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紙薄薄的合同，在印尼的中國工人是最沒有保障的一群人。
11月，印度尼西亞進入炎熱的旱季，在蘇拉威西島某中資項目打工的河南人鄒奮（化名）已是身心俱疲——白天幹活累得汗如雨下，晚上經常被熱醒。他來印尼打工一年多了，仍然望不到歸期。
「中國工人都想回家，在這裏幹活太重，每天早上像被人打過一樣，渾身痛。」在中蘇拉威西省莫羅瓦利縣（Morowali）打工的鄒奮說。但即便再想回家，他也望不到歸期。
◆塵土飛揚和破皮鞋，受訪者供圖。
因鎳礦資源豐富，鄒奮所在的蘇拉威西島吸引了無數外資企業前來開發，中資企業是其中的佼佼者。
根據中國商務部文件顯示，2020年全年，中企在印尼新簽工程承包合同額高達119億美元；其對印尼全行業的直接投資達到19.8億美元，同比增長86.5%。中企不但為當地人提供了成千上萬的就業崗位，也會招聘國內工人來當地工作。印尼勞工部長曾說，如果中國工人不來，印尼企業根本無法維持正常運轉。
即使疫情暴發後，符合防疫要求的中國工人仍在源源不斷進入印尼，鄒奮就是其中一位。他是河南人，上有老下有小，經濟壓力很大。想着在外國工地花銷小，能存錢，於是通過中介遠赴印尼打工。
但他沒想到，這一去就再難復返。「吃得差，住得差，幹活重，罰款重，回國難。」鄒奮如此總結他和其他中國工人的生存狀態。
在島上一年多，他高密度見證了中國外勞所經歷的各種傷痛、悲苦、無奈。有人從一期干到二期、三期，兩年多都走不了，抑鬱到上吊自殺；工人斷腿斷胳膊稀鬆平常，卻難以得到有效的醫療救助；三個月前，五十多歲的中國工人張廣永在這裏悄然死去，他在國內的家人至今未找到存放遺體的地方。
護照被收走，工資被拖延，鄒奮和他的工友們統一集中居住在管理嚴格的生活區里。沒有任何安全保障、走不出去也留不下來，他們似乎成了這個印尼邊緣島嶼上最為隱形的一群人。
旅居印尼多年的一位華人曾在前往印尼的飛機上看到中國農民工們成群結隊的身影。他們操着不流利的普通話，不懂英語和印尼語，進出航班轉機時四處詢問會說中文的人帶路。「中企出海，可以說在第三次全球化中處於領航位置，但中國農民工跟着出海，分到的羹實在少之又少。」這位華人說。
◆休息中的工友們。
父親死後，兒子仍在追尋死因
赴印尼打工的木工張廣永去世後，他的兒子張超還在尋找他的遺體。三個月里，張超生活在巨大的悔恨和數不清的疑問當中。
「我的父親生前去（印尼）工作是為了補貼家用，他在那裏到底經歷了什麼，有沒有得到適合的醫療照顧，有沒有遺言和留下任何話？死之前他是什麼樣子，害不害怕？」他痛心地問道。
今年7月28日，張超突然接到父親去世的消息。當時，與父親簽訂勞務合同的南通京唐勞務有限公司（下稱「京唐公司」）通知他，張廣永因病、搶救無效死亡。此前，五十多歲的張廣永赴印尼肯達里市莫羅西鎮，在PTOSS公司二期工地工作。
該公司全稱為PT.Obsidian Stainless Steel公司，由江蘇德龍鎳業有限公司與廈門象嶼集團合資成立，是一家集鎳鐵合金生產、不鏽鋼冶煉為一體的大型鋼鐵企業。
◆印度尼西亞的工地項目部出具的張廣永死亡過程。
當地項目部出示的「張廣永因病去世過程」說明書上寫着：7月20日，張廣永因身體不適請病假；24日，工地醫務室初步診斷其為支氣管炎，並疑似糖尿病併發症，後在醫務人員建議下前往肯達里市醫院治療；28日，搶救無效身亡。
張超表示，7月11日他最後一次和父親聯繫，父親當時說想回家、身體一切正常。他因此不相信公司說的死因——父親生前從沒有得過糖尿病或支氣管炎。
張超四處向父親的工友打聽，了解到7月19號父親被檢測出新冠，這之後，父親手機被收走，所以失聯。又有工友說，張廣永死前曾在山下打過吊針。公司沒有提及這些事情，讓張超更加疑惑，「到底吊針打的是什麼藥水？死亡過程是什麼樣的？」
此外，張超找來的印尼肯達里醫院出具的醫學證明顯示，張廣永7月28日早上8點40分死在醫院，死於「傳染性疾病」。
根據印尼抗疫規定，企業員工在得新冠肺炎後需要得到及時治療。張超懷疑父親生前沒能得到合適的醫療救助，反而因「防疫」而被「囚禁」，並被切斷了最後日子的信息來源。
但京唐公司並不認可張超提供的醫學證明。該公司一位季姓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張超提供的醫學證明跟他們提供給政府的病例證明格式不一致，公司懷疑這份證明的真實性。
10月27日晚，京唐公司書面答覆張廣永的家屬稱，張廣永在印尼因病去世兩個多月了，公司墊付屍體保管費至今，而印尼警方一直要求對張廣永遺體進行火化，公司沒有法律義務繼續墊付昂貴的屍體保管費。
◆10月27號晚上，京唐給張先生的一封信。
「請你們務必在20天之內由直系親屬前往印尼處理後事，或委託旅居印尼人員處理……如要求屍檢，我司可安排到印尼，根據法律規定向當地警方提出……逾期我司將不再墊付屍體保管費用，對遺體火化的事宜，將按當地法律規定予以處理。」
父親死後快三個月，問題到這裏又打成一個死結。死要見屍的張超想通過遺體檢查，知道父親真正的死因是什麼，但在當前的防控政策下，他無法在20天內就從國內趕赴印尼，完成從過海關到隔離的各個步驟，並見到父親的屍體。一旦超過時間，屍體就要被火化，死因更是無法查明。
張超感覺到了求助無門的境地。簽合同的京唐公司語焉不詳；京唐公司的甲方德龍公司則說，張廣永是勞務合同關係，和自己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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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說，父親生前不喜歡拍照，父親死後，他在家裏四處翻找，才找到父親抱着孫女的照片。張廣永生前慈愛、總是忍氣吞聲。之所以赴印尼打工，他也是想趁着身體尚可、多掙錢，減輕剛成家的大兒子的養老負擔，也給還沒成家的小兒子掙點娶媳婦的錢。
◆張廣永和孫女。
然而，張廣永生命的最後兩年是悲涼且勞碌的。去年2月張廣永的父親因年邁去世，不到一年，他的妻子也因病去世了。兩位生命中的至親去世，張廣永都未能送最後一程。「他們三個都惦記着彼此，現在都走了，只能在黃泉相見了。」張超說。
京唐公司一位工作人員稱，張廣永的身亡就是一個普通的病亡。公司第一時間已向所在地區的主管部門、監管部門報告。死者家屬一直無法與公司達成一致，反而受人教唆，在網上發帖攻擊他們，是因為涉及賠償金的問題。
他還說，張廣永是作為一個管理人員到印尼打工，不論是工作環境還是工作待遇都算不錯，而一直無法回國，不是公司不放人，而是因為受疫情的影響。「親人去世，我們可以理解其悲傷心情。公司已經很人性化，除了一些政策性的補助以外，公司還向其家人提供了愛心捐助。」上述季姓工作人員說。
記者撥打德龍印尼公司電話，一位工作人員回應說，張廣永屬於京唐公司的員工，他們不了解其情況。
想要逃走，但很難出這個島
在蘇拉威西島經歷傷亡的中國勞工，遠不止張廣永一例。
記者向在印尼打工的中國工友了解到，去年6月，一位中國工人在印尼失去了雙腿；今年9月，一位在印尼工作的中國民工在雅加達的旅館上吊自殺，他在國內還有妻子和孩子；10月，一位身着鎳業公司工作服的中國工人在一棵樹上吊死，據印尼工人的轉述和照片顯示，他穿黑色褲子、背紅色書包，髮型整潔，此地也是7月一位工友跳河之地。
「高空作業，摔死過至少三個中國人、一個印尼人。有人從五米高掉下來，胳膊摔折了；有人從四樓掉到三樓，腿摔折了，砸到腳的就更多了。」鄒奮回憶說。
鄒奮透露，對比國內的建築工地，他所在工地安全條件堪憂。「乙炔、氧氣、二氧化碳都是一個瓶子混裝，在國內根本過不了安監局這一關。」此外，電焊工沒有動火證、密閉空間作業證也可以上工，如果工人水平不行，就降工資。
◆卡車拉着中國工人們去幹活，受訪者供圖。
公司沒有強制要求工人們穿工地專用的勞保鞋，工作服也是五花八門。出國前，公司曾承諾工人會發勞保鞋、勞保服，所以很多人沒帶專業鞋服，但到了這邊之後，公司只發了膠鞋和雨衣。要想買，則要以更貴的價格從倒賣勞保鞋服的中國人那裏購買。
印尼天氣炎熱，工人們戴着口罩上工，一會兒口罩就濕透了。白天紫外線強，鄒奮被曬得黢黑，甚至被當地人當作印尼人，用印尼語和他打招呼。這樣的環境下，很難不生病。
◆一位工友的背影，因陽光暴曬，自製防曬頭盔。
但據鄒奮說，當地醫療條件極差。「從工地開車去醫院要兩個小時，水平還不如中國的鄉鎮醫院，缺醫少藥的。」他說，那些摔折腿的同事現在正在歇着，老闆照樣開工資，但很可能會留下後遺症。
每年5月，太陽直射點向北回歸線移動，是蘇拉威西島一年最熱的時候。低緯度地區的雲層低厚，天天晚上下雨打雷。鄒奮聽說，今年熱死了一個中國工友。「因為中暑，他下班後到宿舍，衣服一脫，躺床上就死了。」屍體被人弄出來，穿個內褲、頭戴安全帽，弄塊塑料布蓋上，就用皮卡車拉走了。
他自己也碰上過可怕的遭遇，有一晚熱醒了，出來上廁所，一個驚雷炸在前面兩米多，差點沒被劈死。所幸人沒事，第二天又上工地，繼續忍受沉重的體力活。
工友們的死傷從來沒有官方通報過，在工地上秘而不宣地發生着，似乎很快就會被人遺忘。除了一紙薄薄的合同，在印尼的中國工人是最沒有保障的一群人。
據工友透露，工業園區管理森嚴，有內外兩層保安。此前，中國工業園區遭到來自本地工人的抵制，園區入口有持槍保安站崗。園區內也傳出過很多不友好的事件，比如工頭持棍叫工人上崗、工人持器具將工頭捅傷事件等。領導辦理事情也有保安陪同。
住在鄒奮附近宿舍區的一個工友，有天晚上大吼着「要捅死領導」。「我來了兩個多月，生病都不讓請假，把不把我當人啊？」後來這位工友被拉開了，無法想像後續會遭到什麼懲罰。
◆兩名工人在工作當中。
像張廣永、鄒奮這樣的以及其他來印尼打工的中國民工，拿的都是旅遊簽證。外籍員工只有在印尼獲得工作許可後才有資格獲得法律保護。這意味着，如果用訪問、旅遊或者商務簽證在印尼非法工作，是無法獲得印尼當地法律保護的。更何況，他們的護照早在開工前就被收走統一管理。
「就算想補辦護照，靠自己也很難出這個島。」鄒奮無奈地說。面積約17.5萬平方公里的蘇拉威西島比河南省還大，全島人口約2000萬，是印尼最貧窮最落後的地區之一。島內一半以上是森林，多高山深谷、少平原，人口集中居住在地勢低矮之處。
可不可以逃走呢？今年9月，鄒奮的五個河南老鄉乘船偷渡至馬來西亞，希望借道回國，卻在當地被警察抓捕，至今仍未回到祖國的懷抱。這五人被工友們稱作「豪傑」，但現實來說，這幾乎是難以想像的事情——工人們不會說印尼語，也無人求助；生活區距離工作區大概3公里，從大門口到當地最近村莊開車得40分鐘、到最近小鎮也得一個半小時。
鄒奮去年年底來此時，先從印尼首都雅加達坐上小飛機，飛了幾個小時到蘇拉威西島，又坐了三小時的車才來到工地。島上手機信號不好，有時網頁都打不開；很多工人根本沒用過谷歌地圖，連自己在哪裏都說不清楚。
去年新冠疫情暴發後，外勞的境況更為糟糕。如果要回國，需要自費，回國的機票價格從以前的2500元漲到如今的45000元左右。有人交錢讓公司安排行程。不同公司收費不同，從兩三萬到七八萬不等。
◆部分工人沒活干，又沒法回國，只能一直休息。
一些人只能選擇放棄。鄒奮認識的一個施工隊，工人前八個月只拿到2萬元工資。他們回不了家，歇了幾個月了，每天要麼躺着，要麼在泥地和河邊閒逛着，看不到未來。
也有人拼命想闖出去。當地有個施工隊，大老闆跑了、小老闆留守，於是有工人想着坐船去雅加達找人幫忙，後來還是被送回工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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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罷工之後，依然回去幹活
來到蘇拉威西島打工的中國民工，大多數來自中國村鎮，想着在國外工地包吃住、開銷少，能更快掙錢和存錢。但實際上，他們卻常常因為各種事情被剋扣和拖欠工資。
鄒奮開始上班前，中介開出的月薪為1.3萬元人民幣，但也強調，會根據工作表現定工資。後來他發現，大家的工資都不相同，但沒人能拿到全額。說好9小時的工作時間，經常做到超過10小時。抽煙、玩手機都會被罰款，老闆如果認為工人工作能力不行，立刻就降薪。拖欠工資更是常態，到今年10月底，很多人有四個月沒拿到工資了。
但工人們此前交了中介費和保證金，如果不干滿工期，這筆錢就無法返還，所以只能硬着頭皮幹活，至少把本錢掙回來。
◆鄒奮所在的GNI項目工程部。
張廣永所在的工地是PTOSS，屬於德龍二期工地，由江蘇德龍鎳業有限公司與廈門象嶼集團合資成立；鄒奮則在PTGNI，屬於德龍三期工地，GNI公司是德龍鎳業集團的子公司。
以上兩個項目都隸屬於印尼德龍鎳業公司，它是中企江蘇德龍鎳業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在當地共投資1億美元，是印尼最大的鎳業公司。2017年印尼德龍正式投產，僱用員工6000人，為當地創造了1萬個工作機會。
◆印尼工地上的工人們，受訪者供圖。
工人在該公司的工地幹活，但實際和他們簽合同的，是各種各樣的勞務派遣和外包公司。相當於德龍公司是甲方，工人是承包公司帶過來搞建設的，例如煉鋼廠、電廠、鐵廠。外包隊下面還有很多小分包隊，「越往下，錢越不好拿，吃的住的越差」。鄒奮坦言。
早在2010年，中國商務部和外交部就曾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各地進一步強化外派企業責任，監督外派企業落實勞務人員的社會保障和境外管理，嚴禁以中介的方式外派勞務和不負責任的行為。通知要求，外包企業除了和工人簽訂勞務合同之外，還要保障工資及工作生活條件，建立與外派勞務人員的對話溝通機制，嚴禁將工程項下勞務進行分包。
雖然是和外包公司簽合同，但鄒奮始終覺得，德龍方面對於層出不窮的工地亂象也有責任。「德龍的工地亂，是因為他們縱容，縱容是因為覺得自己是甲方，是給錢的，你們都是來打工的，自己的事情自己解決。由於沒人能管，下面的承包方、小包工頭才會如此肆意妄為。這要是在國內，人早就跑光了，包工頭也早就挨打了。」鄒奮說。
實際上，德龍公司的印尼工人曾因為工資待遇問題發起過示威遊行。
去年12月14日，約800名印尼工人闖入東南蘇拉威西省肯達里市科納威縣的一家中資企業。他們起初在公司門口和平示威，但在試圖闖入工廠時與保安發生衝突，最終衝進工廠進行打砸。停在保安室附近的多輛卡車被毀，火光沖天。
後來，印尼方面派遣了約600名軍警前往現場才平息騷亂。科納威縣縣長也來到現場，要求工人停止示威。而在半個月前，印尼工人因為工資問題已進行過一次罷工。
中國工人也曾鬧過。早在印尼疫情最嚴重的今年六七月，中國工人就曾集體抗議過。之後的8月中旬，大批中國工人再次在廠里聚集罷工，起因是一個老闆指使印尼保安打人，後來發展到索要工資。
◆工人的集體抗議現場。
據工人說，8月這次集會，是因為之前工廠說的是每月最遲15日發工資，但一直拖欠，有人倆月沒拿工資了；還有一些人來了沒簽合同，或者沒定工資，不知道自己該拿多少錢；亦有工人干滿了六個月工期，應該領所謂的「超期補助」，最終卻被包工頭剋扣。
鄒奮記得那些個充滿憤怒情緒的悶熱夏夜，很多人喊着讓老闆出來解釋，老闆卻遲遲不出來。印尼保安拿着槍和棍子，還有用鋼絲繩編的鞭子出來驅趕工人，但人卻越聚越多。有工人跟維護治安的印尼人講理，「對方也同情我們，就拿着槍站在一邊，看着我們」。
但到了第二天，大家還是回去繼續幹活。因為出來打工的人都想着，多干一天就多賺一天錢。
鄒奮很羨慕能回國的那些工友，但也有很多人一直沒走成。去年他剛來的時候，有工友幹了一上午就要走，交2萬元被安排回國了。今年5月，一對河南安陽的夫妻花了7萬元，也回國了。但還有很多人到了雅加達，因為拿不到防疫綠碼只好返回工地；有些人至今依然滯留在雅加達，長達數月。
他隨時關注兩國的航班和防疫政策，覺得歸國越來越難。「我們越無奈，就越憤怒；越憤怒，就越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