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了！人們奮力衝破重重封鎖與迷霧，對「信陽事件」以往的三個誤區進行了重新解讀：
其一，「信陽事件」並非只發生於1959年，而是長達五年：從1957年9月4日毛澤東大駕鄭州蠱惑吳芝圃「反右補課」，至1961年春中央派出452名中直機關幹部幫助信陽人進行「民主革命補課」。
其二，「信陽事件」的直接責任者並非只是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而是與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有直接責任關係：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三點成一線」，毛澤東是「信陽事件」的「帶頭大哥」，是產生「信陽事件」的兩大背景——禁止言論自由（「反右」紅色恐怖）和專制執行機構（人民公社）——的始作俑者！
其三，「信陽事件」的要害，並非只是餓死百萬人和「村村人相食」，而是公民言論自由民主權利被殘酷剝奪而致大面積非正常死人。
近些年來「假大空」成風，將尖銳的貧富兩極分化，政府整體腐敗、生態污染瀕臨絕境等粉飾成「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科學發展」，大有「信陽事件」指石為金之風！
——提要
1、「信陽事件」也五十年了
2、「信陽事件」全新解讀
3、毛澤東對「信陽事件」負有五大罪責
4、「信陽事件」在今日的新變形
1、「信陽事件」也五十年了
2007，一個不斷沉痛默哀的「悼念年」！人們紀念55萬右派在五十年前遭遇「陽謀」之害，又想起因「反右」而致的「信陽事件」也五十年了——一百多萬信陽農民在「糧滿倉」的官倉旁邊或悄悄餓死，或瘋狂人相食！曝屍數月，無人埋葬！一曲現代「白骨盈於野，千里無雞鳴」繞樑五十冬！由此哀輓「大躍進」時期「三千七百五十四萬八千人非正常死亡」[1]！——最新史料與研究表明，「餓死百萬人及村村人相食」的「信陽事件」，始於五十年前毛澤東駕臨鄭州鼓動吳芝圃「反右補課」。
五十年了！人們奮力衝破重重封鎖與迷霧，對「信陽事件」以往的三個誤區進行了重新解讀：
其一，「信陽事件」並非只發生於1959年，而是長達五年：從1957年9月4日毛澤東大駕鄭州蠱惑吳芝圃「反右補課」，至1961年春中央派出452名中直機關幹部幫助信陽人進行「民主革命補課」[2]。
其二，「信陽事件」的直接責任者並非只是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而是與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有直接責任關係：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三點成一線」，毛澤東是「信陽事件」的「帶頭大哥」，是產生「信陽事件」的兩大背景——禁止言論自由（「反右」紅色恐怖）和專制執行機構（人民公社）——的始作俑者！
其三，「信陽事件」的要害，並非只是餓死百萬人和「村村人相食」[3]，而是公民言論自由民主權利被殘酷剝奪而致大面積非正常死人；「信陽事件」以封鎖真話的「反右補課」開始，以歪曲真相的「民主革命補課」暫停，其真相至今不能全面研究和公諸於世，導致「信陽事件」今猶在——近些年來「假大空」成風，將尖銳的貧富兩極分化，政府整體腐敗、生態污染瀕臨絕境等粉飾成「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科學發展」，大有「信陽事件」指石為金之風[4]；2007年各級政府面對物價逐月持續全面飛漲，矢口否認通貨膨脹危機四伏，與「信陽事件」時明明看見餓殍遍地卻仍然高呼「特大豐收」的「謊言大躍進」，如出一轍——與「信陽事件」時一樣，「權力的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官方最高的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其運轉的基本方法仍然是製造恐懼與謊言。
昔日以「反右」製造恐懼禁止真話，今日借「和諧」鉗口高壓圈禁真話。「信陽事件」正在復興，正在以新的變形還鄉！
「信陽事件」一日不充分曝光，中國一日沒有希望！
2、「信陽事件」全新解讀
此論的主要依據，可首先參考一本「黑書」（我近日從武漢老右派於真先生處借得）——由李銳作序，郭維敬、梁惠全編着的《共和國早期的故事》（簡稱《早期》。《早期》的表面格局似一部紀念反右50周年的各類右派人物回憶錄，有京滬幾個着名右派的別傳領銜；但其主體部分（約百分之七十）是河南信陽地區的右派故事，集中展現了關於反右導致信陽餓死百萬人，出現「人相食」慘劇的歷史見證與反思，近乎一部「信陽反右餓死百萬人及人相食」專着。也許礙於「信陽事件」和「反右」的出版忌諱，書名含糊為《共和國早期的故事》，希望藉此暗渡陳倉。然而，李銳之序《按照歷史的真相總結歷史——共和國早期的故事引出的思考》，已見2005年第6期《炎黃春秋》，廣傳於網上，但《早期》全書自2004年2月自費私印內部贈閱徵求意見，時光已過三年多，至今仍然不准公開出版發行。這讓人頗多奇怪，今日中國處處事事都標榜「和諧」「科學」，何以不能樹立「科學歷史觀」，讓一部研究」謊言大躍進」的「信陽事件史」和諧出版，自由問世？「和諧」何以要如此維護假話？莫非1958年代的「謊言社會」與五十年後的「和諧社會」實乃一根滕上兩個瓜，一脈相承，唇亡齒寒？
到目前為止，《早期》是關於「信陽事件」最全面最有深度的紀錄。其中不僅有的張樹藩（「信陽事件」時任信陽行署專員）《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曾載《百年潮》1999年第12期），而且有張樹藩秘書余德鴻關於「信陽幾乎村村人相食」的回憶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有信陽平輿縣縣長曹銘的思舊錄《當年信陽地區「右傾代表人物」來信》，有《河南日報》信陽記者站站長魯嘉賓的見證《千萬不要忘記「信陽事件」》，更有15篇紀錄信陽反右恐怖的殘酷與荒唐的個人補證。
綜合這些材料，人們對「信陽事件」有了全新的解讀——
一、「信陽事件」實際跨度長達五年，關鍵原因是言論無自由，「謊言大躍進」。
素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美稱的信陽，之所以出現850萬人中有105萬人餓死（餓死率達12.4%，此為官方統計數，民間推算實際上還要多一倍），村村有「人相食」慘劇，源起於1958年」謊言大躍進」，而」謊言大躍進」產生於1957年反右恐怖消滅真話，導致言論無自由。因此，「信陽事件」雖然餓死人高潮在1959年，實際則跨越五個年度，即始於1957年秋的「反右補課」，延於1961年春的「民主革命補課」。這一「五年說」，比以往認為「信陽事件」只是發生在一年中（1959）或發生於四年內（1958至1961），更深刻地揭示了「信陽事件」的真相和根源——毛澤東是「信陽事件」第一責任者。
「信陽事件」時「謊言大躍進」達到何種程度？即使是用「體制內思維」敘述，也是矚目驚心。余德鴻回憶：「信陽事件」中，「原信陽地區的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幾乎全部都變成了瘋子，都變成了唯心主義者，實事求是的精神沒有了，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沒有了，黨內的民主精神沒有了，共產黨的一切優良作風都沒有了，不分時間地點，閉着眼睛說大話、假話、空話，千方百計地發動組織帶領群眾搞無效勞動，不僅把新年中國建立後的主要成果毀壞殆盡，連老祖宗留下的家底（樹木）也幾乎全部搞光了。表面上是轟轟烈烈，社會主義建設在加速前進，實際上政治經濟基本上都是全面危機，把一個魚米之鄉搞得一貧如洗，在全區850萬總人口中，不僅有百餘萬餓死，其倖存者也都是饑寒交迫，瀕臨死亡的邊緣。」[5]
二、「謊言大躍進」只因公民言論自由和民主監督權利被殘酷剝奪。
1、災年被迫謊報為特大豐收年。
據張樹藩1993年寫《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時回憶[6]——
到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一百天不下雨，秋糧眼看着大面積歉收或無收。……當時地委9個常委中，8個人認為1959年農業生產比1958年豐收，是特大豐收年，因為根據各縣市預報的糧食產量是72億斤，而1958年不過56億斤。只有張樹藩在會上談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認為今秋是個大歉收年，全區總產大概就30多億斤最多不過40億斤（後來證實只有20多億斤）。
1959年8月底9月初、河南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在會議開始時省委要讓各地市委書記預報秋收產量。張樹藩先將地委集體討論定的72億斤總產說了。接着談了他在地委常委會議上談的不同意見，這便引起省委將他定成嚴重右傾分子。擴大會議後，省委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徵購，信陽地區又上交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徵購。秋收剛完，很多地方群眾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很多食堂開不了伙，群眾無奈，就在家裏煮紅薯葉、野菜充飢。公社幹部發現後把他們的鍋給砸了，群眾就外出逃荒。地委認為這是破壞大躍進，就讓各縣市在各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准外逃。當時地委不僅沒有認識要餓死人了，反而認為是農民將糧食瞞藏起來了，於是決定在全區開展大規模「反瞞產」運動。這就更逼得許多人餓死。
2、嚴禁幹部上報餓死人、人相食的消息。
「信陽事件」最早餓死人是什麼時間？目前的史料證明，「大躍進」「大豐收」的1958年11月底就開始餓死人。
張樹藩在《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中說：「1958年11月底，密縣已經餓死人，1959年春，豫東黃泛區內『浮腫病』的泛濫和死人的事態蔓延開來，省委書記吳芝圃在廬山會議上依然起勁地『反右傾』，『共產風』再度刮起來，夾帶着瘋狂地『反瞞產』，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得像土改時鬥地主那樣挨批挨鬥；哪個農民交不夠糧食，就吊打追逼，關壓拘留，拆毀房屋，全省籠罩在恐怖之中。」
恐怖生產謊言，謊言製造餓殍。據余德鴻撰文回憶，他最早親眼發現餓死人是在1959年2月，1959年12月份回家時發現路上平均一公里有一具餓殍，河邊有好些成片的（一片百來具）屍體。但因自己已和張樹藩一起被打成「右傾分子」，根本不能向外報告「餓死人」了，更不敢說「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是村村有之」：
「進入1959年後，餓死人的事就斷斷續續發生了。2月份，商城的汪橋、觀廟兩地，先後餓死數人。7月，我在遂平縣（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誕生地）和興公社青石橋大隊丁一生產隊就親自遇到薛水源兄弟二人餓死。」
「我於1959年12月份（奔喪）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僅包信至防胡的9公里路旁，見到的屍體約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及其難過。但在由防胡回家的4公里路旁，發現了更為嚴重的問題。在防胡街西的幸福河南岸，發現一片屍體，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葦塘附近又發現一片，數量也很多。我當時雖然眼中無淚，但心中好像正在流血。我到家後，我父親及二伯父親已經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已無力行動，我母親正在采野草樹皮等物。我在家呆了兩天，既沒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沒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沒有吃到任何東西，就含淚離家了。據說在我走後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繼死去了。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是村村有之[7]，很多典型的悲慘事例，我實在不忍心再說了。」
「我回到專署的當天就被拉進了批鬥會場，繼續對我進行批判鬥爭。平時同志們都說我敢大膽放言，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子，但這時我確實是害怕了，也不得不違心地說起了瞎話來。他們問我家中的死人情況，我說是年老多病；他們問我農村形勢，我說很好。因為被批判鬥爭者和參與批判鬥爭者是不能平等的，是沒有道理可講的，只能是他打你挨，他罵你聽，打死你算是罪有應得，逼死你算是畏罪自殺，叛黨叛國。面對這種情況，我不得不採取了個光棍不吃眼前虧的辦法，得過且過。」
像余德鴻這樣一個行署專員秘書的家尚且餓死這多人，並無法絲毫減輕災難，一般的普通農民家庭，餓死者必然更多更慘。
3、嚴懲群眾說真話，各郵局設關扣壓的呼救信件達12000多封。
「信陽事件」中，幹部皆因反右不敢說實話，敢說真話的百姓又受到殘酷鎮壓打擊。張樹藩回憶說[8]：
「光山縣委書記一天竟拷打40多個農民，一個被他活活踢死，1959年信陽地區領導班子中9個常委中就有8個同意把全地區糧食總產20多億斤誇大成70多億斤，強行徵購，農民顆粒無存，1960年，一邊是大小官倉堆滿糧，一邊是抓人、關人，一邊是100多萬人成餓殍、屍橫於野，有的地方死人沒有活人掩埋。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陽地區為了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的人數就達1774人，其中36人死於獄中；短期拘留的人達10720人，死於拘留所的667人。饑民煮野菜、吃薯葉，幹部還要砸農民的鍋。農民外出討飯，他們圍追堵截。」
「群眾寫信到省委，被轉回地委讓嚴肅處理，結果有的被逮捕法辦了，有的黨員被開除了黨籍。光山縣某地有個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因此將這個醫生逮捕法辦了。信陽縣委有一個紀委幹部看到餓死人的嚴重問題，給省委寫信反映情況，受到留黨察看處分。當時路憲文在省委支持下，為了不讓幹部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還專門開會讓各郵局把關，凡是反映情況的信，一律扣壓,後來統計被扣壓的信件達12000多封。即使如此嚴格限制，還有人跑到許昌地區向上寄信。有一個黨支部（哪個縣哪個村已記不清了），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三個黨員，給省委寫了一封信，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戴蘇理扣壓並要查處。」
如若當時讓這12000多封呼救信發出，縱然政府不管，在親朋幫助下，也必然會少餓死一些人！可憐當時信陽人的外地親友也不能知道信陽正在人相食！
[8:53:46]朱健國說:3、毛澤東對「信陽事件」負有五大罪責
近些年不斷有人為毛澤東的大躍進鳴冤叫屈，說毛澤東兩次主持「鄭州會議」反左，與「信陽事件」無關。事實恰恰相反，毛澤東對「信陽事件」負有五大罪責。其證據如下——
1、毛澤東到河南視察27次，對「信陽事件」負有「培育浮誇風典型」瀆職罪。
有目共睹，河南堪稱毛澤東建國後的「蹲點省」（可能因河南是三皇五帝夏商周發源地，鄭州不遠就是黃帝故陵，帝王根基悠久深厚，讓毛產生尋根封禪情結，情有獨鍾），是其發動農業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躍進、四清、文革一系列運動的重點聯繫省，既創造了「人民公社」、「信陽事件」這樣的經典極權事件，又培養重用了反右酷吏吳芝圃和文革重臣紀登奎這樣的經典老左。
據《黨史博覽》披露，毛澤東建國後離京行動總共有57次[9]，而到河南（鄭州為主）視察、開會的次數高達27次（河南可謂「天下第一聖眷省」），其中2次到信陽——在「信陽事件」五年中，毛澤東到河南10次，並於1958年11月13日親臨信陽遂平縣視察人民公社，而此時距鄭州僅僅40公里的密縣已出現餓殍，距信陽大面積餓死人只有兩個月，各種瀕死的饑民應該隨處可見。然而，毛澤東此時被高官和「群眾演員」前呼後擁，滿足於「專列中聽匯報，大路邊聽萬歲」，對真情毫無知覺！——經過1957年反右，1958年反右傾，敢說真話者幾乎絕跡。有回憶文章[10]說，1958年8月7日凌晨，「史向生（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在專列上向毛主席匯報了楂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情況。當談到楂岈山公社試行簡章時，毛主席聚精會神，邊聽邊問，他說：『這是個好東西，給我！』他如獲至寶，極為高興。」即使「毛主席來到咱們村」，也是事先準備得「千家萬戶齊歡笑」，只有高官和「農民演員」近得身旁。在信陽「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是村村有之」時，毛澤東先後五次到鄭州視察或開會——1958年11月2日至13日，1958年12月29日、1959年3月10日、1959年6月21日至22日、1959年9月22日至23日。但這五次到鄭州，毛都沒有抓住河南大躍進的要害是言論無自由，」謊言大躍進」，而是一再捨本逐末，泛泛空談「反共產風」：1958年１１月２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僅僅空喊「糾正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等錯誤；１９５９年２月２７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更是陶醉於「重點解決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和具體政策問題」。
如果此時毛澤東真正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真正依照憲法保障幹部百姓的言論自由，不可能不察覺密縣和信陽正在餓死人，特別是1959年9月22日至23日，毛澤東在鄭州呆了兩整天，其時河南和信陽都已大面積出現餓死人，卻仍然不知已有「人相食」慘禍！還在笑聆「好學生」吳芝圃匯報的河南省水庫裏面有許多「十幾斤重的魚」無人吃，而幽默河南人「能治水不能治魚」，其官僚主義、專制昏庸之可怕，比歷代帝王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髮指！
毛澤東在「信陽事件」五年中「十到河南」的具體行程是——
1957年9月4日到鄭州（鼓動吳芝圃反右奪權）。
1958年8月5日21時至8月6日新鄉——8月6日晚鄭州——8月6日晚許昌（發表「人民公社好！」）。
1958年8月7日13時至14時長葛——鄭州——蘭考東垻頭（鼓勵「全民煉鋼」，大辦「公共食堂」）。
1958年11月1日晚新鄉——11月2日至13日鄭州——11月13日17時遂平——11月13日信陽（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後視察「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
1958年12月29日鄭州（鼓勵吳芝圃）。
1959年3月10日鄭州（鼓勵吳芝圃）。
1959年6月21日至22日鄭州（向吳芝圃下達500億糧食高指標）。
1959年9月22日至23日鄭州（主持「第二次鄭州會議」）。
1960年5月6日鄭州（穩住吳芝圃）。
1961年9月25日鄭州（嫁禍於人，鼓吹「民主革命補課」）。
毛澤東其它時期到河南的行程有——
1952年10月29日19時蘭封(今蘭考)——10月30日15時開封——10月31日早6時鄭州——10月31日10時黃河大橋——10月31日上午至11月1日上午新鄉。
1953年2月16日鄭州——16日許昌——16日駐馬店——16日18時信陽。
1955年1月3日18時至1月4日6時30分鄭州。
1955年6月22日上午10時鄭州。
1962年3月23日12時14分至24日15時44分鄭州。
1962年7月1日5時42分至23時17分鄭州。
1963年1月30日2時39分至31日19時15分鄭州。
1963年6月13日鄭州。
1963年10月11日21時56分至13日13時30分鄭州。
1964年3月30日至4月1日鄭州。
1965年7月17日鄭州。
1967年7月13日下午鄭州。
1967年9月22日9時至11時鄭州。
1969年5月31日鄭州。
1970年7月22日鄭州。
1970年9月17日鄭州。
1971年8月16日鄭州。
毛澤東如此關心熱愛河南、鄭州，其秘密何在？後文將有一段落「泄露天機」。
2、毛澤東推動河南為全國反右狀元，右派人數佔全國15%以上；反右傾全國第一，奠定信陽」謊言大躍進」的思想基礎。
據《河南日報》信陽記者站長魯嘉賓在《千萬不要忘記「信陽事件」》[11]文中說：河南省是反右的重災區，劃的右派佔全國15%以上，全省學校教職員中被劃右派、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平均占教職工數的23%，有的地區達50%以上，個別學校達70%以上。信陽是河南省的「重中之中」。信陽地區反右派中，反映真實情況，敢講真話的人幾乎一無例外地被戴上「右派」、「中右」甚至「反革命」之類的帽子。固始縣劃右教師佔全體教師的48%，「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發源地遂平縣的右派佔52%，平輿縣的右派人數竟然佔全縣公務員人數的18%。連老紅軍李華軒，也因為反映農村真實情況也被劃為右派。
而毛澤東，正是以河南為典型推動全國反右的始作俑者。1957年9月到1958年12月，毛澤東五次駕臨鄭州，先是支持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批倒右派第一書記潘復生，在河南興起「反右補課」，大抓「右傾分子」，850萬人的信陽地區，被批鬥的「右傾幹部」多達20萬人，數以百計的人被活活打死或逼得自殺。如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竟然發動縣委批鬥會，將「有右傾思想」的副書記張福鴻當場打死，然後說張畏罪自殺，立即埋掉。
1957年9月4日，為開好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到鄭州對時任省委副書記、省長的吳芝圃鼓勁反右，支持其在8月的省五次全會上批判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主持制訂《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農業大豐收的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自此，吳在河南佔據主導地位，把持了河南的黨政領導權。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五中全會還未結束，中央就發出通知，吳任省委第一書記，免去潘復生職務。吳從北京把潘揪回河南批鬥，作出《關於徹底揭發批判以潘復生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復生」20萬之多。
張樹藩認為，「信陽事件的發生，與此前河南省開展抓『小潘復生』的一些錯誤的政治運動有很大關係。這些極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黨內生活極不正常。從此，很多人都睜着眼脫瞎話，浮誇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特別是幹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風，就大刮起來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記得在1958年秋省委擴大會議上，吳芝圃在報告中講到一個故事，說歷史上有一個人手執寶劍，指石為金。同時又說，過去人們說巧媳婦做不出無米粥是錯誤的，現在巧媳婦就能做出無米粥。就是這樣一些異想天開的宣傳鼓動，把本來已經完全脫離實際的『大躍進』又推向了高潮。」[12]
吳芝圃如此公然暗示幹部必須順從指鹿為馬，因為他自恃有毛澤東的尚方寶劍，也可以指石為金。
3、毛澤東親自到信陽誘逼農民創辦人民公社，形成了一邊國庫糧滿倉，一邊餓死百萬人的專制機制——由於毛澤東的欽命，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誕生於信陽遂平縣，而人民公社採取中世紀專制的政教一體，全民煉鋼，強行公共食堂，禁止農民家庭做飯，厲行「禁真話，堵上訪，抓乞討」，造成信陽地區850萬人「失去在家燒飯和外出討飯的自由」，終於出現「村村人相食」慘劇。
毛澤東慫恿吳芝圃指石為金，誘逼信陽農民創辦人民公社的步驟如下：
（1）面上號召暗示作鋪墊——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把小型的農業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1925年就是毛澤東「廣州農講所」學生的吳芝圃初具耳提面命，立即在豫南尋覓試點。一個月後——4月20日，就促成河南遂平縣山楂岈山紅衛社率先由27個小合作社、9369戶合如成一個大社。接着平輿縣也辦了一個，然後在新鄉等地全省急推。
史料[13]說，毛澤東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會議上，全面肯定了河南上報的一些比1957年實際指標浮誇2.4倍的假數字，高度讚揚吳芝圃。吳便又對毛承諾，河南一年就能夠實現「四化」，四年可變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毛在3月20日說：「河南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引者按：黃河以北糧食畝產四百斤，以南畝產五百斤，淮河長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更好。」又說「河南的水利全國第一」。毛澤東甚至在成都會議上激勵吳說：「你是馬列主義，我是右傾機會主義」。就是根據毛這個「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的聖旨，吳芝圃指石為金地操作了「信陽事件」——1958年4月的河南省委第八次全會上，吳芝圃部署全省大躍進：6月8日，《河南日報》報道信陽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2，105斤，11日又報道該社畝產小麥3，530斤，在信陽放出全國第一顆「高產衛星」。到10月，吳芝圃宣稱有畝產小麥7，300斤、芝麻5，600斤，單產增長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穀子「都比過去平均單產高近百倍」。他引用毛澤東1955年合作化時的一段按語，說：毛主席關於增產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都已成為生龍活虎的事實了」。這一不合實際的「假話大躍進計劃」，使河南各級政府開始向農民高指標徵購糧食。1958年全國糧食徵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5%，達到75.43億斤！同時還外調14.78億斤，而信陽等地區，徵購竟增加75%以上。
正是因為有「毛主席關於增產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才有了河南信陽的」謊言大躍進」。毛澤東就像清代雍正皇帝推動河南巡撫田文鏡搞「稅收新政」逼民逃荒一樣，一步步推動吳芝圃搞「指石為金大躍進」，製造出古今中外空前殘酷的「信陽事件」。
（2）親臨河南督戰，欽命「人民公社」——毛澤東在吳的陪同下，1958年8月上旬巡視了河南[14]。8月6日到新鄉縣七里營公社視察社辦工業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點頭說：「人民公社，名字好。」並轉頭對吳芝圃說：「吳書記，有希望啊！你們河南都像這樣就好了」；1958年11月13日又到信陽和遂平視察，要求把楂岈山人民公社的章程在《紅旗》雜誌登出來，「要好好吹一下，一個省找十個人吹。」於是河南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個農業社一個月合成1，355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達7，200戶，實行「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
（3）毛澤東對人民公社造成的空前災難視而不見，放縱「喉舌」顛倒黑白。
余德鴻、張樹藩等人回憶[15]：信陽地區成為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發源地，更加忘乎所以，繼4月20日查岈山人民公社成立以後，將全區5300多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並成了200多個人民公社，到8-9月間，又掀起了第二次並社高潮，將200多個人民公社並成了190個，經過毛澤東派來陳伯達等空想主義者的反覆研究之後，制定了一套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農林牧副漁統一經營，生產資料全部公有，勞動組織實行軍事化，進行大兵團作戰，取消商品生產，取消集貿市場，取消社員家庭副業，勞動產品由公社統一分配，實行供給制，取消社員家庭廚房，興辦公共食堂等管理制度。《人民日報》1958年8月18日在頭版以「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全面結合，人民公社好」為題，發表了重要消息，將信陽的人民公社總結出十大優點及四項有利條件。這促使信陽地區人民公社再掀「指石為金大躍進」高潮，在8月份，各縣市均先後召開了有數千人或近萬人參加的擴大會議，組織了反右傾、鼓幹勁和反瞞產、反「反冒進」的大會，批判鬥爭了所謂保守派、觀潮派及秋後算帳派，使極左思潮進一步膨脹起來，五風（高指標、瞎指揮、浮誇、共產、強迫命令）越刮越大，結果將廣大社員搞得十室九空，所以在後來食堂停伙時，發生了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大放」衛星」的「謊言大躍進」，一時間成為人民公社的標誌。不論你走到哪裏都能經常看到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放衛星、送喜報的場面。「衛星」雖然都是假的，但卻受到了各級黨政領導的支持及各種新聞媒體的表揚鼓勵。突出見報的就有西平縣城關鎮和平農業社畝產7320斤的小麥衛星（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報》）；信陽縣雞公山人民公社新集大隊畝產稻穀48925.7斤的水稻衛星（1958年9月9日《河南日報》）；西平縣盆堯鄉東風人民公社第三大隊第六生產隊畝產芝麻7239斤的衛星（1958年9月29日《河南日報》）；息縣包信鄉張大莊農業社吳莊生產隊畝產202735斤南瓜衛星（1958年8月1日《人民日報》）。其中對信陽地區影響最大的是信陽縣雞公山公社新集大隊放出的水稻衛星。1958年秋季，雞公山黨委迫於整個大躍進的形勢，迫於縣委提出的「十年規劃一年實現」的要求，迫於掃暮氣、拔白旗、反瞞產、反右傾及反「潘、楊、王」運動的壓力，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絞盡腦汁，苦思冥想，違心地想出了一個不僅能保全自己而且能飛黃騰達的兩全之策，將新集大隊的130多畝水稻的產量都加在6畝試驗田上，以總產324375.5斤，畝產48925.7斤的特大喜訊，分別向省地縣委報了喜。1958年9月9日《河南日報》在第二版上，以「雞公山上紅旗插，水稻畝產四萬八」為題，進行了詳細報道。新華社也隨即發表了消息。省、地、市三級領導偏聽偏信，在不調查、不研究、不分析的情況下，就給予了肯定。不僅如此，原信陽地委為了誇大大躍進的成果，又派人去現場對這顆假衛星作了進一步的完善，增加了很多糧倉以示大豐收。為解決糧源不足的問題，便將稻草放在倉下，上面蓋點稻穀。假現場佈置好後，以此為教材，將其當成了批判右傾的武器。組織全區各縣市社隊領導及群眾積極分子以及所謂右傾思想比較嚴重的同志前往參觀學習，接受教育。
毛澤東不愧為「秦始皇加馬克思」，一面鼓動指石為金，一面又要求「吹牛要上稅」，報高產地區必須按比例上交國庫，結果信陽地區農民的口糧種子全部被「反瞞產工作組」強行搜走上交。
於是，1959年秋收以後，人越死越多，進入冬季，饑寒交迫，餓殍百里。因為當時一律是公共食堂制，社員家中不准起伙，也沒有炊具（都搜走煉鋼了），食堂停了伙，就只能餓死了（又不准外流不准偷吃家畜等）。毛澤東到河南視察時親自接生的「人民公社」，成為信陽餓死百萬人的鐵面劊子手（直接因素）。
據余德鴻回憶：「人民公社的發源地、遂平縣的查岈山公社死亡人數也為4000名左右，佔總人口的10%左右。據遂平縣的一位老同志回憶，他在1959年11月中旬接到劉班莊村群眾的一封來信，說他村已餓死62人，另有幾十人外流出去了，家中剩下的人也只有一口氣了。他趕到該村感到很累，想在一草垛旁休息，忽然發現垛根旁躺個死人。約在下午5點左右，在該村西頭推開了一家屋門，見當門坐了一位婦女，滿臉浮腫，身旁擺着三個孩子的屍體，剩一口氣的老頭躺在床上，又走進了一家，推門一看，發現全家4口人全部餓死，其中床上2個，地下2個，真是慘不忍睹。」
[8:54:29]朱健國說:4、1959年6月22日毛澤東逼吳芝圃要500億斤糧，又在半月後主持「廬山會議」大批彭德懷，全黨「掀起反右傾新高潮」，使「信陽事件」餓死人速度再一次提速。
毛、吳關係之密切，可從「毛主席給《河南日報》題寫報頭」一事管中窺豹。據《河南日報》報史載：１９４９年９月初，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吳芝圃作為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河南代表赴京，請毛主席為《河南日報》題寫報頭，毛主席風趣地說：「各家報紙都讓我寫報頭，那全國報紙的報頭豈不成了清一色啦？還是不寫為好！」但最終毛主席還是破例給了「好學生」吳芝圃面子，在一張約八開大小的宣紙上，筆走龍蛇，書寫了四組「河南日報」共１６個遒勁大字，於１０月下旬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寄到了河南省委。這是毛澤東1949年至1966年期間唯一的一次為省報題寫報頭，可見對吳芝圃的聖眷之隆，對河南的別有用心。
所以，毛澤東與吳芝圃談話一向趣味多多。現在網上有一份1959年6月22日毛澤東同吳芝圃談話的錄音整理稿[16]，其中可見這一對君臣的極端昏庸無道——百姓就在不遠處紛紛餓斃，無人掩埋，他們卻在餓殍旁邊暢談「特大豐收」「特大躍進」，時而輕鬆掉書袋炫博識，時而發思古之幽情，尋覓商代帝王河南故地，為紂王鳴冤翻案。最後，毛澤東「圖窮匕見」，直逼吳芝圃要500億斤糧。正是這一500億斤糧高指標，逼得信陽農民又上交了16億斤糧，將最後的一點口糧與種子全部上交一空，於是信陽村村人相食！如果沒有這最後一次上交16億斤糧，信陽人不會餓死百萬。
此事發生在毛澤東已兩次主持「鄭州會議」，大喊「反左反共產風反高指標」之後，足見毛澤東反左是假，繼續推動「謊言大躍進」是真！毛澤東一再巡幸河南，主要是對「謊言大躍進」的先鋒河南再鼓幹勁！
請看毛澤東逼吳芝圃要500億斤糧談話的「華彩樂段」——
（1）吳芝圃；前年（河南全省糧食總產）是二百五十億斤，去年報了七百零二億斤，多了，實際只有四百五十億斤到五百億斤。
毛主席：我不信你那個五百億斤，我信你那個四百億斤。四百億斤就是增加一百五十億斤。今年能不能搞五百億斤？（毛澤東以為打點折扣就是「反浮誇風」了，似乎不知四百億斤也仍然水分多多，仍是「謊言大躍進」。朱注。）
吳芝圃；假使天氣沒有什麼變化。今年搞五百億斤比較有把握。今年種得很多，種得早。
毛主席；今年的吃法、收法、管法、用法，都不同了。收要精收，顆粒還家。管是分散管，農民個人的由他家裏自己去管。吃法就是以人定量，自願參加。完工吃飯，曠工找錢，吃飯不要錢同吃飯要錢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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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主席：今年秋天種多少麥子呢？
吳芝圃：今年種小麥，連種雜糧，秋季可種八千萬畝，今年比去年多種五百萬畝。
毛主席：沒有肥料怎麼辦？麥子要放底肥才好。
吳芝圃：現在的問題就是肥料問題。我們已經提出口號了，今年農業是肥料掛帥，搞積肥運動。現在是急抓一把晚秋追肥，再抓一把給麥子準備肥料，準備這三個月大量積肥。
毛主席；你要他積，開電話會議，他就虛報，說有那麼多，實際沒有那麼多。
吳芝圃：不要求那麼高，他就不虛報了。
毛主席：好。糧食前年產二百五十億斤，去年四百五十億斤也許有吧，今年搞五百億斤。（毛此時又推翻自己前面只相信四百億斤的話，在引誘吳自報了五百億斤後，逼吳落實五百億斤的「謊言大躍進」。朱注。）
吳芝圃：假如沒有變化，今年糧食五百億斤比較有把握。
毛主席：明年總要略微超過一點吧？
吳芝圃：明年六百億斤，後年八百億斤。我到下邊看了一下，我們都下去看了。我跑了將近三十縣，從許昌專區、信陽專區、開封專區一直跑到新鄉專區，大體上轉了一圈。現在農業生產能夠迅速總結一下經驗，增產比較有把握。去年大躍進不能否認，基本建設搞得很多。（吳跑了那麼多地方就沒看見餓死人？吳是深知毛澤東心意——河南大躍進的真假無所謂，就像十七大時對陝西「紙老虎」真假不屑一辯一樣，關鍵是由此鼓動全國，幫助毛推翻「八大」路線，掌握政治主動權。於是吳放心大膽「謊言大躍進」。朱注。）
毛主席：那個東西否認不得。幾億人民群眾槁的，你否認他們的成績呀？（毛支持河南繼續「謊言大躍進」的鐵證。因為否認「謊言大躍進」就是定毛。毛一向有一秘訣：在權力鬥爭中，堅持錯誤比改正錯誤更有利。朱注。）
（3）毛主席：你這個汲縣是夏禹封的，汲縣人是大禹的子孫。商朝紂王亡了之後，微子被封為宋，就是現在的商丘。
吳芝圃：從封丘到濮陽、夏邑、商丘、杞縣，一直到禹縣，這都是夏朝活動過的地方。
毛主席：商朝起於商（現在叫商丘），後頭它的後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陽小屯村）。武王伐紂，還在朝歌（今淇縣）封了紂王的兒子武庚。武庚後來跟武王的弟弟管權、蔡叔同盟造反，起來反對周朝。
吳芝圃：管叔就封在這個地方，鄭州的老城就叫管城。
毛主席：蔡叔就封在蔡，後頭變成上蔡。對於周朝說來．管叔、蔡叔都是叛亂分子。當時微子是裏通外國。為什麼紂王滅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對他，還有箕子反對他，微子反對他。紂王去打徐夷（那是個大國．就是現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幾年，把那個國家滅掉了。紂王是很有才幹的，後頭那些壞活都是周朝人講的，不要聽。他這個國家為什麼分裂？就是因為這三個人都是反對派。而微子最壞，是個漢奸，他派兩個人作代表到周朝請兵。武王頭一次到孟津觀兵回去了，然後又搞了兩年，他說可以打了，因為有內應了。紂王把比干殺了，把箕子關起來了，但是對微子沒有防備，只曉得他是個反對派，不曉得他通外國。給紂王翻案的就講這個道理。紂王那個時候很有名聲，商朝的老百姓很擁護他。紂王自殺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漢奸，周應該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紂王的兒了武庚。後來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為宋，就是商丘。（這一段可能透露毛的另一種潛意識：河南是三皇五帝之鄉，臣民傳統深厚，會特別有利於毛的聖旨暢通。毛不但勇於自比秦始皇，而且也不懼與紂王相提並論。其帝王情結非常人可想像。毛對微子裏通外國的重視與憤恨，可能是他暗將彭德懷比微子的結果，半個月後的廬山會議上，給彭德懷的一頂帽子就有「裏通外國」。毛善於資治通鑑、古為今用的高超藝術，於此可見一斑。朱注。）
吳芝圃：伏羲氏也是在鄭州那一帶活動的。（吳已深知毛常常來豫是想接帝王之氣的帝王情結，處處投其所好。朱注。）
（4）毛主席：比如綠化，你們這個綠化就很好。
吳芝圃：這是近三五年我們搬到鄭州以後才綠化的。
毛主席：我說綠化要一百年，看樣子不要。你們是左派，我是右派。（毛又給吳灌迷魂湯。「信陽事件」就是毛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蠱惑而出現的。朱注。）
吳芝圃：我們在沙丘搞了幾片。改變過來了，很好。
毛主席：人散發二氧化碳，樹木吸收，它散發氧氣，人吸收。樹木又好看。每一個村莊側邊、房屋側邊都搞。陝西搞得不錯，他們那裏工廠都用樹林互相隔離。牧業也多，馬牛羊，雞犬豕，還有騾驢，一個大牲畜，一個小牲畜，犬這個東西大概是不受人歡迎的。你們河南有沒有馬？（農村幾乎家家戶戶都養狗，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毛居然不知道？朱注。）
吳芝圃：馬不少。
毛主席：馬牛羊這三種東西，主要是牛，然後就是豬雞鴨。要來他個綜合平衡。還有漁業、你們有沒有魚？
吳芝圃：漁業大發展。現在水庫里都有魚，有的魚十幾斤，就是撈不出來。
毛主席：無可奈何，能治水，不能治魚。（毛真是善於幽默，餓殍就在身旁時還能如此寬心。毛比古代皇帝聽說百姓餓死，建議百姓何不吃肉羹，實在是高明而風趣。朱注。）
面對毛澤東這樣「英明的昏君」，奸臣酷吏吳芝圃竟然萌發了一個夢寐以求的一個理想：讓黨中央在鄭州開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吳不顧其時「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萬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萬多頭，荒蕪土地四百四十餘萬畝，扒毀農民房屋一百六十多萬間」慘烈的災難，在鄭州北郊黃河岸邊興建了一座豪華的園林型別墅群，內中除按當時中委和候補中委的人數，以每人一個套間蓋了一幢大樓外，還別出心裁地給當時黨的七位領袖（毛劉周朱陳林鄧），每人建一幢別墅，從總書記到黨中央主席，規格面積逐級遞增，以毛主席別墅最為寬大考究。不料剛一建成，『信陽事件』案發，吳芝圃下台，中央（毛澤東）不敢來鄭州開會。這群別墅竟長年閒置，無以利用，日漸荒蕪，室內牆粉剝落，地板朽爛。那幢豪華無比的主席別墅，永遠緊鎖着大門，自建成從未有人住過……」（《1959年廬山之夏》，中國新聞出版社1988年版。[17]）
5、毛澤東以「民主革命補課」解決「信陽事件」，嫁禍於信陽廣大基層幹部，讓信陽人民雪上加霜，禍不單行。
「信陽事件」真相最後是在老紅軍尤太忠、張體學、周俊鳴等幾個省級高幹的干預下才通天的[18]，但在毛澤東的庇蔭下，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及以路憲文為首的信陽地委串通一氣，採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將死人的責任全部推到自然災害身上。而毛澤東自知「人禍」之根在自己，為徹底推卸責任，他棋高一着，將「信陽事件」認定為「反革命復辟」，雖不否定「人禍」，但指出人禍來自「階級敵人」，嫁禍於信陽廣大基層幹部，開了「民主革命補課」的南轅北轍藥方。結果將信陽慘案的倖存者又加倍傷害了一次。
據余德鴻回憶[19]：由於高幹呼籲，國務院內務部於1960年春派郭處長來信陽了解情況，在張樹藩（剛從被批判鬥爭中解脫出來）陪同下，檢查了淮濱、息縣等地，發現問題很大。據說回京後向習仲勛匯報。習又向中紀委作了反映；董必武隨即派李堅、李振海兩位處長（李振海後來在信陽但任了一段地委副書記）花費了近三個月的時間，逐縣進行了調查訪問，在調查報告中，寫上了餓死人105萬的數字[20]。這時，毛澤東在關於信陽問題的報告中批示：「信陽出現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要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1960年11月份，中共中央先後派副總理李先念、農業部長廖魯言、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等來信陽調查研究，解決問題。並分別在光山、潢川、商城、固始四縣召開了群眾大會，宣佈逮捕了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商城縣委書記王漢卿、潢川縣委書記梁得柱、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李先念在光山耳聞目睹了信陽事件的慘狀後，曾流出了眼淚。1961年元旦，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共信陽地委關於《整風整社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要求信陽地委要象土地改革一樣，認真進行「民主革命補課」。為了保證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的順利進行，中共中央國務院直接從中直機關抽出骨幹力量452名，中共河南省委也從省直機關及各個地區幹部隊伍中抽調出骨幹1844名，新地委也從地區幹部隊伍中挑選了骨幹1483名，組織了近4000人的力量，加強對運動的領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基本上是同一時間內，奪取了地縣社各級領導班子中的各種權力。
繼全面奪權之後，接着就是清理整頓階級隊伍，主要措施是將原信陽地區的各級幹部，包括正式脫產的國家幹部不脫產幹部，甚至包括公共食堂的司務長、會計、炊事員等人，統統的集中起來，被集訓者一般都按敵我矛盾對待，在駐地周圍放上流動崗哨，門前架着機槍，武裝力量不夠，就請當地駐軍協助。準備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因此，除已經逮捕的幾個縣委書記外，又逮捕了羅山縣委書記徐文波、息縣縣委書記徐錫蘭、汝南縣委書記付良太、淮濱縣委書記石紹舉及少數問題及其嚴重者。一時間信陽地區出現幾十萬反革命分子和反屬，比餓死百萬人時更緊張的政治局面。
這使原信陽地區的幹部隊伍中，不分政治地位高低、階級出身好壞及思想上的左右，都沒有逃脫被審查、批判、鬥爭的厄運。有不少人在批判鬥爭中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殺。那些自1958年來一直在台上左右局勢，為了保存自己，違心地充當革命左派和反右鬥士的人們，在「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也遇到了同樣的對待，包括那些趨炎附勢、左右逢迎、見風使舵，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一貫正確的不倒翁，在「信陽事件」後期，皆在劫難逃。如汝南縣的一位中層領導幹部，「三面紅旗」舉得很高，在反右傾、鼓幹勁、拔白旗、掃暮氣、反瞞產、反潘楊王等諸多政治運動中，始終是站在前面的革命動力，1959年冬季，家中7口人餓死了3口，還是紅旗不倒，但在「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被編入了特訓班，變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的家屬由於精神上的折磨，疾病及生活的困擾，社會上的歧視等諸多原因，又死了3口，最後只剩下他一個孤家寡人。
後來進行平反覆議，據不完全統計，其甄別複議的案件涉及到10萬人左右。其中有6000餘人部分平反，3000餘人維持原處分未變。自此原信陽地區的幹部隊伍形成三種階層，一種是自1958年以來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被劃為右傾或中間偏右，受過審查或批判鬥爭和組織處理的那些人，他們一般都是實事求是，敢於向組織上反映真實情況，結果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後來雖然大部分進行了平反，恢復了工作，但影響了提職提薪，心懷怨言。一種是自1958年以來，一直在台上左右局勢的人，他們一直是高舉「三面紅旗」，站在各種運動的前例，有名有利，在「信陽事件」中，家屬基本上沒有餓死或餓死的很少，結果在「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一度變成了反革命，也深感窩囊。第三種是在「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上級派來的那些幹部，這些人在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都擔任過領導職務，在「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執行了過左的政策，傷害過一些人，留在地區繼續工作後，在思想與工作上都遇到了許多困難，當然也想不通。現在時間已經過去50年，但是這三種思想體系中，相互間的鴻溝仍然難以填平。「信陽事件」好似一次文革演習，先是政治思想大批判製造紅色恐怖，然後是全面奪權讓兩派群眾互鬥，繼而「清理階級隊伍」，最終讓死者和生者，右派和左派，全成失敗者，全都飽受一個帝王（毛澤東）的摧殘。
當然也有例外。「民主革命補課」如此聲勢浩大，造成「信陽事件」餓死百萬人村村人相食慘劇（河南全省共餓死數百萬人）的「前線總指揮」吳芝圃，所受懲罰只是降官半級，調任中南局文教書記，且還是拖到1962年，仍保留中央委員。只是吳的心靈大約在幾百萬餓殍冤魂的日夜追究下不得安寧，以致1967年10月19日，61歲的吳芝圃就在廣州病逝。但吳在毛、鄧的庇護下一直被作為「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含冤逝世」的英雄和名人得到紀念，至今在各種文獻和傳媒中受到紀念與尊重。
可見，毛澤東發動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不僅沒有挽回「信陽事件」的損失，反而而嫁禍於信陽廣大基層幹部，製造了信陽幹部隊伍「反革命集團」新冤案，讓信陽人民五十年還不得安寧，「信陽事件」五十年不能真正徹底結束。
毛澤東為何如此庇護吳芝圃等人和「信陽事件」？因為毛深知「信陽事件」的真正元兇就是自己，保「信陽事件」和雪藏「信陽事件」真相，就是保護毛澤東自己。這正是「改革開放」30年仍然投鼠忌器，不能還「信陽事件」的廬山真面目的重要原因。
[8:55:00]朱健國說:4、「信陽事件」在今日的新變形
毛澤東時代不許公佈「信陽事件」真相，因為「信陽事件」的第一責任者就是毛澤東。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何以還不願公開研究「信陽事件」真相？這就說明，「信陽事件」的根本癥結，不僅僅是毛澤東個人的「晚年錯誤」和帝王情結，總根子可能更在於一黨專制：有中共一黨專制的黨天下，才有毛澤東的紂王作風、雍正情懷；有毛澤東的雍正情懷、紂王作風，才有吳芝圃等人的「謊言大躍進」，才有餓死百萬人、村村人相食的「信陽事件」；有「信陽事件」，才有「大躍進時期非正常死亡三千七百五十四萬人」。據凱迪網「文化散論」2007年11月16日披露最新解密的檔案史料證明，1959年至1962年，四年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呈馬鞍型，死亡高峰在1961年：
1959年：全國十七個省級地區，有五百二十二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萬八千多人。
1960年：全國二十八個省級地區，有一千一百五十五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萬多人。
1961年：全國各地區有一千三百二十七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萬七千多人。
1962年：全國各地區有七百五十一萬八千多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萬八千多人。
全國有十二個縣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間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一百萬人以上。（其時中國超過一百二十萬人的縣沒幾個，這意味着有十二個縣的人幾乎全部非正常死亡。朱注。）
如此慘絕人寰的歷史數據說明什麼？「信陽事件」開始餓死人，只是全國大躍進時期「非正常死亡」的先兆，如果及時正確地亡羊補牢，至少可以避免後三年再餓死三千二百多萬人！——當時只要認清「信陽事件」是「謊言大躍進」的結果，「謊言大躍進」是沒有言論自由的「紅色恐怖」的結果，沒有言論自由是沒有「黨內民主」的結果，沒有「黨內民主」是沒有社會民主的結果，沒有社會民主是一黨專制「黨天下」的結果——這樣順藤摸瓜，就一定能對症下藥，迅速制止大面積「非正常死亡」。然而，毛澤東的應對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不僅僅在毛澤東時代始終堅持掩蓋和歪曲「信陽事件」真相，而且讓其一直持續到五十年後的今天！在黨天下的機制下，毛澤東真能萬歲萬萬歲——毛氏接班人如「不盡長江滾滾來」，毛之後來了鄧澤東、江澤東、胡澤東。
2007年的今天，人們可從哪些事件看到「信陽事件」的變形與再現？
可以先看看四個新聞事件。
1、2007年春國家新聞出版署「禁書八本」事件。
2007年1月11日全國圖書定貨會開幕當日，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一口氣宣佈八本說真話的書為禁書，名曰「2006出版違規書選」，尤其特別坦白：此次禁書的「探花」（第三名）——章詒和的《伶人往事》——之所以要嚴禁，「是因人廢書」，「這個人已經反覆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言下之意分明說：儘管《伶人往事》是一本「提倡講真話，反映真實的社會情況，鼓勵人們去追求真理」的好書，但因為作者章詒和身為大右派章伯鈞之女，始終頑固為右派鳴冤，雖說所鳴皆實事求是，但有損聖祖和「中國特色」之聲譽，此書必須成為禁區。
這就讓人想到，「反右」並未真正結束，還在繼續「擴大化」，擴大到大右派章伯鈞之女，擴大到今日一切異見知識分子；「禁書八本」與1957年「反右」，1958年「反右傾」，實質一樣，皆是禁止百姓說真話，剝奪公民言論自由，製造「紅色恐怖」。「禁書八本」皆是真實地紀錄歷史，其中一部《如焉》（胡發雲着），雖然是小說，卻是真實而藝術地再現了2003年中國各級官僚禁止人們披露和知情「非典」疫情的悲劇——先是嚴禁人們自由訴說「非典」疫情，事後又嚴禁作家紀錄這一荒唐歷史，這與「信陽事件」先是禁止人們披露和知情「饑荒正在餓死人」，後又禁止作家學者紀錄研究真相，「何其相似乃爾」！
2、2007年春季以來的「豬肉瘋漲」事件。
2007年5月，一場「豬肉漲價風暴」突然席捲大陸，全國一片「漲聲響起來」！——6月4日，上海《第一財經日報》等媒體報道：國家發改委上周五發佈的價格監測顯示，5月全國36個大中城市豬肉價格平均上漲10.5%，每公斤豬肉的平均批發價格已經達到14.5元（6月10日,深圳豬肉零售價達到每公斤50元,比10天前又上漲了20%），較去年同期上漲了40%以上；尤其在北京，整個5月的前23天中豬肉價格連續出現14次密集上漲，均價較去年同期上漲109%。其多米諾骨牌連鎖反應極其迅猛，帶動了大米、雞蛋、花生油、蔬菜、奶粉、餐飲、液化石油氣、商鋪、住宅、家具、建材、鋼材、尿素等22種生活生產資料價格大幅上漲，人們驚呼通貨膨脹，狼來了！甚至出現民謠——漲聲響起來，我心更明白，你漲價，我遭災/漲聲響起來，我心不明白，「和諧社會」是個什麼怪？/漲聲響起來，我終於明白，平民啊，只有去忍耐！……
但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為代表，各地官員和御用學者紛紛出來闢謠，極力否定通貨膨脹危機到來，吹噓「豬肉價格很快會降下來」，「豬肉價格已經開始呈現回落趨勢」，同時各級宣傳部門嚴控各類媒體，嚴禁擅自發佈相關消息。然而，豬肉等物價從6月到11月，一路「漲聲高歌猛進」，億萬平民生活難以為繼，引發眾多搶購悲劇——重慶食用油價格上漲，不少超市推出了特價油、套裝油，引得市民瘋搶，超市不得採取囤積和限購措施，每人限購20斤。新浪網更披露，漲價風使不少地方出現將病死豬肉、不合格豬肉充當合格豬肉出售，銷售注水肉、缺斤短兩、以次充好等損害消費者權益、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急驟上升，上海等地出現「瘦肉精」中毒事故；11月10日8時20分許，重慶家樂福沙坪垻店推出了一個限時搶購桶裝油的活動，由於搶購人眾多引發踩踏安全事故，造成4人死亡，30人受傷的漲價搶購悲劇。與此同時，深圳瓶裝煤氣達到每瓶130元，比去年同期上漲80%；深圳房價更是成倍天價上漲，超越香港，造成大批深圳企業外遷「逃荒」。但政府此時卻堅持說物價上漲是「恢復性上漲」，「農民可以受益」，「深圳企業外遷是擴張」……其顛倒黑白、指石為金的指導思想與伎倆，與「信陽事件」時的「謊言大躍進」有過之而無不及。學者指出，由「豬肉漲價風暴」帶動的通貨膨脹危機，主要是由於政府壓制真話信息所致。
其一，言論自由權削弱導致預測信息系統失靈。「風起於青萍之末」，「豬肉漲價風暴」不可能突然產生，它的風頭至少在一年前已有預兆。只是由於近年大陸恣意以「民無聲方和諧」，「外松內緊」地實行「鉗口術」，違法封殺了許多敢講真話的媒體和網絡，使體制內外的言路空前窄小，導致百姓真話無處說，學者淪為犬儒，官員甘當「喜鵲」，萬馬齊喑，舉國無聲。本來農業部、商務部和國家統計局等許多部門都有對市場信息進行監測的龐大體系，但在「政治上要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緊箍咒下，無人敢報有損政績有礙「和諧」的真數字真信息，報了也被層層壓制。
其二，政府系統的「過濾器」至今仍只能放行假話謊言。面對已經出現的災難，仍然堅持說假話，這是今日中國最大危險。古代專制帝王，在災難到來之前說假話，但當災難降臨之際，多還能下罪己詔，說一些真情實感。如明代崇禎皇帝的罪己詔，敢於「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多有真情。但今日大陸官僚，見了棺材也不落淚。總理溫家寶在調研時，明明聽到了陝西興平市西吳鎮散區村村支書馬志勇表示，「目前全村生豬存欄量3500多頭，恢復到去年的7000多頭，需要一年左右時間。」但政府有關部門仍然吹牛，豬肉價格可以馬上降下來，豬肉漲價有利於農民提高收入。農業部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甚至說：「其實目前的豬肉價格相對還是在合理範圍內的。」[21]如此「睜着眼睛說瞎話」，完全是「信陽事件」遺風。
3、2007年10月以來的「紙老虎」、「周老虎」事件。
2007年10月12日，陝西省林業廳為「喜迎十七大」隆重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絕跡24年的野生華南虎又出現了！證據是陝西省安康市鎮坪縣文采村村民周正龍在文采村神州灣拍攝到了71張野生華南虎照片。這一新聞被認為是陝西省用野生華南虎再現鐵證了胡總書記的「科學發展觀」已取得生態環境和諧的重大成就，是對十七大極其珍貴的祥瑞和獻禮。然而，僅僅五天後，10月17日，《南方都市報》和許多媒體都發表整版更正報道《野生華南虎照片遭遇質疑》——許多網友和中外專家皆認為陝西野生華南虎照片有假：71張照片上的野生華南虎皆一個姿勢，毫無任何細微變化，像是紙板老虎置入草叢而攝；眾多德高望重的動物學家、攝影家、植物學家立足專業常識，紛紛指陳「周老虎」有疑有偽，認定照片中的所謂老虎不過是紙板模型。果然，11月16日，有網友報料，聲稱周正龍拍攝的虎照竟然「取材」於他家牆上的老虎年畫，此一發現為指控「虎照」為造假提供了最關鍵的原始憑據，經南方都市報記者求證浙江的年畫生產商並得到確認。然而，國家有關部門和陝西省政府卻一直拒絕對「紙老虎」進行證偽，冷漠應對民間強烈的說真話，要麼不予理會，要麼顧左右而言他，拒絕以主管之責主持真假鑑定。即使在美國的《科學》雜誌刊登「周老虎」照片，配以「平面的貓科動物」解說對中國「以紙老虎當真老虎」進行諷刺，中國政府仍然無動於衷。有官員甚至說：「盛世出國虎，神虎壯國威」；「照片真假無所謂」。
「紙老虎」何以如此受保護？因為「紙老虎」可以證明野生華南虎回來了，評選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推動「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吸引外資吸引眼光，提高稅收和 GDP，可以歌頌十六大以來的新黨中央「科學發展」恢復了和諧社會生態，為各級官員們的前途增光添彩。不幸今日有了互聯網，真話可以「東方不亮西方亮」，衝破封鎖毫不留情地讓謊言曝曬在陽光下。最終讓人看到「紙老虎」後台的總導演，看到「紙老虎」的後台有一隻手，不僅能指揮「紙老虎」，還在左右中國的前途命運——這隻手就是永遠離不開「謊言大躍進」的「黨天下」。
4、2007年十七大「和諧大躍進」事件。
2007年10月15日至22日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實際是一次發動「和諧大躍進」的大會。從字面上看，「科學發展」、「和諧社會」、「關愛民生」，與1958年「多快好省」的「總路線」一樣，沒有什麼不好，人人都應當接受。但實際上，卻是一場帶來壓制真話，剝奪言論自由的「指石為金大躍進」。
2005年2月19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提出了「穩定即和諧」的新論，後成為十七大的指導思想——胡在中央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說：「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2007年11月12日，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在廣州宣講「十七大精神」時，對這段話着了重點解構解讀：就我個人的理解，和諧社會的基本性標誌，是安定有序。現在說這個社會和諧或者不和諧，是針對該社會穩不穩定而言的，「穩定即和諧」。
奇怪的是，中共越是強調穩定，社會卻越是不和諧。于建嶸舉例：從1999年到2004年，整個社會治安形勢日益嚴峻。1999年治安案件的受理數3356083，及至2004年，數據已經遞增到6647724，正好是翻了一番。另一組關於社會群體性事件逐年遞增的數據，同樣指向這樣一個問題。根據中國國家有關部門公佈的資料，最近十年來發生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在迅速增加。群體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後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趨勢，1999年總數超過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7000宗。從整體上來說，中國的社會衝突中，維權事件為主體，可分為農民維權、工人維權、市民維權、社會糾紛等。
但是，面對如此尖銳的社會衝突，在中國各級政府的公開宣傳中，都被掩飾成「一派和諧」，今日中國各地都在自封為「和諧市」、「和諧縣」。
這些「和諧大躍進」是如何建成的？于建嶸隨即揭露了許多地方政府工作為實現「穩定即和諧」而採取的特別有效措施——
「我的研究結論表明，在許多社會衝突事件特別是社會騷亂事件中，地方政府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想盡一切辦法遲報、謊報、瞞報、漏報有關突發事件的信息，或者通報、報送、公佈虛假信息。結果往往是外界都知道了，而中央卻還不知道。
「一個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例子，是基層政府對付上訪的所謂『銷號』。我手頭有河南某縣下發的一個正式文件，規定當地官員可以採取前往北京賄賂國家信訪局的工作人員，讓他將已經登記的上訪事件銷號。文件是這樣寫的：『銷號是最後一招，目前個別單位對銷號不理解，發牢騷，有的向縣裏反映銷號不科學，有的說信訪體制不科學，但是我今天要告訴你們合理不合理、科學不科學，不是我們在座各位決定的，上級這樣考核，我們只能與時俱進，適者生存。』文件還明確說，『銷號只是經濟上的付出，如果不銷號，那就是我們政治前途的損失。』我當時拿到這個文件的時候目瞪口呆，我可以想像中國基層官員的所有腐敗形式，但是絕沒有想到地方政府會下文件讓他們公開行賄，就是不讓中央知道多少人到這裏來上訪了。這足以暴露出，我們體制的某些方面是出了明顯問題的。」
連真實信息都不願掌握，政府如何執政？「銷號」這一壓制封鎖真話的自主創新，又首創於有「信陽事件」傳統的河南，不正是說明「信陽事件」今猶在？聯想到河南政府官員前十年為取得政績，鼓勵農民賣血致富而致愛滋病整村整縣，泛濫成災，又千方百計封鎖消息，禁止醫生研究治療，結果流布全國，更讓人深感「信陽事件」又還鄉！
中國社會之所以出現諸多不穩定，主要是因沒有憲政而致官員腐敗、司法不公等等。如1999年刑事再審改判率（錯誤率）為24.76%，到了2004年上升到了50.41%了。民事再審改判率也是如此。而法院的已生效的判決特別是行政訴訟決定執行率又在顯着下降，從1998年的44.8%下降到2004年的21.1%.。
法律是社會規範的底線。如果這個底線都無法得到有效的堅守，社會豈能穩定和諧？司法何以如此不公？當然是因為「黨管司法」的一黨專制所致。然而十七大不是正視現實，積極地從根本上解決一黨專制問題，反而以掩耳盜鈴的鴕鳥方式；迴避要害，粉飾太平，光天化日之下謊話連篇。
2007年11月15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奉命發表《中國的政黨制度》1.5萬字白皮書，向全世界聲明：中國是多黨合作制度，中共沒有搞一黨制：「中國實行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它既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兩黨或多黨競爭制，也有別於有的國家實行的一黨制。」「中國多黨合作制度走過了58年的光輝歷程。實踐證明，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多黨合作制度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偉大的創造性和巨大的優越性。」
這真是當面撒謊！中國的民主黨派能和中共一樣，有自己報紙、電台、電視？中國的民主黨派能有自己的經濟實體？能與中共爭鳴？能批評中共？
每一個中國人和外國人心裏都清清楚楚。但中共卻要如此信口雌黃，顛倒黑白，指石為金，莫非自知理虧，無可奈何謊言來？
一份《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如同「畝產萬斤糧」的大躍進謊言，代表了「信陽事件」的最新變形！
中國人啊，對執政者不敢奢求，只要求能聽到真話，能說出實話。一個知情權和一個表達權，雖然早已寫進憲法，今日又寫入十七大報告，卻從來沒有兌現的可能，這是為什麼？
面對「信陽事件」五十年不絕，中國人，你何去何從？！
注釋：
[1]民間原來一直流傳「大躍進非正常死亡三千萬人」，據凱迪網「文化散論」2007年11月16日披露最新解密的檔案史料《大躍進遺禍秘密檔案解封》（作者羅冰），說，大躍進非正常死亡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其中城市人口六百八十七萬三千人。其解密的背景是「今年（2007），中央政治局經兩次討論，對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檔案，下令解封。但又嚴禁公開，只准有限的高幹接觸這些檔案。）
全文如下——
大躍進遺禍秘密檔案解封
羅冰
今年，中央政治局經兩次討論，對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檔案，下令解封。但又嚴禁公開，只准有限的高幹接觸這些檔案。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檔案解封
有關建國以來若干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的檔案的解封，可謂波折多矣。
今年二月、七月，中央政治局二次討論，對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檔案，下達命令解封。但遲至九月中旬才正式執行解封命令，這是因為中共中央保密委員會雖然收到解封命令，但有諸多清規戒律的限制手續，如規定要專業部門對口，經省委宣傳部核准，省政府新聞辦、人事部門核准；並規定解封檔案材料一律不作新聞、政論、宣傳用途；還規定獲准審閱解封檔案部門、人員要登記備案，還嚴格限制在廳局級或以上幹部，等等。
過往通稱「三年自然災害」的檔案資料，縣經過整理編輯後，已改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各地非正常死亡情況》、《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糧食、鋼年度實際產量情況》。
以下是摘自該檔案的原始資料。
一九五九年糧食、鋼產量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批准了國務院根據中共中央建議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該計劃規定：鋼產量為一千八百萬噸、糧食產量為一萬零五百億斤。同年六月三十日，降低鋼計劃指標為一千三百萬噸。一九六O年一月十二日、四月二日、九月十日，三次統計：一九五九年實際鋼產量為一千一百二十二萬噸。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O年七月三日，三次統計：一九五九年糧食的實際產量為五千一百三十億斤。
一九六O年糧食、鋼產量
一九六O年一月，中共中央在上海舉行政治局會議，確定一九六O年國民經濟計劃，提出三年和八年設想，規定年度鋼產量為一千八百四十萬噸、糧食產量為六千億斤。同年五月，中共中央轉批國家計劃、經濟、基本建設三個委員會黨組《關於一九六O年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基本建設計劃第二本帳的安排報告》，把鋼產量提升到兩千兩百萬噸。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七月五日二次統計，一九六O年鋼產量為一千三百五十一萬噸。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四月、六月二十九日、九月，四次統計，一九六O年糧食實際產量為二千七百三十億斤。
一九六一年糧食、鋼產量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通過，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規定年度鋼產量為一千八百萬噸、糧食實際產量為四千五百億斤；五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把鋼產量調低為一千一百萬噸。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統計，一九六一年鋼產量為九百三十二萬噸。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統計，一九六一年糧食產量為四千二百億斤。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七月、九月，三次統計，一九六一年糧食實際產量為三千三百億斤。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全國十七個省級地區，有五百二十二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萬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國二十八個省級地區，有一千一百五十五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萬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國各地區有一千三百二十七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萬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國各地區有七百五十一萬八千多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萬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長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長率為負百分之二點四；一九六O年為負百分之四點七；一九六一年為負百分之五點二；一九六二年為負百分之三點八。
全國十二個縣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間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一百萬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肅省、貴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個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點五。
[2]郭維敬、梁惠全編着的《共和國早期的故事》P470，
[3]、[5]、[7]、[12]、[18]、[19]余德鴻《痛憶「信陽事件」全程》（2003年摘要收入《中國農村研究》一書），《共和國早期的故事》P472，P469，P471，P466，P486，P487，
[4]、[6]張樹藩《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共和國早期的故事》P466，P458，
[8]、[13]此處見張樹藩《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未刪節版，下載於[新觀察]網•文庫版•大饑荒檔案，http://www.xgc2000.com/。《共和國早期的故事》所收的張樹藩《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無此，可能被刪節。
[9]可上網搜索題目《建國後毛澤東的57次離京》，文章說：「從1949年至1976年27年間，毛澤東到各地巡視、開會、休息、養病共57次，約2851天，按每年365天計，在外地有近8年的時間。」
[10]2005年4月13日《河北日報》：《河南信陽查岈山人民公社：第一個農村人民公社》(2)，網上搜索可見。
[11]魯嘉賓在《千萬不要忘記「信陽事件」》見《共和國早期的故事》P498。
[14]網上搜索《毛澤東三次到新鄉》xx.dahe.cn時間：2007-06-1214:30:23。
[15]見《共和國早期的故事》P477。
[16] MSN首頁> MySpace社區>新聞評論>歷史發現>《毛澤東：同吳芝圃等人的談話》。
[17]網上搜索《1959年廬山之夏》，中國新聞出版社1988年版。
[20]余德鴻認為民間間推算的餓死人數要比這多近一倍。他在《痛憶「信陽事件」全程》一文中說（《共和國早期的故事》P470）——
「究竟整個信陽地區餓死了多少人？現在已經無法精確統計。但從《信陽地區志》中發現共餓死48.39萬人（不包括今駐馬店轄區的正陽、確山、新蔡、平輿、汝南、上蔡、駐馬店鎮、西平、遂平等9個縣區），據此推算原信陽地區的死亡人數當在90萬人左右。1960年上半年，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的李堅、李振海處長（其中李振海同志後來留信陽任地委副書記）以三個月左右的時間，逐縣進行了調查統計。他們在報告中說是餓死了105萬人。對這個數字，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這個數字太大，理由是有很多人都是外出覓食去了，並沒有餓死，在形勢好的時候又回來了；一種說法是這個數字太少（我就是這種人中的一員），理由是在1960年的生產救災中，糧款是按人頭多少發放的，人多則發多，人少則發少，不少大隊、生產隊為了多領錢糧，不少社員為了多打飯菜，故將死人報成了活人。我岳母趙王氏、我黨兄余德敏就是死了很長時間還在領取救濟糧款的。在信陽事件中，我雖然職務不高，但我在專署辦公室工作（辦公室秘書，負責文牘及農村工作等），除經常隨專員、副專員們一起下鄉外，自己也不斷帶幾個同志一道下去檢查農林水利方面的開發部，在1959年內我曾先後向地委、專署寫過10餘份反映情況的報告（在批鬥我時，揭發我共寫的16份），所以既了解一些全面情況，也了解不少典型情況。在全區18個縣市中，雖然有好有壞，災情有重有輕，餓死人有多有少，但懸殊是不很大的，沒有餓死人的社、隊是沒有的，沒有餓死人的農戶比例也不是很大。……記得當時的淮濱約50萬人左右，有人說死了18萬人，也有人說死了16萬人或17萬人，佔總人口的30%左右。但從我家住的那個防胡公社看，全縣的死亡比例還不算大。據原防胡公社黨委書記熊仁寬同回憶，當時防胡總人口為5萬人左右，共餓死了2.2萬人，佔總人口的40%多。其中吳砦大隊（我家那個大隊）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52%。小余莊生產隊（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戶、75口人，共死亡38人，也超過了半數。我父母及二伯父母、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均相繼死去。其中，我二伯父因生前日做有棺材，死後我姐姐找人將其裝了進去，因無力抬動，屍體在屋內停放了數月，到1960年春季才被埋進村邊的一個糞坑裏（無力重新年挖坑）。馮莊大隊小李生產隊13戶死絕了9戶，黃崗大隊馬樓村原400多人，餓死300人左右，楊圍孜大隊王莊生產隊207人，餓死107人，其中死絕了6戶。原地委黨校副校長李心龍同志在家的6口人，死了4口。總之凡是我了解的村莊，死亡人數差不多佔半數左右。由於死人的時間比較集中，數量也比較巨大，而活着的人也大奢陽東倒西歪，少氣無力，不能逐個掩埋，一般都是放在拖車上（一種用牛拉着向前滑行的木製農具），用牛將其擔到村外停放。死人的高潮時期，也正是貫徹廬山會議精神，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運動的高潮時期。
[21]網上搜索可見相關新聞。
2007年11月9日-18日於深圳早叫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