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一個大廠到另一個大廠」的通道關閉，一大批互聯網人正在離開這個行業，當大家開始帶着互聯網的烙印重新向前奔跑，迎接他們的會是什麼？
6月初的一個傍晚，阿周離開了他本來願意為之拼命的公司。三年前，他入職時帶着滿腔的熱血與激情，三年後，他離開時，帶走了一身病。
「這幾年身體損耗的特別嚴重」，阿周說，過去一年，他重了十幾斤，免疫力也在下降，「可能是總熬夜熬的」。進入這家中型互聯網公司僅一年，阿周就升了職，第二年繼續升職，薪水翻了一倍，他本來以為可以繼續有聲有色的幹下去。
從今年一季度開始，許多互聯網公司的情況只能用急轉直下來形容，人員優化接踵而至，就連阿里騰訊這些大公司也沒能倖免。
更關鍵的是，被裁掉或者是被協商離開的人中，有許多都是互聯網公司的元老級員工，一位負責人力業務的高管告訴《財經天下》周刊，他最近發現了不少意想不到的簡歷，「今年之前，這些簡歷從來沒有出來流動過。」
社交網絡上，一位字節跳動的實習生前一天還在曬復工的大禮包，看得出還是「驕傲」的語氣，才沒過幾天，她的下一條小紅書說的卻是，「字節…空了」，配圖是空蕩蕩的工位。只需要一個臨時會議，一通電話，就有一大片人被告知，要「畢業」了。
還沒有離職的酥白無法理解，互聯網怎麼內捲成了這個樣子？「每一天我都覺得我干不到下班了。」酥白說，「已經隨時準備好離開了。」
離開？說的輕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去哪兒。
《財經天下》周刊發現，今年很多人選擇回歸傳統行業，或是投身新浪潮，也有受訪者表示，「先在家帶兩年娃，等行業景氣了再看」。當大廠人離開大廠後，何處會是他們的容身之所？這可能會是未來兩年眾多互聯網從業者都將面對的人生命題。
01
不知道是誰開始卷的
互聯網人，正在批量「逃跑」。
入職騰訊五年，Wendy在今年春節之前主動離職，轉身投入了金融行業，到一家券商公司做線上業務。Wendy剛走時，互聯網行業已有裁員潮跡象，但都沒有今年一季度這樣迅猛，那時市面上求職和轉行的互聯網人還不多，「算是躲過了這一輪調整，沒有真正被波及。」
在騰訊這麼多年，Wendy幾乎沒有留下什麼美好的記憶。據Wendy描述，五年以來，她幾乎沒有在晚上9點前下過班，有時甚至會熬到十一點。「你回家之後就洗洗睡了，第二天早上八九點起床，再加上通勤時間，完全沒有個人生活。」
這種程度的工作壓力，已經讓Wendy覺得自己的身體健康受到影響，壓力大、會焦慮、感覺不到快樂。除了自己，Wendy身邊的同事也都有一些躁鬱傾向，就連到周末也沒有辦法疏解，辦公室里動不動就有人哭出來。
去年下半年開始，騰訊內部開始傳出平台與內容事業群（PCG）可能進行大面積人員縮減的消息。Wendy感覺情況越來越不妙了，乾脆趁此機會離開。
有人出於主動求變，有人則是被行業裁員逼退，但逃離互聯網，已經是一個普遍的選擇。
今年3月，劉一然正趕上小米裁員，拿到補償之後，她選擇徹底告別互聯網行業。在小米工作時，劉一然覺得至少有兩年沒有過特別清醒的狀態，「每天都很晚下班，每天都要開會，周而復始，一直處於惡性循環當中。」
劉一然說，她所在的算是小米內部最卷的部門之一，加班是常態，高壓期要到下半夜才能回家。「小米內部很流行一個說法，說小米員工都是猴，小米公司就是猴山，老闆就是猴王，其實就是調侃小米待遇不好還很卷。」劉一然略顯無奈的調侃道。
和劉一然一樣的還有Alina，她之前是一家互聯網企業的項目總監，因為所在的業務收縮，整個團隊都被裁掉了，她也就順勢離開了，因為「實在是太累了，整個人狀態都不是特別好」。
據Alina描述，她的直系領導是一個非常卷的人，團隊經常加班到十二點，「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得干到凌晨一兩點」。2017年剛進入互聯網行業的時候，因為能夠吃到短視頻發展的紅利，Alina還覺得這種加班是有意義的，但是隨着紅利消失，「對自己來說就是一個消耗的狀態，消耗自己的身體、消耗陪伴家人的大量時間。」
Alina當時本來想着，趁着互聯網人還沒有大面積出逃，趕緊出來看看其他行業，結果剛離職就趕上了行業大裁員。休息一段時間後，Alina感覺自己看開了，不再急於求職，「沒有合適的就帶兩年娃再說，前兩年互聯網賺的錢夠撐兩年的了。」
加班、內卷、內耗，成為很多人離開前對互聯網行業留下的最終印象，這種傷害久久難以治癒，當初Wendy在騰訊時，只要一看見群消息就陷入煩躁，更有採訪對象表示，至今無法直視微信出現未讀消息，每次看見消息提醒都會一激靈。
「以前使用的辦公軟件，如果沒有及時回消息，就會被加急，App內會不斷提醒，還會發短訊或者通過機械人打電話來提醒。」來互聯網之後，這名採訪對象至今不敢錯過一條微信消息。
「你說到底是誰開的頭呢？」、「互聯網怎麼捲成了這個樣子？」
離開的、還在的、想要離開的，都發出了這樣的疑問，但答案，無人知曉。
02
錢不多，累夠嗆
阿周說，他一點也沒有覺得不甘心，甚至有某種快感，「互聯網，不值得」。劉一然說的更加直白，「反正在互聯網真的賺不到錢了」。
許多大廠人曾經抱着年包百萬的夢衝進了行業，進來一看，月薪一萬，扣掉五險一金和日常開銷，每個月花個精光。
大小周取消、期權縮水、上市折戟，過去一年多，互聯網人眼見着拿到手的錢一天比一天少。
更何況還有一些年包本來就不高的人，「很多運營、銷售，一個月真的攢不下多少錢，等到三十五歲的時候被解僱，大廠光環，最後留給你的其實什麼都沒有。」劉一然表示。
[page]Alina倒是吃到了最後一波紅利。2017年加入行業做短視頻業務，正好趕上短視頻爆發，五年時間直接升到了總監級。但是最近一兩年來，她明顯感覺紅利消退，「行業格局穩固以後，投入產出越來越不成正比，不管是職級、收入還是個人能力，成長空間都不大了。」
Alina乾脆考慮轉行，對於以後的職業規劃，她自認明智地劃掉了互聯網，甚至只會考慮離家10公里以內，朝九晚五有雙休的工作。
更多的基層互聯網人，可能連尾聲的紅利都沒有吃到，「真正吃到互聯網紅利的人，可能要往前十年到五年，在上一輪北京房價上漲潮之前。」Wendy對《財經天下》周刊感慨。
其實所謂互聯網的光鮮，從來就僅限於少數，多名離開互聯網大廠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所在的崗位屬於「錢不多，但累夠嗆」。
「很多像我們這樣base不在北京的字節人，其實根本沒有想像的光鮮，薪資也不高。」一名前字節員工對《財經天下》周刊表示。前不久她在小紅書發佈自己離開待了6年的字節，很多人留言「豈不是財富自由，期權拿到飛起」，但是據她描述，自己從來沒拿到過任何期權。
不僅是錢，在內耗的過程中，更多對於大廠的美好幻想被打破了。
劉一然全家人都是米粉，一家人買了不少小米的產品，後來她跳槽到小米，父母都以她為榮，覺得她很有出息，她原本也以為，作為理想中的企業，「起碼獲得的成長一定能超越自己的付出」。
但就是一件小事，徹底打破了劉一然的幻想，也堅定了她離開這個行業的決心。今年春節之前，劉一然的領導找她談話，現在經營有壓力，公司還發了兩個月的年終獎，她應該「學會感恩」，這時她才發現，「原來你曾經最嚮往的企業，也不過如此」。
離開互聯網之後，回過頭來看，Wendy發現很多年輕人依舊會以進入大廠為榮，會興高采烈地在社交平台分享「我進入大廠了」這件事，然後以過來人的身份教大家大廠的攻略、面試技巧。
「其實他是以一個成功者的身份在分享自己的喜悅，但我們這些離開的人看完之後心裏都會很冷漠，只會感慨又一個人進坑了。」Wendy感慨，從她身邊的情況來看，進入大廠才只是考驗的第一步，「大廠是不養閒人的，這幾年進入大廠之後能發展得好的人鳳毛麟角。」
一名互聯網人力高管告訴《財經天下》周刊，僅從擇業上來說，互聯網現在已經不再是一個很好的機遇，「年輕人還是得選擇成長性高的地方，互聯網基本沒有高成長的領域了，現在尚存想像力的可能只剩下造車、AI等少部分賽道，web3與NFT還有待規範落地。」
03
人的價值被重估
當互聯網被追捧到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度，從大廠出來，很多人都難以接受薪資、職級等方面的落差。行業大規模裁員和鎖HC，更會讓一些人開始懷疑自我價值。
從小米離職後，劉一然也看過一些互聯網的機會，卻發現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難找，要麼工資特別低，要麼崗位非常舊，「同樣的崗位和HR信息都快要翻爛了」。
劉一然記得，2018年剛畢業時，市場可比現在要好得多，當時雖然只是以一個應屆生的身份在找工作，但是互聯網大廠能給到的薪資福利反而要比現在更好。
「我真的是覺得當年的環境要比現在好很多。」劉一然十分懷念2018年。
找工作肯定沒有以前那麼容易了，尤其是想在互聯網行業內跳槽。
前述互聯網公司的人力高管告訴《財經天下》周刊，今年收到的簡歷比以往都多，「你會發現，很多大廠真正核心的人都出來了，這些人的簡歷以前在市場上那都是看不到的。」與此對應的是，該廠商今年的招聘規模也收縮了，「很多崗位都停了，春招也比往年結束要早」。
據該高管提到，他們在招的「行政助理」崗，以前學歷稍好的基本都不會考慮，但是今年投遞的人還挺多，「就連海歸的同學也願意來聊。」
互聯網就業行情艱難，一度讓劉一然感覺自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大概只能去當服務員」，剛畢業四年的她，現在不過26歲，距離傳說中的35歲門檻還有將近十年。
「三十多歲的女性，如果沒有進入體制內的話，還能找什麼工作呢？我也不會收拾家務，不能當月嫂，去當櫃姐的話，人家可能還會嫌我不夠年輕。」劉一然對《財經天下》周刊分析。說這話的她，學歷並不差，是一所還不錯的一本院校畢業生。
在劉一然看來，這一代互聯網人，如果錯過了35歲之前考公的窗口期，又沒能混到一定的職級，「真的會找不着工作。」甚至有不少互聯網行業的人會調侃，35歲以後只能去美團、滴滴和阿里上班，言外之意是去送外賣、開網約車和送快遞。
剛想離開互聯網的時候，Wendy也一直在考慮回歸傳統行業，但是出來看一圈發現，傳統行業能夠提供的崗位非常少，而且很多偏製造業的崗位待遇都不高。從互聯網行業出來的人，習慣了高薪、高福利，往往難以接受傳統行業的薪資。
但是當闊別互聯網後，來錢的方向變了，有人掐指一算，不虧。
劉一然最終選擇投身自己一直關注的Web3浪潮，成為一名自由職業者，這是去年以來最火熱的創業賽道。如今她在家接一些NFT和web3的項目，收入反而比之前在互聯網行業更高，儘管這個行業目前還存在着不少灰色地帶，但是最起碼能攢錢。
Wendy則選擇了和互聯網薪資接近的金融行業，進入一家規模中等的券商，月薪相比騰訊稍有下降，但是算上年終獎反而有所上升，而且壓力小了很多。
「所有的行業和公司都有盈利和虧損，但是金融和銀行基本都是盈利的，在大環境裏屬於兜底的角色，無非就是行情好壞賺多賺少罷了。」Wendy如此解讀自己的職業選擇。
互聯網的蛋糕已經難以做大，但是據多名採訪對象表示，互聯網的作用，在很多行業依舊很顯著。
之前在抖音做運營的王璇，原本覺得互聯網行業早就沒有多少深奧的東西，「行業已經進入飽和階段」，但是今年1月從字節離職後，她接觸了很多傳統行業的老闆，發現很多實體行業還處於線上化的初級階段，對互聯網人才的需求很大。
最終王璇進了一家傳統企業做數碼化營銷工作，這家公司之前的線上廣告投放模式都很原始，費用效率也較低，而她此前在抖音積累了大量關於這方面的經驗，此時正有用武之地。
雖然離開了大廠，但是互聯網帶給大家的不僅是痛苦的記憶，這個行業賦予的能力依舊在發揮餘熱。「內卷其實也是一種能力，很多人即使在大廠什麼成果都沒卷出來，但是這種能從早干到晚的能力，出來就能贏了大部分人。」王璇告訴《財經天下》周刊。
Alina在進入互聯網之前，曾經有過六年的傳統行業經驗，但是在她看來，進入互聯網的這五年時間，才是自己成長速度最快的時候。「同樣是工作五年，我在互聯網的五年成長速度可能是其他行業的2-3倍，尤其是在增長紅利期，不管是對業務的思考、職級晉升還是管理能力，都是在迅速上升的。」
選擇離開這個行業之後，當這些「前互聯網人」開始帶着互聯網的烙印重新向前奔跑，發現很事情似乎也沒有那麼糟糕。用一句過時的話來說，「所有行業都值得用互聯網再做一遍」。
「互聯網始終還是最前沿的行業之一，只要在這個行業就對你的能力有一個基礎保證，但是一旦換了行業，你的能力是否還能增長，或者只能作為一個輸出者的角色，這都是未知的。」Wendy表示。
04
離開真香？
逃離互聯網後，不同的採訪對象選擇不一，但有多名受訪者表示，他們如今才重新發現生活的意義。
加入現在的公司之後，Wendy終於開始擁有個人生活，她現在每天晚上七點左右就能下班，回家之後還有很多時間可以安排。轉行一百天後，她在自己的小紅書寫道：「晚飯後的晚風如此舒服，竟然如今才感受。」
Alina從上家公司離職後，去南方玩了一圈，終於不用再操心工作，她現在生活的節奏就是度假、看書、運動，以及用「三分之一的時間帶娃」。當初孩子出生的時候，Alina還在互聯網公司大量加班，如今孩子正處於要上幼兒園的關鍵啟蒙期，她不希望再因高強度的工作節奏而缺位。
而劉一然自從開始做自己的項目以後，現在每天可以睡10個小時，精氣神變好了很多，不用再忍受大量加班。因為現在是在家辦公，劉一然還給自己配了人體工學椅和人體工學桌，辦公質量也好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現在可以自己選擇每天干多少活兒，而且可以減少很多內耗，開會十分鐘能解決的事，不會再延長到30分鐘。」
對於當下的年輕人來說，離開家鄉前往一線城市，進入互聯網大廠，已經不再是一個足夠光鮮體面的選擇，尤其是對於家境還不錯的二三線城市人群來說，反而可能得不償失。
家在天津的維維，在北京漂泊了三年之後，終於在去年年底選擇離開北京，也離開互聯網。「我在北京如果能夠過得很幸福，或者能夠賺很多錢，那我可以留下，但事實卻是每天加班，生活壓抑，收入也不高。」
維維簡單計算了一下，就算自己在北京奮鬥十年，可能生活水平還趕不上現在在天津的水平，而且依舊「買不起房」。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犧牲掉的東西卻是實實在在的，例如和家人的團聚、居住條件、通勤條件。
「大廠之所以叫大廠是有原因的，現在普通人本科畢業去大廠當個運營，和幾十年前中專畢業去化工廠當個工人，本質上是一樣的，從社會橫向去對比，甚至可能還不如當年化工廠的工人。」維維如此吐槽。
在維維看來，大廠的本質，其實是將人過度的工具化了，而且這種工具化的特徵非常細分，導致人的價值被極大限制。維維有一個做算法策略的同學，本科畢業於中科大，後來到哥倫比亞留學，「屬於我們這些人裏面最優秀的那一批，從小就拿各種物理競賽數學競賽一等獎」，但依舊被框在了崗位里。
「這個同學是在一個很細分的崗位，即使是互聯網大廠，也只有部分企業有這個崗位，最近他想要往數據分析方向靠，結果發現根本不行。」維維感慨。他覺得現在互聯網這種細分化和螺絲釘化的崗位限制，其實是把人徹底「流水線化」了，甚至比工廠的流水線劃分還要徹底和嚴苛。
在維維看來，過去十幾年，互聯網的價值被神話了，如今正在經歷一個祛魅的過程，如果把倖存者偏差、職業生涯的不確定性，以及隨着而來的壓力、焦慮、對身體的消耗等因素都考慮進來，去大廠和回家考個公務員，最終實現的收益可能是差不多的，「在當前的行業形勢下，可能還不如考公。」
在大廠工作的時候，許多人一日三餐都在公司進行，把工作以外的所有東西都打包給了公司，唯一擁有的個人時間可能就是周末——許多公司可能還是大小周。即使是周末，在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下，很多受訪者表示，周末至少有一天只想睡覺，真正能有生活安排的其實只有一天。
「在北京的時候生活里基本就只有工作，所有的喜怒哀樂都是圍繞工作展開，把自己的價值觀也朝着單一的方向帶，快樂就屈指可數。」維維說。
回到天津之後，維維基本上都是7點下班，和家裏人吃飯，周末陪父親去釣魚，平時和同學可以隨時約飯。「正好應了今年天津高考的題目，尋常煙火是美景，就是家人團座、燈火可親的感覺。」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