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y曾經以為，讓孩子去讀國際學校，就可以逃過「教育的軍備競賽」。
kary和丈夫都是中職畢業。她排斥填鴨式教育，也深知學歷不是人生的全部。於是在2021年，她抱着「快樂學習」的想法，將兒子送進廣東省排名第二的國際學校。
伴隨一大筆資金下注，他們希望並相信，國際教育能提供一個更輕鬆的學習環境，讓孩子自由呼吸、盡情探索，無需擔心那令人喘不過氣的競爭和壓力。
兒子的校園生活確實輕鬆。相較於成績，學校開辦的IB課程體系更注重學生的個性需求和軟性技能培養。每天各種活動，一會兒去插秧，一會兒去動物園探索，下午4點半放學，晚上8點半睡覺。
她知道學生們不是單純地出去「玩」。他們帶着問題探索，活動結束後還會有相應的作業。兒子很有「學霸」范兒，總是做得又快又好。
可是，讓她在意的是，當兒子結束作業開始玩耍，別的孩子轉頭就去上補習班。
「無論是在公立學校還是國際學校，只要想讀名校，沒有一個人可以隨隨便便躺平。」去年夏天，兒子就讀三年級時，kary又帶他逃離了國際學校。
Kary的理念幻滅並非個例。近年來，越來越多家長意識到，國際學校並不是世外桃源。在這場教育馬拉松里，無論身處何地，都是相似的配方。
01 「光開心，有啥用？」
若要用一個詞總結女兒就讀國際學校的經歷，夏恬大概會選擇「開心」。一個小時的採訪中，這個詞出現了不下20次。
然而，正是因為「讀得太開心」，夏恬決心把女兒轉到公立學校。
起初，國際學校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選擇。她不打算讓女兒擠高考獨木橋，頭頂的升學壓力並不大，學習上似乎不需要太大成就。
結婚後，夏恬隨丈夫去往日本生活。因為丈夫是日本人，加之幼時的文化環境，女兒不擅長中文，她常因此苦惱。恰巧，丈夫工作調動，一家人回到中國。一所雙語國際學校能讓女兒更適應環境，並學習中文。
同時，她無需擔心可能會令「中產返貧」的高昂學費。丈夫的工作單位提供國際學校免學費的福利，一年十幾萬元的學費不在話下，甚至可以一路免費讀完高中。
在主打快樂教育的國際學校里，「快樂」是許多家長的共識。2020年，夏恬女兒就讀一年級。低年級的課堂設置簡單，下課很早，作業很少。女兒讀得輕鬆快樂，成績卻一塌糊塗。
對於這批成績落後的孩子，老師不會施加太大壓力。本就不擅長中文的女兒，漢字寫得歪七扭八，作業不會寫，老師並不會強行糾正。當成績大幅下滑，她沒有等到老師的聯繫，「老師的狀態就是學生開心就好」。
國際學校特有的鬆弛，投射在夏恬女兒身上，變成純然不上心的學習態度。有時，取得了普遍為「C」的成績評定，女兒依舊笑得一臉燦爛，「沒什麼焦慮，沒什麼想法」。
女兒成績差，老師無動於衷，徒有父母在干着急。作為經歷過應試教育的中國家長，她發現，自己始終無法忽視內心深處對主科成績的重視。
她期待通過「快樂教育」，培養孩子的個性和技能，亦收穫一個看得過去的主科成績。可女兒似乎什麼都沒學到。
女兒性格活潑，是夏恬眼中「需要盯着」的那類孩子。沒了約束，就像匹脫韁的野馬，自由散漫，「怎麼舒服怎麼來」。她擔心這樣的狀態持續下去，孩子會變得懶惰，沒了向上的動力。
「快樂學習是兩個詞，現在學校只提供快樂，學習部分我沒看到很多。」李昕有相同的看法。
疫情期間，李昕夫婦帶女兒回國。因外籍身份，女兒沒能入讀公立學校，去了北京第一梯隊的國際學校。
「北京公立很難進，反而國際學校、雙語學校，花錢就能進。」國際學校的特性，註定產生了一批順其自然的「佛系」家庭。他們家境富裕，有錢給孩子托底，心思大多不在學習上。
這無疑加劇了學校生源的差異性。一年級的課程對女兒來說太過簡單，有的學生卻連加減法都沒能掌握。
李昕和丈夫均是清北出身。經歷過題海戰術的這批人，感受過學歷帶來的紅利，深知個人努力的價值。在國際學校，她似乎很難找到同頻的家長。家長們的聚會，她會刻意避開談論孩子們的成績。
「這種氛圍久了，我擔心孩子會不會就自滿了？還有沒有自驅力？」強烈的撕裂感拉扯着她。她可以保證女兒未來的生活「衣食無憂有房有車」，但她不允許女兒甘於此，「在我們家，不努力是不可以的」。
家長們不否認國際學校帶來的眾多好處。如夏恬看到了女兒身上閃耀的個性，開朗自信，富有正義感。可是，面對洶湧的教育洪流，「你光開心，光正義陽光自信，有啥用？」
02 教師「大換臉」
米朵偏愛國際學校充盈着的「快樂」。可當外教一個個離開，她忍不住思考，國際學校還有什麼優勢？
國際學校曾是米朵心目中的「最優選」。她希望孩子不磨損個性，飛向那片不受應試教育桎梏的藍天。因此，從幼兒園起，兒子便被送進外籍子女國際學校。
國際學校學生在一起學習交流/圖源：視覺中國
彼時，那所學校有大量外教，提供跟公立學校不一樣的課程，是她所期盼的鼓勵式教育。在那裏，兒子自信陽光，似乎不需要爬到塔尖，也能閃閃發光。
然而，2020年後，學校開始出現變數。大量外教如潮水般退去，「那兩三年走了十多個」。
原本應有外教負責的英文、體育等課程，只剩下中國面孔。這種震盪，蔓延到學校的管理層，校長也離開了。「上課方式變了，學校理念都變了」，她說。
在國際學校，師資是許多家長眼裏的重要資產。他們認為，一位專業、優秀的外教，能提供更為純正的全英授課環境和多元化的課堂氛圍。「好外教」常被視為提高孩子英語水平的關鍵，直接關係到孩子未來的升學。
根據2022年《國際化教育家庭調研報告》顯示，有15%的家長認為「如果國際化學校沒了外教，不如回歸體制內」，27%的家長對外教流失表示「很擔心，甚至因為外教問題想換其他國際化學校」。
外教是國際學校吸引米朵的最大亮點。不斷流失的外教，讓她認為國際學校逐漸喪失優勢，「好多課都上不了。」
前幾年，外教招聘市場一度陷入「無序繁榮」。一部分資質不明朗的外教湧入國際學校和培訓機構，「黑外教」成為許多家庭的噩夢。
對此，2020年，教育部制定的《外籍老師聘任和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明確外籍教師需要由教育機構聘任、取得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和工作類居留證件，當具備從事教育工作所必需的教育資質和技能證書。
兩年後，教育部工全力推進《外籍教師聘任和管理辦法（試行）》的落地實施。更規範的審核管理之下，資質不全、沒有簽證、存在不良記錄的外教被淘汰。
與此同時，受疫情和政策的雙重影響，外國人來華簽證和許可受到限制，許多外籍教師無法按時回國上課。在部分地區，在華外國人出現了「返鄉」潮。一時間，外教供給端資源稀缺。
夏恬同樣感受到了國際學校頻繁流動的師資。2021年，夏恬女兒升上二年級，學校老師來了個「大換臉」，「語數英的老師全部都走了。」
而快速填補上來的教師教學水平和專業素養參差不齊。當時，班裏來了換了新班主任。在教學過程中，一位學生當眾指出了班主任的錯誤，後者直接甩出一句：關你什麼事，管那麼多。家長們心生不滿。
北京第一實驗學校校長、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李希貴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教育首先是關係學，「解決不好師生關係，家校關係就永遠解決不好。」教育關乎老師、家長和孩子三方。
頻繁變動的師資註定會影響固有的人際關係網絡。教師們來了又去，陌生與熟悉反覆出現，好不容易磨合併建立起來的默契和信任，往往在頃刻間化為烏有。
「我們去的學校是（當地）最好最完善的，我們學校老師都走了，別的學校走得更多。」米朵決定離開。
2022年，孩子就讀四年級時轉到公立學校，結束了6年的國際教育。她說，前後選擇離開的家長不在少數，當時班級一共25位學生，「（陸續）走了10人」。
疫情之後，中產家庭重新審視教育的價值。師資是一回事，他們開始考慮，一筆支出能否獲得同等比例的回報。
夏恬女兒班裏的一位學生母親，曾試圖將孩子送到公辦學校的老師那裏補課，卻遭到拒絕。對方一聽到學校名稱，直言底子太差，沒法補。
「交這麼多錢，還被嫌棄，肯定不行。」就在那一瞬間，她決定轉到公立學校，「不帶猶豫的」。
越來越多家長發現，「貴」並不代表「好」。kary同樣在乎投出「性價比」。她和丈夫從事抗衰行業，疫情期間收入浮動不大，但也改變了他們的理財理念。
「一開始我們覺得沒關係，兒子出國的錢我都準備好了。疫情以後發現，留學生回來工資也沒多少。」與其將錢投入到不確定的國際教育中，她更傾向於把錢攢在手裏，以更厚實的家底鋪墊對未來的安全感，為兒子提供更多的試錯機會。
03 教育博弈
曾經，國際學校被視為經濟條件較好家庭的「後花園」。中產子女遠離高考，進入國際學校，按照學校的節奏走，就能輕鬆收穫不錯的洋文憑。kary也一度這麼以為。
待她回過神來，才發現早已捲入無聲的「拼娃」狂潮。擠滿了亞洲面孔的國際學校，從來不缺「卷王」。
在國際學校，完成課程作業是最微不足道的學習「起點」。太多家長爭分奪秒地為孩子「加餐」補習，甚至是短暫的午休時間，也會被高效利用起來。
雙減政策之下，校外大片補習班關停。不過，這難不倒父母。「家長們會動用各種關係，給孩子們在課外有更多學習上的補充。」kary說。
彼時，kary剛生二胎，在郊區上學的兒子只能住宿。她無法像別的家長那樣陪同孩子繼續學習。她擔心孩子會被落下。
kary一家四口/圖源：@家有兩隻吞金獸
儘管國際學校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考試，不以成績劃分學生，沒有明確設立排名，學生們其實不直接存在競爭關係。但這不意味着學生之間沒有優秀和普通的區別。
kary想起，老師曾告訴家長，「如果只是跟着老師的節奏，跟不上就等於差等生，跟得上就等於中等生，跑在老師前面才是優等生。」
天平早已傾斜。優勝劣汰的輪迴中，家長們總希望孩子成為「更優」的那一個。
李昕是這場「較量」中的一道縮影。在國際學校，女兒屬於「尖子生」，英語排名年級前5%，是學校游泳隊一員。校內的EAL（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課程，「每個班只有兩三個孩子晉級」，女兒便是其中一個。
這樣的成績令她滿意。但她認為，國際學校的教學顯然不夠。
為此，李昕在學校附近租房陪讀。一年級的女兒需要上的輔導班覆蓋英語、奧數、鋼琴和游泳。這是舍取過後的結果。過去，高爾夫、網球、騎馬、滑冰等課程，女兒也都嘗試過。
她毫不吝嗇為女兒的教育進行投資，「學費一年28.8（萬元），補課費一個月七八千（元）。」當然，這筆錢對她而言不算負擔，「占家庭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如果說我是馬雲這個階級，那我可以說，父母就是孩子的眼界。很明顯大多數中產並不是，更高的世界還得靠孩子自己。」而她能做的，是為孩子爭取更多的資源。
在國際學校讀完K班（幼小銜接）後，如今，女兒就讀一年級。李昕還在等待轉去公辦學校的機會。她奔着頭部公立學校「更好的資源」而去，「二流、三流公立我們就肯定不轉了」。
逃離國際學校後，家長們的目光常投向排名前列的公立學校。例如，kary將兒子轉入了當地排名第一的公立學校。這裏不是填鴨式教育，沒有太多死板的抄寫作業，有負責任的老師，甚至還提供網球、棒球、高爾夫球這類選修課。
這是一場更大型的博弈。「如果他小學在國際學校，初中就肯定只能在國際學校，他拼不過公立學生。」kary說。如今，除了校內課程，兒子還額外進行了英語和數學輔導，每年至少3萬元。
選擇國際學校家長們追求的，是能與公立學生相抗衡的實力，以及能夠讓孩子在社會中立於不敗之地的能力。一些時候，公立學校成為「戰勝」國際學校的，更有利的選擇。
無論選擇哪一條路，「十年寒窗苦讀肯定是要的。」夏恬說。
當初就讀國際學校的決定，被她歸咎於想法「不成熟」，導致「浪費一年半時間」。離開國際學校後，她迅速用各種私教補習填滿了女兒的日常。
與同年級學生相比，女兒的成績落下一大截。語文詞彙量不足，數學拓展題不會做，這些都需要額外學習。英語是強項，同樣不能放過，得繼續保持超前學習的優勢。
目前，夏恬女兒轉到公立學校已有三年，正就讀五年級。周一至周五，是雷打不動的一對一私教輔導。一早出門上課，放學後到老師家學習，晚上10點以後回家是常態。
周末，女兒要上的是聲樂課和古箏課，外加兩小時的課程輔導，「把一星期里沒講完的，或是不會的，再給她拎一拎」。算下來，一年光補課就得大概15萬元。
回到公立學校後，課外輔導通常是家長們的必選。米朵不想雞娃，也不想卷，但「一個班級50人，40多個人都提前學了，怎麼辦？」社會裹挾着她做出選擇。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