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始終是一門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重頭開始的科學。"
——布羅代爾
導讀:費正清的中國革命史觀對於中美兩國的革命史敘事均有重大和深遠影響，迄今為止在國內學術界並沒有遭遇過嚴肅的批評。美國對中國的長期誤判在一定程度上亦是來源於費正清的中國革命史敘事，在其主導下形成的關於中國革命的龐大著述，幾乎是每一個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必讀的參考文獻，由此形成的關於中國認識的連續性是不言而喻的。本文試圖重新審視費正清的中國革命史觀，探討其問題所在，進而展開對中國革命的再認識。需要特別提醒讀者的是，本文最後一個注釋是說明費正清在其生命的最後時刻修訂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國新史》（這是費氏唯一一本沒有在中國翻譯出版的著作），對中國革命有新的認識，由此體現出這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勇於自我反省的精神。本文是作者世紀批判三書之第一卷第一章第一節，先行發佈，以饗讀者。
"偉大的中國革命"之再認識
——評費正清的中國革命史觀
文/榮劍
費正清的歷史性著作《偉大的中國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曾被《時代》周刊譽為是"講述中國革命的最佳著作"。(1)鑑於作者在其一生中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演化以及制度變遷進行了無與倫比的研究，創造性地提出了"衝擊—回應"等理論分析框架，從而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他的任何一本關於中國的著作都是值得重視，都應成為一項新的研究的思想和知識前提。即使從批評性的立場出發，如柯文在他的著作中對他的老師費正清所主導的中國研究的三個思想框架——衝擊—回應框架、近代化框架與帝國主義框架——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認為這三個分析框架"都受同一弱點的制約：即受淵源於西方的關於歷史理應如何發展之假設的制約，以及同樣淵源於西方的歷史為何按此發展或不按此發展的一些固有問題的制約。"(2)但是，這些理論性挑戰——"帶有批判性與解釋性的估量"，並非完全是否定性的，而毋寧如費正清所說，是站在前輩人的肩上，直面新的問題，深化對固有問題的研究。正是基於這個判斷，本文在展開對中共革命與中國左翼運動的關係的研究時，不能不重新審視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美國主流的中國革命敘事。
"偉大的中國革命"是在什麼意義上呈現的？費正清有自己的解釋，在他看來，西方世界的革命，一般說來，首先是政治變革，是一種政治制度的改變，這種變革有時也使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改變成為可能。但是，他非常懷疑："當人們講到中國的'革命'時，是否忽視了一個根本點，就是中國不僅進行了政治、經濟和社會革命，而且確實在進行整個文化的轉變。"(3)費正清或許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認為，用"偉大的革命"來概括中國整個現代歷史過程，不僅是恰當的，而且是"激動人心"的。(4)按照他的"衝擊—回應"理論，中國在20世紀所發生的革命性變遷，產生於19世紀的災難，根源卻是在18世紀，為此他在一百八十五年的時間框架里（1800—1985年），將其間發生的五個重大變革視為是中國革命進程的主要組成部分：1850—1864年的太平天國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5—1928年的國民革命，1945—1949年的國共內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依照費正清所描述的這個連續不斷的革命進程，"偉大的中國革命"是起始於18世紀的中國社會內部的各種危機，在19世紀面臨着帝國主義的巨大外部壓力時爆發了，進而在經歷了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的失敗之後，終於在國共內戰中決出結果："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接管中國和新的全國性政權的建立，是一個偉大的創造性成就。"(5)由此可見，在費正清的中國革命敘事中，中共成了中國漫長的革命進程的最後繼承者和完成者，這套敘事顯然與中國的左翼歷史敘事和中共黨史敘事達成了某種共識。
李劍農在1942年撰寫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6)，被費正清評價為是"中國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評述……對於西方的研究學者來說，作為一種可靠的紀事史和重要資料的簡編具有重要的價值。"(7)正是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建構的百年史觀也是以革命為導向，把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中國近現代進程描寫為一個革命的連續劇，它的第一幕就是"洪楊革命時代"，即太平天國革命。雖然李劍農把歷史已有共識的"洪楊叛亂"賦予革命的名義，但他還是精闢地指出了"洪楊革命"的實質，一是尊奉天主，二是排滿，"概括地說，就是將神權主義與種族主義融合為一。"(8)因此，在李劍農看來："太平天國在形式上對於中國的宗教、政治、經濟，仿佛都是革命的，但在精神上，這種革命，實在不是合乎現代精神的革命。"(9)那麼，什麼才是"合乎現代精神"的革命？是辛亥革命？是國民革命？抑或是共產革命？在李劍農的著作中沒有答案，他給讀者呈現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由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運動所構成：戊戌維新變法，革命派與立憲派的鬥爭，滿清政府的覆亡，中華民國的成立，國民黨與北洋軍閥的對抗，帝制運動與反帝制運動，護法戰爭，聯省自治與軍閥混戰，國民黨改組與國民革命，這些發生於1940年代以前的政治事件和政治運動的確決定了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的巨大變化，但它們是否就可以構成"偉大的中國革命"的具體內容？應該打一個問號。按照費正清的說法："從1800年以來，中國革命是一種打破舊枷鎖的鬥爭。"(10)在作出這個判斷時他是否意識到了，在每一次政治動盪以革命的名義打破了舊枷鎖之後，新的統治者很快就為整個社會戴上了新枷鎖？這可能是費正清的中國革命敘事需要回答而沒有回答的重大問題。事實上，他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存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達了這樣的困惑："一個令人煩惱而被人忽略的問題：1800—1985年間的中國，在政治上（技術以及思想方向有很多現代化，姑且不論）究竟處在朝代循環的什麼位置？"(11)是"它同元明兩朝過渡時代的朝代'循環圈'有着共鳴"？還是說"它同法國的、英國的或蘇聯的社會主義有着共鳴一樣"？(12)中共革命的"創造性成就"是否真的如它的領導者所言打造出了一個新中國？對於這些問題，費正清還是保持着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特有冷靜與敏感，他認為毛作為中共革命的主要領袖，"感染了皇朝創業者和革命者的致命通病——只顧向前快跑。他領導中共獲得政權的那種戰鬥精力，變成了一種他用來破壞它的蠻勁。總之，他是屬於王朝統一者式的偉大傳統人物。"(13)這表明，費正清在設法調解他所定義的"偉大的中國革命"與革命的領袖以及革命後的統治者之間的深刻悖論時，並沒有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案，他沒有從根本上回答：中國革命的偉大意義究竟何在？漫長的連續不斷的革命進程究竟為中國創造了什麼？
在中共黨史敘事中，中國革命的合法性來源於"反帝"和"反封建"這兩大歷史訴求，它們的歷史和邏輯起點必然也要上溯到1840年英國對滿清政府發動的鴉片戰爭，這與中國左翼史學和美國費正清史學在革命發生學上達成了一致，至少在時間上它們都共同認為，20世紀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的真正源頭必須在19世紀甚至在18世紀的國家危機中去尋找。胡繩的代表性著作《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在歷史敘事方面與李劍農和費正清的史實陳述並無實質性的區別，他只是更為詳盡地描述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遭遇到的來自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巨大外部壓力，同時將國內所有來自於底層的反抗——不管是太平天國起義還是義和團運動，都納入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譜系中。胡繩認為："太平天國、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都含有反對外國侵略者、反對封建勢力的意義，但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確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個革命。"(14)這個"比較更完全的意義"是胡繩根據毛的指示對辛亥革命所做出的基本結論，毛在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鬥爭的"革命。(15)按此敘事邏輯，中共領導的共產革命則一定是在"更完全的意義"上完成了辛亥革命所沒有完成的任務，毛在這篇重要文章中宣稱："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16)毛關於中共革命的這個基本判斷，是否為費正清所闡釋的"偉大的中國革命"提供了重要啟示？中國革命是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總體化進程，中共革命的自我定位是否也成為了費正清對中共革命的學術定位？
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歷史敘事，實際上只是書寫了中共革命的前史，辛亥革命的失敗意味着其後的歷史進程是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渡，而新民主主義革命不過是中共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的一個代名詞。(17)中共黨史的另一個權威人物何干之在1956年主編出版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講義》，是中共革命史的代表性著作，該書導言明確斷言："中國現代革命的歷史，就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着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和實現社會主義社會而鬥爭的歷史，是已經經歷了四次革命戰爭時期，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正在逐漸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是以中國共產黨為中心的歷史、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日益結合的歷史。"(18)該書把中國"現代"起源的標誌設定為五四運動，同時把五四運動直接視為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興起的起點，而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既視為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也視為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何干之和他的合作者們認為，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的勝利，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裏的革命的典型，革命的勝利進一步削弱了帝國主義陣營和加劇了資本主義總危機，使世界兩個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有利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巨大變化，極大地鼓舞了和援助了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因此，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具有偉大的世界意義的。"(19)
費正清對以胡繩、何干之為代表的黨史敘事的所有既定結論肯定會保持異議，他的中國革命敘事未必是中共黨史的美國版，儘管他把文化革命作為"偉大的中國革命"區別於英美革命的一個核心標準，但他還是毫不留情地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任何觀點看，都是歷史上最離奇古怪的事件之一。"(20)他不能理解的是，這場有一億人積極參加、影響到五億人的超大規模的運動，是如何在初期由中央統一領導？或許就是文化大革命所產生的顯而易見的災難性後果，讓他不得不謹慎地用"偉大的"這類修飾語來定義中共主導的革命進程，同時讓他意識到了毛力圖通過革命來實現科學技術發展和社會結構以及價值觀念的深刻變化並不成功，"這意味着中國儘管有了令人矚目的現代化成就，但仍然面對着社會革命的問題。"(21)如此看來，中國漫長的革命進程——從太平天國革命到中共革命，並沒有如費正清所期望的那樣，真正完成它應該完成的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目標，並沒有真正推動中國從王朝循環的軌道上擺脫出來而進入到現代化進程。
費正清的"衝擊—回應"理論認為"當代中國變革轉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興力量與本土傳統習慣及思維方式之間的衝突互動，"(22)這條定律用來解釋中國因於外部的巨大壓力而發生內部變革，至今仍然有着不竭的理論效力。不管中華帝國在19世紀初期已經顯露出非常沉重的內部危機，如果沒有來自於西方國家從鴉片戰爭以來持續不斷的衝擊，中國的內部動盪或變革是否會轉化為一場革命並導致最後一個王朝的覆滅，猶未可知。但是，費正清基於"衝突—回應"的理論框架來描述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革命性變遷，顯然並沒有清楚地界定中國革命的性質，尤其是過高地估計了中共革命的意義。李劍農的革命敘事至少是質疑了天平天國革命是一個缺少"現代精神"的革命，依據此邏輯實際上可以進一步追問其後發生的一系列革命運動的"現代性"意義。如同美國學者沙培德在他的著作中所概述的關於辛亥革命的三個不同看法："（1）革命者的革命；（2）興起中的資產階級的革命；（3）城居士紳的革命（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場'革命'）。"(23)這表明，中國革命的"革命性"和"現代性"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包括對中共革命的性質和意義的追問與審視。
現在有必要重新回顧歷史上的一場重大爭論。1960年，卡爾·魏特夫對本傑明·史華慈首創的"毛主義"這個概念提出了質疑，進而質疑康拉德·布蘭特、史華慈和費正清共同編著的《中國共產主義歷史文獻》對中共革命以及毛的思想的基本定位。史華慈在他的"老師和嚮導"費正清研究的基礎上，創造了"毛主義"這一術語，以區別於斯大林主義，認為"毛澤東的獨創性"在於，一是背離了莫斯科的教條和指揮，既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偏離了列寧和托洛茨基；二是發現了農民的歷史作用，"把農民運動作為革命的階級基礎"（費正清語），"農民本身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史華慈語）。對此，魏特夫針鋒相對地指出，"毛主義"只是一個傳說，"《歷史文獻》的作者在1951年至1952年創造了'毛主義'的神話"，(24)即把"毛主義"塑造為一個獨立於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魏特夫用馬克思和列寧的話來證明他們從來就沒有忽視過農民的歷史作用，同時他用毛的話來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中國革命的）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提出來的，"(25)包括毛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也是來源於斯大林的指示和啟示。魏特夫之所以在1960年質疑費正清和史華慈在1951年至1952年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就是因為在此時發生的中蘇論戰讓許多美國學者偏向於站在中共一邊，"毛主義"的神話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地緣政治對歷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
客觀而論，魏特夫在學理上對費正清和史華慈的質疑未必都是合理的，中共革命在歷史上獨立於蘇俄模式以及領導農民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的確是中共革命之所以成功的核心要素，在事實判斷層面，可以說中共革命的勝利是對俄國十月革命模式的一個"創新"，中共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奪權道路的確與俄國十月革命以城市起義為中心的奪權道路有着重大差異。魏特夫批判性視野的重要性在於，他提醒人們："中國共產主義和它的蘇聯模式與對手一樣，是一種十分複雜的現象"，兩者在本質上並無差別，"毛主義"並未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蘇聯模式"離經叛道"。在中蘇兩黨嚴重對立之中，魏特夫關注的是"中國共產主義與中國傳統社會及其與蘇聯的關係是什麼？"以及"近來中國共產黨和莫斯科之間的衝突又意味着什麼？"在魏特夫看來，回答這些問題，需要認真地探討"極權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戰略"，尤其是在美國流行的對中國J權主義革命的研究不能令人滿意的情況下，"現在的形勢需要糾正這種貧乏的狀況，也需要一切善意的人們共同合作，不管他們以前有過什麼分歧。"魏特夫特別強調："昨天的錯誤可作為我們觀察明天的借鑑。"(26)
史華慈當然不會接受魏特夫把他發表於1951年的代表性著作《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打入在"昨天的錯誤"的清單里，更不會承認他和費正清、布蘭特共同犯下了一個"並非偶然"的錯誤——"它已給我們與世界共產主義的鬥爭帶來了無法估量的惡果。"(27)史華慈認為，《歷史文獻》和他的書"一貫強調了中國共產主義中列寧主義的不變真理"，(28)他之所以提出"毛主義"這一概念，並賦予其和斯大林主義等量齊觀的"語義學意義"，是因為"主義"不僅意味着這是毛和斯大林所闡述的戰略和策略，也可以理解為是他們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理論革新家"的主張，最後可能指同舊教義的真正背離。(29)史華慈在面對魏特夫的挑戰時為自己所做的辯護是成功的，他沒有否認而是認為"毛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永恆原理"的統一性，認可毛澤東曾經是一個忠實的斯大林主義者，但是這些認知並沒有妨礙他闡述這樣的看法：
"列寧主義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其總的趨勢是走向分裂，而不是像它的正統支持者使我們相信的那樣是'豐富'和'深化'。由此，我們主張，在黨與階級的關係問題上，毛澤東主義在行動上的異端意味着這個分類過程的另一個重大舉措。然而，儘管這個趨勢是朝向分裂，我們依然主張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其他核心原理仍然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完整生動的原理。"(30)
史華慈在1951年對中共革命和"毛主義"的研究反映了"費正清史學"對於中國問題的一般看法。費正清在回顧美國在20世紀40年代的對華政策時，首先提到的是"美國對於中國形勢的嚴重無知"，尤其是對於中共方面的情況幾乎完全是空白，除了那幾個到過延安的觀察家（包瑞德、謝偉思、盧登等），對於中共的樂觀精神和決心有點感覺之外，美國整體上"表現出對中國實際完全沒有理解"，"結果是中共的力量完全被低估了"。(31)除此之外，在費正清看來，美國先入為主的反共產主義的偏見以及對於極權主義的厭惡情緒讓美國公眾陷入在"稀里糊塗"的情勢中，"大多數人甚至沒有意識到中國正在進行一場在過去歷史中有深刻根基、並對未來起着旋轉乾坤作用的革命。"(32)正是基於這兩個基本判斷，費正清的中國革命敘事一方面是要填補美國關於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巨大認識空白，另一方面是要向美國公眾講述一個"偉大的中國革命"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描繪了中國的兩個形象，一個強調今天中國同它長期過去歷史的連續性，一個強調革命變革和創新的新穎特點。"(33)費正清主導的學術共同體，幾十年來一直在致力於完成這兩個基本的歷史使命，始終把中國置於傳統與變遷的關係之中來估量中國革命的性質與意義。如果說費正清是百科全書式的理論奠基者，開拓的是基本的理論分析框架、宏觀的研究範圍和長時段的歷史進程，那麼，史華慈則是在這個學術共同體中對中共革命進行了先驅性的研究工作。柯文、梅谷（Merle Goldman）和麥克法夸爾公正地評價了史華慈關於中共革命研究的理論價值："直至今日，《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1951）不僅僅在共產主義運動比較研究領域，而且在政治史與思想史領域，也仍然是先驅性的研究。在特別複雜的政治、個人、國際語境之中，他分析了20年代早期幾十年中發生的意識形態爭論與思想爭論。他是第一位通過數量巨大的文獻，向人們揭示中國共產黨人決不僅僅是斯大林與蘇聯的傀儡，而具有他們自己的辦事主見。像毛澤東這樣的領袖人物隨時都會與莫斯科決裂，只要它的秩序與他認為的中國實際發生碰撞。"(34)
對於費正清學術共同體所開創的美國的中國研究的重要性是怎麼估計也不會過的，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的卓越研究成果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他們時代所面臨的問題和在以後時代不斷湧現出來的新問題。不僅僅是柯文對"衝擊—回應框架存在的問題"的質疑值得重視，(35)而且，對於魏特夫提出的中共統治模式與其斯大林主義母體之間的深刻而複雜關係的洞察同樣值得重視。從費正清到史華慈，雖然他們對中共革命的歷史局限性提出過批判性的看法，尤其是對毛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予以否定，但他們顯然過高地估計了中共革命的性質和意義，當然，也過高地估計了毛的"獨創性"思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離經叛道"所產生的實際影響。費正清認為"毛澤東的豐碑"是建立在農村，高度評價中共建政之後給中國農村帶來了巨大變化，(36)這個判斷顯然和中國農民在持續經歷從土改到合作化運動再到人民公社運動過程中所遭遇到巨大災難相去甚遠，尤其是和中國農民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1959-1961）中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歷史事實相去甚遠。史華慈認為毛澤東是"20世紀的偉大的政治領袖"，"是對中國的現代化做出極大貢獻的人"，"他的名字將流芳千古"，(37)這類充滿感情色彩的評價和他對"毛主義"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存在着很大距離。魏特夫為此指控費正清和史華慈在1952年創造了"毛主義"的神話，並非沒有道理。時至今日，這個神話依然還沒有完全被打破。
約瑟夫·列文森在他的《儒教中國及其歷史命運》這本重要著作中認為："培育了中國共產主義歷史學家的歷史並非是這些歷史學家所能寫出的歷史。他們所研究的歷史與他們研究出的歷史並不能完全符合。"(38)這個批評是不是同樣可以用來針對費正清學術共同體關於中國革命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按照法國"年鑑學派"的代表人物布羅代爾的理解："歷史始終是一門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重頭開始的科學。"(39)這是不是意味着所有關於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包括"費正清史學"都需要重新開始？費正清直至生命的最後幾天都在修訂他的中國史——《中國：新歷史》（China:A New History），並對中國革命進程中的若干重大問題發表了前所未有的新見解，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應有的歷史意識和歷史行動，他不僅是在為自己開闢出新的研究領域，而且也是在為後人搭建前進的橋樑。(40)國史已舊，其命維新，中國革命史是需要不斷重新認識與重新評價的歷史，本文首先從費正清的中國革命史敘事中那些需要被"超越"和"從頭開始"問題出發，旨在深入研究中國革命史的一個新問題：中共革命與中國左翼運動的關係，致力於探尋中國的左翼運動是如何在中共革命的光譜中日趨喪失了自己的本色，最後從革命的同盟者淪為了共產主義的附庸。這也算是對費正清史學"衝擊"的一個建構性和反思性的"回應"。
本文注釋：
(1)[美]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劉尊棋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扉頁。(2)[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中華書局，2002年，序言，第57頁。黑體字系作者加注。(3)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第49頁。
(4)同上書，第50頁。
(5)同上書，第329頁。
(6)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以近百年為範圍，從鴉片戰爭時起至甲午戰爭時止，該書前身為《最近三十年政治史》，寫於1930年，從戊戌變法述及民國十五年（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兩書合印為一，出版於1942年。(7)參閱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煤炭工業出版社，2018年，封四。(8)同上書，第62頁。
(9)同上書，第63頁。
(10)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第438頁。
(11)同上書，第433頁。
(12)同上書，第434頁。
(13)同上書，第437頁。
(14)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下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05頁。
(15)轉引自同上書，第905頁。《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667頁。
(16)同上書，第663頁。
(17)胡繩在1981年出版了他獨立完成的著作《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之後大概20年，即在2001年，由他生前組織的一個課題組，出版了《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這部新的著作，該書顯然力圖與《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在時間和思想上銜接起來，從而構成一個完整的關於中國革命與中共革命的宏大敘事。值得注意的是，該書不是一本紀事體的歷史著作，而更像是一本歷史哲學的思考錄，從出版記錄來看，《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本著作並未完成，這或許是因為胡繩於2000年去世的緣故，或許是因為胡繩晚年對中共革命有所反思，他對中共過早放棄新民主主義路線提出了批評意見，認為黨內的民粹主義和"左派幼稚病"使黨偏離了正確路線，從而犯下了極端冒進的錯誤。
(18)何干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講義》，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第1頁。
(19)參閱同上書，第374-375頁。
(20)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第378頁。
(21)同上書，第431頁。(22)[美]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張沛、張源、顧思兼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第3頁。(23)[美]沙培德：《戰爭與革命交織的近代中國（1895—1949）》，高波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5頁。(24)[美]卡爾·魏特夫：《"毛主義"的傳說》，陳葆華譯，蕭延中主編：《外國學者評毛澤東："傳說"的傳說》第四卷，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246頁。
(25)同上書，第245頁。(26)參閱同上書，第248-249頁。(27)[美]本傑明·史華慈：《"毛主義"傳說的傳說》，劉玉昕譯，參閱同上書，第250頁。(28)同上書，第250頁，參閱本傑明·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陳瑋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84-187頁。(29)參閱同上書，第251-252頁。(30)[美]本傑明·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第185頁。
(31)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第321頁。(32)同上書，第321頁。(33)同上書，第444頁。(34)[美]柯文、梅谷、麥克法夸爾：《懷念史華慈》，許紀霖、宋宏編：《史華慈論中國》，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547頁。(35)柯文對費正清的"衝擊—回應框架"的主要質疑是，他認為根本不存在着一個"整體的西方"，"西方"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包括美國，亦是存在着文化內部的種種變異，所以，"'作為整體的西方'從來沒有對任何社會產生過任何衝擊。"參閱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第4-5頁。(36)參閱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張離京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426-430頁。(37)參閱蕭延中等編著：《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二卷，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87頁。
(38)[美]約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家棟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05頁。(39)[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資本主義論叢》，顧良、張慧君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第119頁。(40)《中國：新歷史》"新"在何處？費正清在自序中寫道："從換新的角度，以新的資訊為依據，來看中國悠久歷史，看中國多管道的改革、動亂、革命，以及在近一百年中極大成功與慘敗的記錄，我們或許看得出將塑造中國未來並且影響吾人未來的長期趨勢與現有條件。"余英時在為該書寫的序中認為："他的書名叫做'新史'，這個'新'字恐怕在潛意識中含有'覺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特別是有關中共政權的歷史論斷。我曾指出，他以前把中共的興起定性為'不可能被壓制的'一種'革命運動'，因為它體現了'農民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揭櫫的民主和科學種種理想'。但在這本《新史》中，他已把中共政權看作是專制王朝的現代版了。他也承認，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漸導使中國現代化，而中共的興起也並不是'不可能被壓制的'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改變。"余還提到，費正清曾經承認，西方漢學家們有一種職業病，大概出於"第二愛國"或"愛中國"的心理，即不肯暴露他們所研究的對象的壞處。余為此引述了費正清在書的附註中特別加的一條"夫子自道"："我在1972年十月號《外交季刊》的一篇文章說：'毛澤東的革命'對於中國人民而言，是數百年來僅此一見的'最好的事'。"余評論道："這樣公開的自責，確表現了學人的良知。"參閱費正清：《中國：新歷史》，薛絢譯，台灣正中書局，1994年，費正清自序，余英時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