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撒母耳
（圖片：2024年3月8日，中國北京，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人們從屏幕上看到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經過數月的推遲，中國將於下月召開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通常與重大經濟改革或政策發佈有關。2023年三中全會的推遲引發了廣泛猜測，認為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政策上存在分歧或舉棋不定，尤其是在2022年底習近平的「清零「政策取消後，中國經濟表現不佳。
此次會議召開之際，關於中國經濟的兩極化敘事充斥着中國以外的媒體。一種說法側重於結構性問題和幾年來困擾習近平政府的政策失誤，突出強調了低經濟增長率、高失業率、消費疲軟、人口問題和對未來失去信心。另一種說法則側重於中國通過產業政策和國家主導的發展，在製造業取得的重大成功，特別是在太陽能和電動汽車等新能源領域。在這些重要領域以及人工智能、半導體和航空領域，中國似乎正在迎頭趕上，並威脅到資本主義經濟體的主導地位。
產能過剩和出口過剩是這兩種敘事的關鍵部分，如果全面來看，則會將壞事與好事聯繫起來。中國無力或不願刺激國內消費，必然會將經濟政策重點放在出口導向型製造業上，以促進增長。因此，儘管這兩種媒體敘事強調中國政治經濟的不同方面，但它們是相互依存的。
這就引出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是國內消費不足促使中國企業尋找出口市場，並通過在新興產業的成功參與全球競爭？還是習近平政府壓制消費以延長中國對生產和製造業的重視？習近平對實體經濟——製造「物品」——的濃厚興趣是否推遲了中國向新經濟階段的轉變，即優先考慮國內消費並發展經濟中的高端服務業，包括金融服務、醫療保健和教育？
三中全會應明確習近平在其關鍵的第三個任期內的經濟發展方向，他既是黨的總書記又是國家主席，這在1989年後的時代都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三中全會還可能更明確地回答是什麼促使中國決定加倍努力發展高端製造業，儘管這樣做會因輸出過剩產能而惡化與中國主要貿易夥伴的關係。
了解中國經濟走向的關鍵之一是研究習近平所信奉的思想，這些思想與唯一一位升至中國政府高層的學者王滬寧有關。王滬寧現在是中共七人領導機構政治局常委，負責為習近平政府的政策方向增加意識形態分量。王滬寧在1990年代進入權力階層時，中國的統治精英們對新威權主義的興趣正日益高漲，新威權主義是一種效仿新加坡的威權治理形式。
像王滬寧這樣的政治學家明白，政治發展的核心理論之一是經濟現代化與民主治理之間的關聯。儘管因果關係存在很多爭議，但成為高收入國家與民主化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性。大多數富裕國家都是民主國家；此外，富裕國家更容易保持民主。例外情況也很重要，尤其是對中國而言：它們包括新加坡這樣成功的城市國家和中東石油國家這樣資源豐富的國家。1989年學生運動之後，作為一名年輕學者，王滬寧是眾多對新加坡新威權主義模式感興趣的學者之一，這種模式將法治、市場和一黨專制結合在一起。
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可能會澄清是什麼促使中國決定加倍努力發展高端製造業，儘管這樣做會惡化與中國主要貿易夥伴的關係。
在習近平的意識形態武器庫中，有兩個核心術語，它們揭示了習近平如何看待這一挑戰，這就是「新質生產力」和「中國式現代化」。這兩個術語也直接相關：新質生產力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動力，了解習近平政府如何看待這些力量，可以告訴我們全會之後中國的經濟政策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中國式現代化，即 CSM，是習近平政府的終極目標，旨在讓中國變得富裕，但並不民主。因此，在中國走向富強的過程中管理好社會力量是關鍵所在。亞瑟·克魯伯（Arthur Kroeber）在一篇關於新質生產力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動力的最新分析文章中指出，習近平對這一措辭的使用追溯到他的馬克思主義根源，同時將技術創新與勞動和資本並列為實現偉大事業的關鍵驅動力。習近平過去的舉措，以及他將在三中全會期間制定的未來議程，主要都是為了控制這三者。然而，作為實現中國強大的工具，勞動力和資本與技術不同，都是社會力量。它們需要得到控制和管理，以免人民自己的欲望和偏好煽動起來反對中國共產黨。
自2014年以來，習近平政府一直在無情地打擊勞工。從2015年到2021年，他還通過股市變革、共同富裕和他標誌性的反腐運動，將重點轉向資本。正如克魯伯所指出的，習近平政府還注重更有效地利用資本，通過類似風險投資的「政府引導基金」（government guidance funds）投資於國家優先發展的行業。中共對中國蓬勃發展的勞工運動的鎮壓，以及針對商界精英和官員的無情反腐運動，確保了進一步的經濟發展不會導致勞工或資本反抗中共的政治動員。
自1949年以來，中國一直由中共統治，但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中國的威權主義特徵發生了巨大變化。在1980年代的鄧小平、1990年代的江澤民和2000年代的胡錦濤執政期間，中國處於威權主義生存模式。中共將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唯一標準。威權主義的生存需要平衡不同的社會力量。在江澤民統治下，國有部門被無情地重組，數百萬城市工人在此過程中失去了工作。資本以犧牲勞工為代價獲益。繼任的胡錦濤政府在制定新的社會保險計劃的同時，還收緊了勞動和就業法，將重點放在減少不平等和再分配上。勞工從中受益，而商界則抱怨自由化改革進展緩慢。
習近平的野心遠不止於簡單的生存。他的威權主義復興包括開展意識形態運動，在全社會彰顯中國共產黨的作用，同時打擊資本和勞工。增長作為衡量成功的標準已不再足夠。習近平對新質生產力和「高質量」發展的關注，引導國家投資和私人資本投向能促進中國技術領先地位和獨立於其他國家經濟的領域。
這些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共在改革初期對人民的承諾：經濟增長和家庭富裕。習近平希望國家強大，在全球科技前沿領域具有競爭力，但其所要求的投資選擇，不一定能為中國大量低技能工人提供就業機會，也不一定能為中國企業家帶來巨大的財富積累，如果這些投資選擇不屬於那些被吹噓的行業的話。
因此，習近平的中國經濟願景是一場巨大的賭博，不僅因為它優先考慮由國家主導經濟增長，還因為它無法像中國以往的增長模式那樣為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或為資本提供投資機會。當前的經濟低迷和信心喪失，尤其是中國商界精英的信心喪失，可能是對習近平中國未來願景不滿的表現。
這種不滿會演變為徹底的反對嗎？在嚴重的政治壓迫和廣泛的社會監控背景下，很難想像會出現反對習近平統治的大規模動員。但在改革時期，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首次嘗試了一種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的重點不是廣泛的增長，而是在少數重要技術領域取得成功。他很可能有能力壓制反對派，但持久的問題是，當失業率居高不下，家庭感覺更加貧困時，他能否動員支持。
作者簡介：Mary Gallagher是聖母大學基奧夫全球事務學院即將上任的院長（Keough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