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能靠願望使其最棘手的挑戰者消失
譯者：撒母耳
（圖：Illustration by the Project Twins）
自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22年秋季獲得第三個執政任期以來，他的日子一直不好過。連任後不久，街頭抗議迫使他突然放棄了其標誌性的「清零」政策。在2023年初快速重新開放之後，經濟逐漸放緩，暴露出周期性和結構性的挑戰。投資者紛紛撤離，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流量創下歷史新低。與此同時，因腐敗和更嚴重的指控，習近平解僱了他欽點的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他的軍隊搞砸了氣球情報搜集項目，在2023年初，一個流散的氣球在美國大陸上空漂浮數日，引發了一場不必要的危機。現在，習近平正在對與中國導彈部隊有關的軍事和國防工業人員進行歷史性的清洗。在此背景下，美國繼續擴大與中國鄰國和域外國家的聯盟。
這些和其他事件助長了「中國即使不是永久衰落，也正在停滯不前」的說法。一些學者現在認為，世界正在見證「中國的峰值」，中國的加速衰落可能會導致其發起猛烈攻擊。政治學家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和米高·貝克利（Michael Beckley）2021年在《外交事務》上寫道：「歡迎來到『中國峰值』的時代。中國正在走上一條常常以悲劇告終的弧線：令人眼花繚亂的崛起之後，是嚴重衰退的幽靈。」包括作家兼投資者的魯奇·夏爾馬（Ruchir Sharma）在內的評論家已經開始猜測「後中國的世界」。就連美國總統喬·拜登也加入了這場遊戲，他在2023年8月表示，中國是一顆「定時炸彈」，「沒有以前那樣的能力了」。
這些觀點既不明智，也為時過早。習近平仍然相信中國正在崛起，並正在採取相應行動。他致力於實現「中國夢」，這是他長期以來的民族復興口號。他打算在2049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實現這一目標。如果說中國正在達到盛極，那麼幾乎沒有證據表明習近平看到了這一點。事實上，包括習近平在內的許多中國精英都認為是美國正在走向最終的衰落。在他們看來，即使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兩國之間的實力差距仍在縮小，對中國有利。
如果習近平確實有擔憂，他也不太可能在內部說出來，因為他擔心這樣做會招致批評甚至反對。他的野心對於他的合法性和中國共產黨（CCP）的信譽至關重要，幾乎沒有收回的餘地和動力。習近平並非對中國近期的問題視而不見。但作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認為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線性過程，而是一個需要時間和調整的過程。在他看來，中國目前的困難只是實現中國夢道路上的顛簸。
習近平還認為，中國的強國之路將有別於西方大國，尤其是美國。他認為，國家應發揮強有力的作用，對市場和私營部門的使用應加以限制和控制，而技術則是提高生產力的核心。他希望經濟更像先進制造業強國德國，而不是嚴重依賴消費和服務業的美國。
如果習近平能將國家權力和市場力量恰當地結合起來，對全球資本和技術保持足夠的開放度，並採取政策解決中國國內最大的一些問題，如人口減少和老齡化等，那麼他的方法可能會奏效。然而，習近平最近的行動並沒有讓人相信他有能力或意願採取這些和其他措施來避免經濟停滯。但是，如果說從過去40年中可以汲取什麼教訓的話，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及其對經濟的管理往往能在不利處境中矇混過關。
此外，在當今相互聯繫的世界中，各國擁有多種力量來源和無數利用這些來源的方式，「中國峰值」的概念毫無意義。如果中國經濟表現不佳，但其軍事現代化和外交產生了影響力，那麼中國的力量是否正在減弱？中國在經濟上達到峰值並不等於中國在地緣政治上達到峰值——許多「中國頂峰論」的鼓吹者忽視了這一區別。
即使中國的實力、影響力或經濟增長已經達到了某個未定義的上限，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也可能要到數年後才會意識到這一點。在此期間，北京仍可能給華盛頓及其盟友帶來諸多問題。如果事實證明中國的實力正在衰退，它仍然可以利用其強大的能力來損害美國在亞洲和全世界的利益和價值觀。因此，無論「中國峰值」的標籤是否準確，華盛頓相信中國達到峰值——並以此為基礎制定政策——都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危險的。
中國自己的敘事
自2013年上台以來，習近平對中國的前景和未來軌跡的信念非常明確。他對中國有着巨大的野心和強烈的緊迫感。在國內，他尋求提高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和效率，通過減少政府的作用、增加黨的作用來重塑黨國體制，並重塑中國經濟，使其更加自給自足和公平。在國外，他希望改革全球治理，以更好地保護中國的利益，並推廣不自由的價值觀，如擴大國家控制、限制市場和限制個人自由。
習近平的計劃既體現在他的公開講話中，也體現在中共通過國家媒體、宣傳和內部講話的自我敘事中。習近平始終堅信，中國仍處於他所謂的「戰略機遇期」。2023年3月，習近平在訪問莫斯科時對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現在正在發生一百年來未曾見過的變化，我們是共同推動這些變化的人。」在去年12月舉行的中共每五年召開一次的「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解釋說，他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培育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新動力，把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國際感召力、國際塑造力提高到新水平」。儘管習近平公開承認中國面臨着「狂風巨浪」，但他認為這些風險不是退縮的理由，而是不斷進取、更加努力、更加快速地前進的理由。
同樣的說法在整個黨內盛行。2021年發佈的中共過去100年的官方歷史稱，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並且「從未像現在這樣更接近自身的復興」。習近平的現任情報部門負責人陳一新在2021年初向中共幹部發表講話時，列舉了西方民主國家面臨的所有問題，並宣稱「東升西降」——這句話已成為中共的口號。每當習近平強調他所謂的「中國方案」或「中國智慧」越來越有吸引力時，他都會呼應這一觀點。
中共的野心是由受害者情結、怨憤和權利等複雜因素共同推動的。與其他從中共體制中走出來的 中共領導人一樣，習近平也是在外國統治下中國所遭受的「百年恥辱」的故事中長大的。國家安全已成為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新近影響着各種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習近平認為，「分裂和西化中國」的威脅和「顏色革命」的危險無處不在。近年來，他的擔憂愈演愈烈，促使中國與俄羅斯和其他不自由的大國走得更近。在去年12月對中國外交官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外部勢力對我們的打壓圍堵不斷升級」。這種恐懼的姿態解釋了為什麼中共現在將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視為同等重要的優先事項——鑑於鄧小平將增長和發展放在壓倒一切的優先地位，這種立場會讓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在墳墓里翻騰。
行動勝於言語
習近平的前任允許國務院（內閣）和各省在政策制定和實施方面發揮更大作用，並為市場力量、私人資本和個體企業家提供政治空間，以推動中國的大部分增長。然而，為了實施他的議程，習近平已採取措施將中國共產黨置於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中心。在幾乎沒有任何內部阻力的情況下，他獲得了第三個任期，將他的親信安排在高層職位上，並使他的前任胡錦濤邊緣化，處於尷尬地位。(在2022年10月舉行的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上，年邁的胡錦濤被從講台的座位上帶走護送下台。）去年秋天，李克強總理突然去世，這使得習近平在黨內沒有對手。與鄧小平不同，習近平不必忍受一群元老在幕後的吹毛求疵。
為了進一步鞏固其政治權力並推進其政策目標，習近平開展了一場長達十年的激進反腐運動，至今仍一如既往地激烈。2023年，名義上與習近平關係密切的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被罷黜，但這不應被視為習近平軟弱的表現，而應被視為他的力量和決心的表現。他立即將他們免職，沒有任何明顯的戲劇性事件發生。他目前正在清洗與中國珍視的戰略火箭部隊有關的軍方和國防工業官員——有十幾人而且還在增加——這反映了他對自己地位的自信和實現軍隊現代化的決心。
習近平擴張的國家安全觀包含高度的政治監控和鎮壓，這仍是中共實現習近平新黨國體制願景的關鍵工具。他賦予安全部門權力，在反烏托邦式（dystopian）的監控技術的幫助下，消除一切異見的跡象，噤聲不滿的新疆和西藏少數民族，甚至幫助執行經濟指令，如騷擾收集敏感信息的外國諮詢公司。中國的非軍方間諜機構國家安全部，現在運營着一個活躍的微信賬號，該賬號公開評論眾多熱點問題，包括中美關係和所謂的外國間諜行動，這在中國尚屬首次。
（圖：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展覽，北京，2021年4月，Thomas Peter/Reuters）
儘管面臨經濟逆風和增長放緩，習近平仍在繼續前進，而不是像「中國峰值論」者所暗示的那樣優柔寡斷。他希望重塑中國經濟，減少對出口以及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的依賴，更多地依靠技術和先進制造業來推動增長。這就是他大力投資清潔能源技術、電動汽車和電池的原因，一些中國觀察家將其稱為「新三大」增長動力。（「老三項」是房地產、基礎設施和加工貿易。）習近平認為，收縮過熱的房地產行業是重新配置資本以實現經濟轉型的痛苦但必要的一步。
事實上，習近平不僅對當前的經濟表現不佳感到滿意，而且還在積極推動這種狀況。這也是迄今為止刺激措施如此溫和的主要原因之一。對他來說，經濟只是在變得更強大、更可持續的過程中經歷着成長的陣痛。誠然，這種觀點引發了一個問題，即習近平是否獲得了關於中國經濟所面臨的結構性和周期性挑戰深度的可靠信息。儘管如此，習近平還是接受了緊縮政策，並試圖恢復毛澤東統治早期的犧牲、自力更生和平均主義（egalitarianism）精神——例如，鼓勵應屆大學畢業生搬遷到農村，而不是留在城市發展自己的事業。
習近平的許多政策在構思和實施上都是糟糕的。但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他試圖平衡多個且常常相互矛盾的目標，而他的決策過於集中。但必須明白的是，習近平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並不認為他們的國家正在衰落。相反，他們認為自己正在做出艱難的選擇，以調整經濟結構，從而推動中國實現現代化目標。
要麼做大要麼放棄（GO BIG OR GO HOME）
習近平認為中國在全球崛起，並認為現在是在世界舞台上發揮更大作用的時候了。儘管頻繁的經濟損失經常引起當地的強烈反對，但他仍然在堅持推行「一帶一路」，即中國政府龐大的基礎設施和投資計劃。2023年，中國成功擴大了金磚國家（以最初成員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命名的主要新興經濟體集團），新增了五個國家。這是習近平企圖替代西方及其基於規則的自由國際秩序的一部分方案。習近平在烏克蘭戰爭中支持普京，幫助他重建俄羅斯國防工業和民用經濟。中國正在謹慎地應對歐洲和中東的戰爭，避免西方制裁併逃避責任，同時保持在這兩個地區的影響力。
習近平現在自豪地宣揚一種尚未成熟的全球秩序三方願景，旨在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以及西方的規則和規範。在過去兩年中，他宣佈了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習近平的目標是使中國成為變革後的國際體系的核心角色，這一國際體系不再那麼自由，更少以規則為基礎，而是遵從中國的偏好，尤其是在台灣、領土爭端和人權等優先事項上。習近平正積極拉攏各國採納這一反西方願景，這也是金磚國家擴張以及與巴西、俄羅斯等國共同努力試圖削弱美元全球影響力的背後動力。
當習近平面臨逆風時，他的政策回撤幅度小，調整範圍窄且有針對性。他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放棄了新冠「清零」，而沒有任何新的疫苗接種計劃，導致數千人死亡，但沒有造成任何政治或社會影響。去年，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被免職，但這兩個部都沒有受到影響。中美外交和軍事會談因間諜氣球危機而中斷，現在又回到了正軌。儘管中國軍隊的戰略火箭部隊發生了動盪，但習近平將中國核力量擴大四倍的計劃仍在繼續，並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美關係。
在經濟方面，習近平不情願地採取了更多財政刺激措施，包括刺激消費的措施，但絕不是那種會破壞他讓中國成為先進制造業超級大國願景的「大規模」舉措。在收縮房地產行業並推行國家主導的投資戰略的同時，習近平對外國投資者要求更多刺激措施和結構改革的呼聲無動於衷。中國政府拯救國內崩盤股市的努力——通過購買股票——只是習近平致力於國家主導發展的最新例證。對於中國一些最大的結構性問題，如負債纍纍的省份和不斷擴大的人口赤字，習近平的應對措施並不得力，這令人擔憂。不過，他還是可以採取一些政策來解決這些問題，只是他還沒有這樣做。
在經歷了新冠疫情和烏克蘭戰爭帶來的特別困難時期後，習近平穩定了他的主要關係，包括與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關係。但他並沒有為此付出太多。中國繼續在俄羅斯問題上騰挪周旋：它通過軍民兩用產品出口，增強俄羅斯的軍事能力，幫助支撐其經濟，同時避免美國的大規模製裁。中國仍然是世界許多地區的經濟和外交主導力量。迄今為止，習近平只做出了戰術調整——這是中共屢試不爽的方法，既能證明政策舉措的合理性，又不會偏離長期目標。
這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傻瓜
除了無視習近平對中國崛起的明確決心外，還有其他原因也表明接受「中國峰值」的觀點是有問題的。首先，在實踐中很難衡量和理解「中國峰值」的含義。它是一個絕對術語還是一個相對術語——如果是後者，相對於什麼？這個詞是否考慮到了美國的實力或習近平對其的看法，這是不清晰的。也許 中共領導人並不擔心他們的國家是否正在達到峰值，因為他們相信與美國的差距會不斷縮小，即使是以較慢的速度。
此外，中國可能在某一領域達到峰值，但在其他領域卻取得進步，從而使計算變得複雜。認為中國目前正在衰落的支持者主要指出了中國的經濟。然而，隨着經濟增長放緩（部分是有意為之），中國仍保留着其他權力和影響力來源。最重要的事實是，即使經濟表現不佳，中國仍將是全球大國。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和債權國，也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國家。中國也是電池和電動汽車等一些最重要的新興產業的創新中心。中國生產或提煉的重要礦物仍佔世界總量的一半以上。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最先進的軍隊之一，具備遠征能力，海外足跡不斷擴大。中國正在擴充核武庫，並配備常規洲際彈道導彈和先進的高超音速導彈。軍方還可能轉向更積極的「預警發射」核武器態勢。
就外交實力而言，中國處於全球政治的中心，在每次危機中都佔有一席之地。習近平巧妙地利用中國對海外基礎設施的投資，創建了一個產生地緣政治影響力的經濟聯繫網絡。中國與伊朗、朝鮮和俄羅斯的初步結盟可能會決定全球穩定的未來。在幾乎每一個跨國挑戰中，中國政府既能推動進步，也能破壞進步，它巧妙地利用這一地位來促進自身利益，避免不必要的負擔。
即使是停滯不前的中國，也會在經濟上和戰略上給華盛頓帶來嚴重問題。
在國內生產總值方面，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世界各國有着深厚的聯繫，即使中國經濟放緩，習近平仍可以在制定全球規則和規範以及削弱美國影響力方面取得有意義的進展。中國關於歷史和當代地緣政治的敘述在發展中國家引起共鳴，而中國政府在推廣這些敘述方面只會做得越來越好。簡而言之，要麼中國還沒有達到峰值，要麼「中國峰值」的概念並不能很好地解釋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所帶來的挑戰。
西方官員不應將西方的恐懼和希望投射到中國身上，而應努力了解 中共領導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野心。「中國峰值」的觀點只會讓美國國內的辯論變得混亂。它導致一些人認為中國的弱點才是問題所在，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中國的優勢構成了最大的風險。每一方都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上制定出複雜的政策建議。但是，用這種簡單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卻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使是停滯不前的中國，也會在經濟上和戰略上給華盛頓帶來嚴重問題。
這種混亂的爭論分散了人們的注意力，影響了為與中國進行更為複雜的競爭而分配資源所需的努力。美國決策者仍然需要確定在哪裏以及如何與中國競爭，同樣重要的是，他們願意承擔什麼樣的風險，願意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如今，這些基本問題仍未得到解答，如果現在處理不當，美國領導人將面臨更為嚴峻的局面。如果說烏克蘭戰爭提醒了我們有關美國戰略的什麼問題，那就是既需要明確的目標，也需要政治共識。在中國問題上，當前最大的風險不是中國的崛起會逐漸消退（華盛頓會反應過度）。相反，最大的風險在於美國有可能無法構建和維繫在各方面力量與中國長期競爭的支持。
作者簡介：麥艾文（Evan S. Medeiros）是喬治敦大學沃爾什外交學院亞洲研究彭納家族講座教授（Penner Family Chair in Asian Studies at the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他曾在奧巴馬政府期間擔任總統特別助理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