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關牛棚是在「群眾專政」階段，也就是學生「造反派」掌權的階段。「工作組」時期沒有牛棚，「軍宣隊」時期也沒有。
華師（華中師範大學）的造反派，有「二司」，有「三司」。「二司」是「第二司令部」的簡稱，「三司」是「第三司令部」的簡稱。「二司」造反的勁頭足一些，「三司」稍微保守一點。後來「二司」把「三司」滅了，全校上下，都是「二司」掌權。華師「二司」是一個女司令當頭，叫王彩珠，物理系學生，父親是來自上海的鋼鐵工人，可說「根正苗紅」。她不是特別左，相對還比較穩重，雖有些沖衝撞撞，但還沒有為非作歹。
華師歷史系造反派將牛棚設在桂子山校區三號教學樓的一間教室里。被關的「牛鬼蛇神」不是很多，六七位的樣子。有的人有「歷史」問題，有的人有「現行」問題，大家被關在一起。我是「現行」問題，地位特別重要。所以學校開全院批判大會的時候，我就被拉上台，與走資派反動權威一起。不批判的時候，就自己在那裏寫檢討，寫交代，或者出去看一看大字報，「接受教育」。
全校性的批判大會不是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坐噴氣式」那次。
那一回，造反派把全校重點批判對象都集中起來了。被批鬥的面很寬，台上站有20多人。我站在前排，是比較大的目標。兩個人把我押上去，我的雙腿要儘量繃直，頭要儘量往下低，手臂要儘量往後往上抬，擺出噴氣式飛機的樣子，這就是所謂「坐噴氣式」了。我儘量配合，努力做出這個姿勢，以免吃眼前虧，但糟糕的是，我的手臂向後抬不高，押我的人難免要幫忙抬一抬。我在感到疼痛的同時，也感到他們的手在顫抖。押我的兩個人，一個是老師，一個是學生，平常都熟識的。從他們手的顫抖中，我也就得了一點安慰，知道無論如何黑暗，人性尚未滅絕。對於那次批判，我後來唯一記得的，就是兩位紅衛兵手的顫抖，這仿佛帶來微覺溫暖的信息。
當然，除了全校性的，還有各個單位的批鬥。各個單位批鬥的情形，差別很大。有的單位很激烈，有的單位則相對溫和。後勤部門工人比較多，批鬥的時候比較亂。外語系和政治系也比較野蠻。外語系有一個「北京公社」，很左，很野蠻。有一位老教授叫張恕生，長得非常胖，肚子特別大，被打翻在地，還被人在肚子上踩了幾腳。他後來受不了，跑了，失蹤了，肯定是死在外面了。政治系也毆打人，讓被批鬥的人打掃廁所，還故意往廁所里丟石頭，濺起污穢。歷史系打人的很少，張舜徽被打過，是一個後勤工人動的手，往他頭上打了幾巴掌，還不算嚴重。我很幸運，雖也挨批挨鬥，但從沒有被打過，也沒有被粗口辱罵過。
我為「李秀成問題」寫了很多交代，後來平反，被黨委清理燒掉了。若不燒掉，收集起來也是歷史文獻。不過寫得雖多，但缺乏「新意」。總要我交代，但我實在沒有什麼好交代的，「意圖」沒有挖出來，「思想」也沒有挖出什麼東西來，「歷史問題」更無法創新。
有一回，我在交代中「認錯」了。我寫道：「戚本禹確實有政治覺悟，我沒有他那樣的高度。他堅定，我不堅定，所以我不能發現李秀成叛變問題。」沒有想到，認錯的時間不對。那時戚本禹已經被挖出來了，成了「小爬蟲」，我的認錯，又成了為「小爬蟲」唱讚歌！真是左右為難，啼笑皆非。
雖被關牛棚，但偶爾還可以到歷史系資料室拿點書看一看，可見對我們的看管也不是那麼嚴。歷史系本來是在一號樓，文革發生後，一號樓成了文革的指揮部，歷史系搬到三號樓了，資料室離「牛棚」很近。大家一般都會拿文史資料等不容易惹事的東西看一看。有一回，我偶爾翻閱校報合訂本，發現我在1957年「大鳴大放」時唯一的一次座談發言，被詳詳儘儘地刊登在上面，有整整半版篇幅。這很令我擔心了一陣子。如果造反派翻出來，是可以大做文章，說我不滿黨的統治的。幸好，造反派的工作沒有做得那麼細那麼深，要不然，至少又得出一期批鬥我的大字報專欄了，甚至會把我提升為「漏網右派」（陶軍就不幸有此遭遇）。
有人可能會說，被關牛棚的時候，可以到「長安街」看大字報，可以到歷史系資料室拿書看，關牛棚原來並不是完全不自由啊。確實如此，關牛棚和蹲監獄還是不一樣，和我在青年軍時期關禁閉也不能比。除了挨批挨鬥與不能離開校園之外，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歧視。比如說，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牛鬼蛇神們沒有資格參與。
最荒謬的時候，每次吃飯之前，都要先喊幾句口號，讀幾段《毛主席語錄》，那架勢，和基督教的「謝飯」一樣。我們很尷尬，不參加吧，要說我們不忠於毛主席，參加吧，也可能招來一句半冷不熱的「你們這些牛鬼蛇神還忠於毛主席？」為了不惹事，當人們「謝飯」的時候，我們就在旁邊稍微站一下，一言不發，待大家「謝」完了，默默地跟着進去吃飯。
伙食不好。不是說別人吃得差，而是我自己吃得差。被打為牛鬼蛇神之後，工資緊跟着也被凍結了，每個月大概只發20塊錢，家用只能靠妻子的工資維持。那時已有兩個孩子，小的還要喝牛奶，還有保姆，所以有點緊。我不忍心虧了孩子，因此自覺吃得差點，節省一點錢。不過，我食量大，加以勞動量也大，哪怕只有辣椒和白菜，我也能吃很多飯。大字報也好，批鬥也好，都沒有影響我的食慾。在被關牛棚的日子裏，最壞我心情的，是小女兒病危那一次。
摘自《章開沅口述自傳》，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彭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