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落地，拉停了教培行業野蠻生長的勢頭。風頭正盛時行業展現出的前程和財富，吸引了一流大學畢業生前來任職。清北畢業生在此找到準備開啟人生的事業，也化身「清北名師」，成為教培機構宣傳的噱頭。潮水褪去之後，行業人才需求驟然縮減，投身其中的年輕人也被迫體驗了一把被時代洪流推擠的身不由己。
一勢頭停了，緊接着是暴風雨
最終還是輪到了姜珊。
7月底的一天，早上起床洗漱時，姜珊接到了直系領導打來的電話。對方讓她儘快趕到公司，領導和人力資源部的同事在會議室等她。
整個通知裁員的過程二十分鐘左右。談好賠償條件、修整合同後，姜珊在合約上簽了字。出了會議室，她在工位上坐了一會兒。今年6月，加入北京這家機構之後，姜珊還沒正式上過一節課，就要刪除電腦里的個人資料，把工作電腦歸還給公司，然後離職。
突然被要求離職，起因是姜珊所置身的教培行業風向突變。
7月7日，「雙減」政策發佈，受此影響，國內教培行業原本野蠻生長的勢頭驟然調轉方向，開始走下坡路。在外部世界，這場風雨從媒體報道之中有跡可循。7月8日，媒體報道高途總部下達了裁員指標，宣佈計劃在8月1日前關閉全國13個地方中心，只留下鄭州、武漢、成都3個輔導老師中心。這些待關閉的地方中心，每個單位平均有上千人等待被解散，有上萬人會因此離職。9月，媒體報道稱，俞敏洪在新東方高管會議上宣佈，秋季課程結束後將停止小學和初中學科業務線下招生，各個城市逐步關閉教學點。這個秋天，整個行業攀升的勢頭被外力打破。
在姜珊之前，公司的裁員進程已經持續近一個月。到了公司，姜珊和其他尚在崗的同事最常做的事，就是預測下一個被約談裁員的人會是誰。一個月來，姜珊睡眠質量急速下降，失眠的時候，她常想自己會有「怎樣的結局」。這是她從清華大學畢業後踏入的第一個領域，2018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後，她就進入了教培機構工作，先後在廣州、上海工作過，線上、線下的課程都過。原本，她計劃在這個行業工作20年。「雙減」到來後，行業人才需求量大幅縮減，姜珊感受到強烈的悲傷感，有時晚上睡不着，還會想到「明天太陽會不會升起來」。
對於行業的變故和突然失業的現實，姜珊本能湧起來的情緒不是意外、不是憤怒，她只覺得荒誕。同時她也困惑：如果老師們都被辭退了，這些孩子要到哪裏去補習功課呢？
北大碩士畢業生林玲，畢業後在北京一家教培機構成為了一名語文教師。在直面變故前期，她入職的教培機構曾努力穩定軍心。領導每隔一天就會把新入職的清北、國外名校的畢業生召集起來開會，給大家打氣，宣稱不管政策會多嚴厲，公司做好了萬全準備，並藉口線上教育躲避打壓的成本相對較低、當時政策日後落地情況不明朗等，鼓勵畢業生們「堅定地做下去」。
林玲還是每天照常上班。但接下去，事態發展逐漸顯現出和公司描述相悖的跡象。一天她見一位同事的座位空着，一問才知道對方已經接受了6000元補償金的條件，離開了。這位同事在初中部負責教研工作，對形勢保持樂觀，還勸說過林玲要調整好心態。林玲發現，身旁工位的同事，陸續被裁員離開。很快，那位同事所在的初中語文教研組由30多人縮減至5、6人。
到7月下旬，政策更為明朗，明確劃定了不允許開設義務教育階段科目課程的規定。與此同時，林玲留意到中國民辦教育協會率領有關校外培訓機構聯合發出的倡議，倡議中提及「正確認識校外培訓定位，加快轉型成為有益補充」，林玲供職的機構也在其中署名。這讓她意識到，整個行業或許將迎來大變樣。
至於會如何變化，沒有人能說清楚。最開始的變化是：公司不需要那麼多教師了，裁員和勸退一點點展開。在公司里，一部分同事始終不願意主動離職。林玲聽說，公司下發了降薪、調崗通知：要求不願主動離職的員工重新面試新的崗位，面試通過才能留下入職。
整個公司被惶恐的情緒籠罩。林玲對於能長久、穩定地從事這一行業不再充滿信心。她托朋友向北京市人社局諮詢：如果現在從教培行業離職，還能否保有應屆生的身份？得到的回覆是：只要還未繳納社會保險，應屆生身份就不算失效。
猶豫之中，林玲收到公司人力資源部的同事發來的提醒：「本月月底即將為新入職的同事繳納社保，如果你明天再不提交辭呈，就晚了。」7月29日，林玲和同為應屆生的同事們集體提出了離職，公司沒有阻攔。
二這裏曾是沃土
其實，教培行業一開始並非林玲就業首選。想法之所以慢慢轉變，和畢業求職過程中，其他可能性被一點點排除有關。
在進入北大校園攻讀新聞系碩士之初，林玲計劃在完成研究生學業後繼續攻讀博士。為此，她每個假期積極參與導師的項目。不過這個過程中，她發現自己的學術熱情其實沒有比其他同學多幾分。臨畢業開始找工作之前，林玲的導師找到她，建議她不要考慮走讀博的路，導師對林玲分析：如果不享受做學問的過程，讀博將會很辛苦。回想起過往假期參加項目的感受，林玲接受了導師的建議。
從2020年的秋招到2021年的春招，林玲朝銀行、金融機構、房地產以及國企、央企和事業單位投遞了近300簡歷，收到十幾份面試邀約。一開始，清北碩士畢業生的身份給了她自信。但參加數十次無領導小組面試後，她發現一同面試的組員中，常常有近一半人是從常青藤聯盟的名校畢業後回國的留學生。小組面試的中選率常常是10進1，在這樣的壓力下，面試者總是搶着發言。林玲插不上話，覺得自己「就像個傻子一樣」。那時她想，自己或許不擅長競爭。
跑秋招時，同宿舍的室友跟她說，自己應聘一家教培機構時，在試講環節被淘汰。競爭激烈。
林玲也往這家公司投了一則15分鐘的試講視頻。結果，這家公司的HR沒過幾天就給自己打來了電話，開出底薪每年60萬元的待遇。一開始，林玲擔心工作強度太大，委婉拒絕。但拒絕之後，每個月對方都會給林玲打一個電話，保持聯繫，有時也勸說她參加當月的面試和試講。
去年4月，林玲答應了對方的建議，應聘併入職了這家熱情邀請、等待她的機構。教培行業接住了林玲，也接住了許多和她一樣臨時改變就業方向的年輕人。
到教培機構上班的第一天，公司董事長召集新教師們開早會。會上，董事長對新來的教師們說：全國只有3%的人能夠讀清華北大或者更好的學校，你們是高考選出來的少數人。但光環也束縛人，很多人出了校園，依然普通。林玲坐在演講台下，聽到董事長講：「我希望你們一生勇敢，不負聰明。」這句話激起了林玲的勇氣，也在畢業季末尾驅散了她的挫敗感。
同一場早會、同一句話，畢業於清華大學新聞系的碩士方宇有不同感受。他覺得這句話聽起來像「納斯達克敲鐘時的語音播報」，無法激起他的認同感。此前，方宇從近40位求職者中脫穎而出，拿到進入這家教培機構精英團隊的入場券。
當時迅速擴張的教培行業，擁有足夠的財富和機會吸引年輕人。公司在吸納方宇這批新教師時，「底薪一年60萬」的承諾，寫進了許多高學歷畢業生的合同里。這是個資源和機會野蠻生長的行業，此前，方宇對此有所耳聞。他聽說過有同校師姐加入教培行業之後，每周工作兩天，月工資能達到5萬元。他感到羨慕，主修新聞的他知道，對於和他一樣文科生來說，鮮少有人能在畢業時拿到這一薪酬。
北京師範大學發佈的《2020年在線學習服務師(輔導老師)新職業群體調研報告》顯示，2020年，僅K12頭部十餘家在線教育機構輔導老師的數量已接近10萬。野蠻生長的教培行業，被眾多應屆畢業生納入就業去向考慮範圍。
人才的湧入，意味着行業里生出了激烈的就業競爭。面試時，方宇發現同組的競爭對手有約半數畢業於牛津、劍橋、哥倫比亞等國際名校。許多清北畢業生也加入競聘，他們的學校成為他們通過簡歷篩選的有利條件，一部分北師大與北外的畢業生也能憑藉語言學科的優勢通過初篩。在這種情況下，競聘者誰也不能保證單純的高學歷可以成為一勞永逸的敲門磚。
入職前，方宇參加了一場直播面試。一個業界很有名氣的語文老師直接告訴方宇：「我覺得你特別有潛力，非常適合我們這個行業。」方宇反思，這句話像一朵小學老師發給孩子的小紅花，讓他無限愉悅。他羨慕業內一位叫馬一鳴的明星教師，在這位老師的微博上，總有粉絲學員給他刷評論、點讚，俗稱「應援」。當時，他生出了有關從事這個職業的具體理想：成為學生心中的「網紅」，享受那種即時的成就感。
[page]三教師本身也是產品
帶着憧憬的清北畢業生們，不得不接受一些教育理想之外的現實邏輯。比如，拓展業務和營收的邏輯改變了教學工作的部分面貌。
在方宇和林玲所在的公司，一堂試聽課時長70-90分鐘。主講老師首先需要在10分鐘之內吸引到學生的注意力；講完正課後，老師還要花30分鐘推銷課程。機構評定一堂試聽課的優劣，主要依據的是課後的報課人數。
講課是老師們一次無法NG的展示。在培訓末尾，終極面試前，林玲製作了一份150頁的PPT，從早上做到晚上11點。隨後，她在家中對着鏡子講PPT到凌晨兩點，早上8點提前到公司繼續練習。上台前，她練習了約50次。
林玲摸到一個思路——或許在教培行業里，教師本身也是產品，賣點就是以學生喜歡的方式授課。為此，在成為名師之前，每位老師要打造「人設」來吸引學生。
林玲把從小到大的照片集拿出來翻看，一張古裝寫真照給了她靈感——古裝風的人設既顯得時尚，也能體現自己灑脫豪邁的性格。她給自己ps出一張圖，又結合「北大學霸」、「女軍人」、「新手媽媽」的標籤，給自己取名為「百變小紅」。
屏幕里，她一身紅衣，頭髮被高高束起，是位女俠。藉此，她把講課的內容包裝為「教大家新的武功秘訣」，包括「童子功」（字詞等基礎知識）、「降龍十八掌」（十八種題型的解題要義）等。
林玲的PPT頁面
樹立人設之後，新手老師們正式進入市場等待揀選。
為了快速理解高考語文的出題思路以便教給學生，方宇每天刷一套《天利38套》中的高考真題，得分在120分上下浮動。
他高考時語文得了130分，眼下，他愁的是能否讓學生達到自己十年前的高考分數。
入行初期，姜珊也懷疑過自己是否能得到市場的認可。面對推銷課程的任務，她顯得退縮，拉不下臉來推銷。
在線下任教的第一年，一個聽過姜珊10節課的小學生沒等她給家長打電話推銷課程，主動跟父母講：這個老師的課非常好，我還要上她的課。姜珊聽說後，感受到久違的認可。
學生寫給姜珊的留言
四風停之後
7月份，方宇還是決定放棄在教培機構入職語文教師崗位的機會。這和方宇入職培訓前的一次考試有關。
那場考試是他入職培訓的最後一關，用一道分值為60的作文題收尾：以「如何為自己畫好像」為主題，給即將入學的高一新生寫一封信。要求寫出：「我是怎樣的人」、「我想過怎樣的生活」、「如何生活得更有意義」。
這幾個問題讓方宇不由得走神。
他放下筆，發呆了將近十分鐘。坐在北京這家知名線上教培機構的辦公大樓里，完成這篇作文，方宇就可以結束為期三個月的實習期，成為這家機構里一名正式的語文輔導教師，也正式成為教培機構對外標榜的「清北背景名師」。
「我是怎樣的人？」他開始讀內容提示。
緊接着。
「在這裏教書，是我想要的生活嗎？」他的思緒跑遠了。
考試結束後，「雙減」政策發佈前幾天，他收到一家媒體的入職邀請，因此改了主意，到那家媒體就職。方宇前腳剛走，行業的變故就悄然而至。
方宇在下班路上拍攝的風景
從7月中旬到8月底，一個半月間，和方宇同期加入公司、參加培訓的20名同事陸續離開。培訓夥伴的微信群里，幾乎每天都有人發起吃散夥飯的邀請。
方宇參加了幾次散夥飯。這些身不由己離開教培行業的年輕人中，不乏有人原本對教育事業有抱負的，遭裁員後失意不已。有一次，方宇聽着一個被裁員的前同事在席間說起未竟的教育理想，說着說着，對方情緒崩潰大哭起來。
與在公辦學校任教不同，選擇進入教培機構任教的清北畢業生們，不得不面對用教育換取金錢是否適當適量的質疑。原本，教育和通過教育獲取酬勞這件事是一個複雜話題。在教培行業野蠻生長之初，這個話題被暫且擱置。勢頭戛然而止之後，他們正面遭遇了一些外界質疑。
八月，林玲去北京城區一家公立學校面試小學老師。一位主任模樣的老員工用質問的語氣，問這些從教培行業轉行而來的年輕人：「我看有的媒體說本科生畢業拿到60萬年薪，你們真的覺得自己值60萬啊？教育，怎麼能談錢？」林玲不知道如何辯解，她跟着對方到辦公室談薪資，對方開出一個月一萬元的待遇。
事後林玲了解到，許多和她一同參加面試的前同事，在面試結束後選擇離開北京，到江浙滬地區做公立學校老師。和自己的丈夫商量後，林玲決定把家安在北京，便找了份行政人員的工作，在一所高校入了編制。
每次談起教培行業的話題，林玲都會感受到強烈的不甘。
離職那天，她走出大樓，哭了一場，發了條朋友圈：「告別像失戀一樣難過，好不容易找到了喜歡又契合的對象，但被強行拆散，任你再喜歡也是徒勞。」那三個多月，她好像剛找到理想的職業生涯，但又很快失去了它。
（註：本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