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十。又一個陽光明亮的日子。昨天以為會繼續下雨，但今天卻突然晴好。求醫的人，或許會因這陽光，多一點溫暖。儘管他們很多是感染者，帶着病毒四處求生。誰都知道，所有的他們都不願意這樣，但為了活下去，他們不得不這樣。他們沒有其他路可走。他們內心的寒，當比這冬季的寒更深更重吧？所以，我還是希望他們在奔波的路上少受一點罪。病床輪不到他們，但陽光還是可以普照得到。
沒起床即看手機。最先看到的成都地震信息。地震有驚無險，段子則讓人笑噴。有一則是：「武漢在成都的兩萬個人全部找到。因為剛才地震驚慌失措跑到大街上的肯定是武漢人，成都人都在屋裏頭燙腳。」實在讓人隱忍不住笑出聲來。相信成都的段子手讓武漢人今早多出個「開心一刻」。我想，比武漢人更能搞笑的大概就算四川人了。謝謝那些段子手。
網上有些視頻，我已不敢再看。實在很難過。但是我們理智下來，明白自己不能只是難過。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只惟願我們能有記憶：記住這些不知名的人，記住這些枉死者，記住這些悲傷的日夜，記住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在這個本該歡樂的春節中斷了人生。只要我們尚且偷生在世，我們就要為他們討個公道。對於瀆職者不作為者不負責者，我們必須一層一層追究，一個也不放過。否則，我們怎麼對得起那一個個用停屍袋裝走的人們——那些和我們一起共同建設共同享受過武漢的人們！
今天看到一個武漢的宣傳片，拍得不錯。將武漢這座城市的空曠和安靜，形容為「按了暫停鍵」。是呀，武漢只是暫停，但那些裝在運屍袋裏的人，卻是完結。唉，火葬場的工人從未像現在這樣辛苦。但他們說，大家還是關注醫生吧，他們是管活人的。
下午，我即向我的一位醫生朋友了解近況。他正在一線。插空回答我的提問。我們聊得很雜，概括起來有幾點。一是，武漢現在絕不容樂觀，形勢依然非常嚴竣。醫療用品處於」緊平衡「狀態。我第一次聽說這個詞，按字面理解，大概就是緊張，但也剛夠吧。醫生說，夠用兩三天。二是，基層醫院相當艱難。本來基層醫院條件也差些，受關注度小，醫療資源少。醫生朋友說，你幫着呼籲一下，請大家多多關心和援助基層醫院。不過，他又說，基層的地方政府、社區及村莊，隔離措施很得力，比武漢做得好多了。第三便是，把發燒的疑似的病人交給社區，是不合適的。社區缺乏專業知識也缺乏防護用品，他們怎麼管得了呢？何況社區的人們自身也害怕，他們解決不了問題。我想，是的，這個錯誤的決定，導致武漢感染人群仍在擴大，而且一感染便是全家。第四是所有醫院的醫生都很忙，其他科室也都抽調到一線。但現在治療的還是存量，而每天確診和疑似的人數在飆升（即還顧不上治療新發病的人？我沒敢問）。第五，醫生朋友估計最終感染人數會在十萬以上。這是個很恐怖的數字。他用很肯定地語言說：「只有把那些該住院的全部住院，該隔離的全部隔離，疫情才能控制。」說來說去，這是唯一的辦法。從今天的一系列舉措來看，政府似乎終於意識到這點。
疫情來了，從它初發及至擴散再至瘋狂，我們的應對則從錯誤到延誤到失誤。我們沒能繞到病毒前面攔截住它，卻一直跟在它的後面追趕，儘管我們付出如此規模的代價。摸着石頭過河這個思路並不對症，那麼多可參照的前例，為什麼不跟着學呢？直接抄個作業也可以呀？可能我的想法太簡單吧。
今天還有個視頻，是一家人過橋。橋這邊是重慶，過了橋是貴州。夫婦倆帶着一個或兩個孩子（沒看清）。男人是重慶的，女人是貴州的。車出重慶，過橋即貴州界。結果，貴州不讓男人進，說貴州女人可以回家，但重慶男人不能進來。男人只好驅車返回。而重慶這邊說，你們已經出了重慶，男人可以回家，但女人不能進來。開車的男人說，前面不讓去，後面不讓回，難道我在橋上生活？這是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視頻。我曾寫過一部長篇小說叫《武昌城》，寫的是武昌被北伐軍圍城一個月的事（多巧呀，我自己也被封在了武昌城裏）。圍城過程中，武昌城內人餓死病死無數。漢口漢陽人多方營救，終於與兩軍達成協議：給出三天時間，讓老百姓出城就食。圍城方不攻擊，守城方給放行。那是1926年的事。兩軍作戰，敵對雙方尚且可以協商，而今天，又不是什麼天塌的事，怎麼就不能通融？辦法多的是呀！後來小伙子到底是返回重慶還是前往了貴州，我就不知道了。
唉，哀民生之多艱，長太息以掩涕。這幾天，很多人寫這個。
閱讀延伸：
方方：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
方方：生於1955年，本名汪芳。1978年，在當過4年搬運工後，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1989年開始從事專業創作，作品有《風景》、《烏泥湖年譜》、《水在時間之下》、《萬箭穿心》等。
小時候，因為父親熱愛閱讀，對我的影響非常大。父親學工，卻喜愛文學。他常給我講《唐人小說》，那是他伯父(編註：即南京大學教授汪辟疆)編撰的。「南柯一夢」、「柳毅傳書」這類故事，都是從父親那裏聽來。閒時他還給我們講古文。中學年代我把「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當座右銘。「文革」時許多書被禁，哥哥借來一本《第三帝國的興亡》，立即被父親霸佔。場景非常有趣：哥哥白天看，父親一回來就立即讓位。父親看時，旁邊還要放一本地圖，以便核對。而父親一走，哥哥又全盤接管。在家裏，父親隨時都在看書。當年父親上廁所前找不到書大發脾氣的場面，直到今天，家人聚會時還當笑話說。
父親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可謂一言難盡。他懂五國語言，那麼有才華，那麼勤奮，但大半輩子都在政治運動中蹉跎。「文革」中有一種批斗方式叫「坐飛機」，即從身後架起被鬥者的雙臂，令其彎腰，又從其身後揪扯他的頭髮，令其抬頭望着群眾。父親擔心自己挨鬥時會經受不住，就把頭髮剪得很短，以免被人揪扯，又天天在家裏練習坐飛機。他在門背後練習時，我就坐在他的椅子上看，有時父親會問我動作標不標準。少年時不懂其中滋味，但三十多歲後，想起這些，真覺得悲涼入骨。
一個人的人生觀是許多事、許多人，以及個人經歷、甚至包括閱讀所共同塑造的。父親這代人以及父母家族所有人的命運，都讓我看到個人的渺小和在命運面前的無望。無數個人的悲傷，無數個人命運的不可抗拒，導致我的悲觀。我的宿命感好像與生俱來。人活着就是一件虛無的事，這沒有辦法。人生來就知自己有死的一天，活着是通向死的必然通道。只是人不是一個人活着，是與很多人一起活着。大家結伴而行，能好好走，就好好走吧。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煩我，又怎麼樣?
19歲那一年，我當了搬運工。這是我很感激命運的事，仿佛上了人世間一堂大課。最初接觸搬運工，我很受驚。比如他們總是隨地大口吐痰，脫口罵髒話，還有女工們追逐着脫男人褲子。有天一個青工上班時說：我老娘在我跟前囉嗦，我煩不過，一腳把她踹到牆角，她半天都爬不起來。他說時興高采烈，一邊還比劃，聽得我驚心動魄。當我來到棚戶區，也就是我的小說《風景》中寫到的「河南棚子」之後，所受的震動更大。一個同事家只有五六個平米，他跟父親睡上下鋪，桌子是一個紙盒子，裏面裝衣服，平常鋪塊塑料布當飯桌。即便如此，他們對生活還是持一種達觀態度。當然，這種達觀中也有無可奈何，用他們的話說：怎麼辦呢?只能這個樣子呀。他們的狀態，不可能不影響我的人生觀，以及我多年的寫作態度。
知識分子相對自私，工人則豁達得多。這當然也是不同的工作方式所造成的。知識分子多數不關心他人之事，有時這是好事，但更多讓人有冷漠感。工人卻不。他們對朋友很仗義，江湖氣比較重。他們活得有強度也韌性，扛得住人生的艱辛勞苦。知識分子眼裏的苦難，在他們那裏可能什麼都不是。他們沒有那麼矯情，表現得很自然，很放鬆，很坦蕩。
我寫過不少底層人物，像《萬箭穿心》的李寶莉，她是我很喜歡的人物。她大大咧咧的，粗糙而沒文化，但遇到大事卻不糊塗，能扛得住事。在這點上，我是像她的。我遇事不會害怕，不會退縮，典型吃軟不吃硬的那種人。年輕時我也很沖。1982年我還在上大學，一次詩會上，老詩人讓我這個在場唯一的大學生發言。我說，很多老詩人已經寫不出詩來了，可他們還在使勁寫，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的詩已經沒人讀了(大意)。那時太年輕，說話太不客氣，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結果被批了很久，嚇得我好幾年開會都不敢發言。其實不過是說了真話罷了。
我說話向來直率，時間一長，大家也習慣了，有時候還笑我「童言無忌」。至少在湖北，我的坦率直接是很有名的。自然有人會不高興，不過我想，你不高興也不關我的事。我其實多是對事不對人。我也認真思考過：是改變自己性格的難度大呢，還是扛住別人、尤其是上級的厭煩難度大?後來想，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煩我，又怎麼樣?誰想煩就讓他煩好了。多大個事呢?
如果一個人無所求，就可以按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和說話，沒什麼可以畏懼的。我可以扛住我自己所作的任何選擇，以及性格帶給我的所有：幸和不幸。
當下的知識分子圈比起從前嚴重退步
在我看來，在對一件事情或一個人的判斷上，偽知識分子多以對自己有利無利為標準，真知識分子則站在一個健康社會共同認定的價值標準上進行判斷。當下的知識分子圈比起從前嚴重退步，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
我寫過一篇小說，《惟妙惟肖的愛情》，談到父子兩代知識分子。前一代人雖然也有問題——比方被各種運動折騰得精神畸形，但到底有底線。他們至少尊重知識，尊重規則以及尊重大學。現在卻是無底線的為所欲為時代。官本位的學校已沒有大學的尊嚴，沒有學術自由的空氣。大量知識分子迅速向權貴靠攏以及儘可能諂媚，儘可能為己謀利。說退步，還太溫和了，知識分子一直都在退步，而現在，用墮落一詞更準確一點。
我家的人都對政治不感興趣。文壇有很多派，但我不屬於任何一派。我也曾有機會當官，三十幾歲時被選去當省人大常委。大家告訴我，這是要培養你了，但我就是沒興趣。我這輩子就是想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作家，這是我最大的歡喜。但我也不算特別叛逆的人。比方讓我當省作協主席，我也不想當，但同事們希望我不要拒絕，我想，只要能讓我繼續寫作，當也可，不當也可。多大個事呢?
像我這樣的作協主席不是公務員，不是黨員，基本也不管事。但這個身份還是會影響我說話的尺度。我認為自己只代表個人，但人家不這麼看。比方我在微博上批評魯迅文學獎評委「重人情而輕文學」，雖然這是事實，但到底還是不太合適。畢竟評委是作協請來的，而我是這家作協的主席。妥協的事自然也會有。比如黨組領導常是空降來的，他們從未在文學圈待過，會有一些不合適的決定。所謂妥協，就是我不參與。若說有沒有限制，還是看自己的人生態度，只要自己不拿自己當個主席使也就沒什麼。
我覺得這個社會的問題還是出在體制本身，改革是必須的。我常跟人說，看中國的改革有沒有深入，就看作協和文聯這樣的機構有沒有取消，或者以其他方式存在。
在眼下這樣的社會，作為作家，精神上的痛苦當然是有的。它們來自看到全社會墮落和潰敗的失望感，看到文化被破壞得難以挽救的悲觀感，還有看到人性之惡已然放大到無以遏止地步的絕望感。事到如今，我們卻還不回頭。
方方答問
問：回頭看這些年，你怎麼評價自己跟這個世界的關係?相處得好嗎?
答：還好吧。這個職業可以讓自己更個人化，更隨心所欲。很多年來，我幾乎沒有同事，朋友也多是遠距離的，沒有利益衝突，也沒有經濟窘迫。這樣可以更冷靜而客觀地看社會看世界。我與這個世界的關係，就是一個觀者的關係。
問：最欣賞怎樣的人生態度?
答：喜歡自由自在、對名利淡泊、與現世不合作、對諸多事情持無所謂態度，但同時也遵守基本社會規則的人生態度。
採訪手記
方方給人的印象，就跟她的文字一樣，有力、爽快，同時有種莫名的虛無和悲傷氣息。她說自己是典型的是非感強烈，能扛事的武漢女人，所以才會在微博上抱怨魯迅文學獎存在的貓膩。她看似大大咧咧，話語習慣短促而直接，實則細膩，替人着想。比如雖然忙於寫作，她還是會在半夜一點給記者回復長長的郵件。
閱讀延伸1.
方方/文
按專家所料，這幾天進入爆發期。感染病毒而住不進醫院的病人已開始有人崩潰。昨天有一人撞牆，晚上一男子在司門口跳橋。其慘烈不能不讓人淚奔。先還想社區怎麼不管呢？今早見一位社區負責人的呼籲，講述他們的艱難。其中提到一家人全染病，住不進醫院，現已死了一人，全家在絕望中準備都死掉算了。
武漢現狀聞之知之見之，莫不揪心，莫不痛苦。
現在的關鍵是那些住不進醫院的疑似者和確診者。他們都只能活動着繼續傳染。剛才看到一個建議，我以為有價值，特在此全文轉發。如下：
「鑑於目前無法有效隔離疑似和密切接觸者等，有人建議徵用賓館作為隔離使用。我認為此計不妥，一是商業區，二是空調系統交叉感染，三是系統紊亂不好調動。但是我鄭重提議，徵用全國各級黨校用於此途，好處：一、各地黨校普及且當前基本空閒。二、多遠離市區，空間大，條件好。三、垂直體系，黨紀約束，易於管理。四、大難當頭，責無旁貸，體現D的確為民⋯最佳選擇，沒有之一。歡迎轉發，呼籲中央採納。否則隨着返城潮，疫情會更嚴重！」
我不知道是誰建議的。但我知道湖北有不少黨校。省黨校左邊是協和醫院，右邊是同濟醫院。距離都近。醫護人員調配方便。特轉發未名者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