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三十五年中，每當1989年六四事件紀念日前後，震顫在人們舌尖上的通常是王丹、周鋒鎖等學運領袖的名字。但在這些名字背後，一個數目龐大的89受難群體的遭遇卻往往被人們的注意力遺漏。這個群體正在步入歷史，但這三十五年來，他們經歷了怎樣的人生？以下是本台記者王允的專題報道。
在過去的28年裏，張強一直都是一個「隱形人」。
1996年底過後，張強就再也無法取得合法的身份證，這讓他長期處於隨時可能被警察盤查帶走的生活狀態里。
一個"隱形人"
張強對記者說，這一切的緣起都是在35年前那個初夏的夜晚。
1989年4月中旬開始，以悼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為導火索，北京高校學生發起了反貪腐、爭民主為旗幟的抗議行動，並迅速席捲全國。張強當時在廣州的華南理工大學化機系讀大三。5月19日晚，當北京要宣佈戒嚴的消息傳來後，華南理工的學生們群情激憤。張強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我們認為他這是違反憲法、違反法律的行為，會給國家造成很大災難的。」
1989年4月中旬開始，以悼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為導火索，北京高校學生發起了反貪腐、爭民主為旗幟的抗議行動，並迅速席捲全國。(路透社)
學生們在夜幕中突破系黨支部書記的阻撓，衝出了校園，前往廣東省政府門前示威。張強和另一位同學同舉着一個長橫幅，走在隊伍最前面。但就是這次「帶頭作用」，給張強此後35年的人生帶來了無止盡的折磨。
6月4日凌晨，中國政府動用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鎮壓示威學生，造成大量死傷。全國性的抗議行動也就此趨於消散。身在廣州校園裏的張強並沒有立即被清算，但到了當年秋天，他還是不得不面對命運的裁決。「1989年10月10日，華南理工大學做了一個決定，叫我退學，但是當時華南理工的法定代表人校長、副校長，還有管教學的，一個簽字的都沒有，只是在上面蓋了一個公章，讓我退學。」張強說，這就是真正的秋後算賬。
但張強在系裏老師的幫助下，留在學校勉力修完課程，到了1990年夏，學校改變態度，准予他「結業」。但張強堅持自己應該是正常畢業，由此和華南理工校方在是否遷出戶口的問題上陷入了長期的僵持。
張強走出校門開始工作，但他的身份證到1996年底過期。這極大地改變了張強的生活，原先他還可以在廣州做專業工作，此後就只能打零工，「有些工廠需要發貨，要裝貨、卸貨，這種（工作）我就經常去做，也不查身份證、不查戶口，你只要把活幹完，不出事。」更重要的是，張強不能結婚，不能給自己和女友的兒子上戶口，母子倆也因此在2010年離開了他。
張強身份證1996年底到期。（張強提供）
有一段時間，張強密集地跑華南理工、當地公安局，還有法院，但他的問題始終在這三個機構之間被來回踢皮球。到了2015年，他才通過公安局的調查發現，自己的戶口早在1994年就被華南理工大學註銷了。
一個重點大學的「畢業生」變成「黑戶」，2014年就由《南都周刊》報道過，那篇報道只以隱晦的方式提到了89民運的背景。但這十年來，張強的境遇並沒有多大改變；沒有身份證，他只能住在朋友幫他租的房子裏。他對記者說，「人間，人掌權、政治集團掌權的地方，我沒有居住的權利，沒有睡覺的權利，這多恐怖、多邪惡啊！」
一個"傻子"
在這樣的「人間」，張強被取消了居住的權利，做了近三十年的「隱形人」。他的「隱形」又仿佛是八九一代人的隱喻。
「六四事件」後，相比於王丹、周鋒鎖等少數長期受關注的八九民運領袖，張強這樣的普通參與者，他們的曲折命運實際上被遮蔽在媒體，甚至是輿論的背後，很難引發關注。在過去的35年裏，他們中大多數人的聲音、相貌，乃至名字正逐漸被淹沒在時光的潮汐中。
今年5月15日，北京前精神科醫生徐永海去海淀區有福養老院看望了六四事件後因捲入燒軍車案被判無期徒刑的北京人王連禧。徐永海事後在社媒X上貼出了他和王連禧的合照，照片中，王連禧坐在徐永海身後，滿口豁牙，笑容輕鬆。
徐永海與王連禧（左）2024年5月在北京養老院。（王連禧提供）
1989年六四的時候，王連禧34歲，是北京環衛工人。因為發生了中國軍人用槍炮屠殺學生的事件，他出於義憤，參與了堵截北京大街上的軍車。王連禧當時具體做了什麼，後來他自己也講不清楚。多年堅持去看望他的徐永海也只是略微知曉一些模糊的細節，「據說是可能因為燒軍車的時候，他遞了根火柴，還是打火機一類的，為這事被判了個死刑。」
六四事件後，北京中級法院僅用兩周就以焚燒軍車、毆打殘害解放軍戰士的名義共判處八人死刑，王連禧是其中之一，但由於被鑑定為有精神障礙，改判為無期徒刑，後又減刑至二十年，最終於2007年7月出獄。
出獄並未讓他正常地回歸社會，一年後，北京奧運會前夕，他被居委會送進精神病院。徐永海說，王連禧有些傻乎乎的，「他應該是精神發育遲滯，這個診斷應該沒問題，他就是老百姓所謂的『傻子』」，但他堅持認為，王連禧可以正常生活，無需住院。直到大半年後，王連禧才得以解脫，前幾年他才被送入了養老院。
徐永海2009年才偶然得知王連禧的事情，開始定期去看望他，帶去自己所在教會對王連禧的關心，以及外界給他的捐款。
徐永海自己也是六四事件的親歷者。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徐永海曾去過靠近西單的郵電醫院，當時那裏是容納最多從廣場上轉過來的傷員和死亡者的醫院之一，他還幫助包紮了傷員，「現在想起來都想哭，......哎，都激動。」那個時刻也改變了徐永海此後的人生，「真的，當年就想到，我們這個國家需要上帝，需要耶穌，需要愛。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立志，希望為主傳福音，希望愛能救這個國家。」
一份"欠債"、一份感情
徐永海是出於宗教信仰，去幫助王連禧。李海則是出於虧欠的心理，去尋找那些因為參與89民運而遭到迫害的北京市民。
1989年時，李海在北京大學讀哲學系研究生，天安門學運期間他曾擔任「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聯絡部部長。六四事件後，李海在學校僥倖「過關」，還能繼續讀書，但他始終覺得對參與八九民運的北京市民有一份欠債要還，「在整個運動中，是他們熱情地幫助、支援了學生，作出了很大的犧牲，並且死亡者也是他們佔多數。」
李海2014年在自家書房。（李海提供）
六四之後，外界的目光基本上集中在廣受關注的學運領袖身上，中國政府也極力對外隱瞞大量普通市民被抓被關的事實。從1991年開始，李海花了差不多四年的時間，整理了一份遭中國政府關押的522人所謂「暴徒」的名單，並交給位於紐約的人權機構「中國人權」發表。
李海說，這些市民普遍判得比較重；他舉例說，王丹才判了四年，但被抓市民的刑期則可能多出幾倍，「撿一個軍用挎包，就以搶劫軍用物資的罪名判八年、十年，這樣的，」並且，這些人又多數是來自底層的民眾，「他們通常都比較年輕，而且多數都有家庭，有妻子、小孩，而且（家境）都是比較困難的。」
李海提及的市民被重判的現象不僅在當時的北京，在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目前流亡荷蘭的姜福禎1989年時在山東青島參與民主抗議，當時是工人的他因為在青島海洋大學貼出了《討逆民之賊李鵬書》，被當地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八年有期徒刑。
1994年底姜福禎出獄後，生活稍微安定，便開始尋訪周邊地區因為八九遭到迫害的人群。姜福禎有些「謙虛」地說，在這群人中，他還不算最慘的，「在青島來看，我判得不算重，這些人判十八年、二十年的都有。」
姜福禎尋找八九難友的行動一做就是二十多年，他對記者說，有時他自己也說不清為什麼要這樣做，「就是一種感情，我就覺得這幫人太冤枉、人生太悲慘，被判得這麼重，有的人說實話並不是有什麼政治追求，就是個人命運悲慘。」
姜福禎2007年在自家經營的書店前。（姜福禎提供）
不可能的統計
對於這個因為參與八九民運受到迫害的群體，似乎自始至終就沒有過完整的統計。
現任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對記者分析說，除了前面李海提供的那個名單外，其他途徑已經很難獲得相關統計，「現在再想找這些歷史的話，找到當事人來敘述，他們不一定願意來敘事。」
作為八九民運重要領導者之一，王軍濤在六四事件後被中共官方稱為民運的「幕後黑手」，因此被判入獄13年，但到1994年在國際壓力下保外就醫，去了美國。
王軍濤說他能夠理解那些受迫害當事人的心態，「有的人在監獄裏面受了酷刑，出來之後也很害怕，所以接觸這個群體不容易。他們當時如果不認罪恐怕命都沒了，但如果認罪了，就很難再去接受境外機構的訪問。」他指出，李海收集那個名單的時候，是在境內的。而因為那個名單，李海於1995年以「泄露國家機密罪」被判處有期徒刑9年。
在另一方面，當時民運群體內部也存在分歧。王軍濤說，「89年六四事件後，有很多人為了說明自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以此證明共產黨的殘忍無道，就都想跟所謂的『兩亂分子』作切割，也就是共產黨說的參與暴亂和動亂的人。」他強調，這種心理使得那批參加抗暴而受到迫害的市民的遭遇沒有受到太多的關注。
目前擔任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執行主任的周鋒鎖告訴記者，「中國人權」從90年代開始就在收集中國良心犯的信息；對於八九這一批人，李海提供的名單就是他們重要的信息來源，但他們也並沒有對這批人的全面性統計，「大部分地區不可能去作一個系統的調查，比如說這個省、這個市、這個縣究竟有多少人受到影響？」
周鋒鎖對此有個估算，「我想整體上這個受政治迫害的群體十萬人是完全有可能的。」這些年常駐紐約的周鋒鎖每年都能遇到一些屬於這個群體的人，「前兩天在溫哥華碰到一個朋友，當時（89年）是一個中專教師，當時被剝奪城市戶口，發回原籍。這種情況是非常非常多的，對這些人的一生影響是非常大的。也有人熬出來了，也有熬不出來的，一直生活在困苦當中。」
職業就是受迫害
李海2004年從獄中被釋放後，就一直處於無業的狀態，他有些戲虐地說，他的職業就是受迫害，「就是不斷地躲避警察的上門騷擾，有一年他們就上門16次，一會兒走一會兒留，就是你不可能擁有一個正常的生活，有一年他們在門前一看就是半年多。」同時，李海還隨時可能被警察綁架，甚至都不需要緣由。
李海無法找到正常的工作，所以在很多年中，他都是靠朋友的幫助勉強度日，「非常隨機的，總是有一些朋友幫一些，大家知道了，就湊點錢給我，正好夠我維持生活的，就是這種來自不確定來源的幫助。」
雖然這點有限的幫助在李海看來應付生活已經足夠了，但他坦言，總體上大家對這個群體的人幫助還是很少，「06、07年的時候，大家呼籲幫助某個特別困難的朋友，湊到最後也才兩三千，還為此吵得一塌糊塗。」
記者從了解八九一代遭遇的人士中，聽到的大多數是生活窘迫的各種案例。現居紐約的原1989年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成員呂京花對記者提到了今年初在貧病中過世的齊志勇、生活困苦但從不要外界援助的董盛坤；周鋒鎖則提及了去年在病榻上死於火災的何家維，「外界根本不知道的，服了重刑、終身生活在困苦中的這些人非常多。」
從2007年開始，周鋒鎖和幾位朋友通過其創立的非盈利組織「人道中國」為這些在國內的八九難友持續提供經濟上的援助，「我們每年都會資助這種因為89受迫害的人，其中不少人已經離世。」他強調這些資助都是小額的，「就看是否是緊急需要，一般至少五千人民幣，需要更多的可以再多一點。」他算了一筆賬：「人道中國」為資助這個群體每年要支出約四萬美元，覆蓋的人員範圍約三十位左右。
周鋒鎖也提到，比「人道中國」更早的，八九受迫害者孫立勇2005年在澳大利亞創辦「中國政治及宗教受難者後援會」，常年為國內的這個群體提供經濟援助。身在紐約的呂京花也通過自己的渠道為她認識的受難人士提供資助。但這些來自不同渠道的民間資助對於這個群體的龐大人數來說，顯得是杯水車薪。
長期在底層生活，也給這個受迫害群體中的很多人帶來了精神上的損害。記者採訪的多位人士都提到，這個群體中的不少人患有抑鬱症或有其他行為上的問題。
也有部分因為89年受到清算，但此後遠離政治的受難者又「成功」融入了中國社會。六四後曾被關入秦城監獄的當時清華大學的大四學生李恆青已身處美國多年，他告訴記者，「現在我還保持聯絡的這些人中，有些做企業做得很成功，比較活躍，要麼就是在清華留校做教授的。」但他也承認，這些人在八九受難群體中仍然屬於少數。
被迫去國
一方面政治迫害無休無止，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生活日益逼仄，這個群體中的一些人想到了離開中國。
工人劉濟濰1989年因為在山東濰坊參與民運，在街上書寫民主標語，被當地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八年有期徒刑，實際坐牢六年。但從1995年出獄，到2017年離開中國，劉濟濰說自己一直生活在恐懼中，「我在中國這二十多年，我就覺得像是待宰的羔羊，被捆在台子上，那刀子隨時可能落下來，而你又無能為力。」
這二十多年，劉濟濰主要忙着生計，並沒有參與政治活動，但他發現自己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劉濟濰是不能去北京的，一旦被發現去北京，他就會被當地警方強行帶回濰坊。尤其是在中國政府建立其覆蓋全國的數字監控體系後，劉濟濰更是覺得自己毫無自由，「你無時無刻不在他的掌控中。」
劉濟濰（左，約1994年）在山東第三監獄中。（劉濟濰提供）
鄔萍暉比劉濟濰早一年來美國。他說那個時候，他已經是非走不可了，「再不走我就覺得可能發生不可預料的事件，正因為如此，在整個過程中我都惴惴不安，從深圳機場轉北京機場，直到飛機在三藩市落地，我才有一種徹底自由、徹底釋放、徹底放飛的感覺。」
鄔萍暉1989年時讀大四，因為在運動中書寫反對鄧小平的標語，以「誹謗罪」被判一年半有期徒刑。出獄後，鄔萍暉與民主人士圈長期保持着聯繫，並參與到他們的一些行動中。2010年代，鄔萍暉參與廣州的新公民運動，這給他帶來了危險，「我出國之前一年多的時間，經常聚會的人中就有好幾個人被抓。」鄔萍暉慶幸地說，幸虧他在2016年離開了中國，不然也已經再次淪為階下囚。
心跳繼續停留在那個時代
像鄔萍暉這樣在六四後，繼續冒着巨大風險，在國內從事與推動民主相關活動的八九受難者只是鳳毛麟角。不少人轉換了思路，開始重新審視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和個人的作用。
鄔萍暉在2016年。（鄔萍暉提供）
朱利全在1989年時是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曾短暫擔任過南京高自聯主席，六四事件後，他同樣遭到關押。出獄後，朱利全回到學校完成了學業。但由於他絕不承認自己在民運中有錯，朱利全此後的人生發展處處受壓。朱利全告訴記者，「你心懷天下，但天下不關心你，這個政黨也不可能給你施展才華的機會了。」
出於對中國政局和生活的失望，朱利全於2020年移民加拿大。朱利全說多年來，他仍然以「火熱的心」關注着中國，「我偶爾會給朋友講，我們的心還很年輕，還停留在1989年那個時代跳動。」
朱利全（右）與郭羅基2012年在美國奧馬哈。（朱利全提供）
但朱利全說他是謹慎的，如何推動中國的變化仍然取決於人民的態度，「時代和命運需要你站出來的時候，你一定要站出來；但不需要你站出來的時候，你可以站出來，但我認為你站出來是沒有意義的，所以你沒有必要站出來。」他暗示，中國當下還沒有足夠多的人表現出要改變命運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