其實，沒有權力不等同於沒有責任。古人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況且，我也不是沒有權力。運動後期成立的各界聯席會議雖然名義上祗是一個協調機構，但實際上具有極大的權威。既然出謀劃策，就必須為這種出謀劃策承擔責任。勝也撤離，僵也撤離。形同散兵游勇，視國家大事如兒戲！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真是把"革命"當成了"節日"！特別是八九民運流血的結局，使我這種逃避責任的過錯升格為一種罪行。雖然沒有人要我為此承擔責任，但一種無可言說的負罪感幾年來一直沉重地壓在心頭。說實話，應該是我去死的。應該是我用胸膛為年輕人擋子彈，卻年輕人用胸膛為我擋了子彈。我真心地承認並會永遠記住：他們是為我而死的！烈士們已化作一顆顆寒星，從遙遠的天際默默看着我，看我怎樣走完餘生的旅途。
[page]
（我之所以能在全國通緝且有秘密通道的情況下輾轉半個中國堅持逃亡寫作三年之久，與逃避責任而感受的恥辱多少有關。我之所以強烈地為學生領袖們辯護，更與此有關。青年們一無經驗二無聲望，卻自覺地承擔起歷史使命，卓越地領導了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他們剛剛從血泊里站起，便遭到了無數的指責。我、以及眾多與我相同或大不如我者，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承擔責任，無人追究。那些當年的怯懦者更真理在手大加韃伐而不覺稍有臉熱。事情就有些荒誕起來。）
我願為絕食接受審判
王丹在承認"我的功過是三七開"時，具體提到他所起的"負面作用"，祗舉出一個例子："比如我也是堅決主張絕食的成員之一"。顯然，他認為主張絕食是他最大的過錯。此外，還有朋友指出：知識份子推波逐瀾、出謀劃策者，"將'文革'絕食經驗傳授給學生"。我很感謝他們沒有點名。作為絕食的始作俑者，我該再"說清楚"一次了。（順便說明一句，絕食的發明權不在文革。）
據張伯笠回憶：
"兩天過去了，中南海沒有任何動作。（指對學生們提出的七條要求。——鄭義注。）四月十九日晚，鄭義和北明又來到我的宿舍找我，鄭義建議，實在不行就絕食，這是非暴力鬥爭最有效的武器。我趕緊從書柜上找出《甘地傳》，研究甘地是怎麼絕食的。
鄭義說，應該先寫個絕食的標語，但商店已經下班了，買白布也來不及了。我把我床上的白床單拿下來，鋪在地上，兩大瓶墨汁倒在飯盒裏，鄭義撅在地上，像寫他的《老井》那樣認真寫着'絕食'兩個大黑體字。同學們都誇他字寫得好。他笑道：'文化大革命時練的。'
當我把'絕食'的床單帶到新華門前時，正是四月十九日午夜了。幾個北大的同學把床單鋪在新華門前，北大數學系的一位同學很認真地徵集簽名，那些守門的軍警毫無表情地看着他。"（《中國之春》1993年6、7期合刊：《長歌當哭》。下同）
"晚上，（指4月21日。張伯笠記憶有誤，應為22日。因這次談話中涉及郭海峰跪遞請願書。——鄭義注）王丹、熊炎、郭海峰等人來到我的宿舍，商量籌備北高聯的事，鄭義和夫人北明也參加了，鄭義對形勢作了精闢的分析。他認為這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從這幾天發展的情況可以看到大學生的成熟和穩健。他告訴我們他這幾天四處奔走，已開始徵集着名知識份子簽名，他們將以公開信的形式上書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人大常委會，要求他們能認真聽取同學們的意見，鄭義還就遊行、靜坐、罷課或絕食等步驟提出建議，讓我們參考。"
根據我的回憶：
"當晚（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後─鄭義注），氣氛頗緊張，盛傳各高校要實行軍管。咱倆又匆匆混進門禁森嚴的北大。我急着叫人找來學生領袖，要專門同他們談一個問題∶絕食。這是一個屢試不爽的強大的群眾鬥爭武器。在一間學生宿舍里，王丹、郭海峰、熊焱（？）與咱們見了面（在場的還有作家班張伯笠、陳建祖）。簡單寒暄兩句，立即進入正題∶如果當局實行軍管，不准貼大字報，不准示威、請願，不准出校門，便可立即宣佈絕食。既不違法，又是困境中最有力的鬥爭方式。我向他們簡略講述了文革中我親自參與的一些絕食鬥爭。祗要有數十人宣佈絕食，就會有數百上千人響應，就會有數萬人圍觀，捐款捐物捐藥。而絕食者的請願條件，便立即會成為全社會的議論中心。過二十四小時，體弱者開始昏倒；過四十八小時，開始大量昏倒；七十二小時是一重要臨界點，每一分鐘都會有救護車呼嘯而去；穿梭不停的救護車將成為這座城市的主要景觀；在政治高壓下平素沉默不語的社會，立時會燃成憤怒的火山……此外，我對他們堅持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表示大加讚賞，回顧了文革武鬥給人民帶來的痛苦；暴力脫離民眾，而且，暴力往往導致新的專制獨裁……我提請他們注意∶儘快通過全校大選，成立合法的新學生會，儘快出版自己的報紙，以事實上的組織與出版物來爭取憲法上一紙空文的結社出版自由；穩定領導核心，不要搞書生氣十足的大民主，走馬燈似地撤換領導核心……"（《歷史的一部分》第23、24頁）
我並不年輕，也不糊塗。早在當時，我就有承但責任的精神準備。
"聽說是北大王丹發起，我心裏一震。如果絕食有了善果，推進了政體改革，一切都好說。如果出了意外，我是難辭其咎的。
中午，北大二百絕食同學進入天安門廣場；我聞訊趕到已是傍晚，正值清華、北師大、科技大、北航、理工等校絕食隊伍入場。在場群眾不多，數千而已，氣氛不是大遊行似的興奮，壓抑、輕微的悲壯。標語口號已成哀兵必勝之勢∶'絕食請願，實屬無奈'、'絕食，不吃油炸民主'、'剷除官倒，從中央做起！從領導做起！從現在做起！''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改革需要犧牲'、'永別了，媽媽'……
當一面巨大的黑色的'絕食'大旗在紀念碑前正中旗杆上升起時，我眼中含滿了淚。在這個巨大的廣場上，也許只有我一人才明白學生們邁出了怎樣的一步！破釜沉舟，義無反顧！這是退縮與堅定的界溝。一旦越過，你便再無退路。青年們在宣誓了∶'我立誓，為了促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繁榮……'心裏油然而生由衷的敬愛。我不了解他們內部討論與決策的過程，但他們分明把這進可攻退可守的超級武器運用於擺脫低潮，把民主運動推向前進。這就是赤誠、勇敢！這就是智慧！
南來的風，鼓起了兩根旗杆間的絕食大旗，如一面黑帆。這黑帆將載我們去何方？我說不清。也許，我們將抵達民主與自由的彼岸；也許風暴將把一切都埋入深深的海洋。無論結局如何，這些勇敢的年輕人都將付出沉重的代價！
難道歷史的車輪要靠代代精英的鮮血來潤滑？！
根據"絕食請願團"正式宣佈，絕食從五月十三日下午五點二十開始。
患軟骨症的民族不應忘記這個時刻。"（《歷史的一部分》第43、44頁）
─所說"意外"，僅指絕食者死亡或終生殘疾。至於說到要為絕食造成運動升級而因此"造成流血"承擔責任，我當時還不具備這樣豐富的想像力。
當我逃離大陸之後，特別是當我了解到在91年巴黎會議上大家為絕食發起者、絕食書起草者到底是誰頗有爭執之後，便不願再提這段往事。今天，當絕食已成為"激進"的重要象徵，當人們已經開始在共產黨之外尋找應對流血負責的人士之時，我不宜再保持緘默。對於一個決心永遠與權力保持距離的自由知識份子，在政治上爭功是一件可笑而不智的事情。但現的情勢，使我不得不站出來為自己的言行承擔責任。
我對我在八九民運中所作的每一件事情負責到底。
我願意接受道德的、歷史的以至法律的審判。
我在文革中的絕食經驗
憶及先後向張伯笠、王丹等人建議絕食，這思路源於文革中的直接經驗。
我一直認為存在"兩個文革"。一個文革，毛澤東的文革：自覺地利用群眾運動，摧毀政敵，奪回最高權力。一個文革，老百姓的文革：自覺不自覺地利用合法條件，反抗專制統治，爭取基本民主權力。這"兩個文革"互相利用交錯纏繞，情況十分複雜，但人民追求自由、民主、正義的傾向不可抹殺。1967年夏，打着"造反"旗號摧毀中共地方政權的鬥爭已進入高潮。其時，我正在貴陽，參加首都紅代會清華井岡山駐黔聯絡站工作。
一個突發事件震動了貴陽∶造反派的一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從省城至畢節縣的幾百里山路上被分割包圍。這支以唱歌跳舞來宣傳造反的"遠征軍"被沿途各縣武裝部巧妙切割∶每縣只攔截住車隊的尾車，致使從貴陽到省界畢節的漫長道路上各縣都成了圍鬥造反派的"戰場"。斷絕飲食，不許下車大小便，多人被毆傷，孤立無援，情況萬分火急！
鞭長莫及，在省城佔優勢的造反派祗有遊行集會，向顯而易見的禍首貴州省軍區強烈抗議。但軍頭們根本不怕遊行示威，不予理睬。在一次緊急會議上，一些人提出一個方案∶組織一支龐大車隊去把人搶回來。我堅決反對，理由十分簡單∶在山間公路上攔截與切割車隊易如反掌。不久之前，在四川宜賓城郊，我就有過失敗的經驗。於是組織車隊的方案被否決，絕食抗議成為決議。
次日，數百絕食，數千後援的學生隊伍佔據了市中心大十字路口，交通立即斷絕，政治氣溫驟然高升。我向王丹張伯笠等學生領袖所描繪的絕食景觀正是那次絕食的實況。救護車滿城飛馳，市民包圍着絕食學生，而拯救遠在天邊的宣傳隊頓時成了全市人民的中心話題。一天多之後，省軍區終於坐不住了，派人來與學生談判。他們也怕觸犯眾怒；另外，他們更怕學生幾個小時一封告急電報，引起了中共高層直接干預。但開始的談判失敗了∶學生們的條件過高，軍頭們下不來台。大約在絕食四十八小時前後，我們聯絡站開始干預，勸告學生放棄"承認錯誤，追究責任"等過高要求，只要先把被圍困的同學撤回來就是大勝。理由頗能說服人∶文革中的絕食，大多在六、七十小時左右中共高層便開始干預，不好表態時一般便電令"復食鬧革命"。根據目前政治局勢，高層絕不會一邊倒地支持我們，萬一來一個"復食鬧革命"就前功盡棄了！─所以，必須利用軍頭也怕上面干預的心理，馬上達成協議，把受困同學救回，只要軍方事實上低頭了，危機解除了，我們就獲得了重大勝利。根據我們提出的這一策略，學生與軍方徹夜談判，迅速達成協議∶雙方派員共同組成一個"調查組"立即上路，儘快把學生撤回貴陽。
翌日黎明，我作為學生代表隨"調查組"出發。約近午時，車隊來到雲貴高原上幽清險峻的鴨池河畔。我們還未過橋，便目睹一慘劇如電影慢鏡頭般歷歷展現∶在"調查組"三、四輛解放牌大軍車前，一直有一輛大客車，裏面是十來個熱心救援活動的學生。他們並非"聯合調查組"成員，但誰也不曾禁止他們隨隊出發。鴨池河兩岸峻峭，千仞石壁刀削。我們目送那大客車如何爬上對岸削壁，又目送它如何突如其來地一個跟頭栽下百米深的河，炸彈般激濺起沖天大浪。人們驚呆了。車隊不由自主地停下。
幾位學生領袖跳下卡車，拉開駕駛室門，拽住軍方首席代表（一位軍區副參謀長）脖領便要打。我迅速跳下車，拉住了哭喊着的失控的學生。不能打！和軍方代表在這裏打起來，貴陽的絕食怎麼收場？那是關乎全省造反派政治前途的大局！又驚又氣變了臉色的副參謀長整整風紀扣，急步向橋頭哨所走去，命令守軍下河救人。其實士兵們早已自覺跳下寒徹肌骨的高原河撈人了。
當我們的車駛上對岸峭壁，事故原因一目了然∶為了攔截造反派擬議中的救援車隊，在險要之處設置了大青石路障。一會兒，從半崖下抬上一具屍體∶跳車的司機。腕錶還在走動。又一會兒，救起兩個學生。
突發事件使人頭腦異常清醒。我問∶最近的縣城在前還是在後？在前。便留人留車繼續打撈，裝上急需搶救的傷員和屍體高速向前。從這一刻起，我從茫然失措的軍方代表和悲憤欲絕的學生領袖手中自動接過指揮權。
到達前方第一縣城，傷員送進醫院，便立即到縣武裝部安排放人。軍方代表與當地武裝部長密談片刻，一切問題解決∶立即派醫、派車，把被圍困多日的學生送回貴陽。現在，問題倒出在學生一方了∶不肯回貴陽，要堅持鬥爭到底。我自報家門，以急切的口吻三言兩語談完貴陽絕食的微妙處境，要求他們顧全大局。"回貴陽！現在！馬上！"學生們再無二話，即刻上車返回貴陽。現在，至關緊要的是封鎖消息了！與"聯合調查組"學生領袖們談∶死人消息千萬不能傳到絕食現場，否則群情激昂，局面失控，前功盡棄！一致同意。好，分頭執行∶他們安排暫不往回送死人和傷員，我到郵局打長話（不用官方電話，怕露"底牌"）請貴陽控制事態，防止抬屍遊行。每到一縣，皆照此辦理，先到武裝部嚴令放人，再到學生處發表五分鐘局勢演說。晝夜兼程，寢食俱廢。一直挺到那遙遠的省界縣─畢節。
此時，貴陽那煞不住車的絕食早已越過了七十二小時"警戒線"，我向軍方要了輛英國吉普，連夜返回貴陽。一路上，我不斷催促司機加速，我必須趕在高層電令"復食鬧革命"之前趕回，主動宣佈絕食獲得勝利。數百里山路，趕到貴陽已是午夜或凌晨，驅車直駛絕食中心，跳上指揮車，拿起話筒，宣佈∶最後一批被圍困的戰友已在安全返回貴陽途中，我們的絕食鬥爭獲得了完全的勝利！"哦……"成千上萬的學生與群眾發出勝利的歡呼！學生領袖們開始擬寫正式宣佈停止絕食的文告，我癱坐着，迷迷糊糊地意識到∶一副千鈞重擔已從肩頭卸下─苦鬥兩天兩夜，一場超逾一百小時的絕食鬥爭終於……撲滅！
這種事還幹過一次。從貴陽星夜趕赴遵義，成功地"勝利結束"了一次陷入僵局的絕食。在《歷史的一部分》中有較詳細記載，此處不贅。
我應對絕食陷入僵局承擔主要責任
然而，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我卻一籌莫展。我不停地詢問自己：鄭義，你這位"勝利結束"絕食的行家，你該如何動作？
一百小時之前，我尚沉得住氣。
因為我感覺學生們提出的條件不高，一條否定四。二六社論，一條真正對話，祗要當局有心結束危機，不難做到。那怕僅僅是部分做到，便可以動員知識界作學生的工作，肯定有限成果，結束絕食。未曾料想，中共死硬得寸步不讓，這就把絕食鬥爭推向僵局。
在天安門廣場的日日夜夜，每當我聽到《讓世界充滿愛》的晨播開始曲那安詳和平的聲音，便猛然一震∶又是二十四小時過去了！怎麼辦！
救護車將悽厲的笛聲傳遍全北京。昏厥的頻率已按幾何級數在劇增，醫護人員緊張地抬着擔架穿梭跑動。
從表面看來，這個已擴大到整個天安門廣場的巨大營區一切依然如故。但我卻真切地感覺到，這裏的氣氛已緊張到足以繃斷任何堅強神經！這裏發生的事件，現已超出了我的經驗和政治智慧。我一直自認為是一個沉着的人，但近日來也感到了無法承受的精神壓力∶雖然絕食是王丹等人發起的，但當那面黑旗升起的一瞬，歷史的責任也雷霆萬鈞地壓上我雙肩，壓得我呼吸困難！出路何在？經過痛苦思索，我決心打破運動中始終堅持的不與上層接觸的理想主義原則，儘快與鄧小平接觸，申訴此次運動意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絕無打倒他之意圖，以期他作出某種程度的讓步，結束絕食，走出危機。但鄧家的人已找不到了。又徵得絕食團指揮部意見，托人與趙紫陽接觸，尋求妥協之途。聽從趙紫陽勸解，給趙一分，算是支持改革派；趙對學運表個說得過去的態度，給我們一分，以勝利結束絕食，鞏固已獲得的民主成果。但趙已下台。我為結束絕食所作的努力毫無成效。最後，這場無法收場的絕食運動以戒嚴令的頒佈，以對抗形式的轉化（堵截軍隊）而結束。
我所犯的錯誤是沒有認清對抗格局。文革中的絕食能收放自如，是因為對方是地方當局，在許多情況下，地方當局也畏懼最高當局的仲裁，不敢擴大事態。更重要的一點：文革造反帶有"奉旨造反"的色彩，毛要利用造反派打擊政敵，對某些"越軌"行為也祗有採取懷柔政策。而89民運的絕食運動則是與最高當局的直接對抗。如果最高當局採取非理性的死硬對策，一步不讓，甚而刺激，就成了僵局。將彼時彼地的經驗不加分析地套用於此時此地，使絕食陷入僵局，我應承擔主要責任。而且，在一百小時之前不積極尋求控制事態的途徑，實際上是對中共在最後關頭的讓步抱有希望。事實證明這是幻想。我願承擔絕食的責任，是我不可能推卸這個責任。不僅在於是我最早建議絕食，還在於我對學生有一定的影響力，還在於所有具有影響力的學生及知識份子中，祗有我有發起絕食和平息絕食的經驗。
我應為號召堵截軍隊承擔責任
20日宣佈戒嚴。但深夜開進的軍車被英勇的北京人堵截在城外。我意識到能否堵住戒嚴部隊，是成敗之關鍵。20日午後，我向副總指揮李祿建議把絕食團指揮車開出去轉轉，停在廣場上發揮不了作用。必須把我們堅守廣場的決心公之於眾，號召群眾堅決堵住軍隊。（大約18日後，指揮部便轉移到一輛大客車上。因車門便於把守，開會可少受干擾。車上安裝了擴音設備，）李祿同意了，把車交給我，由我指揮。我趕緊到廣播站叫上北明，安排她與另一個女學生輪流播音。再把學生領袖悉數請下車（怕公安機關扣押廣播車抓人），然後把車開上長安街。稿件是《告全市人民書》，由我匆忙中起草，僅三、二百字，辭句激昂。大意是∶李鵬、楊尚昆等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擅自宣佈戒嚴令，調動數十萬軍隊包圍北京，使用了從催淚瓦斯到坦克、武裝直升機的現代武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人民。他們撤消了趙紫陽總書記的職務，發動了一場反黨反改革反人民的反革命軍事政變。他們的反革命行徑，遭到人民的堅決反對，數十萬大軍被人民成功地阻擋在北京城外，未能進入北京一步！在這個決定中國命運的嚴峻時刻，我們號召一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市民團結起來，保衛愛國民主運動已取得的勝利成果，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衛人民的首都北京！
[page]
這個《告全市人民書》得到群眾極其熱烈的反應。每一段，甚至每一句都引起歡呼。我將軍隊入城定性為"反革命軍事政變"，原因之一是他們打倒了總書記，而且那兩日鄧小平也杳無音訊。有人估計是反改革派乾脆連鄧也一起打下去了。我們沿長安街西駛，以步行速度經西單─宣武門─前門─崇文門─東單─天安門，在市中心繞了一圈兒。廣播車後緊隨着上千自行車和步行者，好像是一支遊行隊伍。寫稿抄稿找不到筆了，祗要向車窗外喊∶"筆，誰有圓珠筆？"馬上就會有幾支筆遞進來。好幾次被攔住，人們硬要往車上成箱地送飲料、麵包、口罩（防催淚彈）等物品。推辭不下，祗好收下。其實車上堆滿了這些東西，吃、喝、藥、用，應有盡有。群眾的熱情使我深為感動。尚未聽清廣播內容，遠遠望見"絕食團指揮部"幾個大字，便是一陣歡呼。在北京市公安局門口，我請司機停下來，專門衝着大樓廣播。許多警察都擁到門口窗口來靜靜地聽，卻無人衝出來抓人。至此，我懸起的心才放下來。剛才讓學生領袖全部下車實在是過慮了！有這麼多群眾保護，中共是不敢輕舉妄動的。我悟出一條道理∶祗要軍隊進不了城，戒嚴就是一句空話，運動就不會被扼殺。此後，我還建議調動外地學生防守地鐵，巡視堵軍車"前線"等等。（見《歷史的一部分》第88頁─第93頁）
這些無疑皆屬"激進"之舉。最近查閱資料，發現我寫的《高全市人民書》可能是戒嚴之後最早的正式文告之一。我把戒嚴定性為"反革命軍事政變"，也是最為激烈的言辭。如果堵截軍隊是嚴重的"激進"事件，我應承擔煽動罪。
我還有一項嚴重的責任：未能估計到屠殺。我這樣一個閱歷豐富的對國情有較深了解的作家尚且如此天真，就不要再責備青年們了。嚴格說來，這是成年者的集體罪過。我應分擔極其重要的一份。
但六四後海外媒體上曾報導的"正義者同盟"非我所組織領導。暗殺與地下武裝鬥爭並非我的信念。
從自由出發
在表示承擔責任的同時，我心中懷着巨大的憂慮。絕食和堵截軍隊無疑是構成八九民運的主體事件。沒有絕食與堵軍車，就不會有五月高潮，當然也不會有公開屠殺，但也就不會有全國二百個以上城市的抗爭，也就根本不會有徹底否定中共統治合法性的八九民運。
個人毀譽事小，國家興亡事大。
如果競相認錯悔罪，是否為了個人道德完善而置人類正義於不顧？
如果連比較溫和的王丹都是三七開，過大於功，那麼柴玲、李錄、封從德、張伯笠、韓東方、嚴家其、鮑遵信、陳一咨、萬潤南等又該如何論罪？
如果站在第一線的人物皆過大於功，是否在邏輯上構成對89民運的嚴重否定？
如果隨波逐流聽任否定爭取自由的英勇鬥爭，是否更加不道德？
如果譴責為爭取自由而付出的犧牲，是否推翻了一整部人類史？
如果必須為反抗而招致的公開屠殺承擔責任，是否更應為不反抗而延續那數量更大的例行屠殺承擔責任？
我心中充滿痛苦！
我們這一代人，從來就不是書齋里的智識份子。壓迫與反抗已成為我們血液中不可改變的深在。我一刻也不敢忘記∶我就是囚禁在西北勞改營被活活折磨而死的右派，我就是瀕臨餓死手持棍棒揭杆而起的雲貴高原農民，我就是金沙江邊像柴垛一般燃燒的戰死的造反者，我就是被活活剖腹挖心分而食之的廣西少年，我就是像狗一樣蜷縮在破麻袋片上曬太陽的因勞致殘的老農，我就是奶頭上掛着孩子煙熏火燎地煮食雜糧野菜的大嫂，我就是挎半籃雞蛋去換食鹽的倚杖而行的大娘，我就是刺血而盟秘密分田單幹的貧下中農，我就是長安街上被坦克碾壓被槍彈洞穿的學生，我就是四處流浪受盡凌辱的打工妹……─我不可能完全是安坐於太原及普林斯頓書房裏的那個我。我不可能不為我所目睹我所經歷因而我所代表的苦難問一聲為甚麼！
我們如此認錯悔過，是否在不動聲色地剝奪人民反抗暴政的基本權力？暴君們可以剝奪我們所有的權力，而無法剝奪的最後的權力就是反抗。
為甚麼我們嘴上講的是從自由出發，而實際上卻主張從功利出發？
我並不想把自由與功利人為地對立起來。自由是好的，功利也是好的。當兩者不可得兼之際，我們該如何選擇？
在《為柴玲辯護》與《試論打破一環》兩篇長文中，我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論述了八九民運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妥協、避免流血、維憲守法、柴玲"5·28錄影講話"、檢討歷史的標準、失敗、集權政權的不妥協、極權社會的反抗、理性與非理性等等。在這些論述的基礎之上，現在要談的是八九民運的精神。
裴多菲的一首小詩如此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首詩無人不曉，竟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爭取自由的戰鬥口號。本來，自由具有功利的成分，因為它體現為一系列基本權利。但是，當它一旦成為人類公認的基本價值觀念，成為一種理想，就獲得了超越功利的精神價值。讓精神屈從於功利，生命就返祖為一種本能的生物性存在。人類為自由、尊嚴和愛情而不惜捨棄生命，並非對生命的否定，而是對生命的最高的積極的肯定。因為人是有精神的。沒有了精神，人就不成其為人！正是有了自由精神，人類才成為天地間最輝煌的存在！有人曾這樣假設：如果半個世紀前中國人不抵抗日本入侵而甘作順民，那麼今天不僅會享有富足的生活，而且隨着世界潮流也會自然地獲得民族獨立。從日本對東北及台灣的經營來看，這種假設並非沒有一定道理。但這種假設忘記了一個常識：自由是人類的天性。幾乎所有的國家和民族都有為自由而戰而流血而犧牲的歷史。僅就社會主義國家而言，舉其大端，1953年在東柏林，1956年在布達佩斯，1956年在波茲南，1968年在布拉格，1976年在北京，1980年在格旦斯克，1989年在北京，1989年在布加勒斯特，1991年在莫斯科，人民都曾為自由而戰，並已經成為人類尊嚴的光輝篇章！如果選擇一個場面選擇一個鏡頭作為八九民運的精神象徵，相信多半會選擇王維林隻身擋坦克。一個手無寸鐵的平民屹立在一大隊鋼鐵武器前毫不退縮，正是經典地表現了這種"不自由，毋寧死"的人類尊嚴。以"激進"來責難否定八九民運的朋友們，可以試着先批判一下王維林。批判他"以卵擊石"、"不會妥協"、"浪漫煽情"、"期待流血"、缺乏"責任倫理"、不是"建設性的反對派"……總而言之─"非理性"。我猜想你們是作不到的。王維林烈士的壯舉感動了全人類，因為他體現了從自由出發的最高貴的人性！這一畫面，已作為人類對生命的終極理解和對自由的無上崇拜之最經典的詮釋而載入史冊！
中共憑藉武力建立了一個歷史上最殘暴的政權，對於一切人民的反抗，不管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哪怕僅僅是思想的，他們非抓即殺！據估計，他們在和平時期殺死的人數是奪權時的20倍！在這種恐怖統治下，我們手不能作口不能說心不能想，甚至一則日記一封家信一字筆誤都會惹來殺身之禍！就連在刑場上，他們都不允許就義者最後的一聲呼號：用棉花塑料堵嘴，用膠粘嘴，用竹筒彈簧塞嘴，用手術線縫嘴，用鐵絲勒嘴，用繩索套頸，注射麻醉劑，口服抑制劑，刀刺軟肋，割斷喉管等等。雖然人民一直沒有停止反抗，但這種滲入血肉的恐怖畢竟達到了目的：絕大多數的人被抓怕了殺怕了。八九民運的空前規模的英勇抗爭，正是中國精神黑夜裏一道燦爛的理想之光！每一個民族都在自己的歷史中給捨身取義的英雄留下了一席最尊崇之地。這不是對功利而是對精神的崇拜。失去了這種精神，就失去了理想，失去了魂魄，失去了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根據。特別是在我們今天這個物慾橫流的墮落的時代。一個民族可能遭受失敗或挫折，但祗要這種自由精神不死，就不會被征服，就一定會復興！
89年的中國比一千個太陽還亮！
那塊苦難大陸上迸射出令全人類眩目的光！
我們中國人釋放出心中壓抑已久的自由之火，並在那聖潔的火焰中純淨了靈魂！
那五十幾天勝過渾渾噩噩的一百年！
─請不要忘了那些值得驕傲的日子！
在我即將結束本文之際傳來消息：中共中央軍委4月18日發佈1995年15號命令，將中國大陸城市分為五級，規定駐軍人數，加強戒備。國務院撥款15億5千萬作為軍隊部署的特別款項。目前，不算正規軍，中共已成為擁有六百多萬警察部隊（公安部隊4百50萬，武警部隊1百50萬）的超級專制國家！在這種超級恐怖政策之下，如果我們民族還想尊嚴地生存下去，如果我們中國人還要從自由出發去重塑我們的生活與靈魂，我們別無選擇，祗有如守護火種一樣在黎明之前守護八九的自由英魂！
那位參與戊戌變法策動護國討袁的啟超，曾悲憤地要向國會磕一百個響頭"求賞憲法"。我不能與任公相比，奢望亦不及他高，但悲憤之情卻同樣難以言表！我要向在六年前也曾灑過一掬純淨淚水而今天鳴鼓而攻的各位朋友們磕頭。我向你們磕第一個響頭：請不要瀆八九民運！我向你們磕第二個響頭：請不要瀆八九民運！……我向你們磕第一百個響頭：請不要瀆八九民運！
在《歷史的一部分》中，我寫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八九民運之偉大，不僅在於慣於忍受的中國人第一次挺直脊樑站了起來，要求結束做奴隸的歷史，還在於天安門廣場上的英勇抗爭事實上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總崩潰的開始，它已經成為確定不移地樹立起來的歷史的界碑。當歲月逝去，回首歷史之際，我們可能會更加準確地評估八九的光榮。
我們應當為自身的種種過失和道德缺陷反思懺悔，尤其是當我們憶及那些永別了我們的死難同胞之際。
但是，我們無權卑瑣地"每日三省吾身"，以懺悔反思之名去玷污八九的光榮。
因為八九民運不屬於我們個人，它早已屬於全體進步人類。"
我今天仍然不悔。我不願為一碗紅豆粥或者哪怕是如山的黃金出賣自由！
那怕祗剩下我一個人！
1995年6月24日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