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放假的寄宿學校門外，學生們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我依靠幻想自己睡在橋洞裏入眠。如果不按照既定的模式學習就考不上好大學，從而成為社會遊民，我能想到最壞的結果就是睡橋洞。這個結果都能接受的話，其他困難於我而言就都不存在了。」
「衡水二中」的牆，並不能困住人的一生。但總有人用未來十年、二十年整理那片坍塌的廢墟。通過多位受訪者的口述，我們得以通過不同視角去觀察這座名為「衡水模式」的圍城，並且記錄下它鮮少被提及的另一面。
「一張張成績單被重重疊疊張貼在窗邊，每當有一張新的覆蓋上舊的，全班同學都會迅速圍過去，大家的心情總是跟着排名起起伏伏。窗外不是風景，是對面牆上一條條鮮紅的橫幅。上面寫着不外乎是類似『兩眼一睜開始競爭』這樣打雞血的句子。」
不久前，她剛和朋友激烈地討論過《衡水二中學生的發聲，救救我們》一文。
觸目驚心的條幅。
林琳是5年前畢業於某西南教育重鎮重點中學的學生，也是衡水模式的親歷者。
她告訴新周刊記者：「我和朋友一直在關注着這兩件事，至今我們仍然覺得，那種模式下的生活，稱得上是我們共同的創傷。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在老師的幫助和自己的努力下，脫困了。」
近年來，名為「衡水模式」的教育標籤看似消亡，實則早已通過各種方式被引入了天南海北大小城市的初高中。似乎可以如此斷言，每個人的家鄉都有一座乃至多座「衡水二中」。
受升學率、重本率等因素的影響，某市中學自主招生考試現場人山人海。
在林琳的幫助下，新周刊記者聯繫上了她的老師和同學，並採訪了不同地區的校內心理老師、心理諮詢師以及衡水二中的畢業生。
在大多數人眼中，他們當屬于衡水模式下的「反叛者」。有人掙脫了這種模式，有人仍在盡最大努力幫人逃離這種模式的傷害。
通過多位受訪者的口述，我們得以通過不同視角去觀察這座名為「衡水模式」的圍城，並且記錄下它鮮少被提及的另一面——圍城的牆曾經或正在被牆內牆外的人合力鑿破，陽光和自由是可見的。
線、方陣和被「託管」的學生
名為「衡水模式」的教育模式究竟是什麼樣的？我們要如何界定這種模式？
當畢業十年的衡水二中學生高冉回憶起那段歲月，印象最深的仍是被媒體報道最多、大眾了解最普遍的晨起和跑操。
當時的心情高冉已經記不清了，隱約感覺是累、睡不飽。天不亮的時候，學生們到達指定跑操地點，高舉着手中的知識點小紙條或者單詞本、詩詞本大聲誦讀。如果到得早，手臂就會因此異常酸脹。
集合完畢後開始跑操。跑操時的全神貫注，來自一不留神就會「害人害己」的壓力。因為人多，跑操是人貼人的，稍微走神踩錯一個點就會有踩掉鞋子的風險，而在跑操過程中被踩掉的鞋是不能去撿的。
「那時候跑的操是我這輩子跑得最整齊的。」高冉感嘆道。
跑操，是在衡水模式中長大的一代人的共同記憶。
高冉畢業五年後，生活在千里之外的林琳步入了高中生活。
作為一個因升學率突出而在全省乃至全國聞名的西南教育重鎮，本地多所公、私立學校都是衡水模式的受益者。它們通過援引這種模式快速提高了升學率，從而成為了數一數二的名校。在名校效應下，除了本地學生，越來越多的外地生源開始聚攏，學位的競爭變得尤為激烈。
在此背景下，無論是學校的宣傳還是家長的叮囑，都在傳遞着一種強烈的榮譽感和責任感。
對於能夠通過各種途徑進入圍城的學生來說，如果不能在此完成學業，就是一種對自我努力、家庭付出和優質教育的辜負。
「刻進腦海的是分數線。」林琳說，「所有考試都有班級、年級排名，每張排名表上都畫着三條線——211線、一本線和本科線。當半數以上的同學都能上本科線乃至一本線時，211線就成為了大家爭相瞄準的目標。這種單一的量化標準讓人格外焦慮。」
為了擠出更多時間複習，外地生和部分本地生都成為了寄宿學校里的「留守兒童」。周末回家不再是一件必要的事情，外地同學大多到過節才會離校。父母也會勸說學生們儘量別回去，把趕路的時間用在學習上，「盡最大努力把分數穩在線內」。
衡水中學。
除了頻繁而密集的考試，讓她更具象化感知到這種模式的東西是一本英文字帖——衡水體作文範文。
也許真正生活在衡水學校的「高冉們」也未曾想到過，在遙遠的南方城市，會有人一遍遍模仿他們的筆跡，直到能夠寫出圓潤得恰到好處的弧度。
無論是就讀于衡水模式發源地的高冉，還是從完成了衡水模式本土化的私立中學畢業的林琳，在描述這種教育模式時都用上了「緊張」「量化」「寄宿」「刷題」「打雞血」這幾個詞。在她們眼裏，這些詞彙就是衡水模式的「簡介」。
衡水體，是誰首次推出了這樣的概念呢？沒有人知道。/電商產品圖
林琳的老師羅丹告訴新周刊記者：「衡水模式在教育方面最大的特點，就是集約化的人才培養機制。」
作為一名執教30餘年的教師，羅丹見證了地方中學從通過引進衡水模式謀求初期生存，到逐漸躋身名校的全過程。
據他回憶，學校剛成立不久，就曾分批、分期把老師送到衡水中學考察，而他自己也曾兩度被派往石家莊的某學校深入學習。那時，去衡水中學「取經」稱得上是基礎教育界的潮流，考察者絡繹不絕。
他表示：「如果說好處，這種模式規範了學生的行為，讓他們專注學習。但嚴格、量化的管理方式確實讓本應充滿豐富色彩的高中生活只剩下一種顏色。」
對於注重升學率的學校和老師來說，衡水模式是長時期內應對考試的最優解。通過將時間完全模塊化的方式，讓自控能力不足的學生集中所有精力來提升高考成績。看似去個性化的模式，也是最具性價比的選擇。
離開「衡水」，人是靈活的
反觀學生，是否所有人都必須在這種模式下死守？
「我依靠幻想自己睡在橋洞裏入眠。如果不按照既定的模式學習就考不上好大學，從而成為社會遊民，我能想到最壞的結果就是睡橋洞。這個結果都能接受的話，其他困難於我而言就都不存在了。」何山用睡橋洞論來消解對未來的迷茫和焦慮。
何山放下心結的前提，是預設自己終會墜落。/《玉面情魔》
在衡水模式嚴格的秩序下，什麼時間該看什麼科目都被一一規定。曾就讀於某市一中的何山，就曾因不按模式化的步調複習被針對。並非優生的他，被要求一定得把不合群的學習習慣糾正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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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師的反覆暗示和強調下，何山產生了「想要爭取自由，只能拿出成績；學習模式不被包容，是因為自己不夠優秀」的極端想法。
在這種想法的驅使下，何山開始每天熬夜學習。當同寢室的同學都入睡後，他還會借着寢室走廊微弱的燈光背書。
但隨之而來的就是整夜失眠，白天精神恍惚。「在高三的緊張環境裏，失眠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為第二天無法集中精神學習。如此反覆，就會陷入惡性循環。」
飽受折磨的他：決定自救，「首先，我必須活下去。」
那或許是他人生中的至暗時刻。/《玉面情魔》
一次放學回家途中，他路過一個黑暗、幽邃的地下通道，發現有流浪漢躺在裏面。當天晚上，何山再次失眠時，腦海里忽然浮現出了自己未來和流浪漢們一起睡橋洞的生活場景。
長時間和成績、老師及自尊心對抗的他，頓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輕鬆和解脫。橋洞，成為了他逃離期待和壓力的「庇護所」。
當老師察覺到何山長期的消極後，便漸漸不再關注他。在以成績來衡量價值的標準里，何山被貼上了「無可救藥」的標籤，這個分類無疑是可放棄的。
每條分數線上的世界就像容量有限的池子，但魚也可以選擇是否游進池中。何山選擇向老師、家長甚至自己徹底證明已放棄入池，以此換回了解脫。
選擇不上岸的話，是不是就不會痛苦了？
如果說何山在最後一刻才靠自己掙脫了困境，那麼林琳的初中同學邱鯉，則在家人的幫助下早早逃離了這座圍城。
最初，邱鯉的父母和多數家長一樣，因為期望她能夠獲得良好的教育，而將她送入了本地最好的私立學校。但他們察覺到，嚴苛的寄宿管理制度和緊張的學習環境並不能讓女兒獲得幸福健康的成長。
思慮良久，邱鯉的父母最終選擇放棄這種模式。
採訪中，邱鯉將自己定義為「幸運的少數人」。擺脫衡水模式的中學後，她出國完成了學業。
邱鯉覺得自己的父母和很多家長最大的差別，就是並不篤信「不吃苦不成材」。這也是她即使進入了衡水模式，也能中途離開的最大原因。
邱鯉拍攝的異國他鄉的風景。/受訪者供圖
「現在我再回顧衡水模式里的經歷，發現自己記住的並非苦悶而是希望。」她發自內心地認為，自己從不曾被這種高度秩序化的模式束縛，「我看到課本上遙遠的風土人情時，就覺得總有一天會親臨其中。外面的世界讓我一直存有期望，我的思想在模式之外。」
在邱鯉大學畢業時，學校規定論文和自主拍攝短片都可以作為畢業設計。很多人選擇了可以獨立完成的論文，但她決定和別人合作拍攝短片。
「如果按照應試模式的慣性，我大概率會選擇論文，就如過去獨自做完一張張試卷一樣。但我想做更多元的探索，所以最後選擇了和同學合作，尋找故事、與人交流碰撞，最後在銀幕上呈現出一段有主題的生活。這就是兩種教育模式的差異在個體上的體現。」
多少人在離開學校後，還頻頻夢見考試？
升入高中的林琳，則因為課外興趣和飄忽在分數線上下的成績，成為了老師的重點關注對象。
衡水模式里，強調集中精力提升成績的內核，是痛苦的根源。
「我恐懼考試，主要是害怕被看見。如果成績在線上，我可以獲得短時間的平靜。如果在線下，就會被老師、家長輪番談話。在他們的角度，是『救』我，但我內心充滿了抗拒。為什麼成績和興趣之間，必須犧牲興趣？」
最後林琳向任課老師羅丹和盤托出了自己的想法，「出於一種信任和尋求幫助的心理，試圖尋找一個『盟友』」。也正是這一次嘗試，讓林琳得以脫困。一句從老師口中說出的——「愛好，也可以成為安身立命的本事」，幫她破開了圍城的高牆。
隨後，羅丹一面約見了她的父母，一面和班主任溝通交流，最終說服了他們。考試結束後一輪輪要求她把全部精力放在學習上的談話場景，終於沒再出現過。
衡水模式里的優與憂
高冉在畢業後從事鄉村教育方面的工作，對於城鄉教育的差距感觸頗深。在很多地區，衡水模式依舊是學校和學生能把控未來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在這種模式下，有希望在那個人生階段藉助外在環境，讓自己考上名校的學生；也有完全順從於模式，被師長推着走的普通人；還有不適應學習環境，想要掙脫束縛的學生。如果因為同情其中一方而完全否定另一方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一種不公。
對於學校堅持的衡水模式，一線教師同樣感到矛盾。
一方面，大家看到了這種教育模式帶來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有越來越多的學生提出了個性化思考和需求。
「當你不再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學生，不帶任何濾鏡去看他們，就會發現每位學生都是優秀的個體。這樣，老師就能夠朝着保護和發揚不同學生的優勢的方向努力。」
但要求老師拋開外在因素，單純依照人本思想來開展工作，也絕非易事。
當冰冷的成績數字在量化學生時，學校同樣用升學率、尖子生人數等數字來量化老師。學生提出的個性化需求、家長殷切的期盼和學校的教育評價機制等，都讓教師時時刻刻承受着巨大的壓力。教師在三方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分裂感如影隨形。
教師和學生一樣，同樣在衡水模式下承受着巨大的壓力。
《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7-2018）》顯示，教師職業心理健康水平呈逐年下降趨勢，主要心理問題是抑鬱和焦慮。
而另一份針對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狀況的研究分析也表明，隨着教師的教齡增長，其心理健康水平逐步下降，教齡在「20年以上」的中小學教師的心理健康水平最低。
以上兩點在羅丹老師口中也得到了驗證。對於教師來說，一方面渴望給學生溫暖的關注，另一方面也是學校的僱員。部分青年教師可能會通過心理諮詢甚至離職來排遣壓力，但中年教師群體卻缺乏一個能夠有效疏解心理壓力的渠道。
羅丹告訴新周刊記者，除了少數名校、優校對老師的心理健康比較重視，可能百分之八十的學校對老師的心理健康都是漠視的。面對巨大的教學壓力，很多教師缺乏時間和意識去解決心理問題，只能強行扭曲自己以適應模式中的潛規則。
當老師以守護者的形象出現，解除學生困境、守護學生的人格時，這些中國好教師又該被誰保護？這恐怕將成為拋給社會的問題。
各個年齡段的抑鬱檢出率和得分發展趨勢。
和任課教師一樣有着強烈分裂感的，還有校內的心理老師。
迄今為止，大多數中學都配備了一位或多位心理老師，也有的學校專門設立了校心理諮詢室，而這些心理老師就成了全校師生的心理健康衛士。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心理老師告訴本刊，比起學校龐大的師生群體，目前大部分中學配備的心理老師遠遠不夠。
任職的短短兩年內，她添加了近百位校內短程諮詢來訪者，以及表現出自殺傾向的「危機」學生。但學生對心理老師的傾訴，大多是有保留的。因為在他們潛意識裏，老師和學校是「一夥」的。
「被學生刪除拉黑是常事，還有的學生可能來找我幾次就突然不來了。因為他們無法完全信任我，對我的教師身份有着強烈的戒備感。」
在她看來，被大多數家長和老師關注的厭學只是一種外在表現，原生家庭、學業壓力、校園人際關係等，都可能成為學生產生心理問題的誘因。要想僅僅靠着斷斷續續的幾次談話，就讓學生「恢復正常」，無異於痴人說夢。
工作第一年，她還會惦記着每個來找過她的學生。隨着失去回音的學生越來越多，她內心的無力感也越來越強。
「校領導對心理老師的工作仍缺乏認知，讓我們給任課老師做心理知識講座，以便更好地篩查學生的心理狀態。必要時，我們聯合班主任開展工作，勸服家長將問題嚴重的學生接回家休養，或是送去醫院精神科治療。學校希望我是過濾的紗布，其實我只是在做篩子，而不想孩子休學的家長，則希望我的篩孔能再大點。」
學校里配備的心理諮詢室。
「衡水模式，註定是一個時代的產物」
在衡水模式這種高強度的學習生活中，學生們得擠出時間來照顧自己的心理健康。
每天晚上的10點到12點間，是大多數高中生結束晚自習後、入睡前難得的空檔時間。校外的心理諮詢師阿童，常在這期間密集接診。
阿童觀察到，這群來主動尋求心理幫助的孩子，往往不願意家長在側旁聽。顯然，他們不想讓父母完全了解自己的真實情況。
「孩子害怕面對父母表現出的失望、自責。一些父母會將孩子生病歸咎於自己的失職上，並且常常在孩子面前提起，無形中也越發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負擔。」
一個飽受心理疾病折磨的孩子、一對咄咄逼人的父母和高壓的教學模式，是阿童接診以來最常見的組合。「有時候我幫他們打破了一層牆，很快他們又在心裏築起了另一座高牆。有些影響並不會立刻消失，更多時候，它們伴隨一生。」
最親近的人，有時反而最陌生。/《小歡喜》
「衡水模式，註定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在羅丹看來，現代基礎教育一直在變化和發展。當下，許多青少年依舊被困在傳統的衡水模式中，也有他們的父輩還未真正脫困的因素。
這些家長未必是衡水模式盲目的信徒，而是他們仍然生存在這種模式的慣性中。大多數00後、05後的父母在根據他們當年的認知選擇教育模式，而非現在子女所處的新形勢。與其說他們是在為孩子擇校，不如說是在為自己擇校。
但無論如何，教育的意義終究不是築起高牆困住學生，而是幫助每個人尋找到屬於個人的幸福生活。
時過境遷後，我們如何看待曾經的苦難？/《二十五，二十一》
今年春節，已經在外地成家立業的何山回到老家。當他再路過那條地下通道時，曾經的流浪漢消失不見，只有兩大袋臭不可聞的垃圾。
何山和所有路人一樣，快速掩鼻走過。離開之前，他仿佛又在垃圾堆里看到了那個必須自我放棄才能獲得解脫的十八歲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