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25日晚，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宣佈印度進入緊急狀態，中止憲法權利，並在全國各地突襲、圍捕她的政治對手。在隨後令人痛苦的21個月中，她的政權發動了一場殘酷的脅迫和威嚇運動，逮捕並拷問成千上萬的人，夷平貧民窟，並對窮人實行強制絕育措施。《緊急狀態志事》首次全面介紹了印度當代史上這一未被充分研究的事件。吉安·普拉卡什拆解了一個神話，即緊急情況僅是由英迪拉權力欲望所引發的孤立事件，他認為，這也恰恰是印度民主與民眾政治困境關係的產物。
通過檔案記錄、私人文件、信件、公開資料、電影文學材料，以及對受害者和作惡者的採訪，普拉卡什將緊急狀態的源頭追溯至印度獨立的1947年，揭示未能實現的民主轉型承諾如何打翻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平衡。他生動描繪了一場政治危機的發展，這場危機最終導致普遍的社會動盪，弔詭的是，英迪拉試圖動用法律來中止合法權利，以平息這場危機。她未能維持既有的政治秩序，造成了持久和無法預料的影響，為種姓政治和印度民主義打開了大門。
今天的推送摘自《緊急狀態志事》（Emergency Chronicles: Indira Gandhi and Democracy’s Turning Point）。
雖然編輯總是盼望「重版出來」，但經常也有「初版出不來」的時候。我們將在這個欄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來」書稿的書摘。
Gyan Prakas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在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建議下，印度總統在1975年6月25日臨近午夜時發表聲明，以存在國內安全威脅為由，通告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這一通告中止了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憲法權利，將審查制度強加於新聞媒體，限制了司法體系監督政府行為的權力，並命令逮捕反對派領導人。破曉前，警察大肆逮捕政府反對派。甘地式的社會黨人，七十二歲的賈亞普拉卡什·納拉揚（Jayaprakash Narayan）也在被捕之列。被大眾稱為JP的納拉揚作為一名反抗英國統治的自由鬥士，以及英迪拉父親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的親密夥伴，受到人們的廣泛尊敬。1973年，納拉揚放棄退休，重歸政壇，帶領學生和青年掀起一波運動熱潮，致力於推翻英迪拉政府。他的努力得到了大多數反對派政黨的支持和參與，但他否認他的目標僅僅是政治上的。他宣稱他的戰鬥是一場旨在擴大民主的根本性的社會和政治變革。他將其稱為「全面革命」（Total Revolution）。在政府宣佈緊急狀態前的幾個月里，納拉揚努力團結起成千上萬的民眾，聲討英迪拉所領導的國大黨政府的腐敗以及其對民主治國的損害。
賈亞普拉卡什·納拉揚
2011年8月，在羅摩力拉廣場（Ram Lila Maidan），這處常常舉行宗教事件或政治集會的巨大場地上，我看到數萬名民眾頂着德里（Delhi）烈日的炙烤聚集於此。正是他們，讓我回想起了納拉揚所領導的民眾抗議熱潮。這些來自德里各區以及德里之外的青年和老人（儘管年輕人居多），是在響應另一位甘地式的活動家，七十四歲的安納·哈扎爾（Anna Hazare）的號召，參與到這場反腐運動之中。廣場上的氣氛是歡樂的，空氣中充滿了原始的激情和對於變革的期盼。引發這場反腐運動的導火索是2010年爆發的一場醜聞——執政的國大黨政府部長和官員們幫助電信企業牟取利益，讓國庫損失了數十億美元。在新聞報紙、電視和社交媒體的廣泛報道下，這場騙局震動了整個國家。這件事在印度普通民眾中激起了共鳴。這些老百姓在與官員打交道時，不得不為了一些日常事務向他們支付賄賂，無論是申領駕駛執照，還是領取應得的福利津貼，甚至開具出生或死亡證明。高層官員的貪贓枉法似乎正讓腐敗滲入整個體系，迫使普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踐行謊言和欺騙。在這種廣泛厭惡政治體制的氛圍中，安納·哈扎爾站了出來。之前，他就因為在地方上的實幹精神而廣為人知。他在2011年4月發起了一場絕食抗議，要求政府委任一名受憲法保護的監查專員，專門負責起訴腐敗官員。這讓他作為一名反腐先鋒成為了全國矚目的焦點。他的絕食如星星之火，點燃了全國性的抗議，推動了反腐運動的誕生。狼狽不堪的國大黨政府答應了他的要求。但政府所提出的漏洞百出的立法條款卻並不能讓哈扎爾滿意。他再一次宣佈絕食抗議。2011年8月，成千上萬的民眾聚集在羅摩力拉廣場，支持他淨化民主政治的號召。當哈扎爾矮小的身影出現在高台上時，如雷的歡呼聲響徹雲霄。
安納·哈扎爾支持者在新德里印度門前舉行的抗議腐敗遊行中升起國旗
同時，正如報紙和電視所報道的，辦公室或別墅中緊張而焦慮的國大黨領導人，不知道如何應對這樣一場沒有明確政治腳本的運動。正如1975年的重演，又一位甘地主義者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提出自由民主的形式規程必須服從於人民的意志，並從根本上震動了整個政治體制。正如他那甘地式的先驅者賈亞普拉卡什·納拉揚，哈扎爾作為一位沒有政治野心的社會工作者享有極高的道德聲望。與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和佔領運動類似，2011年印度的這場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中存在着某種自發的成分。那些渴望被傾聽的熱心參與者大多數是年輕人，並且不屬於任何有組織的政治團體。塔里爾廣場（Tahrir Square）的起義終結了埃及第四任總統穆巴拉克（Mubarak）的統治；佔領運動讓人們認識到政治對話中99%對1%的語言；而印度國大黨政府從未能洗脫在安納·哈扎爾運動中所蒙受的腐敗恥辱，導致該黨在2014年的議會選舉中落敗。
從那時起，由不滿所帶來的民粹主義政治已經讓世界發生了劇變。在印度，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所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設計了一種聰明的選舉策略——利用「發展」的口號，煽動並利用占人口多數的印度教教徒對少數人口的不滿，在2014年成功掌權。我們也目睹了反移民情緒和穆斯林恐懼症推動了脫歐計劃的成功，以及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的勝利。對於難民的強烈抵制所引發的動盪局面已經重塑了全歐洲的政治風景線。在德國、法國、意大利以及其它幾個國家中，充當自由民主守門人的傳統政黨在多數人口不滿的壓力下面臨危機。鐵腕人物，像匈牙利總理維克托·奧爾班（Victor Orbán）、土爾其總統雷傑普·埃爾多安（Recep Erdogan）、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格·杜特爾特（Rodrigo Dutarte）已經將煽動民粹主義的憤怒作為一種治國策略。他們點燃久被壓抑的憤怒和羞辱感，刺激右翼民族主義者的暴動，以打擊那些被描繪成「人民」公敵的團體，從而鞏固自己的獨裁權力並鎮壓異見人士。
納倫德拉·莫迪
當前政治局面變革與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一系列改變有關。從二十世紀70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不加規範的全球化運作使貧富差距擴大，地方經濟凋敗，並導致了2008-2009年那場摧毀民生的世界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不僅導致經濟和社會錯位，還侵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將市場原則和競爭提升到治國合理性的高度，從而使一切趨於經濟化。它讓政治家將美德和公民權利拋諸腦後，讓他們忘記了民主自治規範的根本在於社會平等。隨着新自由主義將競爭作為生活各個方面的主要價值取向，舊有的種族主義情緒、民族團結主義，以及對移民和少數人口的仇恨，已經匯成一股席捲全球政壇的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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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情緒並不是新出現的，它們一直存在，只是右翼民粹主義近年激化了它們。這種政治策略用歷史上的不平等來否定公民人人平等的自由理想，將他們扔給一種社會達爾文式的新自由主義療法——即在無國界的世界裏為生存而奮鬥。民粹主義通過灌輸贏家和輸家的思想，大大激化了對於那些所謂該為「人民」的痛苦負責的「外來者」的強烈怨恨和憤怒。在這樣一個被官僚政府和跨國資本所統治，並日漸趨於全球化的世界上，投機取巧的政治領導人充分利用人們的無力感。他們迅速將人們因社區生活分崩離析所帶來的挫敗感轉化成憤怒，傾瀉到那些似乎該為這痛苦負責的人們頭上。可以預見，這些替罪羊一定是少數群體和移民。他們註定是國家和社區存在的威脅，成為多數主義者為了報復自身所投射的苦難而渴望對其施加痛苦的目標。在全世界隨處可以見到憤怒的勝利者誇張地嘲笑和殘忍地取樂那些被打敗的「外來」受虐者的困境。而傳統政黨和精英，早已把他們的靈魂出賣給了新自由主義。他們面對怨恨所帶來的民粹主義浪潮毫無還手之力，只能裝腔作勢地說說自由寬容、文化多元的空話。
在印度，民粹主義浪潮讓納倫德拉·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在2014年的大選中推翻了執政的國大黨政府。這場世人矚目的選舉勝利鼓舞了印度教徒主義（Hindutva）——這一觀念體系認為印度教是至高無上的，它是導致印度當今世俗結構趨於分裂的威脅之一。對少數群體進行人身攻擊，以反國家的罪名迫害異見人士，以及暴力團體以私刑處死穆斯林，只因為懷疑他們買賣和食用了牛肉——所有這些現象都已經屢見不鮮。秉承印度教徒主義的信徒將那些反對私刑的人們輕蔑地解釋為：這些「無根的世界主義」精英已經跟不上印度教大眾文化的腳步。他們給批評者帶上國家公敵的帽子，稱他們危害了國家的團結和發展。而這恰恰迎合了大多數印度人的意願。
Photo: Reuters
當勞·特朗普的美國和納倫德拉·莫迪的印度的對比是令人驚訝的。二者的特徵都是煽動民粹主義，迫害少數群體，號召支持多數主義，進而鞏固專制權力。但是兩者之間也存在着關鍵的區別。美國對於特朗普的種族主義綱領有着自然而然的反抗，而這是印度所缺少的。其中的原因並不難發現。在後殖民時代的印度，並沒有任何民權鬥爭的歷史能夠支撐起少數群體享有平等民權這一觀念。相反，它那世俗和民主的憲法正是在民族主義者推翻英國殖民統治的大背景下誕生的。而在當今印度民族主義受到印度教多數主義挾持的情況下，大眾為了捍衛少數群體的平等民權而進行廣泛鬥爭更加難以實現。另一方面，在美國，群眾層面的抗爭是頑強的。在本書寫作期間，共和黨控制着國會、參議院和總統，但他們仍然無法徹底廢除奧巴馬總統（Obama）的《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Health Care Act）。法庭已經否決和限制了特朗普種族主義移民政策的最極端的版本。報刊和媒體上的批評是尖銳的。總統的支持率遠遠達不到多數。然而，在印度，莫迪仍然享有大眾的支持。印度民族主義之下的民粹主義煽動，特別是富於抱負的城市階層，始終為他提供着極高的支持率。在英迪拉·甘地之後，還沒有任何總理像納倫德拉·莫迪享有如此高的權力和權威。
但2018年與1975年不同。當今鐵腕人物驅使的民粹主義也與過去統治者面對的民眾抗議不同。但今天民粹主義與獨裁主義相互交織的陰影籠罩在民主之上，促使我們去審視民主在過去所面對的挑戰。正如今天一樣，在二十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廣泛的社會運動改變了世界上許多地區的政治格局，1968年巴黎的「五月風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The Prague Spring）、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美國內外的反主流文化運動和反越戰抗議示威、拉丁美洲的左翼暴動——這些群眾層面的運動都讓政壇發生了劇變。在全世界，大規模群眾運動讓人們自盧梭之後再次審視一個問題，那就是追隨民主理論的人民主權該如何進行表達。在國家中，人民應該如何被代表？因為現代社會的複雜性和規模排除了直接民主的可行性，出現了一系列代理機構——民選代表、政黨，以及法治體系——充當民眾意願和政權之間的媒介。在這種情況下，二十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統治政權所面對的底層群眾的挑戰直接源自於民主代表制的謎題。不管在哪裏，民眾抗議所表達正是對於代理機構的不滿，要求它們更充分地表達人民的意願，迫使領導人去管理和調整他們與難以駕馭的民眾之間的關係。在南亞，情況也是如此。斯里蘭卡（Sri Lanka）第一位女總理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克（Srimavo Bandarnaike），巴基斯坦（Pakistan）領導人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Zulfiqar Ali Bhutto），以及孟加拉國的開國總統穆吉布·拉赫曼（Mujibur Rahman），他們在面對民眾抗議危機時都轉向不同形式的獨裁統治。在這方面，不管是英迪拉所面對的困境，還是她向獨裁統治的轉變，都不是獨一無二的。
就像當時世界上的許多其他政府一樣，英迪拉也面臨着賈亞普拉卡什·納拉揚領導的民眾運動高潮所帶來的可怕挑戰。儘管反對黨在動員抗議者的過程中發揮着不可磨滅的作用，但作為一位資深的自由鬥士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甘地式社會活動家，納拉揚的形象讓這場運動成為對民主真正意義的考驗。英迪拉則藉助憲法所賦予的權力，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以此作為對策。這場獨裁統治持續了二十一個月，她的政府逮捕了包括納拉揚在內的110,000多名反對派領導人和活動者。它鎮壓民權，又讓受害者難以訴諸法律。因為法庭的權力已經被極大地削弱了。以她的兒子桑賈伊·甘地（Sanjay Gandhi）為首的小集團被賦予了超出憲法的陰暗權力，他們胡作非為——懲罰和威脅那些不肯合作的官員，強令拆除貧民區，讓節育政策高效運轉以控制人口增長。而被政府控制的新聞媒體確保政府的所作所為只會得到正面的新聞報道。
難怪印度人總會動情地回憶起這段緊急狀態時期。不過，它的開始也被視作獨裁主義黑暗的突然泛濫。英迪拉中止憲法權利則似乎是她突然背叛了始終鼓舞着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以及其它民族主義領導人的自由民主精神——正是這種精神讓他們在1950年將印度創立為一個憲政共和制國家。這種看法，將長達二十一個月的緊急狀態獨裁統治隔絕於它之前和之後的時期。它將這場憲法危機記錄為一個孤立的現象，僅僅因為英迪拉邪惡的政治天才導致印度迷失的一場歷史教訓。它將主要由納拉揚反腐運動給英迪拉政府帶來的政治危機視為一個國內事件，忽視了這場動盪構成了世界範圍內民眾對二戰後和殖民後政權的挑戰的一部分。她的傳記作家和批評家們指出，她缺少她父親尼赫魯對於民主深刻的信仰和他那開明的性格。這兩大特點在他作為一名反殖民地自由鬥士的漫長生涯里，以及在他從1947年到1964年出任印度總理的任期內，都有着鮮明的體現。尼赫魯是一位文筆優美的作家，有着流暢動人的敘事風格。他的書籍和演講無不思想深刻、才識廣博，始終表現出對於自由民主的堅定信仰。而這一切是英迪拉從未表現出來的。她天性多疑、嗜權，用偏執來回應政治上的異見人士，通過反覆無常地玩弄憲法和政治條款，依靠不斷變化的支持者和顧問團體來集中權力。現存的官方記錄、新聞報道，以及緊急狀態時期受害者們的回憶錄，充分證實了她的恐怖統治。它們以生動的細節，記錄下她的小兒子桑賈伊·甘地及其走狗們，在她的支持下所行使的專制權力。
英迪拉·甘地
毫無疑問，英迪拉·甘地的影響是巨大的。在她的父親於1964年去世後，她為後殖民時代的印度政策投上了巨大的陰影。她從1966年到1977年一直出任印度總理，並且在1980年到1984年再次擔任這一要職。她在執政期間的多數選舉中都贏得了壓倒性勝利。作為一位政治戰術家，她有着近乎完美的政治直覺，正如她的反對黨在屢次尷尬的失敗中所深深體會到的。她在危機時刻有決斷，有主見，以賭博般的行動去解決她的權力所面臨的挑戰。這段緊急狀態時期就是她的一手「傑作」。當時，總統根據印度憲法第352條第1款的規定：「印度安全受到內部動亂之威脅即存在重大緊急狀態」而發表聲明，就是聽取了她一個人的建議。他沒有徵求內閣部長的意見。這些部長一直被蒙在鼓裏，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總理聲稱事態極度惡化，從而不需要聽取內閣的意見。她的判斷就足夠了。她的門客們常常吟誦一句口號：「印度就是英迪拉，英迪拉就是印度。」這句話足以說明支撐在緊急狀態獨裁體系背後的權力。
1976年5月，新德里一家醫院正在為一名男子做絕育手術 Photo: Hindustan Times
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寫道：「君主就是決定例外狀態的人。」君主決定例外狀態如何構成，以及採取何種行動從混亂中恢復正常的司法-政治秩序。例外狀態的定義也揭示了這個統治體系的真正本質。統治者不僅對它進行定義，也通過它使自身得以體現。這一規律也適用於英迪拉，因為她在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和管理這段非常時期的過程中表現出她那無情而決斷的一面。她不僅定義了正常的規則是什麼，也具有合理地打破正常規則並定義例外狀態的權力。批評家批評她的兒子桑賈伊「超出憲法的權力」。他們所質疑的是緊急狀態的合法性，並指出是政治意志在暗中涌動。然而，政治意志的介入並不意味着緊急狀態是非法的，因為憲法為統治者提供了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的權力。英迪拉政府利用了關於預防性拘留的現存法律，以及一系列法令和憲法修正案的組合，為緊急狀態披上了合法的偽裝。這樣的一個政府並非具有純粹的司法性，因為特別法令和法律的部署不能以嚴格的法律範疇來理解。
但是緊急狀態也並非具有純粹的政治性，因為它被披上了憲法的外衣。既非純粹的司法性，也非完全的政治性，緊急狀態利用法律自相矛盾地去中止合法的權利，這是一種「例外狀態」。緊急狀態的獨裁體系運作在法律和政治之間的模糊地帶，用一個去掩護另一個。將這樣一種例外狀態強加於人民需要一個解釋。畢竟，英迪拉·甘地和她對於政治體系的扭曲並不是憑空而降的，不管有多少緊急狀態時期的創傷回憶文學力圖讓我們相信它就是如此。
英迪拉在1966年就任印度總理。她所繼承的政治體系誕生於1947年，印度推翻英國殖民統治而獲得獨立之時。1950年，印度領導人構建了管理這一體系的憲法，旨在通過憲政共和的形式，在舊帝國的肌腱和廢墟上建立一個現代國家。英迪拉成長在印度民族主義者與英國殖民者鬥爭的環境中，目睹了她的父親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作為總理在1964年去世之前對這個國家的統治。她全然接受了這個處於國家權力中心的職位。她所面對的挑戰是可怕的。她就任總理之時，這個國家獨立還不到二十年，社會有着根深蒂固的階級觀念，可悲的經濟難以供養不斷增長的人口的需要，而國民更是難以駕馭的。英迪拉執政下的印度就像一位老師，試圖自上而下地教化人民，將他們轉化為富於生產力的公民以迎接國家的挑戰。可以預見，她遭到了底層民眾的普遍抵制。到1974年，學生和青年走上街頭，高呼納拉揚全面革命的口號。反對派政黨嗅到了推翻英迪拉的機會，紛紛加入納拉揚的陣營。
隨着政治危機的爆發，英迪拉利用了憲法所賦予的特殊權力，並且繞過了層層限制，進一步讓這些特殊權力趨於正常化。在這個過程中，她將個人的權力與國家的利益捆綁在了一起。然而，僅僅用她個人對民主的背叛並不能解釋整個政治和法律體系的錯亂。它也無法揭示緊急狀態作為一種統治形式的性質，除了負面的——新聞審查，逮捕，以及對民權的鎮壓。我們需要擴展我們探索的畫卷。在印度的國家-社會關係史上，這段緊急狀態時期有着怎樣的意義？它試圖將哪些特殊的法律、權力以及實踐變得正常化？它帶來了哪些影響？我們又如何理解它在全球民主史上的地位？
我是針對民眾街頭抗議運動的更廣度的背景提出這些問題的，正如達利特（之前的「賤民」階級）領袖和印度憲法的主要起草人， B. R.安貝德卡博士（Dr. B. R. Ambedkar）所說的「無政府主義的辭令」。他相信甘地式的不合作主義，或者不合作運動——與體制秩序所對立的街頭抗議運動的「無政府狀態」——在殖民專制統治之下的印度是合理的，但在已經實現立憲民主的印度則失去了合理性。他認為，在印度已經獲得獨立並選舉出自己的政府之後，抗議與不合作運動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這種觀點讓我想起了民主思考的兩個極端。一個極端認為人民主權與民選政府及其憲法形式是一回事，在這一體制之外不存在社會的激情與不滿的發聲空間。
對於這種民主程序模型（或稱為「政治即行政」）的不滿是明顯的，比如，在歐洲對於歐盟官僚機構的權力的不滿。而民主思考的另一個極端，則要求在國家權力中對群眾意願的充分表達，拒絕政黨、工會、公共機構和新聞媒體作為媒介去表達人民中不同群體的意願。只有被認為沒有經過任何過濾的觀點，以及人民意願（比如，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的直接表達才被認為是真實可靠的。負面報道（特朗普就職典禮的出席人數少於奧巴馬的就職典禮）被視為假新聞，不同政見則被污衊為反國家的罪行。「人民」的某種同類體要求統治權力對其意願進行不折不扣的全面而直接的表達。於是最高領袖（特朗普、莫迪、維克托·奧爾班、埃爾多安）出現了，聲稱自己代表着「人民」，高舉民眾意願的幌子，卻用極權主義去打擊那些不肯合作的機構和異見人士。在民主思考的這個極端，人民主權直接表達的要求將民粹主義和極權主義結合到了一起。
群眾運動產生於民主政治兩個極端間的緊張對立之中，要求民主政治的正式機構——民選政府、法律和司法體系、新聞媒體和公共機構——響應人民的聲音。以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短暫時期為起點，隨着平民社會和平民政治迅速湧現，這種日趨壯大的政治態勢正如一股潮水，開始構成世界現代史的一部分。在今天，這一趨勢正以民粹主義的形式持續下去並逐漸加速。本書探討平民政治給後殖民時代的印度帶來的挑戰，並將英迪拉的緊急狀態時期作為一個特定事件來研究印度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更廣度的經歷。本書將講述在民主國家與平民政治的全球關係史中的一段印度故事。這個故事將從一名學生在新德里被捕的遭遇開始。
本文作者吉安·普拉卡什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專研印度當代史，他的研究和教學興趣為城市現代性、後殖民思想與政治。另有專著Mumbai Fables: A History of an Enchanted City, Bonded Histories: Genealogies of Labor Servitude in Colonial India, Another Reason: 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 India。
本文譯者楊晨光，遼寧瀋陽人，譯作另有《普里莫·萊維傳》《休戰》《被淹沒與被拯救的》《最後的獵巫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