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春，災難突然降臨到我們這個原本幸福的四口之家。在四川川南人民法院任審判員的父親，因曾在原中央大學上學和在民國法院工作期間參加過國民黨、青年軍，並擔任一定職務，被認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判處勞教5年。父親被判刑後，母親成為反革命家屬，在四川舉目無親，兩個幼子又經常生病，無奈之下，只好辭掉川南法院書記員的職務，回到鎮江我外祖父家。當時哥哥3歲，我3個月。
外祖父是鎮江的開明人士、商會理事，五進的房產都作為藥材行公私合營了。母親帶着我和哥哥投靠外祖父，全家8口人住在一個50多平米的屋子裏。1956年，外祖父因腦溢血突然去世，兩個小舅舅與我弟兄倆年齡相仿，外祖母和我母親成了家中的頂樑柱。
當時鎮江小學教師奇缺，上海復旦大學法律系畢業的母親就當了一名小學教師，且一干就是26年。1956年，她的工資定為44元5角，因丈夫是反革命，直至1979年退休，幹了20多年，還是44元5角。父親5年勞教期滿後，仍然不得回家與親人團聚，又在原勞教農場工作了5年，每月近有20元的生活補貼。
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母親都不可能也不敢帶我和哥哥去四川看望反革命父親。為了滿足父親渴望見到孩子的心願，每年兒童節期間，母親都帶我們弟兄倆到照相館拍照片，寄給父親。父親在四川的10年中，也給我們寄過兩張照片。這就是10年裏母親和我弟兄倆能夠看到的父親形象。
反革命父親給我弟兄倆的童年帶來說不盡的痛苦，一些不懂事的孩子和同學罵我們是野孩子、狗崽子，我們沒有資格當班幹部。童年的逆境和母親的教誨也給了我和哥哥上進的動力，從小學到中學，我倆始終是班級和學校品學兼優、特長明顯的好學生。因父親是反革命，小學畢業時，我倆都不敢報考重點中學，先後報考了不太重視家庭出身、以升學考試成績排學號的鎮江二中，我和哥哥的學號分別是班級的1號和5號。
1965年，哥哥連普通高中都不許上，只能到鎮江蠶桑耕讀學校半工半讀。1969年，我和哥哥一起上山下鄉，上學、招工、參軍皆與我們無緣。粉碎四人幫後，哥哥和我才先後回城。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二期，2011-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