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大家宋雲彬在日記《紅塵冷眼》中，寫下了建國後的多次政治運動，他以親歷者的身份作了真切、生動、具體的記載。這記載，還原了歷史真相，也還原了那荒唐歲月。這些「運動」無一不「擴大化」，給人們帶來了無妄之災，也有飽含辛酸的「笑談」。宋雲彬日記是可以作為中國現代史的補充與旁證的。
一
1952年初，中央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2月23日，浙江省主政者告知時任浙江省政府委員的宋雲彬，浙江大學有「『大老虎』，蘇步青、蔡邦華等交代問題，群眾表示不滿」，同日，從谷超豪處得知，在浙大，受到衝擊的，還有「民盟同志談家楨、邵均、路嘉冰、李壽恆等」。3月23日，得知「蘇（步青）交代問題不真實，五次均未得通過」。沒有問題而要「交代」，這又何從「交代」起？無法交代而作的「交代」，則被認為「不真實」了。在宋雲彬，他是了解情況的，可舉一例。1952年3月10日，在文教、衛生、新聞、出版系統之打虎大會上，「有孫世立者，當場坦白貪污黃金四千五百兩，其兄孫世輪已早受逮捕，貪污黃金五千兩之多，其他銀元穀米等尚不在內。醫師王季平當場坦白，貪污黃金及其他物資，數量超過孫世立」。這交代的都是巨款，而這些單位一年的經費又有多少，遑論作為醫師的，能經手多少錢？又何來這麼多黃金？主政者以為「打虎運動」有了大收穫，清醒者如宋雲彬則在次日赴文管會「談昨晚打虎情況，聞者大噱」。只是簡約地如實寫於日記中，但「聞者大噱」一語就很可以反映出這如同鬧劇一樣的逼供是如何在製造冤案，而在當時又是怎樣被作為笑話來看待的。
這次三反對知識分子的傷害，可以從宋雲彬在1952年5月10日記載中看到：「下午（浙江省）沙文漢副主席邀浙大一部分教授茗談，對『三反』及即將進行之思想改造交換意見」，「物理系教授束星北首先發言，反映『三反』運動中種種偏向，聲淚俱下。」且言及對具體領導浙大「三反」的某人當面指斥：「我很鄙視你，你不配領導『三反』，更不配領導思想改造！」作為享有盛譽、被稱為「中國愛因斯坦」的一代物理學家束星北，以如此激烈的言辭一改以往溫文爾雅的處世態度談「三反」，也可見這次運動對他以及對知識分子的傷害之深了。在這次座談會上，發言的還有程孝剛、蘇步青、陳建功等多人，也都對三反運動中不講政策、傷人之深的偏差作了尖銳的批評。
二
1958年颳起了「大躍進」的狂風。在宋雲彬的日記中，可以見到已作為「右派」的他記下的種種荒唐事跡。1958年7月7日，浙江省政協組織人員去麗水參觀，「晚，參加文教專業組，聽取麗水縣文教方面各負責人之報告。報告掃盲工作者謂經過八晝夜苦戰，掃了五萬文盲，每人認識了一千五百字」。對此，宋雲彬的反映是，「驟聆之，殊難相信也」。凡有常識的人也是「殊難相信」的，但卻是在「大躍進」中實實在在發生的怪現象。
在1960年，因「大躍進」帶來的大饑荒已漫捲全國，5月10日，晚飯時與家人以及友人閒談時，宋雲彬感慨，「凡事必須實事求是」，他回憶在鄭州參觀所見，「參觀展覽會，講解員指陳列的七個大雞蛋，謂是一隻雞在一天內所下，並謂現已躍進到每天一隻雞下十四個蛋」。他還談及1958年「有人赴天津參觀農村，謂一畝試驗田產糧達十萬斤，皆與事實不符也」。雞下蛋的「大躍進」，是可以編入新版《笑林廣記》的。
1958年席捲全國的，還有大煉鋼鐵。大煉鋼鐵遍及各單位，連宋雲彬所在的中華書局也領受了煉鋼任務。原料從哪裏來？要各人自行設法提供，1958年10月19日，宋雲彬由他的女婿「買到廢鐵十一斤，值二元」。次日，「送廢鐵十一斤交中華書局煉鋼部門」。10月23日，「下午將下班時，忽得通知，有緊急會議，必須參加。6時，會議開始，主席報告本單位自二十六日起，每天須出鋼二噸。人民公社全部社員除年老病廢者外，皆編入煉鋼部隊」（按，1958年10月18日，中華書局在「人民公社好」的最高指示、全國皆辦人民公社的形勢下，已成立「十月人民公社」。我所就讀的北京政法學院在8月即已改名為「鐘聲人民公社」，但僅是掛了一塊牌子而已，當年所發的畢業證書，也並未用什麼「鐘聲人民公社」的名字）。「會散後，匆匆回家吃飯。飯後即赴局參加劈木柴」。次日，忽得通知，令宋雲彬所在的後勤第八組「全部組員參加劈柴」，下午，又「繼續劈木柴」。以木柴引火煉鋼，已是笑話，但從這「緊急」通知來看，也是頗當作一件事的。
三
1957年7月開始的反右運動，是眾多知識分子人生道路的一個重大轉折。先是，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宋雲彬讀後「為之悚然」，感覺到鳴放「自此收矣」。但是，儘管有此認識，卻在6月10日出席浙江省委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發言時表示「不甚贊同」這一社論，認為人民日報針對盧郁文接到之恐嚇信發議論，殊不知寫恐嚇信者決非人民內部的人，不必予以重視，一重視適墮其術中也。知識分子的天真，表露無遺。而在浙江日報交宋雲彬審閱這一發言記錄，6月11日以頭條新聞發表這一發言，加以小標題曰「宋雲彬不同意人民日報《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時，還沒有清醒過來：「其意是宣揚邪，抑惡意挑撥邪，不得而知矣。」對反右的決策有非議，他被定為「右派」已是「理所當然」了。宋雲彬的日記留下了一個「右派分子」個案的記錄。查當時的材料，為「坐實」宋雲彬的右派罪名，羅致的「罪行」有：一、他認為浙江省領導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有偏差；二、他認為浙省領導對文物保護工作不夠重視；三、他主張應有創作自由，反對行政過多干預；四、提倡「內行領導外行」，認為領導應該有文化，有專業知識。這些言論，使他蒙難22年。
在宋雲彬被定為「右派」後，還連累到了他人。1958年9月3日，他得知新華書店的王平在反右鬥爭中被劃為「右派」的罪名之一，為「曾數次奉命送書」到宋雲彬寓所，由此，「降為勤雜工，月薪二十元」，後，又「被開除出店」。
在精神極度痛苦的情況下，宋雲彬「無夕不飲」。1958年3月1日，「偶成一絕」：「驅遣牢愁酒一杯，名山事業敢心灰。十年悔作杭州住，贏得頭銜右派來。」與同為海寧籍的從延安走來的女作家陳學昭一樣，以對省委領導不重視文學事業的批評而獲罪，成為「右派」。雖經周恩來命周揚打電話給浙江主政者，說陳學昭的用意是好的，但也未能倖免。而已升任浙江省省長的沙文漢，也被打入另冊淪為賤民了。1958年4月8日，宋雲彬得到通知，從九級幹部降為十四級，工資為131元（原為232.55元），房租則從9.45元增為16.07元。1958年5月5日，又接機關事務管理局電話，令遷往涌金門外67號。至此，對他作為「右派」的處理才告結束，但所受的屈辱則還在延續。可舉一例，1958年12月18日，在中華書局，「下午奉陪開會，討論到所謂右派分子可否擔任責任編輯問題，又受一次侮辱」。宋雲彬沒有寫下討論的結論，這是他刻意迴避了，那時教師中的「右派分子」都已被趕下講壇，又遑論在出版物中需署名為責任編輯的「右派」？
四
1959年3月中旬，「忽接全國政協秘書處電話，雲邀請余當政協委員，通知寄杭州被退回，現已經派專差送去云云。未幾果接到通知書，內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五十二次會議（擴大）協商決定，你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委員會委員，特此通知。」對這一記錄，我有兩點不明：一、政協秘書處何以尚未了解宋雲彬已由浙江調至北京中華書局工作？二、浙江有關方面何以不把信轉至中華書局交宋雲彬而徑直退回政協？浙江的有關方面當然是知道宋雲彬調往何處的，是他們開的調動介紹信。對第一點，我的解釋是，宋雲彬雖為「右派」而作為歷史上有貢獻的知名人士，被列為政協委員仍為統戰的需要，卻因一段時間的中斷聯繫，而不知已調動了工作；對第二點，只能猜測為浙江有關單位仍是心懷不滿了：何以這「右派」仍能蒙受中央高層領導的青睞？
1959年4月25日，宋雲彬見到了政協送來的「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常務委員候選人的提名方案」，「計副主席十四名，常務委員一百四十二名」。作為有心人，他在日記里寫下了常務委員中的「右派分子章伯鈞、龍雲、黃琪翔」三人的名字，又寫下了在小組討論時組長沈體蘭的「傳達說明，謂全體委員一千零七十一人中有右派三十八人」。這是「傳達」，可見是政協領導的「說明」。這傳達，說明了「提名章伯鈞等為常務委員之理由」，想必也有說明政協決定三十八名右派為政協委員的「理由」，但在「傳達」時從簡了。宋雲彬的日記，保留了一份歷史資料。
在宋雲彬的日記中還寫有一些「右派」的神態和活動。1959年4月23日，出席政協會議。「休息時遇章乃器，傲岸態度依然似昔也。」這也說明了，以章乃器來說，對「右派」並未認「罪」，或也無「罪」可認也。
宋雲彬以個人身份加入民盟，羅隆基就是介紹人之一（另一人為中共秘密黨員周新民），但來往並不密切。在作為「右派」時、或作為「摘帽右派」的年月中，卻有了來往。於1960年2月政協組織的參觀活動中，3日，在洛陽，宋雲彬去了章伯鈞夫婦的房中「閒談」。「葉篤義、陳銘樞先後來」。在洛陽，因黃藥眠、朱光潛有病，宋雲彬也為他們的診治提供了意見。1960年3月12日，在鄭州參觀，晚，又在「章伯鈞房中閒談」。1961年6月23日，宋雲彬去政協「小吃」，「遇熟人甚多」，「坐了章乃器的車子回來」。1961年6月28日，「5時半，坐羅隆基的汽車去政協」。1961年6月30日，「晚7時，坐千家駒的汽車赴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共建黨四十周年的紀念會。1961年9月16日，「5時半，乘羅隆基車赴政協吃夜飯」。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中有專文寫羅隆基，說章伯鈞作為「右派」由行政三級降為七級，還有專車，「羅隆基是從四級降至九級。」「專車便沒有了」。而從宋雲彬的記述來看，羅隆基是仍有專車的。1961年12月17日，章伯鈞至宋寓，「談約1小時」。這些「右派」，也還有一些「政治活動」。1961年3月29日，在民盟總部，宋雲彬參與聽取了「章伯鈞談尼泊爾國情」，甚為「扼要」。
因了宋雲彬的日記，為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等在作為「右派」的一段時間裏，留下了些許活動身影，但也僅是身影而已；這也彌足珍貴了，畢竟，對他們在這一階段的情況，留下的記載不多。
五
1958年的「大躍進」帶來了嚴重後果。1960年12月17日，宋雲彬寫有：「近來學校學生及各機關幹部多患浮腫病」，「面目手足浮腫」，「甚至全身浮腫，有死亡者。」其中的一代學人盧芷芬，「即患此病死也」。盧芷芬生於1910年，於1960年去世，才50歲。他於1931年考入無錫國專學習，與周振甫同學。於1933年進入開明書店，與先一年進入「開明」的周振甫一起作為宋雲彬的助手編輯《辭通》，為《辭通》編索引。建國後到北京，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總編室主任，又在宋雲彬領導下工作。1957年，作為書生的盧芷芬未能免禍，1960年終因缺乏營養而去世。那時可購的食品已極稀少，有所謂「高價食品」的，也不易購得。1961年3月30日，宋雲彬在中華書局「買到一隻老鴨，重約3斤，每斤四元」。這12元是什麼概念？當時一個二級工的工資是28元。大學畢業生剛工作時的工資是43元，一年後「轉正」的工資為53.4元。
宋雲彬的日記，可作為信史的補充，為一段時間裏的「運動」留下了可供回味的一鱗一爪。
《炎黃春秋》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