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趙戈的5.16會談，我認為，這是趙紫陽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做的正確的事。
「錯誤的時間」指的是1989年5月中旬，北京形勢因胡耀邦去世、4.26社論出台、學生開始絕食和戈氏訪華而迅速複雜起來。如果不是這些複雜因素相互交織，導致形勢異常動盪異常兇險，鄧小平應該會很高興讓天下人都知道，恢復中蘇關係是他的功勞，至少是他在背後下了指導棋。但那時的現實是，鄧與戈氏會談幾尺之外就是密密麻麻的示威學生，趙卻昭告中共高層的秘密——在重大問題上必須請小平掌舵。這顯得多麼不合時宜！
「錯誤的地點」指的是鄧和戈在人民大會堂里舉行會談，大會堂外的學生不肯撤出廣場，迫使原計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歡迎戈氏的儀式，不得不改在首都機場舉行。這讓十分看重這次會談，對學運歷來恐懼的鄧十分惱火。而趙紫陽偏偏在人大會堂與戈氏會面時，把鄧推出台面，說他是最高決策者，這讓鄧小平火上加油，也讓一些身處天安門廣場中心的學者與學生以為，趙在吹響倒鄧的集結號，攤牌論因此而產生。
至於「正確的事」，就是指趙紫陽說了大實話。中共13大關於「小平同志地位不變」的決定已實施了一年半，趙紫陽已經通報了N個外國領袖。而鄧小平會見戈氏時，的確把自己看成中共的第一把手，所以他對戈說，咱們現在就宣佈中蘇關係正常化吧，戈氏卻是一臉懵懂。趙於是在下午會見戈氏時解釋了一番。這話在黨內沒有新意。但鄧小平卻勃然大怒了：這麼糟糕的情況下，把我推上前台，不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嗎？但是趙紫陽的「大實話」有錯嗎？沒有！只是說實話的時間和地點可能大錯特錯了，或者至少像許家屯所言，「失策、不聰明」（高伐林），或者「過於刻意、執着、發力過重，」結果「事與願違，釀成不可挽回的事故」（盧越剛）。
鄧小平是趙紫陽的「陽光，也是陰影」
那麼，趙是不是怕鄧呢？依我之見，趙鄧關係實際上是一種遠遠複雜於「怕」的、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而這正是趙的最大軟肋。趙念念不忘鄧對他的知遇之恩。在艱難的改革探索中，鄧給了趙極大的支持，他的成功離不開鄧，他後來的失敗也離不開鄧。正像盧越剛所說：「沒有鄧的支持，絕無趙北京十年總理、總書記的改革功業。鄧是趙的陽光，也是趙的陰影。趙享受陽光，卻擺脫不了陰影。」關於放棄責任一說，盧越剛的判斷有道理，即，趙沒有推卸責任的動機。否則就沒法解釋為何趙屢次跟鄧和李鵬說，他願承擔4.26社論的責任，但被鄧和李拒絕。
趙鄧的複雜關係還反映在戴晴在書中第64頁舉的一個十分弔詭的例子。關於趙為何非去朝鮮不可，戴晴問鮑彤，鮑說，「鄧小平要趙紫陽去，非去不可。趙還去問鄧小平，現在國內情況有這麼多事情要處理，我能不能不去，是不是可以不去？鄧說，為什麼不去。鄧還說，你去，去了以後回來你當軍委主席，我軍委主席不當了，讓你當……」原來是鄧非要趙去朝鮮！鮑彤還說，對此，「趙生前沒有講過，身後也沒講過，別人跟我講的。後來又有三個證人證明這一點。」這是否可以說，趙被鄧忽悠了？可以肯定的是，在高層博弈中，趙紫陽絕對不是鄧小平的對手。趙鬥不過鄧，趙完敗於鄧，這似乎是不爭的事實。
趙紫陽堅持在民主法治解決社會危機
最後，我必須說，我非常欣賞盧越剛寫《趙紫陽傳》的不為尊者諱。趙肯定不是完人。當我們討論趙做過的錯事和說過的錯話，在這裏就是那個不合時宜的5.16講話時，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忘記他對八九民運做出的巨大貢獻。我們不能忘記趙從朝鮮回來，始終如一地堅持，學生運動不是動亂，是愛國民主運動；我們不能忘記，趙是如何鍥而不捨地要求鄧小平改變他定的4.26社論的基調；我們不能忘記，趙始終堅持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和學生的衝突，他反對戒嚴反對鎮壓，即使下台也在所不惜（參見張倫2024、戴晴2014、盧越剛2019、陳一咨2013等）。當鄧三次要他認錯，他三次拒絕，寧願在孤獨中把軟禁坐穿，我想，趙那時已經擺脫了自己的軟肋。
至於有人說，趙紫陽應為六四屠殺負責，這就像說學生應為屠殺負責一樣不着邊際，不合邏輯。為六四屠殺負責的應是鄧小平！而趙的錯事錯話和不合時宜的5.16講話遠遠不能掩蓋他的人性光輝和卓著功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