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寫入黨史，是因為關於那件事，至今還沒有經過黨的全體大會討論通過任何一項決議。即便討論有關六四的決議，也無法在黨的大會上通過，一是因為許多老同志無法認同我們的軍隊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和青年學生開槍，二是因為沒有人敢出來承擔責任，三是無法給那件事定性。
由於黨內缺乏共識，關於那件事的說法就前後不一。先是說那是一場反革命暴亂，後來說是一場破壞安定團結的動亂，最後把那件事輕描淡寫成「一場風波」。
既然只不過是一場風波，那又為什麼不准黨內外討論呢？像文革、反右都是我黨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我黨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公開給那些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為什麼對於六四這樣「一場風波」中的受害者卻不能平反昭雪呢？
這個問題好回答也不好回答。
簡言之，六四雖然死的人遠少於文革和其它政治運動，但這卻是我黨有史以來最棘手的一個問題，沒人敢碰。
六四以前，儘管我黨犯過很多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我黨都有改過自新的能力。即使文化大革命對我國造成那樣的劫難，我黨都能夠最後靠自己的力量，粉粹四人幫，否定自己的領袖毛澤東，結束文革，使我國走上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
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每一個新的王朝建立之初，總是有這種自我糾錯和革新的能力。但那種能力卻永遠是很有限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管用了。
六四就是這樣一個分水嶺。從那以後，黨再也不能靠自己的能力來治理腐敗，撥亂反正，獲取大多數群眾的支持了。所以，六四雖然是一場小風波，卻也是我黨有史以來最棘手的一個問題，至今沒人敢碰。
到底是誰下令開槍的？
「六四」以後，被開槍後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層，無人願承擔開槍的責任。
軍內流傳的消息是，當有人問到主持軍委工作的楊尚昆為什麼部隊會開槍時，楊的答覆是他也不知道，他當時正在人民大會堂，聽到槍響後也感到突然。對開槍持保留態度的張震曾質問過楊白冰到底是誰下令開的槍，楊的回答是他只是執行命令。張震為此一狀告到鄧小平那兒，指楊氏兄弟把開槍的責任推給了鄧，據講這也是鄧下決心把楊氏兄弟換馬的原因之一。
在北京高幹子弟中盛傳的消息還有，徐、聶兩位老帥和陳雲去世前，都曾要求鄧小平講清楚到底是誰下令開的槍，看來他們都不願沾這個「歷史功績」的光。
軍隊背上了沉重包袱，上面不願承擔責任，並派人到部隊調查了解開槍的情況，使執行任務的部隊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大批無辜群眾的傷亡及國內外的強烈反響視軍隊視開槍為恥辱，紛紛像躲避「瘟疫」一樣迴避開槍問題。
「六四」後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門曾組織群眾去慰問在北京擔任戒嚴任務的部隊。據參加慰問的人講，不管是哪個部隊，在與慰問的群眾交談時，都一再聲明他們沒有向群眾開槍。「六四」時受到國內外一致譴責的二十七軍，實際上是替三十八軍背了黑鍋。
二十七軍回到駐地石家莊後，受到當地群眾極大的壓力。軍隊幹部的家屬，凡在地方工作的，都受到單位同事指責，他們的子女上學時受到其他學生的圍攻，菜店拒絕賣菜給他們，糧店拒絕賣糧給他們。這種壓力使二十七軍的全體將士無法忍受，他們強烈要求軍首長能出面澄清事實，還他們一個清白。
下邊互相推諉，上邊不敢負責。在軍內外的強大壓力下，二十七軍不得不以軍黨委的名義給河北省委、省政府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們轉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們，二十七軍這次去北京執行任務，沒有向首都人民開一槍。
省委、省政府將此信轉發到各級政府去做群眾的工作，才使二十七軍的逆境得到改進。這件事充分說明，開槍不光是在首都不得人心，在全國其他地區也同樣是不得人心。
一九九一年我到河北出差時，在省機關工作的朋友講到這件事時，很為石家莊及河北的群眾而自豪。
二十七軍的做法使也駐守在河北省的三十八軍被將了一軍，三十八軍若不公開表態，等於承認自己開了槍。三十八軍一怒之下狀告到中央軍委，指責二十七軍既然是到首都平息暴亂，為什麼視開槍為大逆不道而要去澄清什麼事實。這種不請示軍委擅自給地方寫信的做法不但違背軍紀，而且與中央在「六四」問題上不保持一致。
三十八軍這一狀，實際上是要求軍委對開槍的問題表態。但沒想到軍委的表態十分模糊：「開槍不一定不對，不開槍也不一定對，以後這件事不要再提了。」
這種不是理直氣壯肯定開槍的答覆，顯然表明中央軍委不願承擔開槍的責任。
那麼開槍打死無辜群眾最多，並在「平暴」中立下赫赫戰功的三十八軍，是否敢承認自己開槍，並承擔這個歷史的責任呢，答案是否定的。
我的一個朋友，事後去看望當時以代軍長名義率三十八軍進京鎮壓的後任軍長張美遠時，張的情緒十分不好，講部隊內對中央屢調他們進京對付群眾很不滿，他本人也產生了想退下來回南方老家的思想。
當我的朋友問三十八軍到底開槍沒開槍時，張一口否認開槍。張講部隊是用石頭打退暴徒而挺進到天安門廣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