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16歲，在北京市24中讀初二，教我們歷史的老師叫周長海，他大約54歲左右。
在我的記憶里，周老師衣冠楚楚，頭髮一絲不亂，一副金絲眼鏡後面是慈祥的笑意。他講歷史，常從一個故事、事件或一個民俗的掌故談起，娓娓道來，繪聲繪色，自己也常常沉浸在自己動情的講述里，興到極致時，甚至舞之蹈之。他從不按書上的條框去講那些什麼意義、重點，但當你回想起來，那個歷史事件的起因、發展和意義卻清清楚楚地印在你的腦海里。
可是，「文革」開始後，革命烈火燒遍校園的每一個角落，整個教學樓被橫幅標語及各色的大字報覆蓋，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大批判的文章。有一天，忽然在同學們中間傳出一個消息說：周長海最壞，解放前曾是某家反動報紙的副刊主筆。更可怕的是，他有一個弟弟是國民黨特務，他家裏甚至還藏有一把手槍……
我們震驚了。我們恨透了他！我們真沒想到他藏得這麼深，欺騙我們這麼久！
對周長海老師的批鬥開始了。在那間我們聽過無數歷史故事的教室里，我和同學們的批判聲、口號聲、斥責聲、逼問聲此起彼伏：
「說，你把手槍藏在哪兒？」
「你是怎麼在反動報紙上攻擊共產黨的？！」
「……」
周長海被強迫跪在一張小小的課桌上，稍不留意就會栽下來。我當時看見他滿臉是汗。
「小將們，」他斟酌着字眼說，「這手槍的說法是謠言……至於說反動報刊，舊社會我只是一個撰稿人，謀生而已，沒有寫過攻擊共產黨的文章呵……」
「敵人不投降，就讓他滅亡！」周長海的自我辯解馬上被我們憤怒的口號聲淹沒。
「不老實，給他來點厲害的！」有一個同學用墨汁塗黑了周長海的臉。我們找來一根細鐵絲，將兩個金屬啞鈴連在一起，掛在他的脖子上。周長海劇烈地顫抖起來，馬上就承認了一切。啞鈴被取下來，他又試圖重新解釋一切。於是啞鈴又被掛在他的脖子上。幾經反覆，他終於承認了一切「罪行」。在我們的歡呼聲中，周長海沉默着，卸去了啞鈴的脖子緩緩地支撐着他的頭，脖子上的勒痕正在滲血。頭髮蓬亂，墨汁汗水粘在一起。眼鏡早就沒有了。墨黑的臉上，兩眼茫然地看着我們。
為了找到那把手槍，我們來到他家的四合院，把書房、臥室翻了個底朝天，院子裏的地面被刨挖得一片狼藉，我們甚至把廚房、廁所都查了個遍，但最終也沒發現手槍……傍晚離開時我路過書房，零亂的圖書滿地都是，書桌上的枱燈亮着，一本舊版的《辭海》翻開在那裏……白天，我們把他關在一個小平屋裏反省，有紅衛兵在門外看守着，晚上，我們才放他回家。
1968年，在一次所謂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上，周長海被指控有個當特務的弟弟，他解釋說：同學們，我哪有什麼當特務的弟弟——我家三代單傳，我是獨生子呵！此後不久，我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去延安當知青了……
社會的風風雨雨使我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我的內心也成熟了。但我常會想起1966年的批鬥會，那勒痕及正在滲血的脖子，那一片狼藉的四合院……這些片斷在我心中匯聚成一股清濁混雜的激流……
我只在上世紀90年代初回過一次母校。在當年那間初二(3)班的教室里，我眼前浮現出周老師那張痛苦的臉，批鬥會上緩緩抬起的頭，滲血的脖頸，墨黑的臉，悲哀的目光……
當我問起周長海老師時，已經無人知曉了。也許周老師已經去世，但他是哪一年去世的，沒人知道。我在想，不知這位一生教授歷史的人，最終能否弄懂那段「極左」的非人的歷史。
洗刷靈魂是痛苦的。借記事版「說吧，我的內疚！」徵文之一角，我終於得以說出我少年時代的一段黑暗歷史，讓這篇短文洗刷我的靈魂，並載着我內心的愧疚，去撫慰死不瞑目的周老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