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事件」的發生和發現
由於「大躍進」造成了大饑荒，貴州省農村發生餓死大量農民的嚴重事件，被稱為「貴州事件」。
1960年2月6日，貴州省副省長、老紅軍吳實到當時在建的川黔鐵路沿線慰問修路民工，到息烽縣就發現餓死人現象。次日，在遵義地區副專員何林陪同下，吳實到遵義縣的板橋、泗渡後，發現一個大隊死了六七十人，有的全家躺在床上不能動。到桐梓縣後，又發現類似現象，意識到事件是全省性的、帶普遍性的。他在桐梓縣召開了緊急會議。會上吳實同志罵開了：「先不要說黨的原則，你們多少有點良心沒有？人都餓死了，你們還不安排生活，還在反瞞產。」各縣根據吳實同志的指示，先後開倉發糧，停止了事態的發展。吳實打電話向省委第一書記周林匯報，何林也掛電話給地委書記李蘇波。因周林在息烽溫泉療養院養病，遵義派人去那裏向正在打牌的周林匯報，匯報的人都等得不耐煩了，周林還說要打完這一圈後再說。聽過吳實電話匯報以後，周說：「血淋淋的事，還提它幹什麼。」
貴工師生針對「貴州事件」興師問罪
貴州工學院機械系65級學生張再興，貴州省湄潭縣人。「湄潭事件」發生時，他還是個中學生，父母親和侄兒都被活活餓死。他們村民組（當時叫生產隊）總人口75人，死亡近半，其中死絕兩家。他家所在的村（當時的大隊），穆和清家老小五六個，餓死後埋在一個堆肥坑裏，楊銀清家四口餓死後，拋在豬圈糞水池內。那時，溝死溝埋、路死路掩隨處可見，因為活着的人也沒有力氣挖坑埋死人了。
在「文革」初期，1966年12月15日前後，張再興率先在貴陽市大十字中山西路路口南側一堵山牆上，針對「貴州事件」貼出街頭大字報，列舉他家所在的村民組餓死人的數據和名單，認為省委第一書記周林等是貴州餓死人的罪魁禍首，必須把這些走資派揪出來，為貴州數以百萬計的飢魂亡靈申冤。看這張大字報的人很多。
這張大字報也張貼在貴州工學院校園內一份。工學院半數以上學生來自農村，這張大字報貼出後在廣大師生中很快引起共鳴，冶金系教師童志權、學生袁昌新、李永復和其他許多師生積極擁護。於是誕生了「遵義事件調查團」，由張再興任團長，童志權、李永復、袁昌新任副團長。調查團的活動宗旨是「弄清事件真相，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揪出『事件』責任人以謝貴州1700萬人民，挽回黨和毛主席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調查團鉛印了《告全省人民書》，歷數了周林、苗春亭不執行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黨內通信》六條，搞高估產、高指標、高徵購、反「瞞產」、「捉鬼拿糧」、徵購農民的過頭糧和興辦農村公共食堂，造成全省餓死大量農民的罪行。
「遵義事件調查團」所到之處，民眾歡迎，各級文革領導小組及相關單位也大力支持。「遵義事件」的調查工作進展順利。當時覺得「調查團」這個名稱還不夠「火藥味」，又改名稱為「貴州事件造反團」。
省地縣當事人積極「說清楚」
在餓死人的「五九事件」中，李蘇波是遵義地委書記、行署專員。調查團一開始就拿他是問。當時遵義地區共360餘萬人，死亡60萬人左右，是貴州省的重災區之一，因此認為他的罪惡最大。故要他先來談「遵義事件」的情況。「文革」時李蘇波任貴州省水電廳廳長，聽說要他談「遵義事件」，他二話沒說，就坐吉普車跟調查團到了工學院。1966年12月19日晚上7點，貴州工學院一兩百人的階梯教室座無虛席。念了毛主席語錄之後，李蘇波就「遵義事件」的情況作了一個小時的詳盡介紹。為調查團留下了《「遵義事件」訪談錄》第一份資料。後來，李蘇波又親筆寫過一次稿，與記錄稿相互補充印證。
何林在「五九事件」中是遵義行署副專員，1966年12月24日，何林第二位被調查團請到貴州工學院階梯教室「說清楚」。同李蘇波一樣，他說的更多、更為詳盡、更具條理性。這份訪談錄是所有的《「遵義事件」訪談錄》中最具價值的文章。以後，何林還先後三次給調查團提供了親筆資料。
第三位是苗春亭。苗春亭在1959年時任副省長，實質上的二把手。「文化大革命」時，他還在這個位置上。對於調查「貴州事件」，省財辦主任李庭桂特別支持。由他牽線，1967年1月1日，張再興到花溪碧雲窩賓館找到了苗春亭。次日早餐後，有一輛伏爾加小轎車進城，順便把苗、張二人帶到太慈橋。下車後，從太慈橋到工學院還有4公里泥石混築的鄉村馬路，又不通公共汽車，但苗願意步行，他人矮、腿短，走起來很吃力。走到一半處，就有探礦機械廠的「紅衛軍」正打着造反旗幟迎面走來，高呼着「打倒賈啟允、活捉苗春亭」的口號。好在他們並不認識苗春亭，也就擦肩而過，就這樣到了工學院「說清楚」。這就有了苗春亭為調查團留下的一篇《「遵義事件」訪談錄》。這以後，1967年6月27日，苗又一次來到工學院，再次談起了「遵義事件」的情況。他說，發生這樣的事，責任不完全在省里，還有更高層次的原因。這在當時，可以說是夠膽大的了。
除上述三人外，被採訪者還有：
第四位，張玉環，時任中共貴州省委常委，省農林辦公室主任，「貴州事件」時任黔東南自治州黨委第一書記，時間：1966年12月21日，地點：貴州省農林辦公室。
第五位，李庭桂，時任貴州省財辦主任。1959年被打成「常、夏、李反黨集團」成員。時間：12月24日上午，地點：貴州工學院第二教學樓階梯教室，參加者：「321111」尖刀兵團、紅衛造反團、「九一五」紅衛兵戰鬥團爆破筒戰鬥隊等共20餘人。
第六位，楊用信，時任貴州省監委副書記。時間：1967年元月3日21:30～23:30，地點：貴州省委一樓接待室，採訪人：貴州工學院教師趙安國、陳昭瓊、廖昌明。
第七位，葉谷霖，時任中共貴州省委委員、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貴州工學院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組長，時間：1967年元月3日，地點：貴州工學院5902學生宿舍三樓5號，採訪人：「遵義事件調查團」團員童志權、張再興等十人。
第八位，謝兆生，時任貴州省糧食廳計統處長。時間：1967年元月7日，地點：省糧食廳統計處，採訪人：趙安國、陳昭群、廖昌明、華國慶。
第九位，楊紹榮，時任貴州省供銷社副主任，「遵義事件」時任遵義地委副書記。時間：1967年元月7日，地點：貴州省供銷社二樓辦公室。採訪人：趙安國等四人。
第十位，鳴躍忠，時任貴州省人民銀行行長，「遵義事件」時任遵義地委財貿部長。時間：1967年元月11日下午，地點：省人民銀行辦公室，採訪人：趙安國等三人。
第十一位，歐陽元，時任貴州省人委秘書處工作人員。時間：1967年元月13日下午，地點：省人委值班室，採訪人：趙安國、華國慶。
第十二位，張一樵，時任貴陽市市長。時間：1967年6月29日，地點：貴州工學院學生宿舍5902-325室，採訪人：礦業學院東方紅、人民大學三紅等3人，貴州工學院「九一五」等數人。
1967年1月5日左右，調查團分為金沙分團、湄潭分團、遵義分團及遵義總部，各赴其地。這些地方都是「五九事件」的重災區。到這些地方去的目的就是向人民、特別是廣大農民宣傳，餓死人的事件主要由周林、苗春亭、徐健生等人負責，不要記在黨和毛主席的身上。這對挽救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對共產黨的信任危機，確實是有作用的。當時，不少幹部、群眾為調查團提供了第一手資料，遵義分團還在三合公社逐家統計了死人的情況。
「遵義事件」調查團總部，由遵義市文革領導小組安排在丁字口遵義飯店215號等四五個房間，又給了一套廣播喇叭，安放在丁字口百貨大樓三樓，天天廣播《「事件」真相》和《告全省人民書》。
1967年1月22日，原湄潭縣委書記王卿臣，一大早就來到遵義飯店215房間。與調查團總部人員見面後，第一句話還未說完，他就哭了。他說，我親自砍死了當漢奸的堂叔幹革命，而到頭來在我手上死了那麼多人，這就是我們革命的結果嗎？當時，張再興和何傳訓做記錄，王卿臣的動情，也使他們眼淚汪汪。王卿臣說，來之前曾到過地委，地委不同意他同調查團見面。然而，他還是找上門來了，看來他是冒了點風險的，一定是心中有話要說而且是不吐不快，故而也就不顧風險了。
袁昌新率領的分團到金沙以後，去找1959年時在金沙任縣委書記的趙廣玉算賬。趙這時候還在黔西農場。不想此舉正合他的意。自「五九事件」發生以後，趙廣玉受到開除黨籍、判刑勞改的處分。他覺得處分他是應該的，但各賬應各清。餓死人的事情是全省性的，省里一個人也沒有處分，到底是誰的責任，在貴州省還是一筆糊塗賬。舊省委以犧牲車馬、保存將帥的手法，讓下面的人全部把責任擔了起來，而省委主要負責人一個也沒有處理，逍遙法外，於理不公。因此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申訴。周林見他不聽話，又是打、又是誆，手法使盡了，趙廣玉還是不聽話，非要省委說個所以然、分清是非不可。1964年「四清」以後，周林到西南局任書記處書記，就沒有人管他的事了。賈啟允任省委第一書記後，又顧不上跟他扯這些，所以趙廣玉是有話沒處說，心情十分煩躁。「遵義事件調查團」的同學找到他以後，其實是為他安排了一次說話的機會，也就一吐為快。他先後兩次寫了10多萬字的資料，又把1965年給黨中央的《申訴信》也給了調查團。
1967年1月，原開陽縣委辦公室主任尹震環張貼「大字報」申述他在「貴州事件」中的遭遇。尹震環先後給中央寫的兩封信被轉到省、市委以後，周林在省三干會上點他的名：「開陽有個辦公室主任，來了沒有？你膽子不小，寫信到中央告市委！」貴陽市委夏頁文書記說：「朱庚申、尹震環你們串通起來和市委作對，哼，我倒要看看你們是啥子了不起的人物。」真是如臨大敵。尹震環等在省三干會期間被鬥了一二十天。回開陽縣後又被鬥了一二十天，最後給戴上「階級異己分子」的帽子，開除黨籍，勞動鍛煉。
尹震環給中央寫信不僅為自己惹了麻煩，也給原開陽縣委闖了大禍，也給區、社、隊的幹部都闖了禍。縣委書記朱庚申因此調離開陽，開陽縣委改組。全縣被鬥被處理的各級幹部不下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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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震環給中央寫信雖然挨了整，但還是起到了好的作用，促成了幹部們隨後少犯錯誤，其結果是開陽縣餓死人的情況不算很嚴重。
中央文革、省委和省文革先後打招呼叫停
「貴州事件」是件「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但在「文革」中過問這件事頗有干擾大方向之嫌，因鬥爭矛頭對準的是「死老虎」，而不是正在走的「走資派」。人們後來發現，「文革」中為大大小小走資派羅織的罪名中，都不見有餓死人這條罪名。
因此，遵義市（現在的紅花崗區）奪權，就沒有讓當時駐遵義的「貴州事件」調查團總部的代表參加，說他們是中間派組織。因為中央文革認為他們造反過頭了。
中央文革對「貴州事件」調查團的活動非常關注，除了由中央文革辦公室辦事員打電話「打招呼」外，1966年12月25日，中共貴州省委給「貴州事件」調查團寫信，叫「不要去翻作了結論的老案」。1967年元月19日下午2時在省長李立住地，貴州省文革小組組長李立又接見了「貴州事件」調查團聯絡員劉福一、廖昌明，當面「打招呼」，說是做了結論的歷史，不要翻了。再翻就要犯錯誤了。1959年李立在河南洛陽任專員，他以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為例，說吳也是在出了這事後調離工作的。李立還希望「貴州事件」調查團能改個名字叫「農村文化革命造反團」。
上面一再打招呼之後，「貴州事件」調查團的工作隨後也就終止了。
貴州飢魂亡靈有《墓碑》
針對「貴州事件」，貴工師生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做了大量調研工作，採訪了數十位當事人，積累了大量原始資料，記錄了人禍、黑暗和罪惡，由張再興編撰，昆明陳安民先生印刷，形成了一本包括《「遵義事件」訪談錄》在內的《貴州事件調查資料集》，51萬字。這是凝固的記憶，可稱之為貴州飢魂亡靈的《墓碑》。
《墓碑》是楊繼繩先生寫的一本書，其副題是「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楊繼繩2002年12月也到貴州省檔案館查過貴州「大躍進」大饑荒資料，並開列出一張30份資料的目錄清單，擬帶出但未獲准許，他把這張單子也列入了《墓碑》書中。此書以「黑色的貴州」為題介紹了貴州。
花溪新建「601工程」的不解之謎
1964年貴陽市「四清」運動中，貴州大學組織學生就近參觀了「四清」中停建的「601工程」，包括301賓館（現花溪迎賓館）、302別墅和萬人大禮堂（現貴州省青少年活動中心）。這些項目的主體工程已完工，裝飾工程已在進行中，302別墅小歌舞廳水磨石地坪伸縮縫中已嵌入銅條。沒有誰告知學生們，這些坐落在風景秀麗的花溪的豪華建築物是為誰而建的。當時花溪景區已經有了西舍賓館和碧雲窩賓館，在餓飯之年為什麼還要修這麼豪華的樓堂館所，同學們看後心中充滿疑問。參觀時有規定，不准照相，不准記錄，不要議論，成為不解之謎。但放眼全國，看看下面這段文字，就知原來如此。
1962年，在北戴河為毛澤東專修了新的別墅，把原來的別墅讓給江青專用了。幾乎與此同時，在緊挨老人家故宅湖南省韶山的滴水洞，也修了一座客廳、臥室、辦公室、運動室、防原子彈洞等應有盡有的別墅。此前此後，北京、上海、杭州、武漢、廣州、南寧、成都、鄭州、長沙、南昌、濟南、大連、青島、廬山等地，也都建有他的別墅；有的一地還不止一座別墅。在人煙稀少、經濟落後的青海、新疆等地，也有人給他砌了別墅。昆明別墅的圖樣也設計好了，派專人送請他過目是否合適，他認為設計得很好，那又是個四季如春的美好所在，但海拔較高，不去，省下了一筆銀兩。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田家英奉命帶了一些人去湖南農村調查人民公社的生產和「共產主義大食堂」等生活情況，首先看到了幾乎與滴水洞別墅同時落成的省委賓館大樓，十分驚訝，他避開省里的陪同者在調查組的同志們面前撇撇嘴悄聲說：「也不看老百姓吃的是什麼、住的是什麼，共產黨比國民黨更愛享受了！」
《炎黃春秋》2012年第8期
張再興編撰的《「貴州事件」資料集》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