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字面意思看，流氓就是失去故土的人。文化史家朱大可對流氓的歷史有過精彩的論述。失去故土的流民百姓，其心態當然不會太平常，他是暫時的、過渡的，得過且過的賭博式活着，撞大運式地賺出活法兒，他的言行舉止都少了生活的理性，沒有長遠的考慮，他有的只是生存的邏輯，諸如暴力、血酬一類。真正的民眾說他是混混兒。一個混字，說盡了流氓的本質。城裏多流氓，城市市民多無家園、鄉土的感覺，城裏流氓人擠人，城裏流氓成堆兒撮。
流氓多了，就會出現無序、混亂、危及大家的生活的局面。流氓們在打殺中分出了大小，這時候，流氓們不得不有所改變。就像蛹變蝴蝶一樣，流氓們把「混」字放在心底里，而開始為自己文飾。混亂的人群一經文飾，就像風吹過流沙，沙聚的地方有了某種秩序。比如，流氓成群，大小成幫，聚幫成黨，有了群、幫、黨，流氓的力量就如同超人一樣，為所欲為、無所不能。歷史有惡推動，文明有流氓創造。流氓們說，人群需要他們才成社會，社會誰都離不開誰，社會需要秩序，秩序是管出來的，社會總要管的。故流氓雖多在城市，卻不妨礙是城市創造了現代文明。墨索里尼帶人進了羅馬，羅馬才有了一個現代的樣子。墨索里尼跟他的流氓軍師洛可先生想出了一個詞：統合主義，就是要讓流氓們和百姓們相安無事地接受彼此被捆綁或說聯盟在一起的生存格局。捆綁、聯盟、統合，就是法西斯一詞的字源。
社會要管，這種思維給予了流氓很多的方便。就像硬道理和軟道理，大流氓和小流氓，必須管着才好。大流氓管着小流氓，一個「管」字，是流氓心智里最了不起的思維認知，雖然他的生存仍是「混」，但管久了，流氓擺脫了打打殺殺一類的街頭狀態，而進入了客廳、廣場、大會堂、國家層面。我在羅馬街頭欣賞墨索里尼時代的建築，那種重光帝國時代的建築夢想，雖然用大理石圓柱建造成了的大會堂跟帝國時代的萬神廟不能相比，但多少有着巍峨或崇高美學的影子。流氓管理國家社會的要義在於這種正經，管的大流氓們就從老大、斧頭幫幫主一類的角色轉換成「領袖」、「元首」。如果流氓的「管」不能一本正經，那麼流氓的存在就失去了喜劇效果，而跟他們的來路，跟黑社會的混混沒有任何區別了。但「管」起來的流氓跟混着的流氓，只有五十步百步之別，何況在大流氓的管治下，真實存在的則是眾多小流氓們的混，有老大罩着，小流氓們樂得「悶聲大發財」，混吃混喝混天黑了。
對大流氓的感恩是小流氓們常做的事。金庸感受大陸的文革時代，而在《天龍八部》裏寫丁春秋，在《笑傲江湖》裏寫岳不群，在《鹿鼎記》裏寫神龍教，就因為感受真實而寫得很傳神。但流氓的存在既成生活的前提和條件，市民百姓們也會對大流氓感恩。比如墨索里尼上台後說「讓火車按時開動！」此話成為名言，如同上帝說要有光一樣。因為這個大流氓確實讓意大利的火車按時開動了。流氓創造了文明，甚至流氓也通向了民主。流氓民主論者就認為，無論流氓是張三李四，是阿貓阿狗，只要他們按程序，在台上鬥爭、打殺，社會就會發展進步，民眾就會受益。據說這是一種弄假成真的民主，是哄騙流氓的結果。流氓管人、統治、盤剝民眾，有人幫他數鈔票的同時，一方面恭維流氓，你長得真帥啊，你這樣下去，明天就會得到大家的愛戴；另一方面勸導民眾，他還不錯，肯聽意見，大家都哄一哄，騙一騙，他就會變成好人的。有人甚至說，這個秘密是公開的，所以大聲說，大家可以「騙來一個新體制」。例如台灣，有人就說，它的民主過程其實是流氓打架鬥毆的過程。最初是大流氓讓大家搞假民主，形式民主，但程序有了，大家都參選，就弄假成真了。另一方面，儘管台灣的流氓極多，台上競選的都是阿貓阿狗不三不四的混混兒，但在選民的鼓譟下，流氓越來越表現出正經人的樣子。
[page]
流氓民主論有大批的信奉者。但是，對流氓史漫長的地帶來說，人們更信奉穩定論。據說，法律也承認，不公正勝過無秩序。暴君勝過暴民，流氓勝過亂世。他們習慣了流氓的存在，他們往往患有極深的、甚至不為己知、不為自己承認的綁票心理，他們把流氓當作一個文明必然的人格來接受。尤其對大流氓，他們覺得那是自古而然天經地義的，是超出他們之上的成功人士，是他們需要的須臾不可離棄的權威，是他們生存於世的最有效的裁判。因此，他們甚至接受不了流氓民主論，他們的神經心智聽不慣各種流氓在台上吵嚷、揭老底、打架，一統天下，耳根清靜，多好。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也是流氓。
一個流氓社會裏的大小流氓不承認自己是流氓是最正常不過的事了，可憐的倒是那些被他們管着的大小馴民們不承認統治他們的是一群流氓，官員、幹部、公務員、服務生，這是他們給予流氓們的榮譽。他們已經不考慮流氓的未來，似乎流氓是跟文明相始終的一類人。既然如此，流氓統治他們就是一種「必要的惡」。的確，在諸如家族、部落、種族、國家等文明單位里，流氓是最為重大的人格形式之一。但這並不意味着流氓在任何文明單位里都能永遠地混下去，永遠地管下去，用我們古代漢語的話，「唯彼作威，唯彼作福，唯彼錦衣，唯彼玉食」。對流氓的馴服是文明演進史上的重大課題。從馴服家庭的流氓開始，到馴服國家的流氓，人類已經取得了相當多的成果。現代文明最重要的收穫就是讓每一個人自成主體，讓每一個發揮創造潛能。就是說，在個人無限豐富的創造力面前，流氓的「混」與「管」都是一種需要審判的罪惡。
但遺憾的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明其「明德」，都認知到人的目的性和人的創造力。他們在擺脫自身的流氓屬性方面總顯得三心二意，不夠有信力，有慧力。比如他們總要搞一下比較、權宜，他們說，民主是他們同意的，但他們覺得一個企業內部必須獨裁才行；企業怎麼發展，必須聽一個人，所以他們要呼籲善待企業流氓，要鼓勵企業流氓們放心大膽地騙錢。他們還說，比起法西斯德國來，意大利的流氓政治就是一種「較輕的害」。甚至在今天，全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都顯得疲軟無力的時候，各階層、種族、地域、利益集團爭權奪利的時候，他們會想起墨索里尼把大家捆綁在一起的辦法，那種辦法似乎是有用的、有效的，那種辦法今天在東方國家的部分實踐正成為大家羨慕的對象。
但流氓就是流氓，這裏沒有任何假借。有的大家長對內不錯，或說是仁慈的權威，或是由家庭成員民選出來的，但他們對外卻是流氓十足的。有的國家似乎上層共和了，但它的元首和共和機制卻也是流氓十足的。有的民族已由民主致富了，但一提起它的毛病，它的全體成員就會跳腳大罵。對流氓家庭、流氓民族、流氓國家的態度幾乎是文明史上最為蒙羞的一頁。直到今天，人們仍無誠實地表達對流氓的嫌惡之意志。文化史家、政治哲學家、社會學家們甚至多把流氓當做人類社會的常態。
對待流氓和流氓社會，作為旁觀者，參與者，人們有時候不得不表態。遺憾的是，大多數人的態度是不正當的。因為他們心裏有權宜。墨索里尼統治的二三十年代，意大利確實被管得相對有序，他也得到國內大多數人的支持。在外面，蕭伯納崇拜這個流氓，說「終於有了像似負責任的領袖」——我們得原諒蕭，因為他的意思是說，在這之前，各國的大流氓只混不管，蕭只是誤把墨索里尼說成社會主義同路人；龐德公開支持意大利國家流氓，說墨索里尼延續了傑斐遜的事業——我們得原諒詩人，他不懂政治；弗洛伊德送親筆簽名著作給墨索里尼，把這個流氓稱為「文化英雄」——我們得原諒大師，他在尋找文化的出路時飢不擇路；美國駐意使節查德替流氓的自傳寫序，稱墨索里尼是「此空間此時間最偉大的人物」——我們得笑話美國人的幼稚，改不了見老大就拜的幼稚病；丘吉爾則在流氓起家的時候就稱讚他，說墨索里尼是「活着的最偉大的立法者」和「列寧主義毒藥的解藥」——我們得笑話這隻狐狸，就這麼出來混，最終是要還的，英國為它的鄉愿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今天我們都知道墨索里尼是什麼人，一個流氓，一個喜歡在陽台上發表演說的丑角和小打小鬧的流氓，甚至可憐地做了希特拉的傀儡。我數次在流氓演講的陽台下走過，那裏早已成為人民閒庭信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