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權貴巧取豪奪，快速聚斂更多的財富。圖為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及其私募基金博裕資本。（大紀元合成圖）
上世紀90年代初，藉助改革開放的勢頭，《當代西方經濟學》進入大學課堂，馬列主義再生產理論漸漸淡出，曾經在這個領域呼風喚雨的如于光遠、薛慕橋、劉國光等人，漸成昨日黃花。這裏再談再生產理論的荒謬，當然已無絲毫意義。《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是A.馬歇爾奠基的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政府干預主義的綜合，代表人物是P.A.薩塞謬爾森。頗具諷刺意義的是，薩謬爾森《經濟學》對前蘇聯的經濟發展，一直加以讚賞。直至蘇聯解體，薩謬爾森才在《經濟學》中，悄悄把讚賞蘇聯經濟體制的文字抹掉。我不想重複指出凱恩斯學說的謬誤，政府干預主義早已不值一駁。我想指出的是，曾被無數人捧為神品天書的新古典經濟學，也存在一個致命缺陷。
這個致命缺陷，就是作為新古典經濟學基石的「經濟人假設」。人都有自利的一面，如果把這個「經濟人假設」抽掉，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便頃刻倒塌，整體新古典經濟學大廈也就完全癱瘓。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中國知識界，明白「自利主義」不能概括全部人性的人，又有多少？無數中國學生長期接受的是共產主義教育，崇尚集體主義精神，一旦接受經濟學的「人的自利主義」仿佛豁然開朗，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人性的真諦。沒有宗教信仰的中國學生，接受了經濟學的「自利主義」假設，走上社會各部門或公司就職，在與方方面面打交道的時候，行為準則的一個指導思想就是：「人總是自利的」。於是人們想方設法貪圖利益、投機取巧，理由就是因為「人總是自利的」。許多人甚至走到「利己而不惜損人」的地步，乃至無數人之間形成心安理得地互害，恐怕都與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有關。
我不是說「人的自利主義」錯在哪裏，這樣很容易趨向另一個極端——縱容集體主義的欺騙性。「人的自利主義」源自17世紀英國人霍布斯指出的人的「自我保存」的激情，也是人的自然本性，後來人們由此推導出人的基本權利——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稍後到了荷蘭思想家雨果.格老秀斯那裏，才完整發現人的自然本性。格老秀斯認為，人的本性首先在於人「必須自我保存」，其次還在於人必須「與他人共存」（即人的社會性）。格老秀斯在德國的後繼者普芬道夫認為，「人的自我保存」同「與他人共存」之間存在衝突，能夠化解這種衝突的，只有基督教。另一位頗受F.A.哈耶克推崇的荷蘭醫生曼德維爾，在一篇經典的《蜜蜂的寓言》中指出：人的「自利主義」（自我保存）的行為結果，恰恰正是社會的繁榮（與他人共存）。由此可以發現，人的「自利主義」及「與他人共存」，共同構成完整的人性，相當於一枚硬幣的兩面。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在於，對「人的自利主義」或「經濟人假設」的單方面推崇，一下子就腰斬了格老秀斯對完整人性的真知灼見——排斥了人性中人必須「與他人共存」的一面。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經濟學的古典主義鼻祖亞當.斯密，繼承了格老秀斯對人性的剖析，也接受了曼德維爾的重大發現。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離開無數人的相互共存，完全無法想像。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失誤就在於僅保存人性「自我保存」的這一面，卻忽略了「與他人共存」是人性的另一面。
人的「自我保存」的天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亞當.斯密深知人「與他人共存」，如同「人的自我保存」一樣重要，所以他的《道德情操論》的問世，先於《國富論》的問世。有些歐美經濟學家不明白上面的道理，僅看到「人的自我保存」同「與他人共存」之間的衝突，就輕率提出一個「斯密悖論」。殊不知斯密對自己的定位，也首先是作為道德哲學家立足於世，顯示出這位經濟學之父對於「人必須與他人共存」的深度認知。蘇格蘭啟蒙運動出於對「與他人共存」所作的探索，在道德哲學領域作出偉大貢獻。順便指出，基督教對於人應當「與他人共存」的指導，無論怎樣評價都不過分。沒有基督教新教，人的自由權無法保障，更惶論「與他人共存」。片面強調「人的自利主義」或「經濟人假設」，無視或拒絕「與他人共存」的法則，是對市場自由的挑戰，也是對人類文明的挑戰。
市場的成熟與完善，是化解人的「自我保存」同「與他人共存」之間衝突的更重要的方面。因為人類社會每一個體要想「與他人共存」，只能藉助市場實現。市場的神奇，也許我們至今尚未完全看透徹。1958年發表在《自由人》上的一篇《鉛筆的故事》（作者Leonard E.Read），令無數傑出經濟學家心悅誠服。這篇文章說的正是無數的人相互共存，並以一支鉛筆的口氣告訴人們，人究竟是怎樣「與他人共存」的？鉛筆自敘：成千上萬的人共同投入鉛筆製作的過程中，而他們壓根兒不明白自己在「與他人共存」。他們中有伐木工、運輸工、採礦工、冶煉工、麵包師、服裝師、食品與咖啡的種植工、餐具與茶杯的製造工、發動機製造工、汽車與火車製造工……他們之間互不認識，沒人強迫或要求他們：你必須「與他人共存」，他們不明白自己與他人都在為製造鉛筆而努力。他們不僅踐行着「與他人共存」的法則，而且還不知不覺相互合作。「合作」是「與他人共存」的更高級形式。是誰指引他們相互共存，是誰指引他們共同合作？是市場！是市場的那隻「不見你的手」！
新古典經濟學沒看到人性中「必須與他人共存」的一面，一味強調人的自利主義與「經濟人假設」，結果只看到人的競爭，或者是「完全競爭」，或者是「不完全競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無視「與他人共存」的自然法則，當然也無法通過市場實現合作，這種競爭必然走向「惡性競爭」。要知道只有市場才能把人的「自我保存」的天性，與人們「相互共存」的天性融合在一起，使得每個人在為自己生存而努力時，也為整個社會作出貢獻。舊俄時代的思想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根據人性把人分成四等，一等人在與他人之間的關係處理中，利己也利人；二等人利己但不損人，這是人的底線；三等人相當於畜生，他們只知利己而不惜損人；最後一等連畜生都不如——他們專門損人，最終又逃不出害己的結局。
在歐美世界，由於民眾對基督教信仰早已根深蒂固，加上以自然法為基礎的法律框架下，私有財產權在市場運作中獲得天經地義的保護，使得經濟學的這一缺陷——對「經濟人假設」的片面強調，沒有構成對社會秩序的巨大破壞。但在一個缺乏宗教信仰的社會裏，後果就不一樣了。尤其在罪惡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統天下，共產分子以階級鬥爭的旗號，公開洗竊城鄉私有財產，徹底推倒與「他人共存」的法則。太子黨與權勢階層的巧取豪奪，更是到了瘋狂的程度。此時經濟學的課堂上再公開捨棄人性中「必須與他人共存」的一面，把「經濟人假設」或「人的自利主義」視為經濟學的基礎，後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新古典經濟學的這個缺陷，對共產分子而言，可謂正中下懷。大批的共產分子，他們口頭崇尚集體主義，其實內心極端自私不惜損人利己。共產分子的頭腦里，壓根兒就沒有「與他人共存」的意識。即便今日是「親密戰友」，也許明天就成了「階級敵人」。除了公開的掠奪與欺騙，共產分子們還竭盡全力阻礙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市場制度的形成，結果也就阻止了人們相互間通過市場實現合作。市場的自由探索與合作創新，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也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社會成員無法在自由市場的環境下自由求索與合作，人性惡的一面就會被激發出來，人與人之間也就陷入你死我活的惡性鬥爭或無法無天的惡性競爭。這種惡性鬥爭在毛時代，崇尚「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從1949年起直到文革結束的近30年大面積惡性內鬥，給中華民族帶來極其深重的災難，這筆賬至今尚未清算。鄧小平把毛的惡性鬥爭衍變為惡性競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旗號下，舉國上下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這類惡性競爭的參與者。除了太子黨與權貴階層瘋狂的巧取豪奪，只要看無數的建築物、橋樑與高架道路，在承包建造時的層層盤剝、偷工減料；無數食品生產中，各種各樣有害的添加劑任意投入；糧食、蔬菜與其他農作物生產中，各種轉基因食品泛濫，各種有毒化肥濫施全然不受制約；房市與股市全是十足的尋租場，只有小紅粉還蒙在鼓裏；整個社會坑蒙拐騙，假冒偽劣觸目皆是，就連佛門和尚也早已背叛了「慈悲為本」的信條，他們精於尋租騙錢，狂嫖亂淫且樂此不疲。所謂大國崛起，其實就是權貴階層的財富崛起……中共特色的極端自利主義引發的惡性競爭，正使得這個民族不斷陷於沉淪。
今天，人們已看得越來越清楚，車爾尼雪夫斯基根據人性劃分的四種類別中，共產分子絕大多數可以劃入第三類——只顧利己而不惜損人，高層的共產分子除了專門損人，最終也逃不出害己的結局，這樣的例子自8964以來不勝枚舉。從新古典經濟學對「經濟人假設」的片面強調，到共產分子無處不在的巧取豪奪，其中內在邏輯是否已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