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在網上發表了一篇短文《幾份小右派檔案》，寫了四個小右派的人生簡歷。一人幾百字，其中一位是馬禮海兄。其實他的故事，幾句話就可說完:他生長在農村，讀過兩年私熟。長大了先在父親的小布店裏當學徒，父親年老了，就接手父親的布店，養家活口。1956年私營商店改造了，他成了公私合營店裏一名員工。1958年反右運動收尾了，小鎮上還在鳴放。馬禮海提了一條意見，說為什麼國營店賣布的，糧食月定量是32斤，而合營店賣布的只有28斤？為此先劃為「反社會主義分子」，後據全國工商聯文件，他是十幾個人合營店的副經理，又改劃為右派分子，送門口塘農場監督勞動，我們成了難友。1962年馬兄摘帽後回原籍，父親丶妹妹都在大饑荒中餓死了，妹夫受到他的牽連，工作丟了。馬禮海繼續在供銷社當職工，直到退休。他一度長駐蕪湖當採購員，我們時有過往。
在那篇小右派檔案一文之前，我曾寫過一個題記:所謂小右派者,非指劃右時年齡小者;也不僅是職務小，只是基層普通員工；主要是指獲罪事因小，小到幾近無，無事緣何獲罪？現代版莫須有也！
近年來我又對此言，做了一點反思。一場大運動，尤其是以整知識分子為主的反右派運動，為何會連累到知識界以外的普羅大眾，可能決非簡單的池魚之殃，它一定還有我們不熟悉的某些社會背景，諸如與其他政治運動的關聯等等。
正是基於這項尋求，我和馬禮海兄，進行了多次的對話。
對馬禮海兄的訪談，是隨意的，無序的，基調是閒聊，談的很瑣碎丶零亂。事隔兩年多了，現在整理起來，也頗有困難。但零亂之中見真情，也還能比較真實地反映，那個已經遠去了的時代。馬兄年長我十歲，雖長期生活在基層，但思維敏捷，見識頗深，憨厚坦誠的表象里，有一顆睿智的心。和他閒聊，大長見識，使我們對那個年代，和所發生的也可稱之為社會的變革，即建國初期執政者對小商業的改造。有了一些了解。對也在變革今天，也有些借鑑的意義。
茆家升:再次見到馬大哥，十分高興。我在網上發表的小文章《幾份小右派檔案》，裏面有一份是說你的，你看到了嗎？
馬禮海：我不會上網，是我的孩子打開電腦，指給我看的。謝謝你了！讓我這樣鄉下人的一些小事，也能讓網友們知道。
茆：現在網上很熱門的話題，就是基層小人物的命運。社會就是由千千萬萬的小老百姓組成的。老百姓日子過的怎麼樣，最能反映出這個國家的實際情況。就說你吧，你就是一個鄉村小鎮上賣布的，反右派運動說的是什麼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大決戰，它和你能有什麼關係呢？
馬：是呀！我就是想不通嗎？你政府想搞什麼運動，想整什麼人，那是你的權力，搞到我們這樣小老百姓頭上，又何苦呢？我們又未做過傷害政府的事，幹嗎要整我們呢？
茆：也有讀者問，那位姓馬的，只是個小商人，真的就是說了句糧食定量不合理，就被打成右派嗎？這也太荒唐了。是不是他得罪了哪位有權勢的領導，或是與某人有私怨，有人借運動之機打擊報復，這也是歷次政治運動中常見的事。
馬：這點道理我也懂。不過從小父親就對我說，我們做小生意的，吃的百家飯，各種人都不能得罪。就是同行之間，可以有兢爭，但不能坑人。自家要吃飯，別人家也要吃飯。再說我這個人，你們都知道的，馬虎隨和，真的想不出有人在挾私報復我。
茆：好像你家的成分也不高，個人也未乾過偽職，也不是什麼狗崽子之類的。
馬：我家無田無地，幾代人都吃小生意飯，家裏連個學徒也未收過。
茆：那問題還是出在做生意這一行當上了。不過你家連個學徒工也沒有，應該算不上是什麼剝削階級。再說新政權初期，一直還在說是保護工商業的。
馬：開始我也是這麼想的，怎麼想也想不通。我不就說了句糧食定量不合理嗎？能犯了多大法？以後慢慢的，還是從我是做生意的這個角度，想通道理的。
茆：我很想聽你說說這個「道理」，因為它不是你一個人一家人的事，它關係到政權更迭後，千千萬萬小工商業和手工業作坊從業者的命運。據我所知，執政者對待他們，遠不是他們宣傳的那樣，是保護與支持，他們的命運下場都不太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馬：這事說來話長了，其實它才是我們私營小商業和政府矛盾的關鍵。不過這事不能說，要是說了那才是反黨哩，政府的政策是叫什麼「一化三改造」吧？三改造之一就是改造私營工商業，明確點說就是將民間的工商業收歸集體，實際上就是收歸國有了，也就是收歸執政者所有了。這就牽動了小鎮上各家各戶的利益。鎮上除了菜農，小作坊丶及一些手藝人之外，都是在靠做點小生意過日子。這生意往後還能怎麼做，的確是關係到千家萬戶。
茆：先說說那些手藝人日子過的咋樣？像木匠鐵匠泥瓦匠，還有開裁縫鋪丶剃頭店的丶編柳筐的等等，他們也合營了嗎？
馬：手藝人比我們做小生意的，情況還要複雜些。政府也曾經把他們組織起來。不過他們大都既無貨物也無資金，吃的是技術飯，是按件拿錢的。比如做件上衣幾個工錢；有的是上門服務，比如木匠泥瓦匠做一個工就是一天多少錢，而且是優質優價，技術差的體力小的，只能拿點做小工的錢。這些事政府一般不大管也不易管，管緊了他們就帶着工具走鄉串戶去了。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原則，暫時對他們不大管用。
茆：但他們手藝再好，終究也逃不過共產風一劫！首先農與非農的雙重戶籍制度，就把他們也圈死了。以後大躍進大饑荒一來，無為縣老百姓三成以上的人都餓死了，未死的人也是似鬼非人一般地掙扎在生死線上，還有誰去請工匠。他們本來就是不種地的農民，也是在靠土地吃飯。不過我還是想聽你說說，公私合營究竟有沒有什麼優越性？
馬：政府宣傳的優越性，主要是說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走向人間天堂的康莊大道，是人類最好的社會制度。這條道這個制度好在哪裏，是什麼樣子，我們未看到，也不怎麼關心。我們最關心的，是往後的日子怎麼過？
茆：那合營後就你家來說，日子過的是越來越好呢，還是越來越艱難了？
馬：合營前我家就有八口人了，全靠小布店為生。為了能生存下去，父親帶我苦心經營。雖然生活艱難，但憑我們家多年經商的經驗丶客戶關係丶進貨渠道，和一些商業技能，日子還是能過的下去的，在附近農民眼中，我們還算是殷實人家。
茆：那合營以後呢？
馬：那還用說嗎？合營後一家人生活，主要是靠我一個月34元的工資。老朋友說實話，它頂不上過去逢年過節銷售旺季，幾天的收入。合營店裏開始還有點分紅，以後經營狀況越來越差，有時工資都發不齊，分紅也沒了，日子更難過了。
茆：真難想像34塊錢八口人如何生活。不過我聽說，公私合營時沒有一家人，會把店裏的貨和資金全交出去的，上面再鼓動也沒用，有點像大躍進大饑荒時，反瞞產私分運動。
馬：性質是一樣的。都是在想辦法維護自身最後一點活下去的資源。要說自願，有誰願意把自己勞動所得，像度命的口糧和我們小商人的資財，無償地交出去，那不是等死嗎？不過反瞞產私分，以後知道壓力來自最高層，加上基層官員作惡，害死了無為多少農民。對我們小商人，還未到挖地三尺搜刮財物的程度，否則我家就不會只餓死我父親和妹妹兩個人了。
茆：（我不能對馬兄說，這種事說到底，還是掠奪！是權力剝削！別問它打出什麼旗號，喊出什麼樣迷惑人的口號。執行的還是蘇聯的竭澤而漁的農業政策。往前的暴力土改，往後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都是一脈相承的。）只有傻瓜或是被政府宣傳嚇破膽的人，才會把賴以活命的錢財和物資都交出去。比如賣布的，總得給一家老小留幾尺布，做幾件衣服吧。
馬：那當然。不過這種事，既關係到身家性命，又關係到政府的大政策，沒人敢透一點口風的。
茆：我為什麼特別提到賣布的，因為1962年某一天，蕪湖長街曾發生過，警察封街，政府大量沒收私人商品事件，震動全國。被沒收的物品很龎雜，主要是布匹。記得當時的結論就是說，這些布匹基本上是公私合營時，私方匿藏下來的。你知道這件事嗎？
馬：知道，對我們這些曾經的小業主震動很大。不過不知道細情。記得你就住在長街附近，那天你看到了嗎？
茆：我只是個旁觀者。記得應該是當年六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還不太熱，下着小雨。蕪湖十里長街，歷來是小商品集散地。一化三改造後它萎縮了，大躍進大饑荒時更是像死掉了一樣，昔日的繁華不再。但政策一寬鬆，市場馬上就活躍起來了。我是眼見它日益繁榮起來的，地攤店面一天比一天多，人群越來越擁擠。記得那天從中山橋下的徒門巷開始，到花津橋這一段屬於中長街部分，是商鋪最密集的地段。突然所有路口，都站着荷槍實彈的軍人，有人說還架起機槍。熙來攘往的購銷者們，正驚恐不知為何，有的商家知道事情不妙，還想撤離時，發現所有路口都被阻住了。隨着預定的時間到，記得是上午十點整，號令槍一響，執法者沿街將所有商品一掃而空了，貨主也被帶走詢問。事後知道當時有十七省商人集聚於此，犯的都是投機倒把罪，外省的還加上長途販運罪。（可喜的是改革開放後，制定刑法時，這兩條罪都取消了。）記得當時老百姓議論最多的，是在說這下子政府發財了。
馬：這件事對我們過去的小商人震動很大。我從門口塘農場勞動四年回來，還在供銷部門上班，對我很不錯了，我哪敢再冒這個險。但我知道小鎮上有人參與了，後果可想而知。
茆:小小的長街，就聚集了十七個省的商人，而且全是私人財產，至少說明他們對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都是不認同的。而且這種當時視為的非法經營，現在看來非法的是當時的執政者，因為他們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不問這部法律是何時公佈的，任何時候任何人包括執政者，都不能肆意侵佔他人財物。
馬:你這些話當時要說，就能把你抓起來，你信嗎？
茆:我當然信！好了不說這些當時誰也不敢吭氣的舊話了，還是說說對基層工商業的改造，究竟對誰有利吧？
馬:其實我們在農村開小店的，也是吃的土地飯。農民日子好過，我們的生意就好一點，農民很多人餓死了，我們別說做生意了，命也保不住。
茆：只是在你的自傳里，可沒有看到你這方面的擔擾。倒是看到你首先申請要合營，表現得挺積極。選上個十幾個人的副經理，還挺高興的。
馬：因為政府天天在宣傳，組織起來的優越性。宣傳的目的就是要小鎮上的小商店，都集中起來一處賣。說一家一戶的賣，是在走資本主義的路；而集中一處賣，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大問題，那就一起賣唄。別像前幾年搞土改那樣，成了階級敵人，那可得家破人亡了。
茆：你那時是否覺察到，對你們小工商業的限制改造，和幾年前的暴力土改，有什麼關聯嗎？
馬：當然有聯繫了。土改中反覆宣傳的是要打倒地主富農為代表的剝削階級，而且地主富農們也確實被暴力打倒了，土地耕牛房屋和所謂浮財都被瓜分了。接下來就宣傳我們做生意的商人了，說我們也是剝削階級。不過政府未說要把我們打倒，也未說要沒收我們的家產，只要我們聯合起來經營，還不是政府對我們的寬大嗎？我們敢不積極響應嗎？
茆：這麼說你們敲鑼打鼓響應號召，很重要的一條，還是恐懼！怕遭受到和地主富農們一樣的下場。
馬：那還要細說嗎？我們做生意的，人人心裏都清楚，胳膊是拗不過大腿的。政府要辦的事，是一定要辦成了，與其被捆綁着走，不如主動的走。老百姓有句話，伸頭是一刀，縮頭還是一刀。
茆：你能把這件事說的詳細一點嗎？我們都是那些年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的親歷者和受害者，大躍進年代的大饑荒中，我們都差一點被餓死。特別是你們無為縣，本來是魚米之鄉的大糧倉，怎麼會餓死三十多萬人？那一定是經濟政策的全面失誤，才會有的全面崩潰！現在人們談論甚多的大煉鋼鐵和大放糧食衛星等荒唐事，很少見到有人在說小工商業改造的事，其實基層的小工商業者，與農民農業的關係更為密切。你能對我說說這方面的情況嗎？為什麼參加公私合營，伸頭縮頭都要挨一刀呢？
馬:話來話長。其實新政權一開始時，對我們基層小業主還是比較寬鬆的。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苛捐雜稅丶物價飛漲丶貨匝貶值丶百業凋零。新政權必須儘快安排好百姓生活，恢復生機。那時我們做小生意的，日子比較好過。記得當時有一首歌很流行:「千條船呀，萬條船，千條萬條來往如梭穿。布朝北呀米向南，朝北向南只報一道捐。除了解放區，別處哪兒有？哪兒有啊。」唱的是實情。我家去對江蕪湖進貨，真的就是帶大米到江南，再帶布匹回江北，來回都有賺頭。既繁榮蕪湖的米市市場，也搞活了鄉村經濟，政府也收了稅，都是好事嘛，幹嗎以後說變就變了呢？變了以後有什麼好處呢？
茆:你說的日子好過，那是在新民主主義時期，三反五反之後，就進入了所謂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怎麼能一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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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這主義那主義我們老百姓都不懂，我們只希望日子能過得好一點。可是過着過着就不一樣了，頭一種感覺，是會議越來越多，當局口氣越來越嚴厲。早先說的什麼要扶植工商業，搞活市場這些話，很少說了。更多的是在宣傳什麼要走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批判資產階級，剝削可恥。誰是資產階級？誰在剝削？不就是明顯地衝着我們這些做小生意的嗎？往後還能有好日子過嗎？
茆:你說的我有些慬了。我也記得解放初期有幾句民謠:「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老百姓罪多。」那時年齡小，只曉得稅多傷民，不知道會多也能害人。直到反右派親身經歷了多次批鬥會，才切身體會到，挨批鬥丶遭凌辱是怎樣的生不如死！其實執政者的很多大政方針，基本上是通過開會完成的。比如階級鬥爭和消滅私有制，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都是親歷過階級鬥爭大會現場的。不問你有罪無罪，有錯無錯，只要你被選定為鬥爭對象，你的末日就到了！誰都能任意踐踏你侮辱你，甚至拳打腳踢。暴力土改鬥地主時，當場就能拖出去殺了！而所有挨批鬥的人，只能低頭認罪，拼命往自己身上撥污水，自輕自賤，根本沒有辯白的餘地。對小商業改造也是一樣，執政者既然決定要改造你了，整天開會要你表態自願，你還能不自願嗎？真是伸頭縮頭都是一刀！
馬：是這樣的，所謂高潮一到，山呼海嘯。我們鄉下幾家做小生意的，除了跟着跑，還能幹什麼？再說混個積極分子噹噹，總比當落後分子好，可能要安全一些。
茆:實質還是恐懼！說得好聽一點，稱之為識時務，其實也是在投政治之機，而這種投機也是逼出來的，害怕受到更大的傷害。
馬:是這樣的。你知道反右派之後，大躍進運動剛開展的時候，在農村施行的大逮捕嗎？逮的種種所謂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壞分子之中，就有很多是所謂反對各種改造的人。
茆：我知道一些。我問過當時參與這項大逮捕工作組成員陳先生，他說他們工作組名義上是整風整社，鞏固農村社會主義陣地，實際工作就是實行農村大逮捕！而且是有指標的。就無為縣情況來說,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曾慶梅，人稱小曾政委的(大曾政委是曾希聖)，就親臨無為坐鎮指揮過。當時究竟逮了多少人，很難說得清了。
馬:大逮捕時我們已經被送到門口塘農場了，但那次大逮捕牽涉面很廣，震動很大，幾乎每個鄉每個村都有人被逮。有說逮了七千多人,也有說逮了九千多人的。縣裏監獄關不下了，中小學大禮堂里關的都是人。
茆:(當時任省公安廳副廳長的尹曙生先生，近年在《炎黃春秋》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公安工作『大躍進』》披露，根據中央下達的逮人指標，安徽省超額完成。1958年下達的抓人指標是4.5萬人，安徽抓了10.1多萬人；到1960年，三年共逮捕了17.3多萬人。據尹曙生另一篇文章《大躍進前後的社會控制》一文介紹，這種大逮捕，自1955年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時就實行了。僅1955年就抓了27611名『反革命分子』（其中1419人沒有任何批准手續）。而這些所謂『反革命分子』，絕大多數都是抵制丶反對農業合作化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逮的這批人很大一部分都送去勞改勞教了。接下來就是大躍進大饑荒，他們能活下來的人數很少。不過我看到這些資料時，馬兄已病逝了。)鄉村的大逮捕，真實地告訴我們，一場大運動來了，我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逆來順受，否則必然要遭滅頂之災！
馬:是的！我們小老百姓除了忍受，還能幹什麼？
茆:我們還是說說小商業改造的事吧。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就說說小商業公私合營，或是說小布店合併成大布店了，真的有那麼多優越性嗎？說得具體點，就是這樣做究竟對誰有好處，小業主？顧客？還是政府？
馬：那真的說不清楚，優越性在哪兒？對我們做小生意的來說，無非是想賺幾個小錢，一家人日子能過得下去，就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就說我們牛埠鎮吧，說大不算大，可也算是個大鎮，有兩萬多人口。公私合營前，光開布店的就有四丶五家。店面大小不一，有越開越大的，也有蝕本關門的。說實話我們之間是合作的少，兢爭的多，誰也不想被同行擠垮了。
茆：同行是冤家嘛！
馬：合營之後，看起來我們之間是合作起來了，原來暗中相互競爭的對手，現在成了同事，說得好聽點是一家人了。其實商場歷來就如戰場，有兢爭才有生命力，各行各業都是一樣的。都捆在一起混日子，生意的效益，只能越來越差，還談什麼優越性？
茆：那對顧客呢？是不是合營後，老百姓買東西要方便些，價格要公道些，受你們這些小資本家的剝削要少些？
馬：說方便當然談不上，買布做新衣，對鄉下人來說是件大事，合營前一般都要貨比三家的，不會在乎多走幾步路。合營後就沒得選了，而且價格也高了，服務態度也差了。
茆：這是為何呢？
馬：道理很簡單，先說價格。小商人生存的本領，就是吃一點價格差。所以對進貨的產地丶價格丶運輸途徑都十分講究。有些商家還有自家的秘訣，是不會對外人說的。貨進的便宜些，售出的價格當然要低些，生意就好一些，當然也沒有什麼吃回扣的事。合營之後進貨權收歸公方了，公家人拿的是固定工資，干多干少一個樣，還會為顧客精打細算嗎？能少吃點回扣，不把商店搞垮就是好領導了，老百姓們還能買到質優價廉的好商品嗎？至於服務態度,更別說了。反正干好干壞,一個月就那幾個餓不死的小錢,還用得着對顧客笑臉相迎嗎？
茆:小時候我在家鄉看到的國營和公私合營的商店，不是到處都貼着宣傳標語，什麼顧客至上，顧客是上帝，更普遍的是毛手書體為人民服務的標語口號。
馬:宣傳是宣傳，口號是口號，利益才是現實的。
茆:這麼說獲利的就是政府一方了。
馬:這我更說不清了，既然我們都輸了，政府應該是贏了。不過輸贏也不能只看眼前，很多事還要長遠看。
茆：那又為何呢？
馬：原先我們各行各業的商店，大小也算是業主。合營後一般是公方代表當經理，我們都是員工。經理實際上也就是老闆，他們中很多人，既無資產也不懂經營。因為有資產會經營的，是改造的對象，政府是信不過的。這些政府派來的人，如果懂得一些經營常識，或是個人品質比較好，溫和一點的，說白了就是階級鬥爭意識不那麼強，還能信任我們這些改造對象，那合營後的商店，生意還能做的下去。如果派來的人，既沒本事品質又差，只顧自己佔便宜，不管顧客，更不管我們懂行的員工，那生意只能越做越差。不過也不會關門，店還得要開，再說政府也不允許關門，這也算是端公家碗的好處吧。
茆：這麼說政府費那麼大的力量搞宣傳，到頭來並沒有得多大實惠。是不是螞蚱太小了，腿上刮不下幾兩肉，要是對大的工商業改造，油水應該要大些。
馬：應該是吧，要是只對我們幾家開小店的，用得着造那麼大聲勢嗎？
茆：也不一定啊，未聽說過，不能只算經濟賬，還要算政治賬嗎？
馬：經濟賬政治賬，其實還是一本賬。
茆:是呀，說到底還是為了「共產」這個大目標。要不然幹嘛要搞那麼多政治運動，整倒那麼多人呢？你能告訴我,政府都派些什麼樣人,來領導改造你們呢？
馬:小店經理，真說不上是官，有頭有臉的都不願來。很多人是公私合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比如學徒工店員之類的。政府宣傳中說他們受剝削最深，所以革命積極性最髙，就像土改運動中的貧僱農。
茆:說徒工們受剝削，也不能說不是事實。過去出門當學徒，一般都要學三年，俗話說要吃三年的蘿蔔乾飯。而且前兩年也就干雜活，包括給老闆娘倒洗腳水，就是一個免費下人。最後一年，老闆信得過你了，才教你一點真本事。這不就是剝削嗎？今天我們怎樣看老闆對徒工的剝削。
馬：這種事要說是剝削也可以，但千百年來經商的人，都得遵循這個規矩，也自有它的道理。是什麼道理我說不清楚，但事實我了解。我的手藝是跟父親學的，未受什麼苦。但我的同事，很多人都出去當過學徒。近一點的在縣城，遠的還有去蕪湖和南京大城市的。不過這得當地有過硬的關係，一般都要有相當財力的老闆當鋪保的。要去名店當學徒，要求更嚴，要看家庭出身，個人文化水平，甚至要看相貎。不過從大城市或是從名店出身的，就是一塊金字招牌。
茆：比如開藥店的，遠一點要是能攀上北京同仁堂，近一點能攀上蕪湖張恆春，那在當地都是響噹噹的。
馬：不過金字招牌不是那麼好掛的。就說你是名店出身的，也不能空口說白話，要有真本事的。但是，只要通過你在名店裏學到的知識和經營方式，加上個人努力等因素，在地方上得到公認之後，那全家幾十年都會受益於這塊金字招牌。和這種收益相比，當學徒時受的苦，或是說受的剝削，是微不足道的，也可以說是心甘情願的。所以學做生意，都想進名店，就像讀書想考北大清華。
茆：讀書人能考上清華北大的畢竟不多，就像學生意的能進名店的也是少數。為何到一般小店當學徒，也要熬三年呢？
馬：生意場上有句話，寧給一斗米，不指一條道。多一個同行,就多一個兢爭對手，說的就是商業兢爭的殘酷，和生存的艱難。這種艱難也包括當學徒的苦日子，和學一點求生本領的不易。老闆不是那麼好當的。
茆：是不是說我是受了多少苦，才當上老闆的。對以後想當老闆的，非得也要受那麼多苦，否則就是不公平。所謂多年媳婦熬成婆。
馬：苦也不是白吃，這裏也大有學問。其實學做生意，生意本行里純技術性的東西，並不很多。倒是技術之外的所謂生意經，要學的東西更多。一般能收學徒的商鋪，都是事業有成的，而成功之路是各不一樣的。這裏面有很多奧秘，很多事老闆都不願說，有的事還不能說，這得靠學徒自身去觀察去體會。
茆：是不是不能說的事，都是見不得人的。
馬：話不能這麼說，有些事只能說是各行業的「潛規則」。不過現在說這些還有啥意義呢？
茆：是呀！過去的宣傳中，都把商人看成唯利是圖的剝削者，要打倒要改造。其實鄉村小商人生存極其不易。他們又是基層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馬:改革開放是從農業單幹開始的，其實光靠多收一點糧食，農民還是不容易富起來。以後日子逐漸好過一點，一大部分還是靠商品的流通，餘缺互補，各賺各的錢，才漸漸從赤貧時代走過來，說白了也就是還回到被改造前的五十年代初期。幹嗎要來回這麼折騰呢？
茆:中國幾千年都是小農經濟，現在依然是。而依附於小農經濟的小工商業者，小手工作坊，手藝人，都是不種地的農民，與農民的命運休戚相關，一傷俱傷。幾年前的暴力土改，一股凌厲肅殺的鎮壓之風，已經重重地傷害了他們。接踵而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徹底把他們壓垮。從此廣袤的中國鄉村，整體地淪為農奴，再無經濟活力，以至農業全面崩潰，數千萬善良的中國農民，在大躍進中死於非命！就小商業者而言，我也是想不通，什麼高深的理論，比老百姓過幾天安穩的日子更重要？除非你心裏想的，本來就是要利用手中的權力魚肉百姓！
馬：都是我們這些小商人，家裏有點小錢，還有些商品惹的禍！這些錢和商品，就成了共產的對象。不知道沒有了貨匝，也沒了商品流通，社會是什麼樣子。
茆：供給制呀，按需分配呀！你們無為縣的嚴橋區響山農業社的社長陳廣復，不早在1958年，就在全國率先實行了供給制，並且得到了毛澤東的讚揚，要在全國推廣，甚至還要御駕親臨無為響山嗎？結果如何呢？從烏托邦到了人間地獄，生活在魚米之鄉的無為人,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十多萬人。
（我沒有對馬大哥說，毛澤東的好學生，柬埔寨紅色高棉頭子波爾布特，在柬實行快速版的共產主義實驗，廢除了貨匝和商品，不到三年就害死了全國七百多萬人口中的二百多萬人，數十萬華僑幾乎死光。對此項全世界人一致聲討的暴行和反人類罪，只有毛澤東當面夸奨他，是一舉消滅了階級。）
馬：我未讀過什麼書，不知道什麼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前幾十年我們都是被改造者，一直也認為我們小商人是靠剝削別人生活的。因此認為商人天生就是罪人，就該被打倒被改造。而改革開放之後，忽然間我國就進入了市場經濟時代了。你說這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到底都是些啥玩意兒？他們之間是什麼關係？
茆：看不出你個賣布的，能提出這麼高深的問題。它們與你個人有什麼關係呢？
馬：當然有關係了。要還是社會主義，那實行的還是一大二公。而我們做小生意的，嘴上不說，心裏是既不願大，更不願公的。那政府抓我們右派也好，反社會主義分子也好，就是抓對了。如果按市場經濟原則辦事，將本求利，那政府改造打倒我們又為何呢？
茆：我那裏懂得那麼高深的學問，只知道兩件事都是洋人說的。什麼共產主義也包括社會主義是德國人馬克思說的，說全世界最終都要實行共產主義，《共產黨宣言》裏就說要消滅私有制，要搞階級鬥爭；而那什麼市場經濟最先是由一個叫亞當斯宻的英國人說的。究竟我們十幾億人的大國，聽誰的就叫堅持真理，聽誰的就叫崇洋媚外？我們小老百姓怎麼知道？管它呢，我們都七老八十了，過一天是一天吧！
（馬禮海先生已於2008年底壽終正寢，訪談稿來不及請他過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