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下半年，原本還算安定的社會，又開始了一場新的大動亂，一場人為創造的、自上而下指導的大動亂。
我們這些在政府機構工作的人員，每天奉命準時上班，上班就學習政治文件。有一天，學習空氣特別嚴肅，學習什麼呢？學習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這篇社論實際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篇社論中大罵兩種人：一種是教授，一種是工程師。第二天，繼續學習社論，也是如此，繼續罵教授，罵工程師。這是要幹什麼呢？大家惶惶如也，不知道究竟怎麼回事。到第三天，這個社論的口氣就轉變了，不再罵教授，不再罵工程師了。罵什麼呢？罵「反動學術權威」。隔了若干天以後，才有人告訴我說，由於《人民日報》反對、大罵、攻擊教授和工程師，引起國際上的強烈的不安和反對。所以第三天的社論口氣就改掉了，改為「反動學術權威」——實際指的還是教授和工程師。既然「學術權威」是「反動」的，那中國政府加以反對，國際社會就不好批評了。後來，這個反對的對象改變了，重點不是「反動學術權威」了，重點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時，壞人被歸納成「地富反壞右」，即「黑五類」。現在「黑五類」的構成有所改變，「走資派」就變成第一類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把「破四舊」作為一個重點。那時我住在沙灘后街。「破四舊」的時候是雷厲風行的，造成了一種恐怖氣氛，而且不斷聽大報告。報告中表揚有些「破四舊」做得好的，就是把家裏面的舊的東西都清除掉。所有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有關聯的東西，包括從前的文憑、證件、大學聘書、照片，都要燒掉。有的人甚至把祖上傳下來的家具也拿來砸掉。不許留外幣、白銀、黃金，等等。舊的線裝書也是「四舊」。我以前把很多書放在單位的一個小房間，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我們是「黑幫」，就不能去辦公了，辦公室也就不能再放東西。於是我們的書也只好出售。起初出售，價格還是不錯的。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這些「黑幫」的工資就減少下來，起初大概是減掉一半，後來越減越少，最後減到我一個月只有35塊錢。這35塊錢還得扣除需要上交的各種費用——具體我記不清了，反正是沒有錢吃飯了。我奉命「破四舊」，把從前的文憑、獎狀、獎章以及有關資本主義的著作，一樣一樣都毀掉。有很大的爐子，把這些舊書燒掉。我的太太張允和，她是搞歷史的，她有一部《二十四史》，就賣給了舊書店。舊書店的人到我們大院裏一家一家地收舊書，一部《二十四史》賣了多少錢呢？賣14塊人民幣。收舊書的人已經很客氣了，否則論斤稱，大概7塊錢也賣不上。
當時舊書店的人可以隨便跑到你家裏來，隨意看你的舊東西，「破四舊」嘛。他看到我有一部《大英百科全書》，就說：「你這個也是『四舊』呵。」我說：「好，這是『四舊』。」我笑笑。這個舊書店的人對我們還是友好的，他說：「你這個書呵，倒有人要，我給你聯繫一下，假如能夠賣掉呢，你還可以拿幾個錢，否則『破四舊』都燒掉了或丟掉了，也很可惜的。」我就說好。不久呢，他告訴我，有一所學校或是圖書館，要這個書，而且給的錢並不少，500元人民幣。當時500元是一個大數目，而我們那個時候正好缺少錢用。我說好，就賣給他們了。500元人民幣，這是「破四舊」能賣掉的東西中價格最高的了。
我太太張允和喜歡崑曲，她拍了很多崑曲照片。同時我們家裏還存有很多老照片，雖然數目不多，可是保留了一些古代的東西，比如我很小時候跟我父母在一起拍的照片、張允和小時候的照片、張允和父母的照片。這些我們不捨得「破」。不捨得「破」不行，形勢越來越緊張，已經有人因「破四舊」不徹底，而變成鬥爭對象了。被鬥爭之後，那「破」起來是更厲害了。
「破四舊」的時候，我們這些被點名的「黑幫」，已經不敢隨便出去看朋友了。我家裏除了我的書，還有朋友的書。朋友的書怎麼辦呢？我隨便把它「破」掉了，將來沒有辦法還人家。其中有一部書，是林漢達借給我的《世界美術全集》，都是世界名畫的照片，這部書是很名貴的。我想這部書若被我搞掉了，我對不住他，我還是先還給他。一打聽，他們家因為孤零零地住在他自己買的房子裏，暫時還沒有事——我們家那一帶「破四舊」鬧得很厲害。於是我就在晚上想辦法偷偷帶了這部書去還他。我還書回來，覺得心裏踏實了，做了一件好事情。想不到，第二天造反派就到了他們家。林漢達是我們單位的，可是他的兒子或是什麼人是另外一個單位的，而這個單位好像跟一個家具廠有關係，大概是這個工廠里的人來「破四舊」。所以說，當時你自己不「破」呢，造反派就會跑到你家裏來幫你「破」。
這些人到他家裏「破四舊」，一翻翻到這一部書，哈，這還了得，把「黃色書籍」藏在家裏！他們就把這部書帶走了，「破」掉了。更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一兩天，由於隱藏「黃色書籍」，那個單位把他抓去開鬥爭會。這樣，我就很後悔了。因為我們單位的造反派到我家裏來「破四舊」時，他們搜查的都是中文書，看到外文書，一概不動。所以我家裏的外文書一本都沒有動，有許多洋文書我還保留了下來。而林漢達卻因為這本書吃了苦頭。據說，拉他去鬥爭的時候，讓他向群眾下跪，跪着交代。
我們的親戚朋友家，幾乎沒有一家不被造反派「破四舊」的。比如連襟沈從文家，他的書特別多，就被搞光了。書搞光後，就把沈從文一家集中在他們以前存書的一間小房間裏，一家人擠在一處。
還有袁二姐家。袁二姐叫袁敏宣。這個袁敏宣崑曲唱得非常好，受過很好的教育。雖然沒有大學畢業，她進過大學，會英文、德文，崑曲唱得特別好，會畫畫、會寫字，真是一個女才子。以前的慣例，有才能的女子結婚之後是不工作的。她跟張允和都在崑曲研習社，是好朋友，好搭檔。她丈夫叫胡仙洲，很有錢。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她的鄰居有一個小學校長，不多幾天就自殺了。這是他們胡同里一件令人震驚的事，她不知道怎麼辦，就到我們家來，問文化大革命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那個人要自殺？因為報上這些文章看起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呀，對她毫無影響。
這個時候全國都停下來不做工作，除了農民種田、工人做工，及極少數地方之外，其他學校、研究所、政府機關統統停下來不做工作了。這是全世界沒有的。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下命令叫全國停下來不做工作，這是前無古人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我們覺得即使想讀書也無法安心，研究工作根本不能做，雖然時間還是有的，做研究工作就很困難了。比如說，北京圖書館——當時在北海旁邊，這個時候借書就有困難了。我們家在沙灘，跟當時的北京圖書館很近，我常常散步就去那邊借書。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這裏借書就緊張了，有限制。只能借你專業的書，別的專業的書不能借。比如我的專業是語言學，只能借語言學的書。有一次我去借一本莎士比亞的書，叫作《威尼斯商人》，很有名的，英文叫Merchant of Venice。這本書是用英國的所謂「基本英語」寫的，「基本英語」里就沒有「Merchant」這個詞，就用「Trader」這個詞代替「Merchant」。我要借這本書，圖書館說不能借，你是語言學專業，這本書是文學的。我只好解釋我為什麼要借這本書呢。我說，這本書是用基本英語寫的，我是研究基本漢語的，想要參考基本英語的一些特點。我告訴他，基本英語裏沒有「Merchant」這個字，所以改用了「Trader」，這就說明它不是普通的文學書，它是跟語言學有關係的。我好不容易跟他講了半天，他總算給我面子，借給我了。所以說，這個時候想做學術研究，已經受很大的限制了。
後來我就明白了，從「反右」開始，是一步一步壓制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的策略叫「利用、限制、改造」。限制就是這樣子：不許你隨便做研究工作；不許你寫文章；不許你藏書——不許你藏外國的書，也不許你藏古代的書。諸如此類都是限制。「破四舊」當中，特別在我們這種單位里，主要是破知識的「四舊」，毀掉你的書是一個重要的手段。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辦公樓每一層都弄了一個很大的像屏風一樣的東西，放在樓梯口，上面掛一幅很大的毛主席像。大家上樓的時候看到毛主席像，要行注目禮、行立正禮。趙平生這個人向來不隨便講話的，可是這時候他講了一句話，說這個很像是教堂里掛耶穌像。噢，不得了，這句話被人聽見了，被報告到造反派的頭頭那裏。於是就開特別會議鬥爭他、打他。
有一次鬥爭鄭之東還是什麼人，倪海曙跟這個人有些關係，就被要求一起陪鬥。陪鬥，照理不聲不響是沒有問題的，反正在那裏站兩個鐘頭就下來了。這次陪鬥的時候，造反派就問了倪海曙一些問題，倪海曙這個人脾氣很大，他很生氣。他頭上戴了一頂法國式的帽子，這本來已經是不合常規了，加上他一生氣就把帽子往地上一甩，講了幾句重話。結果激起了造反派群眾的憤怒，他們涌到台上去打倪海曙，把他打倒在地上。這一下，開了打「反動學術權威」和其他人的先例。打完了倪海曙，就叫另一個所謂的「壞分子」上去，問也不問就打。再叫一個人上去，又打，一個一個地叫上去，都打。最後叫到我，我上去，已經準備挨打了。這時造反派頭頭說：「好，今天這個會就開到這裏。你們這些混賬王八蛋，滾回去！」於是我們就滾回去了。我是唯一一個沒有挨打的。
後來有一天在勞動的地方，休息期間，我遇到一個造反派的人。他跟我說，我們是把你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處理，所以沒有打你，你自己以後要當心啊。後來又有一個造反派的人告訴我，他說你是外國回來的，我們最懷疑你的就是裏通外國，可是我們仔細查了，你回國以後沒有給外國寫過信，所以我們不定你為裏通外國。
可是突然又有問題了。一天開會，說我沒有交代清楚，還有反革命行為沒有交代。我就想，有什麼反革命行為沒有交代呢？想來想去也想不到。每次交代後，他們總說不對，於是我再交代……我回家就跟張允和商量，我說我想不出來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交代的。我老婆就說，你呀，好好地想，你對別人講過什麼錯話沒有？噢，我想起來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跟倪海曙聊天，倪海曙說「伊凡彼得斯大林」，我接口就講「秦皇漢武毛澤東」，兩個人一人一句正好湊成了一個對子。我想，這個事情以前沒有想起來，說不定就是他們要我交代的。
果然交代之後，他們說好，就是要你交代這件事，因為倪海曙已經交代了「伊凡彼得斯大林」，你怎麼不交代「秦皇漢武毛澤東」呢？你們兩個人是講反革命語言，要定你們兩個人「現行反革命」。從那天開始，我們的名字在大字報上就加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字樣。後來有造反派告訴我，這個交代都是一步步上升的，罪名也是一步步上升的，升到最高就是「現行反革命」，就是到頂了，到頂之後這個交代就要告一個段落了。這個軍管的頭頭宣佈，開公開的檢討會，有罪名的人，一個個上台檢討。於是就挨個檢討，有時候一天檢討兩個，有的時候三四個。最後是我講。我從出身、接受資本主義教育，一直講到新中國成立，講到文化大革命。壞的思想、壞的行動、壞的社會關係、壞的歷史，等等，我都講。講完了，問群眾還有意見嗎？群眾說「不滿意，不滿意」。這位軍管的解放軍說，群眾對你還不滿意，回去好好再想，再檢討。好，就放我回家了。我想，估計還得開一次檢討會吧。結果呢，居然不開了。
本文選自《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有刪節。
2020-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