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7年，李楊決定赴德國自費留學。為了這次留學，他由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一名話劇演員、國家幹部，變成待業青年，人事關係和檔案被退到北京市建國門街道辦事處。
同時辭去的，還有北京廣播學院的學業。此時，他已經在該校電視系導演專業讀了兩年本科。當得到德國電視一台駐中國記者站站長漢斯·貝特拉姆提供的經濟擔保，可以赴德留學時，他便找到校方，希望畢業後學校不要給他分配工作，而是拿到畢業證以後直接出國。學校不同意，說你畢業後必須要接受分配，並且就是你原來的單位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而且回單位之後還得再上五年班才能出國。李楊說，我四年大學下來三十歲，再工作五年就三十五歲，出國沒意義了。
他對學校說，最好是我大學畢業出國再念兩年研究生，然後回國效力。
校方沒有同意。
他選擇了從青藝辭職。
1985年李楊考上北京廣播學院時，已經是二十六歲。事實上他從1983年就準備參加高考，但單位不給開介紹信。這張紙，直到兩年後他才拿到，才有了考大學的資格。
李楊承認自己有強烈的學歷情結。他的父親李詩鎔49年前是法律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出身於一個四川的軍官家庭，家境很好。父親是學法律的，但是愛好演戲，就走上這條道路，後來成為陝西省話劇院的演員。
李楊出生於1959年，1972年父親被迫害致死時，他才十三歲，最小的弟弟年僅一歲。李楊的小學、中學都是在文革中度過。即使在讀書無用的年月，即使文革中父母變成牛鬼蛇神，他已變成狗崽子，即使每次填家庭成分時都讓他特別害怕，他所受的家族教育也是必須要上學。
文革後恢復高考時，他卻參加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在全國招演員的考試，當時的考慮是上班後每月的工資是四十多元，可以減輕母親的負擔。最終李楊被錄取，從西安來到北京，成為一名話劇演員。他的父親曾經也是青藝的演員，後來才到陝西省話劇院。
來到北京，李楊就在努力完成自己的學業。在青藝不放他考大學時，他也幾乎天天泡在劇院的閱覽室里，或者是上夜校，參加成人自學考試。等他在1985年拿到介紹信報考北京廣播學院時，手裏已經有了十一門課的自學考試文憑，再差一張就算本科畢業了。
進入廣播學院之後，他又變得很失望，覺得跟自己想像的大學生活有很大的差距。此時所有的基礎課他已經通過了自學考試，許多課沒必要再上，他感到不滿足，就想到了出國。決定去德國留學的兩個原因是：他當時的女友要去德國，在德國上學不需要學費。
成為一名待業青年後，李楊拿着聯邦德國西柏林自由大學戲劇系的錄取通知書，開始辦理簽證和護照。
二
1987年8月，李楊和女友乘坐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班機，離開北京。由於當時國航沒有直達西柏林的航線，所以他們只能先飛到東柏林，在機場直接上大巴，通過戒備森嚴的特殊通道，從東柏林來到西柏林。柏林圍牆是李楊下飛機後的第一印象。
就像接受過文革洗禮的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李楊習慣性地想像德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文革結束後，他到廣州、上海等地演出，也自以為見識過了繁華景象，但真正踏上這片土地，他感覺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頭一兩個星期，他什麼都沒幹，只是到處玩，把能看的都看了。
他對德國的第一個感覺是，綠。「我原來只知道綠是一種顏色，但是沒有切身感受到綠。到德國之後，發現綠進入到你整個生活中，綠的外延也擴大了，包括綠色環保的概念。從飛機上往下看，底下一片綠，到處是無邊無際的森林，綠樹中的紅屋頂，牆是白色的或黃色的，空氣清新乾淨，這是我原來沒有過的美學體驗。感覺和自然非常接近，人也特別放鬆。」
對李楊來說，「綠」的另一個概念是自由。當時正值冷戰時期，西柏林是聯邦德國突入民主德國的一個孤島，柏林圍牆將其與東德分隔開來。這裏基本沒有工業，只有商業和大學，平民特別多，有錢人比較少。因為被東德包圍，這裏還有一項特殊的規定：在西柏林上大學的德國學生，以及在西柏林居住的德國人，可以不服兵役。這條規定使得很多反戰人士、自由派和左派思想的人聚集到西柏林。二戰之後一些房屋的權屬也不清楚，空了很多房子，使得房租非常便宜。在這裏，中國人也特別受歡迎，許多德國人會主動找到一個貼出租房告示的中國學生，邀請對方住到他家。德國人對中國文化頗懷敬仰，他們覺得中國人是一個有文化的民族。
大學裏的自由氣氛也是李楊聞所未聞的。這裏的學校像公園一樣，有湖，有草坪，沒有圍牆，分散在許多地方，可以旁聽任意一堂課。學校里沒有年齡限制，到處是推着嬰兒車的母親來上課；也沒有時間限制，學生可以在任一時間來報到，也可以在任一時間畢業，直到拿到學歷為止。西柏林自由大學是很左派的大學，李楊與這裏的大學生一起，參加每年舉行的「五一」大遊行，將戴着鋼盔的警察打得抱頭鼠竄。
玩了一個星期以後，李楊決定開始打工，因為他和女友來德國時兩人身上一共帶了七百美元，機票錢是借的，住宿費也是借的。但女友的姐姐阻止了他們，她已經在這裏生活了一段時間，有留學經驗的她對他們說，你不要一下飛機就去刷盤子，而應該先學語言。並表示可以先借錢給他們，減輕經濟上的壓力。
周一到周五進語言學校，周末打工，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一年半之後，李楊通過語言考試，已經可以聽懂專業課了，他來到西柏林自由大學戲劇系報到。
三
等到真正進入學習狀態，李楊才發現，自己已經不會上學，也不知道該怎麼上課了。在國內養成的學習習慣讓他在這裏無所適從。
西柏林大學每年開學的時候，學校要出一本幾百頁的書，全校所有的課程都印在裏面，包括每一天有什麼課，在哪裏上，授課老師的背景等等。柏林大學的創始人洪堡也是西方現代大學學術制度的奠基者，德國的大學致力於培養複合型人才，學生需要直接修完雙學位，或是一門主科，兩門副科。李楊原來以為自己會有一個班，一間固定的教室，一些固定的同學，而這些在這裏都不存在。面對幾百頁的課程表，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學業。
「當你可以自由選擇的時候，你卻不會選了。我就像一個捆綁的人被放在小罈子里，過了幾年以後，罈子打碎，我被放出來，別人說你可以走了，我卻不會走路，身體還維持着那個罈子的形狀。」李楊甚至開始懷念從前那種有「組織」的生活。他到中國大使館去，希望得到一些指點，但並沒有得到幫助。當時的自費留學生與公費生有身份上的很大差異，對於他們來說，大使館更像一個冷冰冰的衙門。
哪門課比較緊俏，需要提前一學期報名，否則在有四五十個座位的教室里，就只能坐在樓梯上聽課；而選某門課還需要先讀完另一門課，這些他都不知道。
不會選課，他同樣不會上課。他已經習慣了國內填鴨式的教育，習慣了背誦老師指定讓背的教科書，就像老師習慣了背教案一樣，大家的努力基本上都是為應付考試。「我們的上課習慣是聽老師講，我們記筆記，考試的時候把老師講的複製到答卷上就可以了。老師說你拷貝得好，就給你一個滿分，所以我們培養的不是創造型人才，而是重複型人才，背誦型人才，服從型人才。」李楊說。而在這裏，老師在課堂上不會告訴你一加一一定等於二，他告訴你的是方法，而不是結果。對於這些，李楊完全不能適應。頭一天上課，老師拿了一張紙，讓學生們讀上面開列的二十幾本書，幾星期之後要出個論文。他感覺那二十多本德文書自己根本讀不了，論文也不會寫。
加之這裏的大學校園很大，課堂之間往往需要坐公交車或地鐵往來，如果安排不好時間和路線，有的課就根本來不及趕到教室。所以第一學期的好幾門課，他只上到一半，就不得不放棄。
找別人聊，他才慢慢知道，教授給你那二十幾本書，不是讓你通讀，只是對應他說的觀點，你在這些書里找相應的東西去讀。教授出了一加一這個題目，並不告訴你等於二，你要推論出等於三也可以。
克服了第一學期的水土不服，從第二學期開始，他才知道該選哪門課，不該選哪門課，如何安排時間上課，如何抽出時間打工。
「聽老師的課程，你可以反駁他。絕對沒有教授因為你反駁了他的論點而不高興，他告訴你方法，你能推出結論，就是一百分。」李楊對這裏的上課方式很覺新奇。很少有老師告訴你什麼是對的，他們培養的是你的思考能力和判斷能力，學會看世界的方法，「我經常舉一個例子，比如拿一個茶杯，從一個方向看這個茶杯有一個把，但是從另外一個方向看這個茶杯根本沒有把，所以說，這個角度看這個茶杯也是對的，那個角度看也是對的，但是兩個結論不同。慢慢地，我悟到我看到的事情是多面性的東西。他們教的東西，讓我懷疑自己學到的東西是不是都是對的。」
留學生活給李楊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我完全被打蒙了，所以不僅僅是不會上課，甚至都不會生活了。」
逐漸熟悉了這裏的教育方法之後，李楊開始了自己的選擇。從前的繩索被打開，他更加體會到所謂自由，就是自由選擇的權利。他可以自由選擇上這個學校，也可以選擇上另一所學校，他可以選擇這個工作，也可以選擇那個工作。他就開始選一些自己喜歡而不一定是必修的課程。因為西柏林自由大學是一所綜合性大學，以學術性為主，他就抽時間去西柏林電影學院旁聽一些實踐性很強的課程。
此時，李楊已經可以接拍一些德國電視劇，跑點兒龍套，他飾演的角色多是死於非命的黑幫分子，或會幾手功夫的中國廚子。1989年，他在一部電視劇中演一個泰國毒品販子，最後被東德警察擒獲。因為有中國護照，所以他可以往來於東、西德之間拍戲。就在拍戲期間，他目睹了柏林圍牆的倒塌，參與了遊行示威，也經歷了這個國家的變革。
四
三年後，李楊對自己的留學生活產生動搖。當時他已與女友分手，失戀後的他感覺自己待在這裏已經沒有意義，離家幾年從沒有機會回國探親，而在這裏，想學的東西沒有學到，報考柏林電影學院沒考上，什麼都不順。再想到自己上廣播學院的時候還拿着國家的幹部補貼，畢業後也會有很好的前景，有工作經驗，還會有北京戶口，就更加失落。
在一次鬱悶的喝酒中，他出了一次比較大的事故，酒後摔成腦震盪，幾乎是七竅出血。他在德國醫院被搶救過來時，發現自己的耳朵、鼻子、嘴裏全流出血，幾乎是從死亡線上被拉了回來。這次事故讓他看透了很多事情，也深切了解到德國的醫療制度。「住院期間，一日四餐都是免費的，各種各樣的營養，房間裏有電視，獨立的衛生間，護士陪你散步……當時在國內，是需要多高級別的國家幹部才可以享受的。」出於這種對生老病死的安全感，他決定繼續留在德國。
但此時柏林圍牆倒塌、兩德統一之後，柏林地區新納粹主義開始崛起，對外籍人的襲擊事件就越來越多。這一年，李楊有機會去慕尼黑拍一部電視劇，出演一個黑手黨。他決定轉到慕尼黑大學，並且還可以到這裏的慕尼黑電影學院旁聽。
德國的教育制度很自由，學生可以轉任何學校，只要對方學校同意，連在原來學校修的學分也可以帶過去。李楊來到慕尼黑大學，把他的學分證明拿給他們看，慕尼黑大學接受了。他馬上回到柏林，辦了退學手續，帶着幾隻箱子來到慕尼黑。
一個偶然的機會，李楊看到《人民日報?海外版》介紹瀘沽湖摩梭族的母系社會，感覺可以拍一個紀錄片，就回到中國，來到雲南，拍攝了一部叫《婦女王國》的紀錄片，在德國電視二台播出。儘管這部電視片的長度只有四十多分鐘，而在德國電視二台播出時，更被剪得只剩下二十幾分鐘，但李楊並不想把這部片子拍成專題片，他要拍的是紀錄片。他用自己在德國學到的東西來記錄她們的生活，先後去了兩次，終於拍攝完成。
這部紀錄片得到科隆電影學院的賞識，李楊又通過了他們的專業考試，終於在1992年得以進入科隆電影學院。這是一所新成立的電影學院，只招研究生。慕尼黑電影學院和西柏林電影學院只要三十歲以下的學生，而他此時已經三十二歲了。
在科隆電影學院，李楊所在的班裏只有七個人。有一天他找到導師抗議，因為同班同學太能侃了，課堂上這個講講那個講講，他什麼也沒有聽到。他對老師說，我不遠萬里從中國來，是想聽您講課，不想聽他們的。老師沒說更多的話，只是說你也可以這樣，這樣就是互動。李楊一直到第二學期，才適應了這裏的課堂氣氛，並開始享受這種上課方式。班上有一個同學，李楊老覺得他說的東西不對，但最後打分的時候，對方的分總比他高。他就琢磨為什麼，慢慢才知道這所學校同樣鼓勵的是創新。那個同學叫貝恩德·里希坦伯格，後來是電影《再見列寧》的編劇。
在科隆電影學院上學期間，李楊又拍了兩部紀錄片，一部是關於雲南少數民族愛尼族的葬禮，通過一個葬禮，反映出這個民族的人對死亡的態度，他們的葬禮幾乎是一次歡樂的社交聚會，所以這部片子就叫《歡樂的絕唱》。而他的畢業作品，則是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名字叫《痕》。這兩部片子在德國電視台播出，許多德國人才知道，日本人還有這樣的暴行。中國駐華大使館為此資助了李楊三百馬克，為這部紀錄片舉行了一個簡單的首映式。
這幾部紀錄片不僅給李楊帶來一些榮譽，也是他藝術觀念發生變化後的產物。「像摩梭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題材，我們許多電視台拍過無數次，但能讓外國人接受的有多少呢？《痕》這部紀錄片，全片我沒有加一句解說詞，沒有一句我自己的感受，都是中國的學者怎麼說，日本的學者怎麼說，中國的士兵怎麼說，日本的士兵怎麼說，見證人怎麼說。因為我已經學會了不能代替觀眾做結論。讓自己去扮演一個大師，告訴觀眾必然如何如何，這是一種霸權、專制的思維模式。正是這種思維模式，造成我們教育出來的人，沒有多少人才，許多是費才、廢才。」
1994年，李楊從科隆電影學院畢業，拿到碩士學位，此時他已經在德國學習了七年。
五
事實上在拍攝《婦女王國》之前，李楊還回過一次中國。那次他是作為一個德國訪華代表團的翻譯。
回國前他到商店為家裏人買禮物。「那會兒只有一些概念，買香水啊，化妝品啊，就想買最好的。」李楊回憶道，「我進商店問人家什麼是最好的，服務員就說這些都是最好的，這些都是名牌。她問我，你是不是想要最貴的。我說也不是最貴的，就是最好的。她問，你給誰用？我說這個給母親，這個給弟弟。她又問，他們喜歡什麼？他們喜歡的，就是最好的。我才發現，我原來心目中的『最好』，與人家所謂的『最好』，完全是不對位的。」
從商場回來，李楊一直在琢磨服務員的那番話。在德國，雖然有很多名牌，但是買名牌的人卻很少。不管大家用的是不是名牌，但都很自信，沒有人覺得自己窮，自己很丟人。「『你喜歡的就是最好的』，這句話對我有特別大的啟發，等於改變了我過去很愚蠢的一種思維或者是一種價值觀念。就這麼一件小事，卻好像給我上了一堂哲學課。」
第一次回國時，李楊特別興奮。他們的飛機先到香港，然後再轉道桂林。他看到中國人，就特別想說中文，見到誰都想上前問「你好」。
同行的代表團，只有他這個翻譯是中國人。在桂林海關，李楊被工作人員攔住，要求做一項血液檢查，而其他德國人都已經被放行。李楊問為什麼。對方說，因為他們是外國人。李楊說，為什麼我回到自己的國家，你不保護我？
李楊的護照被扣，必須要抽血、驗血。他說，我堅決不抽，你要抽，我就不進關。
這時德國人已經進去，團長又返身回來問他怎麼回事。他把情況說了，說這樣的驗血是不平等的，這對我的自尊心是一個傷害。
同行的德國人都返回來，集體抗議。李楊說，我不要這份工作，我要走了。德國人也表示，不進關。
經過交涉，李楊作為特例沒有被抽血。「從那兒之後，我每次回國過海關都是這樣，我拒絕跟別人不一樣的對待。我不反對你抽血，要抽血，就全部都抽，但不能將中國人與外國人區別對待。好像中國人在外國住了幾年就可能染上性病，可是那些土生土長的人就沒事兒。」
這件事情讓他對每次回國都視若畏途。
從科隆電影學院畢業後，李楊開始在「德國之聲」電台工作。之所以從留學到工作，在德國生活這麼長時間，他的解釋是，一直在尋找自己喜歡的東西，並且也有可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買香水這麼一件小事，也讓他一下子豁然開悟。等他畢業時，有幾個朋友找他商量，建議大家合夥開餐館，應該能掙很多錢。考慮再三，李楊退出了這次合股。
那幾個朋友直到現在還在開餐館。他們是1982年國家送出去的那批優秀高中生，高中畢業以後，從德國從頭讀起，現在在德國是餐館老闆。「我當時為什麼猶豫呢？我一直在想，我來德國留學，僅僅是為了開餐館，為了錢嗎？我到德國是為了學習的，我不能半途而廢。半途而廢是件挺丟人的事情。我是來學電影、搞電影的，沒怎麼着就變成了餐館老闆，那還用得着大學畢業嗎？我要拿這個碩士，沒拿到的話，我對不起自己。」
李楊承認，自己能把金錢的誘惑看得比較透，跟那次從死亡線上走過的經歷有關。「那個時候躺在病床上，就想活下來的意義是什麼。幸虧沒死，要不什麼事都沒做過，就死了。我父親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被整，四十四歲就死了。我活下來了，一定要做自己願意做的。」
畢業那年李楊回國，知道了國內已經有人拍低成本電影。他問，有多低？對方說，三四十萬。
他說，干幾年攢點錢，我就可以自己拍個電影了。
李楊給自己制訂了一個四年計劃，回德國之後，就干各種各樣的事情攢錢，什麼賺錢做什麼。他做過油漆匠、瓦匠，跑過餐館，做過司機，在電視台做過攝像。
2000年，四年計劃完成，李楊決定回國。
六
回到闊別十四年的中國，李楊同樣面臨水土不服的問題。
就像許多「海歸」一樣，他已經不能適應中國的生活，看到很多東西都覺得煩燥，交通的混亂、環境的髒差，他經常與人發生衝突。斑馬線本來是行人過的，他質問為什麼汽車要搶；他騎自行車在紅燈前軋了一道線，便與警察爭執起來，因為他覺得警察不應該訓斥他。
甚至有一次坐出租車堵在一條馬路上。緩慢行駛了很長時間，他看到是一個警察在馬路中間教育一個司機，那個司機還在賠着笑臉爭辯，後面堵了一大片車。李楊讓司機停車，他下去開始訓斥那個警察：你是幹什麼的，你的任務是為了疏導交通，可你現在做的是堵塞交通，你不能把你的摩托車放到旁邊，把他挪到旁邊跟他說嗎？警察居然就把車慢慢推到旁邊，結果反倒把拉他的出租司機嚇壞了。
朋友們說已過不惑之年的李楊是一個「憤青」。他說，你看到不規範的東西就應該憤怒，指出這個不平。「我在德國上學時，教授對我們提出的問題，經常說不知道，我回去查資料以後告訴你。然後他回去花好幾個晚上查東西，再非常詳細地告訴你。這是一種勇氣，一個教授敢於說我不知道，而不是不懂裝懂。而我們的教授明明不懂，卻壓制質疑他的人。」這些海外生活經驗讓他感到格格不入，「就像小區裏有的人說，這是我家的花園，我家的狗到處拉屎管你什麼事。但是在歐洲，業主會很怕別人說，他們都戴個手套把狗屎撿起來，不會侵佔別人的花園。原來我一直受的教育是大河有水小河滿，但是到德國之後我發現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滿。如果每個人都自掃門前雪的話，他人就不會有瓦上霜了。所以每個人把自己的事都干好，就可以了。我們的小學生不好好上學，幫警察叔叔指揮交通；警察叔叔不好好指揮交通，去給老大娘送面，可送面是賣面的人應該幹的事……大家都不做好本職工作，而去做別人工作範疇內的事，就變成了英雄。」
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李楊才學會重新入鄉隨俗。剛回國時他甚至都不敢過馬路，怕被亂竄的車撞到，如今他也學會亂竄了。「中國在變化，不斷地變化，中國的官員、機構、政府、老百姓都在發展，都在變化，包括我自己，所以中國的未來會變好的，但是也不能說現在沒有問題。我在適應這些東西。」
黃建新執導《誰說我不在乎》時，請他擔任該片的副導演。這樣一個機會，使他得以了解到國內影視圈內的狀況。這相當於一次熱身，將他重新拉回了中國的演藝圈。等《誰說我不在乎》拍完後，他又在國內待了四五個月，回到德國，把箱子一打，家裏的東西該賣的賣，該送人的送人，然後打道回國。「我想通了。哪個社會都有它不足的地方，不能拿德國這個社會跟中國比，你這兒也看不上，那兒也看不上。」
七
2002年，李楊已經在北京住了一年，他的大部分時間用來看書。7月12日，他看到了劉慶邦的小說《神木》。這篇獲得「老舍文學獎」的小說講述的是發生在煤礦的故事，兩個騙子將打工者誘騙到礦區，冒充親屬一起打工，然後將對方在井下害死，再向礦主索要賠償。一個小男孩這次成為他們的目標……
李楊馬上按照小說版權頁上的聯繫辦法，找到出版社的責任編輯，要到了劉慶邦的電話。
7月14日，他見到劉慶邦，一番談話之後，當場草擬了一份電影版權合同。
劉慶邦得知他是要用自己的錢拍電影時，表示了極大的支持，以比較低的價格將小說的電影版權賣給他，並給了李楊很大的權利，說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來改編劇本。因為李楊不了解礦區，他又幫助他聯繫人，下小煤窯。
到這年年底電影開機拍攝前，李楊先後將這部叫《盲井》的劇本改了六遍。在修改劇本的過程中，他一直下小煤窯體驗生活。
在《中國煤炭報》記者談志學的陪伴下，李楊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出發，坐慢車一站一站走，河北、內蒙古，每到一站，就再租車到小煤窯看，然後到了賀蘭山。從寧夏回到陝西，這裏是李楊的故鄉，談志學返京，他找當地一些熟人作陪。從陝西，他又轉道河南，幾乎轉了半個中國的小煤礦。「《神木》小說在電影中佔了百分之六十，而其餘許多細節是我靠下生活挖出來的。」李楊總結道，「包括小孩子到過妓院之後又加了一場到郵局的戲，包括他在路上碰到一個失學的孩子捐錢、借錢這個細節，以及兩個騙子去卡拉OK等情節，都是小說里沒有的。」
有一次在山西考察煤礦，當地的朋友開車帶李楊上去，他問旁邊還有沒有，他們說山邊還有，他就獨自去了那裏，大山深處的一處小煤窯。他正在那裏攝像，有兩個人騎着小摩托車過來，他還在拍，又過來一輛車，將他圍住。這時候，他的手機響了，是陪他的朋友打過來的，讓他趕快回來。這時他才發現，已經有好幾輛車圍住了他，那些人的面目都非常狠。
李楊連滾帶爬跑回去，發現他們開的那輛車已經被十幾輛車圍住，有人拿着棒子，有人拿着雙筒獵槍，還有一名警察，問他是幹什麼的。他回答說，我是來玩的。對方說不行，要將他帶走。陪他的那個朋友也是當地一個官員，朋友的手機此時都被打爆了，當地的縣長、縣委書記都來電話問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以為他是來採訪的記者。
雙方僵持不下，便一起回縣裏再交涉。
回縣城的路上，李楊看到所有的路口都停了一輛車，用電話報告他們的行蹤。來到縣城，進了一家飯店，對方把飯店團團包圍，李楊聽說，當地的領導也在外面聽消息。他向他們解釋，我真的不是什麼媒體，就是和朋友來玩，我剛從國外回來，沒有見過。
最後，李楊撥通了在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工作的一個同學的電話，並對縣長說，萬一我出了問題，東方時空的就會來。我說兩個條件，第一放我走，第二不能為難我當地這個朋友，不能讓他丟官，因為我開始不知道這個情況啊。
從中午一直到深夜，凌晨三點多，李楊才被放行。後來他才知道，接待他的那個礦的礦長被罰了三萬塊錢，全縣所有煤窯停產兩天，因為他們很怕是電視台的來採訪，全縣高度緊張。
離開縣城之後，等到後面跟的警車也回去，李楊才鬆了一口氣。
八
2002年12月31日，《盲井》劇組舉行開機儀式，然後大家一起吃了年夜飯。礦上並沒有「盲井」這個詞，只有一個詞叫「盲巷」，就是本來探測有煤，結果挖的時候是一個大石頭，過不去了，就是死道。李楊將其改成了「盲井」。
拍攝的地點在山西和河北交界的一個小煤礦，也是靠朋友的關係介紹的。這種小煤礦，就是煤炭部的紅頭文件也不管用。
他們每次在井下的拍攝要二十多小時，再加上路上來回的時間，共需三十個小時。拍完一次，大家再集中休息。地下一百多米，完全就是一種地獄的感覺。如果出了什麼事，你根本沒有地方跑。即使四通八達的礦井，也完全不知道怎麼出去。拍攝過程中，有好幾個人都被落下來的煤塊或石塊砸過，包括李楊。
幸運的是，礦下的三種意外，塌方、冒水和爆炸，他們只需冒前兩種危險。這個煤礦屬於低瓦斯礦，否則笨重的攝影器材只要碰出一點兒火星，就可能爆炸。
有一次，劇組拍了一天一夜，大家上來睡覺，等再過去拍的時候，他們就不讓拍了，說前兩天塌方，砸死倆，砸傷四個。
做過《誰說我不在乎》的副導演之後，李楊以為自己已經熟悉了國內影視圈內的狀況，但當煤礦塌方的時候，劇組也坍塌了。
此時李楊發現製片部門的賬目有問題，而這個劇組的班底基本是一個人介紹來，也是由他組建起來的，他就向該人提出這些問題。對方便慫恿許多演員和職員離開了劇組，許多賬目沒有交接，而電影才拍了不到一半。已經租好的器材被拉走，一些演員撤離，劇組走了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劇組不得不轉場到河南繼續拍攝。這個時候，李楊的朋友高華連夜坐車從北京趕過來，擔任製片主任，幫助他重新組織班子。李楊也開始重新改劇本，補救一些鏡頭。
《盲井》原計劃拍攝二十幾天，結果又要找新的低瓦斯煤礦，又要搭建新的劇組，直到春節前，影片才得以殺青。李楊本來以為這部電影花一百萬就差不多了，結果整部片子做下來，花了將近三百萬。「我一開始沒有想那麼多，就是想拍個電影可以證明我自己，用的錢也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攢的，結果到處是陷阱，司機明明沒有加油，也到加油站開張票來報銷；明明這個道具不需要錢的，也整一堆發票過來，所以拍《盲井》的這個過程讓我很痛苦，這也是我熟悉並適應國內圈子的一個過程。」
《盲井》獲得柏林電影節銀熊獎之後，在北京大學放映了一場。劉慶邦被邀請前來，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小說被改編成什麼樣子。在改編及拍攝的過程中，他一直沒有過問，李楊對他說，我希望你到最後看，劉老師請你相信我。
《盲井》的結尾與《神木》截然不同。除此之外，劉慶邦對電影頗為推許。
九
《盲井》拍攝完成三年後，李楊又可以拍片了。這時他已經更加入鄉隨俗。
「也許是經過十幾年外國生活的教化，也許是我本人的性格使然，我覺得自已更文明了。以前我可能張嘴就罵，後來我就儘量不說髒話。但是在中國拍電影的時候，你必須拿出一個手段來保護自己，也許是非文明的手段，但你必須要做成這樣子才可以。」
早上起來，司機開車把器材拉走，李楊就只有開罵，還動用一些朋友的關係，找到一些能管住他們的人，讓他們知道這麼幹會有很不好的後果。而在拍攝的時候，李楊也不輕易告訴下面是什麼計劃，並對一些需要報銷的單子六親不認。
這些「非文明」的手段，保證了他第二部影片的拍攝效率。
李楊的第二部電影直到拍攝完成才把名字定下來，《盲山》。影片的劇本是他的原創，涉及到的是農村拐賣婦女的現實。「十年前我就看過這些報道，覺得怎麼可能？人還可以買賣，有的還是女大學生……我走的時候是1987年，那時候還沒有這種事。所以就覺得這個事匪夷所思，等到了2006年，過完春節我就到成都調查這個事，去了一些農村，也靠一些朋友介紹，採訪了很多人。我就想鬧清楚，為什麼一個大活人怎麼就跑不了呢？」
隨着調查的深入，李楊採訪了被拐賣的婦女、人販子、打拐的警察，也採訪了買人的人和他們的家屬。影片中，男人在父母的幫助下強姦了買來的老婆，當女主角逃跑時，遭到全村人的圍追堵截，甚至當她的父親和警察來解救時，也遇到村里人的對抗。
《盲山》的外景在秦嶺地區的周至縣，是黑河國家森林公園裏面的一個村莊，叫殷家坪。據說在王莽之亂的時候，一個皇帝逃亡的時候來到這個地方，一個姑娘給了他一碗飯，他說我以後就來接你當娘娘。這個姑娘就一直等，等到白髮也沒有等到。所以村裏有一座廟，就叫姑娘廟。
影片從2006年11月16日開機，拍了四十多天。李楊這次的運氣很好，趕上一個暖秋，一個多月的時間裏，秋天和冬天的景色都被拍下來。《盲井》與《盲山》，都是觀眾不用看影片，就可以想像到的黑色沉重題材。如何讓這樣的電影給觀眾帶來一些意外呢？
「我的重點不是講一個事件，不是新聞報道，我講的是人與人背後的故事。任何故事的結果，觀眾都知道，甚至他們也知道過程，但是細節不知道，這個就是電影的魅力。」
基於這種觀念，《盲井》在李楊的導筒下，具備了一種警匪片的質感。而《盲山》中的逃亡，同樣有着讓人喘不過氣來的緊張氣氛。無論如何，這兩部作品，都是不錯的劇情片。
李楊卻對他擅長講故事的能力不以為然。「這是我必須具備的。作為一個導演，連講故事的能力都沒有的話，你就不是導演。做導演這個職業，分內的事就是把一個故事清清楚楚完完整整講出來。」
被李楊講述出來的這個故事，其實寫的是一個人的尊嚴。一個女大學生被拐賣到一個山村，賣給一個四十多歲的農民做媳婦，她不屈服，她不惜任何代價也要捍衛自己的尊嚴，這是中國人應該有的東西，或者是人類應該有的東西。「生活和活着是兩個概念，你要生活的話，就要做一個正常的人。」
在「非文明」的招數下，《盲山》的攝製情況果然比《盲井》順利了許多，除了資金方面的波折。本來這部影片由一家影視公司投資，但這家公司最後因故放棄投資。李楊當然不會半途而廢，最終還是動用了自己的錢，並說服母親和弟弟，把他們的錢也拿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