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利肯和家人在香港的沙灘上。他們一家人今年年初前往加拿大度假，隨後決定不再返回生活了六年的家。「我是一名接受過憲法權力教育的律師，我不認同《國家安全法》中的條款。」她說：「香港的生活將變得很不一樣。」
鑑於中共對香港的言論和政治活動施加了新的限制，加上過去一年抗議活動導致社會動盪不安，這一切都削弱了在香港這個亞洲金融中心生活和工作的吸引力，使香港的外籍人士群體不斷減少。
最近幾個月來，在香港工作的外籍人員和家屬加快了離港節奏。負責行政招聘的人士說，中（共）國最近在香港實施的新國安法使他們更難說服西方求職者移居香港工作。
今年1至6月，香港移民部門簽發的專業人士工作簽證減少了60%以上，降至7,717個，而2019年同期的簽證數量為19,756個，當然其中可能有新冠疫情方面的原因。
香港一些國際學校也預計即將開始的新學年將遭遇入學率下降的情況，因為相比離開的家庭，搬到香港來的家庭越來越少。
在離開的人當中有部分金融界人士，但也有許多人暫時沒走。由於中國公司在香港大量發行股票和債券，加之今年大量資本流入香港，當地投行和資產管理公司的生意風生水起。
香港倡導新聞自由的盛譽也讓這座城市成為包括《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在內的西方媒體駐亞洲的樞紐，但由於國家安全法和近期簽證的延批，一些新聞機構已將工作人員遷至亞洲其他地區，或是制定了應急方案以便必要時搬離。
但即便是在香港近期陷入動盪之前，一些西方銀行和企業也已經將一些全球高管派駐到了新加坡。
一位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發言人說，德銀新任亞太地區行政總裁最近從法蘭克福調任至新加坡。過去十年來，德銀的亞太區行政總裁要麼駐香港，要麼駐新加坡。瑞士信貸集團(Credit Suisse Group AG)和瑞銀集團(UBS Group AG)目前也有亞洲區高層管理人員駐紮新加坡。
一位不願透露全名的加拿大公民約翰(John)在香港一家投資公司工作。他說，他正打算在9月份之前與妻子和1歲的兒子移居新加坡或北美。他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原因之一就是去年香港抗議者與警察之間發生的暴力衝突，其中一些衝突就發生在他們公寓附近。
「汽油彈，催淚瓦斯，暴力，這種環境不適合養育子女，」2016年從紐約移居香港、今年49歲的約翰說。他表示，今年夏天出台的《國家安全法》是他的最後一根稻草，他擔心這部法律會阻礙分析師的研究，並增加中國政府對香港本地管理的資金的審查。
「這在金融界引起了很多關注……他們（在法律上）使用的那些說法，比如顛覆、分裂國家和恐怖主義，都是些非常寬泛的詞彙，可以指代很多事情，」他說：「如果人們開始擔心自己寫了什麼，說了什麼，對香港來說將是非常不利的。」
中國對香港自治權的收緊改變了那些不贊成新國安法、也有能力外遷的外籍人士的計劃。一些律師、商業顧問和教師已經離開香港，去其他國家從事類似的工作，他們的理由是需要言論自由，需要為給自己和家人更穩定的環境。
「在香港可以暢所欲言的想法很可能要改變了，而且這種變化會很快到來，」普拉特(Jon Pratt)說，他在香港的多家跨國銀行工作了近15年。他說，在和中國大陸客戶交流時，他會小心說話。他預計今後會有更多企業採取類似的謹慎態度。
普拉特現在是企業財務諮詢公司Duff & Phelps LLC駐美國的董事總經理，他表示，由於與中國公司的業務往來增多，實際上他的公司正在努力擴大在香港的業務。他說，對於那些可以接受部分言論限制的外籍人士來說，香港仍然是個吸引人的地方。
出生在美國、大約六年前移居香港的律師米利肯(Olivia Milliken)今年年初與丈夫和四個孩子一起去了溫哥華，原本是打算放假探望家人的。當時，她和她的加拿大籍丈夫已經考慮在夏天的時候搬家，香港發生的持續幾個月的抗議活動影響了他們的生活。
為了阻止新冠疫情蔓延，香港政府從2月份開始關閉了學校。米利肯說，她已經安排孩子在加拿大當地一所學校就讀了，現在也決定不再返回香港了。
「我是一名接受過憲法權力教育的律師，我不認同《國家安全法》中的條款。」她說：「香港的生活將變得很不一樣。」
有70多萬名外國居民在這座750萬人口的城市中居住，其中包括家庭傭工，外籍白領和他們的家屬。
香港移民部門在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之間共收到了39,606份根據一般就業政策(General Employment Policy)提交的簽證申請，這類申請要求申請人具備專門技能、知識或經驗。這一數字比截至2019年3月的財政年度的45,301份申請有所下降。2020年前六個月，同一類簽證延期申請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3%。
去年11月，警方和抗議者在香港尖沙咀一帶發生衝突。
香港政府一位發言人告訴《華爾街日報》，今年因為新冠疫情造成經濟下滑，簽證申請減少是情有可原的。疫情導致簽證批覆也推遲了好幾個月，而且一些國際銀行已經凍結了招聘。亞洲的銀行也越來越多地選擇在當地僱用人員。
但政治方面的問題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負責駐港銀行和對沖基金招聘工作的歐金尼婭·貝(Eugenia Bae)說，她的客戶中，包括投行前台的銀行家和投資組合經理在內，有10%至15%的人已經開始詢問她是否可以幫助他們在本國找工作，或者在巴黎、東京和首爾這類城市找工作。
從事金融招聘工作已經19年的貝說：「很明顯，安全法出台後，外籍專業人士正在重新考慮長期居住在香港的可能性。」她說，一些客戶甚至搶在他們公司做出這樣的決定前就離開香港。
香港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7月份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作出回覆的183個會員中，有超過一半因為新國安法而考慮離開這座城市。
香港政府發言人說：「如果是因為激進的示威者在街上的暴力抗議和無政府狀態促使人們在2019年考慮離開，我們表示理解，也並不感到驚訝。」這位發言人說，《國家安全法》將為企業的運營提供穩定性和確定性，而不必擔心抗議活動的干擾。
香港最大的對沖基金之一BFAM Partners的創始成員辛格(James Singh)表示，對於正在考慮該把員工派往哪裏的企業來說，香港這個選項變得有點複雜。
辛格說：「我會建議別人來香港工作嗎？答案是肯定的。香港是生活、經商和養家的好地方。」他也在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地生活和工作過，去年剛退休。
「但如果你是一位高級主管，想要知道在哪裏建立新的亞洲總部，那麼你真的要問自己很多棘手的問題。」 他說，要考慮到所有最近的變化，包括安全法的情況，還有其他包括新冠疫情期間國際供應鏈中斷等諸多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