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23日下午2時許，《青海日報》印刷廠的前門和後門，忽然槍聲大作，數百名「八一八」造反派倒在血泊中，釀成文革中震驚全國的流血事件。如今四十多年過去了，作為一個見證人，我應該把這個悲劇記錄下來。
仇恨發芽便瘋長
文革開始不久，中共青海省委機關報《青海日報》得風氣之先，根據1966年5月16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精神，於6月3日刊出一篇題為《大進攻，大反擊，大革命》的社論，鼓吹把全省搞它個天翻地覆，天下大亂。這篇社論見報後，許多幹部群眾乘車或結隊到報社提出抗議，要求省委嚴肅處理報社負責人。在這種情況下，出於一種壓力，中共青海省委把這篇社論定為毒草，並撤銷了報社總編的職務。
也就在這個時候，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聞到了個中氣味，把首都的「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和「北航紅旗」等造反組織，以及哈爾濱軍工大學一批天兵天將派到青海來。他們下車伊始，就要為「六三社論」平反，並在青海日報社首先組織起「八一八」紅衛戰鬥小組（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日期命名）。這就是「八一八」紅衛兵司令部的雛形。嗣後各行各業陸續組織起「八一八」造反組織。於是，全省以破「四舊」為名，開始了打、砸、搶、燒運動。
進入1967年，得到毛澤東支持，在上海首先興起的奪權運動，波及到青海。青海省級單位的黨、政、財、文大權搖搖欲墜。來自北京和哈爾濱的紅衛兵闖進省委各部門串連，如入無人之境。《青海日報》紅衛小組最先奪了報社的權，並發出號召全省奪權的社論，把奪權運動推向全省。與此同時，報紙上也出現了「批判省軍區劉鄧反動路線」、「打倒省軍區一小撮走資派」一類的論調，埋下了軍隊與造反派衝突的隱患。
青海軍區領導層的分裂
1967年元月下旬，毛澤東發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廣大左派革命群眾」指令。以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為代表的部分領導做出決定，要大力支持「八一八」造反派組織。劉賢權曾是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一個師長，後來升為軍長，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彪在文革初期，就培植親信，排除異己，控制和擴大自己的力量，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八一八」造反派組織起來後，劉賢權很快與之掛鈎，同時把鬥爭矛頭指向中共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省長王昭。王昭曾任國家公安部副部長，是此時已被打倒的中央軍委負責人羅瑞卿大將的老部下。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為代表的另一方堅決反對劉賢權的這一舉動，軍區內部大部分機關幹部支持趙永夫，與劉賢權對抗。
有個背景應在此交代。1967年1月中旬，全軍「文革」小組改組，江青當了顧問。並立即動手抄了總政主任肖華的家，這是部隊上層機關亂起來的一個信號。江青的做法受到部隊高層領導的抵制，以中央軍委領導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幾位元帥為代表，堅決反對把部隊搞亂，他們認為，軍隊的穩定是黨的根本利益之所系。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據說林彪也支持），經過多次與上邊磋商，毛澤東認可了，1967年1月28日，頒佈了一個中央軍委的紅頭文件「八條命令」，內容包括：不許衝擊軍事領導機關；不許武鬥；不許抓人抄家；不許串連等。據權威人士分析，這個文件反映了毛澤東既希望把部隊的「文革」進行到底，又擔心軍隊失控，影響整個局勢穩定的矛盾心理。「八條命令」的頒發，擺脫了軍隊領導機關的癱瘓狀態。
「八條命令」下來後，青海軍區內部，趙永夫的觀點更加佔了上風，劉賢權陷於有職無權的境地。「八一八」造反派多次到軍區附近張貼「打倒省軍區一小撮混蛋」、「革命軍人要掉轉槍口，對準叛變革命的指揮員」等內容的大字報，軍區大院門前，多次出現辯論場面。可是，由於廣大官兵長期接受部隊傳統教育，老作風、老信念依然很有影響，對紅衛兵的種種作為產生強烈牴觸情緒。
部隊接管《青海日報》遇到抵抗
以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為首，聯絡青海其他駐軍領導——205部隊領導張曉川以及軍區直屬部隊獨立師的領導，組成了「聯合指揮部」。他們決定儘快接管《青海日報》，因為報紙天天號召造反，號召奪權，號召大亂，他們無法接受，認為這樣的報社領導班子必須改組。而「八一八」造反派也橫下一條心，要守住這塊已經奪到手的輿論陣地。先是，部隊在市區一些街道，張貼大字報，指名道姓揭發「八一八」組織不純，是社會渣滓……2月3日，部隊又出動250多輛軍車，滿載荷槍實彈戰士，在西寧街頭進行武裝遊行，沿途高喊「堅決鎮壓反革命」等口號，以顯示力量，威懾造反派。2月14日，部隊公開宣佈《青海日報》是非法的，必須實行軍管，並派出十多個連隊，佔領了五個制高點，對報社印刷廠大院進行包圍，一場生死搏鬥，一觸即發。
「八一八」造反派針鋒相對，從各行各業調來上千隊員，日夜輪流守衛報社。他們帶着紅袖箍，把守通向報社的各個路口。入夜，報社印刷廠大院點起堆堆篝火，為人們驅寒照明。部隊多次派代表與造反派領導交涉接管報社事宜，均遭到嚴詞拒絕，有時甚至被驅逐出來。2月19日，「八一八」造反派組織示威遊行，對部隊表示強烈抗議。當遊行隊伍經過報社大院門前，與對立面組織——「捍衛隊」發生衝突。捍衛隊一個女隊員慘死在車輪之下。捍衛隊當即抬着屍體遊行，仇恨在鬥爭中升級，矛盾進一步激化。2月23日清晨，部隊聯合指揮部公開宣佈，「八一八」紅衛兵為反革命組織，下令立即取締。
相持九天九夜，槍聲大作
《青海日報》印刷廠大院坐落在湟水岸邊，那些天成為兩種勢力對壘的焦點所在。「八一八」的頭頭們駐守在此，人稱「八一八」司令部。而部隊領導趙永夫則坐鎮西寧賓館，親自進行指揮，與報社大院相隔只有一箭之遙。在鬥爭最激烈時，劉賢權曾派人給「八一八」頭頭送信，要他們「堅持到底，就是勝利」。這時造反派的情緒日趨狂熱，北京紅衛兵的廣播車在不斷呼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八一八」的高音喇叭更是破口大罵，什麼「把披着黃皮的保皇狗趕出去！」「砸爛省軍區一小撮混蛋領導的狗頭！」……漫罵聲不堪入耳，這使部隊官兵更加摩拳擦掌，仇恨之火在心中燃燒。趙永夫原來認為，「八一八」會藏有大量槍支彈藥，曾說「就是用刺刀挑，也要佔領報社！」也說過：「如果『八一八』開槍，我們堅決還擊！」而實際上「八一八」造反派卻沒有槍，而且對部隊開槍，也缺少思想準備。
1967年2月23日，也就是部隊包圍報社的第九天，上午11時許，一陣清脆的槍聲傳來。剎那間，震耳欲聾的高音喇叭戛然無聲，部隊的第一槍是對着「八一八」的高音喇叭發射的。這時，報社院子裏混亂起來，人們小跑着出出進進。但是槍聲很快停了。人們在等待。下午二時，槍聲大作，像大年夜的爆竹聲一樣，從報社的前門響到後門。有衝鋒鎗聲，也有機關槍聲，連成一片。開始還能聽到語錄口號聲，「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後來就看見許多人撲倒在地，許多人向四處奔逃……
因為五個制高點都由部隊佔領，一處開槍，對面制高點的部隊，誤以為子彈是從報社大院裏打出來的，當即還擊，於是四面槍聲交叉齊鳴，局面無法控制。趙永夫一看死了那麼多人，也傻了眼。
半小時後，解放軍押着「俘虜」隊伍由西向東移動，其中多數人受傷，行動一瘸一拐的，向中共省委大院走來。傷員們被同伴抬着或架着，胳膊或小腿懸空搖盪，仿佛僅僅連着一點皮肉。人們一個個灰頭土臉，身穿藍布羊皮大衣，大半是省公路局的工人，今天正巧輪着他們值班守衛報社。這支隊伍最後被押到省委大院的操場上，有幾個解放軍班長、戰士手持衝鋒鎗，飛快攀上附近的省委食堂房頂，鐵青着臉，大聲喊叫：「不許動，誰動打死誰！」而受傷的人們，有的在地上打滾，有的在地上翻跟頭，翻幾下也就不動了。還有人嘶啞着嗓子喊叫：「快來給我包紮，疼死我啦！」而在戰士眼裏，這些人是洪水猛獸，是青面獠牙，誰會管他們呢！
清理戰場時，死者170多人，重傷近200人，「俘虜」約2000人。就在響槍的那天晚上，有近萬人被關進監牢，各機關、各單位開始殘酷逼供，刑罰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單位用煙頭燒，鐵絲捆，甚至用上了「老虎凳」。
來自北京的聲音
開槍的當晚，趙永夫給中央軍委一位元帥打電話匯報情況，對方回答：「林副主席指示，打得好，打得對，總結經驗。」直到「北京三司」紅衛兵趕回首都，與「中央文革」江青、康生等人接上頭，江青又向毛澤東做了匯報，1967年3月11日，毛澤東在一個書面材料上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就值得研究了。」後來，「中央文革」做了調查，主要是聽信返京紅衛兵的一方匯報。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否認了他講的「打得好」那些話。3月24日，經毛澤東同意，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做出《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決定》認為，青海省軍區內部的問題，是一次反革命政變，是趙永夫奪了劉賢權的權；成立以劉賢權為首的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為「八一八」革命群眾組織平反，撫恤死者，等等。
「八一八」造反派平反後，對待支持部隊那一派，施行了同樣殘酷的批鬥。仇恨一旦發芽，就要瘋長。嚴刑拷打比比皆是，駭人刑罰時有所聞，雖未槍殺，也算是血腥報復吧！有一次，擁護趙永夫那一派的頭頭腦腦近二百人，被帶到掩埋被部隊打死的工人、學生的墓地（有人稱為「短期烈士陵園」），通通下跪，被打得鬼哭狼嚎，皮開肉綻。在那次報復性的行動中，被打傷打殘者不在少數。
那一時期，同事之間，乃至家庭間、親友間，為了「革」與「保」之爭，能夠發展成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青海日報社一個美術編輯的妻子，「揭發」其夫要謀害偉大領袖，給那位美編帶來了災難。筆者所在的單位，當「八一八」得勢時，一位領導曾拿一張放大照片給我看，說是從廁所牆壁上拍下的「反標」，上書「打倒『八一八』反革命」。他問我是不是一個年輕記者寫的，並說據此可把他打成「反革命」。我說，「不像是他的字。」又問：「也許是左手寫的呢？」我仍然說：「不像是他寫的。」心想，又不是要打倒共產黨和偉大領袖，反對一個群眾組織，就能打成反革命嗎？後來查無實據，才不了了之。無獨有偶，當「八一八」造反派被部隊打成反革命時，那個年輕記者也來找我，說他從蘭州把那個想把他打成反革命的領導抓回來了，省軍區領導與他意見一致，應該槍斃。我知道，當時殺個人就像捏死一隻螞蟻一樣平常，於是建議說「這可不是件小事，應該請示一下總社領導。」那位年輕記者與總社代社長王唯真通了電話，王問：「什麼罪狀？」接着又說：「你們先打個報告來，再定罪不遲。」後來那位領導被關進監獄，卻沒有被槍斃，是王唯真救了他一命。
省委書記王昭的冤案
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指定由青海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全權處理青海問題。又明確點明，青海「八一八」群眾組織被鎮壓，「同原省委書記王昭直接有關」。真是天大的冤枉。此事與王昭並無關係，而王昭卻為此受盡折磨，最後死在獄中，是全國有名的一個冤案。
王昭是河北平山人，1932年參加共產黨，曾擔任公安部副部長，受到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羅瑞卿的賞識。1961年春夏，與中共中央監委副書記錢瑛一道，去甘肅、青海兩省解決飢餓問題。此後即留在青海擔任第二書記、省長，實際上負主要責任。他不畏艱苦，到缺氧的高原地區作調查，並頂住重重阻力和極「左」勢力，解決青海積重難返的問題，特別花大力氣解決群眾的吃飯問題和死人問題，恢復被破壞的草原，糾正平叛中一些過激做法，平反冤假錯案，堅決與違法亂紀做鬥爭，被老百姓譽為「王青天」。
「文革」開始，王昭敢作敢為，敢於承擔責任，與當時省委第一書記遇事往後縮的做派形成鮮明對照。但他沒有表態支持哪一個群眾組織，儘管他對「八一八」造反派的所作所為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八一八」有些組織大搞所謂破「四舊」，搞打、砸、搶、燒，侮辱和迫害省里文化界、宗教界有威望的人士，他是非常不滿的。但是，青海流血事件發生前後，他因胳膊摔壞，前往河南洛陽療傷，沒有參與「八一八」造反派與部隊的矛盾衝突。中央宣佈《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時，他被召喚到場，曾大聲疾呼：「此事與我無關，我冤枉！」
早在1966年11月間，中共青海省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劉賢權得到上層的信息和授意，在會上「揭發」，說王昭與已被打倒的彭真、羅瑞卿關係密切，是他們派到青海來的，應該拔掉這個釘子。《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宣佈後，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指令把王昭押回青海接受審查，在動身之前，周恩來當面叮囑劉賢權和「八一八」負責人，「王昭不是黑幫，是踏踏實實工作的人，你們要保證他的人身安全。」可是當時的周思來，說話已經不能令行禁止，王昭一回青海，當即被栽贓為「『二二三』流血事件的總後台」，一下子被推進仇恨的旋渦中去，受到「八一八」造反派以及死者家屬的殘酷迫害。一個月時間，被批鬥近五十次，每鬥必打，每打必傷，胳臂多次被扭斷，耳朵多次被撕壞，臉上被釘子扎了許多孔洞……後來又被送進南灘監獄。王昭有嚴重的糖尿病，在治療上採取了敷衍應付的態度。不久又被誣陷為「叛徒、特務、裏通外國」，有關人員還得到指示：「不能放虎歸山，不能讓他活着出去！」1970年2月，年僅53歲就慘死在獄中。1977年，胡耀邦出於無私正義的愛心，多次過問王昭的事，那年8月鄧小平做了批示：「王昭問題是個冤案，應該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中共青海省委常委，領導全省公、檢、法工作的王仲方，和王昭同時遭到誣陷。就在那次為「開槍事件」定性的中央碰頭會上，很少發言的林彪，聽到在公安部為羅瑞卿任十年政治秘書的王仲方，正在接受審查，竟說道：「王仲方這個人，我找他很久沒找到，他是羅瑞卿的心腹，羅的事他全知道，要把他搞起來！」幾句話，把王仲方推進五年多鐵窗生活，歷盡劫難，九死一生。他父親王肖山是辛亥革命老人、教育家，竟受他株連被活活餓死。王仲方直到1978年才徹底平反。
在批鬥王昭、王仲方的同時，全省還有近百名廳局級幹部被折磨迫害，不少領導幹部和群眾被致殘，甚至致死，罪名是「王昭死黨」，「在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站錯了隊」。
趙永夫還算萬幸，雖經多次殘酷批鬥，總算保全了性命。他在住醫院期間，受到部下保護，全身被打上石膏，使施暴者無法下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到平反，取消了「反革命政變頭子」的說辭，從監獄中放出來，調回北京重新安排工作。但他的妻子因丈夫株連治罪，這位精幹剛強的知識分子，寧死不屈，臥軌自殺。
「文革」——全民族的互相摧殘戕戮，在中外歷史上絕無僅有。
（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