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1957年「反右傾運動」是中國建國初期上升的轉折點，從此犯錯誤，走下坡路。我倒覺得，儘管五七年打倒的人很多，錯誤很大，但還主要是整知識分子。到「反右傾運動」，才真正自己把自己的威信整垮了。
「反右傾運動」是繼承着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是由於那樣在農村里胡作非為，弄得人民挨餓，凡有眼睛的，下鄉都看見了，回來免不了反映反映，結果把反映的人都打成右傾，就是這樣一場運動。後來把這個問題都歸咎於彭德懷元帥，其實，何止他一個人看到那些事。
我是1959年從農村歸來，又隨即下放到北京郊區長辛店二七機車廠的。在長辛店這年的後半年，我們已經從自己的餐桌上發現了問題。一開始，工廠還有小賣部、食堂，後來就取消了。工廠對門的小飯館，起初也還有肉菜，後來越變越差。夏天楊述帶孩子們到工廠來找我，過星期天，我還能請他們在廠外小飯館吃餃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經買什麼都困難了。長辛店稍稍好一丁點兒，我記得星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買到一塊熟牛肉和半個冬瓜帶回家。家裏的保姆和孩子們高興異常，因為在城裏已經買不到這樣並非高貴的食物了。
我曾在1960年初回過一趟懷來鄉村。我偕同鄒獲帆，一起回到我們曾全心全意歌唱過的西榆林，接待我們的劉振聲和高江雲，正坐在大隊辦公室里算賬。原來大隊統一核算已經維持不下去了，不能不分開。他們兩個說：「真喪氣，一家子到了分家的程度，光景還能好得了？」我們去食堂，食堂已不開飯，炊事員也散了，各人仍回自己家做飯。因為沒法開飯了，開不起了。既曰食堂，總不能給人家開野菜糊糊喝，要煮菜炒菜，要蒸乾糧，辦不到了！只見還是半新的白生生的大籠屜，丟在過去的食堂里，滿是塵土。然後我們又到豬場。這是過去我們大家苦心經營的集體財富，先進單位。郭沫若親自來題過詩的。鳳子還在這裏同豬合過影。張家口畜牧學校師生用青貯發酵飼料餵豬，揭開蓋一股酒香味。巴克夏豬餵得像牛一樣大。那時何等風光！而現在，豬正在大量死亡。人都沒的吃，豬吃什麼？豬場還沒有解散，豬場年輕幹部高江貴正在屋裏低頭寫檢討，他說：「要檢查『五風』，我們場頭一樣五風就是大量死豬。」他其實弄不清上頭所說的五風是什麼。至於大煉鋼鐵的那些廢墟就根本不必談了。
這樣情況，叫我回到城裏怎能說好話呢？而且，城裏情形也並不更好些。食物匱乏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肉已斷檔，鮮菜也沒有了。有一階段，我們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飯，菜是醃菜葉，稍炒一炒。這種生活，曾使過去在我娘家待過多年的老保姆貴芳對我的孩子們感嘆道：「唉！你們真命苦。這么小，吃這種東西！你們的媽小時吃的什麼呀！」她這話作為「新舊對比」，那簡直得說是反動。我豈有不知？但是我卻拿不出什麼事實來反駁她，只得裝作沒聽見。我的大女兒那時已上小學，而且是先進生。她回家老來磨着我：「媽媽給我講一個憶苦思甜吧。老師叫回家來找家長講。」可是我沒法講，我說：「媽媽家裏從前不苦。」
「不苦，你幹嗎革命呀？」小孩子也會提問。
「我參加革命是因為民族苦。」我只能講這種為孩子所不能理解的話。
這時候，飯館差不多都快關門了。孩子總嘴饞，有一次女兒纏着我：「媽媽帶我去吃飯館。」楊述這人愛吃飯館，以前常帶他們去的，這時也沒辦法了。我看孩子可憐，就答應：「好。」帶着她，母女兩人走到離家很近的一家高級飯莊——新僑飯店對外餐廳。其實我也不知道這裏在這種年代賣些什麼，以為總還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進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飯放在櫃枱上，來就餐的人每人給盛一碗就是了。但是，無論如何還是比煮白薯加鹹菜好一點，我就讓小孩享受了一頓非同尋常的蛋炒飯。
農村城市都是這樣。彭德懷元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出了他的萬言書的。他的話許多人都在本機關里說過，而且並非由他「引誘」所致。因為他那萬言書剛送上去就被批判為反黨奪權，一般幹部根本看不到，從何引誘起？那個萬言書，先是發至省軍級，作為黨內的反面批判材料，後來大概才到了縣團級。作家協會算是省級機關，我是黨員，級別高，因此才得以寓目。我看了，老實說，只覺先得我心，實在不知有任何反黨之處，奪權更說不上。但是，卻從此掀起了反右傾運動，說凡是像彭德懷那樣說話的全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凡是從農村回來講農村情況不好的，全是家庭屬富農或富裕中農的，是為資本主義的家庭說話。這一下子，打擊面就大了。各單位拼命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論工農兵學商。這個矛盾中心是吃飯問題，不是什麼政治思想問題，因而說過話的人很多很多，不限知識分子。稍有不滿的人，全打了進去。
長辛店機車廠打的是一位工人出身的總工程師李樹森，人大代表。這個人原先是東北解放戰爭中的青年鐵路工人。中長鐵路由中蘇共管之後，他跟在蘇聯總工程師身邊，學文化，學技術，從而成長起來。他出身既好，又有技術，提拔又快，號稱「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可是，這一回卻成了批判對象，成了「典型」。根據是他的言論，他不過是說，咱們的工廠領導幹部包括總工程師，目前這樣工作方法太不科學了。辦公室里整天像騾馬大會似的，這還能讓人思考研究什麼問題？他說人家蘇聯總工程師都是每天規定20分鐘為接待群眾時間，有什麼問題按次序進來，三下五除二就解決了。其它時間是自己主動支配的……就這些話，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否定群眾路線，高高在上，一天只辦20分鐘的公。另外還加上一條，他的思想已經變質到資產階級方面，你看他身上一件體體面面的黑色呢大衣，哪一點還像個工人階級？……結果，下一次再開會，我就見他換穿了一件藍布舊棉襖來。
在那個批判會上，我也曾跟着發了一些類似「評論」的言論，例如說：「我們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竟也會變質，資產階級侵蝕真是太可怕了。」但實際上，這個例子不是像大天白日一樣的明白嗎？這就是說，工人只能永遠停留在愚昧無知階段，才叫保持階級本色。如果你掌握知識了，知道科學了，想用科學方法來扭轉愚昧了，那你就算變了質，哪怕是從蘇聯學來的也不行！最標準的閉關鎖國，故步自封！這才是對國家的未來危害最大的「指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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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我所知道的挨批典型，是中國作家協會的通訊員馮振山。他是個農民出身，在機關跑腿送信的一個粗人，絕非知識分子。那年他回了一趟家，返回北京機關之後，不免向同事們講了一些他目睹的家鄉實際情況。無非是食堂散夥，人們挨餓，大躍進造成了農村經濟嚴重破壞之類的話。他級別低，文化也低，決不可能看到彭德懷的萬言書，同機關里那些犯錯誤的知識分子幹部也向來沒有來往。但是他說了這些話，他直言不諱，竟然由此變成右傾典型，開了他多少次的批判會！
我去懷來之後，也說過那種食堂散夥、鐵廠關門的情況，也曾對大街牆上的一個豆角大得像只船，一個孩子抱不動一個大南瓜等作品發表過「太誇張」的意見。於是這時候就也成了「右傾」罪狀。我原是中國作家協會出席中直機關黨代表大會的代表，這時因「右傾言論」而遭罷免。好在那時人民生活的困苦已經使我完全沒有心思去考慮這些了。
狀況越來越壞了。北京郊區已不斷傳來餓死人的消息，城裏人也出現了浮腫。我的嬸娘雙膝以下都腫了。人的肚子無法用氣吹起來，批判也不管事。於是各種辦法都出來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讓它再長出幾個葉子，可以吃；機關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裏的綠色漂浮物撈起來培養，也吃，據說有蛋白質。這時我們還得去農村勞動，有一次在東郊平房村，勞動完畢，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馬齒莧。我也摘了一大書包，拿回來煮着吃。沒有了肉，保姆張文英想盡辦法，她買些田雞來殺了吃，還有一回，買來一隻很漂亮的白兔。大兒子那時才幾歲，天天和這兔子玩。有一天他從幼兒園回來忽然不見了兔子，問張文英。張文英說：「用開水燙殺了給你吃。」孩子還哭了一場，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這樣也不行啊。於是最後陳雲想出了辦法，把各飯店賓館的庫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個菜好幾元。我記得我去百貨大樓點心櫃枱去看過，替孩子們買了一塊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個角要兩元。拿回來孩子們一個人掰一塊，連說：「真好吃啊！真好吃啊！」還有一回，全家八口去東興樓飯館開齋，專揀便宜的菜要，其實不過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類，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們號稱高工資，一餐花掉一月工資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夠常吃？一個月吃個一頓兩頓，不過給孩子們清湯寡水的肚子加一點油而已。
後來，中央終於決定實行幹部食物補貼。大概因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這樣的苦，有的已經病倒了。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廳。這樣，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連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實際上只夠每星期炒着吃兩次，燉着吃還不夠。但是，比一般人自然還是高級多了。老百姓恨極了，北京市便出現了諷刺的民謠：「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老頭上食堂。食堂沒有高級飯，氣得老頭上醫院。醫院沒有高級藥，氣得老頭去上吊。上吊沒有高級繩，氣得老頭肚子疼。」老百姓憤懣的情緒自然地集中於這些高級人物，當然包括我在內。其實，不是吃這六斤肉有罪，而是讓老百姓挨餓有罪。
張一弓後來的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我讀後便覺真好。「文化大革命」後，我家雇過一個原籍安徽合肥的保姆。她給我講，她的姐姐就是餓死的。農村里吃草根。有的人家連門都沒有人關了，進去一看，一家人都死光了。那時她們村里就出過一個幹部，也是看老鄉們餓得太苦，便自己做主開倉，把糧食分給老百姓吃了。後來自然是要處分，不過好在大家保護他，說了說算完了，沒有成為「犯人」。那麼，是真有李銅鐘啊！這部作品是解放以後給我印象最深的作品，但是，如果在發生這些事情的當時拿出來，作家非被槍斃不可。
一切能進口人肚的東西都想絕了。我有個妹夫李××，當時任市政府副秘書長。他們竟想出一個奇特的辦法，想到廁所里的蛆是動物，有蛋白質，竟把蛆撈出來洗乾淨，試圖做熟了吃，考慮推廣。李××秘密地告訴我們，說他本人就親口試嘗過這種異味。我聽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儘管黨的某些領導幹了那樣對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產黨還是有許多幹部，為了黨，為了人民，是什麼苦都肯吃的啊！
毛澤東也明白了那樣反右傾太不得人心，於是舉行七千人大會。全國各省市縣鄉級都來人，讓大家說話。名之曰：「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皆大歡喜。」出氣就是說明知到會的人心裏都有一肚子氣要出，就來出一出吧。算是大家出了氣。出夠之後，中央來了個通知，把「反右傾運動」中的全部材料都從檔案中抽出來，一風吹，不算了。只是另發了個通知，說彭德懷元帥不在其內，他是有野心的，和你們不同。又說他是想獨裁，所以才在廬山會議上寫出那個萬言書。又說中央本來是要在廬山會議上反「左」的，只因他上了這個萬言書，才被迫而反右傾，等等等等。
大飢餓期間，有的幹部像李銅鐘，人民不會忘記他們，會因他們而原諒共產黨。但是也有胡搞的。如前所述出了「李銅鐘式幹部」的安徽，在反右傾運動中是鬧得最凶的。曾希聖報上來的不斷躍進的數字比誰都高，一畝十萬斤即由安徽起。山西李雪峰召開了一個「吃飯大會」，叫每個到會人只帶二兩米去，做「雙蒸飯」給大家吃，即先把干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吃完還問大家吃飽了沒有，都說吃飽了。這就叫吃飯大會，還推廣經驗。後來，我也是聽楊述轉告我北京市委劉仁的話，他說：「雙蒸飯，那還不就是稀飯？」真是一語破的。這種說老實話的高級幹部，無怪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會慘死，會被斥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而有些順風撒土的幹部至今安然，尚在人間。
（選自韋君宜著《思痛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