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七七中學畢業，畢業前一年就陷入憂心忡忡。憂心忡忡並非為國事，是為自己，可見我是個自私無大志之人。不過自私無大志並非我一人，是我們全體同學和家長們。為何事呢？就為即將到農村當知青這事。當時思想較複雜，現如實說來，立此存照。我哥哥六八年下鄉，屬初期，我七七年，屬晚期；我們兄弟倆的思想大概有代表性吧。
哥哥那時全體紅衛兵正熱血沸騰，立志為保衛領袖到農村去；父母也同樣遙望北京胸懷全球，立志讓兒子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不過同時又不願意？為什麼不願意？當時不敢想為什麼，想就是對領袖的犯罪；只覺得下鄉幾年可以，永遠紮根就不願意，而且最好是不下鄉，何況那時宣傳的是紮根呢。就是這樣的矛盾心理。
記得哥哥在下鄉前一個月，全家跟判了刑一樣數着天過，雖說知道聽領袖的話是對的，卻感覺無形的壓力與痛苦。走的那一天終於到來，當十二歲的哥哥背起包走出家門後，爺爺失聲痛哭。父親對爺爺說不要哭，下鄉是好事，是聽主席的話；爺爺卻大罵父親放屁，說十二歲孩子不上學是好事嗎！父親嚇得忙拉着我去火車站送哥哥去了。六八屆知青還記得嗎？當紅旗招展鑼鼓喧天中，裝滿知青的火車一聲汽笛開動時，車上車下「哇」地一聲，驚天動地，跟農村死人起靈時的場景分毫不差。剛上小學的我就奇怪：這天大的好事還要這樣哭？領袖知道了該不會生氣吧？
到了我們這時，不管是知青、學生還是家長，已公開表示不願意下鄉了，當然這公開並不敢在會議上講，而是同事、親友、家裏議論時的公開，對接受再教育一說暗自懷疑。但對領袖卻還未懷疑，覺得領袖既然讓下，必須聽話，而且事關國家反修防修大事，應當下。只是總想讓別人去下，自己最好能躲開。當時也是這樣的矛盾心理。
再來看形勢。哥哥那時開始是住在貧下中農家，名曰「同吃同住同勞動」，否則不足以消滅學生的資產階級思想。可後來發現糧食交到貧下中農家，吃的卻是稀飯，待他上工後人家又吃起乾飯，家裏給他的藥也都被貧下中農偷了。這時他對接受再教育一說有了懷疑，懷疑的程度如何我不清楚，反正他是屬於反對「無悔」一派的。
國家覺得這樣不是辦法，就拿錢讓每個生產隊蓋一個房專給知青住和吃，名曰「青年點」，儘管吃不飽，但畢竟自己的糧自己作主。幾年後國家開始從知青中抽人回城當工人，後又有上大學的，「走後門」風就狂卷了。走後門的人也忠於領袖，也知道當知青是反修防修之必須，但他們還是願意回城舒服，所以還是走後門。這又是人的矛盾。文革時領袖讓「狠鬥私字一閃念」，就是說當你頭腦中剛有「私」字作怪時，就鬥掉它，這樣頭腦中就全是「公」了，真是浪漫極了的幻想。
可是天天鬥私，私卻還在閃，還越閃越大。當私字閃得不成樣子時，有個知青家長叫李慶霖的，窮秀才光屁股不怕穿官服的，提筆給領袖寫信反映知青生活如地獄、走後門成風。其實李慶霖告的是奸臣而非反皇上，因為他自稱是「告御狀」，所以領袖接到後並未生氣，還掉了眼淚。領袖掉淚我想一是心疼這些為文革賣過命的紅衛兵們，二是覺得自己的烏托邦看來並不美好。於是發令，改善知青生活，打擊迫害知青的壞份子。不過走後門他卻並不太當回事，所以走後門並未因之而不走，反而越走越大。
約在一九七五年吧，國家把知青下鄉這事交給家長所在單位負責管理。具體說，在有條件的地方蓋大的青年點，將幾百知青裝進去，劃出專門的土地給知青，與貧下中農井水不犯河水。沒條件的地方還是小青年點，但跟大青年點一樣，有家長單位派來的人專門負責管理，明着是管理，實際是防止貧下中農欺負知青。我當時想：大青年點與貧下中農分開了，還接受什麼再教育呢？但沒往深處想，覺得只要是領袖讓做的事就不會有錯。我家長單位蓋的大青年點是三層樓，火炕，象營房，有衛生所、食堂、辦公室、活動室，幾百人在裏面有帶隊的幹部管理，我隨同學們去參觀過。
我畢業前一年學校就開始動員，動員還是講要紮根農村，到最艱苦地方，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具體去向有三：一是內蒙古，二是本地區大青年點，三是本地區個別小青年點。後兩個是必去的，去哪個由組織定；前一個先是由本人申請，組織決定誰去誰不去，但去的人又不一定是寫申請的。內蒙古，當時沒感覺「風吹草低見牛羊」，就感覺跟荒涼得不寒而慄。
提前一年就天天廣播讓去內蒙，學生幹部們紛紛寫決心書帖滿學校。有同學問我寫不？我雖不是學生幹部也願意寫；他說要寫血書，我問怎麼寫？他說把手指頭咬破寫，我說我嫌疼，你用血吧，我用筆。寫完，媽媽不讓了。她說，咱不寫，組織上讓咱去咱就去就是了，你因為學習好一點，學校說你「白專」，連入團都不讓，讓那些團員和黨員們帶頭去吧。
結果是：學生幹部們都寫了決心書，但一個也沒去內蒙。去內蒙的都是家裏一貧如洗的工人孩子，一是他們沒後門可走，二是他們家裏困難，去了可以得到單位發的幾百元錢和一隻木箱，箱裏裝了全部行李，這在當時需要一個工人一年的工資。這些學生去內蒙後，不到半年就抽回城當工人了，因為他們與貧下中牧打架下死手，國家一看事關民族團結，就把他們接回城，以後也不再派學生去內蒙。去內蒙的知青連騎馬還沒學會就回城當了工人，讓大家十分後悔不如咬牙也去了。
我呢？父親的一個朋友說，他家在大興安嶺牙克石林場，可以去，一是國營林場有工資，二是他們家當林場頭頭，可以快些抽回城。當時國家允許自己找地方下鄉。我自己決定不去，嫌離家遠。附近的大青年點我也不想去，人多雜亂，有兩位流氓式的知青晚上竟然在女知青炕上睡，沒人敢管。我就找了個小青年點，是我一個同學的家所在地；另外，父親的另一個當調度長的朋友說，就去附近小青年點，萬一在農村紮根離家也近，我從廠子給你出車出料蓋間大瓦房，保證比農民的好！想想真不好意思，臨下鄉的半年裏，我成天就想着怎麼能為自己找個好地方，就未想怎麼為革命受教育，唉。
這樣，在等了二個月後，父親單位把我們六個學生找去開個歡送會，吃了一頓有魚有肉的飯，戴上大紅花，每人發了一百八十元安家費，發了一隻畫着紅太陽的洗臉盆，盆里放着四本主席選集，然後用車把我們送到農村去了。
2007-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