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無稽的「抵抗投降」
剛到北京，就幾次在書攤上看到印刷精美的「抵抗投降叢書」，一本是張承志的《無援的思想·張承志卷》，一本是張煒的《憂憤的歸途·張煒卷》。我隱隱約約地知道，他們認為一些知識分子在墮落，王朔式的文學傾向是墮落，要抵抗這種潮流，不投降，但是更進一步的情況我就不了解了。實在說，原來我也不想了解。
張承志抵抗投降，他什麼時候不投降呢？這位當年和我一個年級的清華附中老同學，由於數理成績不好而不能出人頭地，因此對學校領導強烈地不滿。天下未亂蜀先亂，還在六六年前，北京一些中學裏的不得志的幹部子弟就躁動了，還沒到六月，張承志和一些幹部子弟就起來造反，要求校領導緊跟黨中央，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在批判三家村的潮流中清肅那些「白專」學生。紅衛兵的名字就是張承志起的，他自己明白地說過，「就叫紅衛兵吧，意思是作毛主席的紅色衛兵，同階級敵人、反革命修正主義鬥爭到底！」這是張承志的第一次「抵抗投降」，當然他是否把鬥爭進行到了底，還沒有答案，現在只能說，他堅持了下來。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背謬，起來維護最有權勢的人的勇氣竟然是值得自豪的。
紅衛兵們深知江山是他們的江山，極權社會的文化怎麼能讓那些資產階級子弟分享。那些資產階級子弟是專政的對象，是被統治者，精神世界怎有他們的位置。因此要抵抗投降。
文化革命爆發了，毛主席的紅色衛兵張承志們得到了偉大領袖的垂青。「三論造反」和一篇「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真不愧得到黨的二十多年的培養，把從批判紅樓夢、批判胡風、九評蘇共公開信到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姚文元的評三家村以來的文風，把共產黨極權社會那種完全意識形態化表現得淋漓盡至。那時，張承志們開始第一次充分享受特權，享受極權社會文化的天倫之樂。作為糾察隊長，張承志手提一根寬皮帶，身穿褪色的軍裝，帶領隊員，鞭撻老師校長和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好不威風。不知怎的，時過三十年，我腦子中的張承志還是這個形象，「打手」。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張承志的父兄們潛在地形成對毛澤東一人的極權的危害，也成了毛澤東的整肅對象。毛澤東居然發動那些曾經挨整的平民起來對抗他們。剛剛肆無忌憚、耀武揚威了幾個月的張承志們又滑落下來。於是張承志成了「聯動」，有生以來第二次「抵抗投降」。張承志粗壯的身體，永遠把他置於武打的第一線。六八年初，在他的第二次抵抗投降中，我有幸被張承志組織並為首的二十幾個人群毆，兩顆門牙差點被張承志一拳打掉，設身處地地體會了張承志的第二次「抵抗投降」。
平民們當時的造反雖然是被毛澤東所利用，但是，張承志們痛恨和對抗的卻不是毛澤東，而是平民們。張承志的前兩次對抗投降都不過是對抗向平民們投降，捍衛極權制度和極權社會的文化。而這種制度和文化那時甚至談不到受到進攻，而只是受到一些影響，或說稍微放鬆了一點而已。
張承志雖然在六八年沒有享受到他那一圈子人的特權，和大部分平民子弟一起下了鄉。但是在極權社會的主流文化政治生活中，他永遠是不會被拋出來的。大學剛剛恢復，張承志就作為優秀的工農兵被保送到了最著名的學府北京大學歷史系。張承志在清華附中的經歷當然使他深知，沒有共產黨，沒有文化大革命，和那些平民子弟競爭，他是很難考入北京大學的。因此，在張承志的潛意識中更加強了「抵抗投降」那種原始衝動。
一九七五年右傾回潮，張承志和他的朋友經歷了第三次抵抗投降。其實在共產黨社會凡屬右傾都不過是給平民稍微多一點生機，使社會能按照正常秩序運行。例如還是保送工農兵上大學，但是增加一點業務考試，但即便這樣，張鐵生還是交了白卷抗議。我的一位同班同學陶正，雖然出身平民卻積極依附幹部子弟，也是張承志同創紅衛兵的同志，也是在其後插隊又被保送進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時下也是有了點名氣的作家，那時和另外幾人一起充滿激情地創作了捍衛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之歌」。他和張承志們一起在那些官方壟斷的刊物上一遍又一遍地回憶他們草創紅衛兵時的「偉大」情景。抵抗向右傾投降，這是張承志的第三次「抵抗投降」。
這一抵抗投降運動還沒有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好處，就發生了七六年的粉碎四人幫。此後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壓倒性的輿論。尤其是掌權的很多人都吃過文化大革命的苦，張承志們當然不敢再回憶紅衛兵那美好的時光，也沒有任何「抵抗投降」的衝動。他的「抵抗投降」從來沒有反叛過社會和掌權的統治者。
自從七六年底後，社會和文學都產生了一些變化。首先是受盡苦難的黨內右傾派開始利用社會壓力有限地清算過去的那些所謂極左，由此產生了帶有內部批評性的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其次是經過了三十年的極權統治後，受西方和蘇聯的解凍文學影響，在一小部分青年人中產生了人性和文學的重新覺醒，出現了《今天》和《星星畫展》，非極權主義的藝術潮流的再次萌芽。
然而，在這種人性的覺醒開始反抗政治壓迫的形勢下，張承志雖然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卻和陶正一樣沒有和上述任何一類人同流合污。一九七八年，他以「騎手為什麼歌頌母親」獲得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一九八一年「阿勒克足球」獲得第一屆少數民族優秀文學創作獎，一九八二年以「黑駿馬」，一九八四年以「北方的河」獲得第二屆、第三屆全國中篇小說獎。其間和其後，他還獲得了很多別的獎。他從模仿艾依瑪托夫開始，描寫自然和「人」，繞過了令他尷尬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因為這是共產黨執政以來最大的一次懷疑和反抗潮流，它甚至在某些方面得到最高的掌權人的暗示，因此，「知識分子」中沒有人敢輕舉妄動地「抵抗投降」。骨子裏就沒有桀驁不馴這一詞的張承志當然更不會蠻幹。值得一書的是，雖然是在這種形勢下的八十年代，但張承志和陶正們卻居然始終是浸淫在正統文學的河流中。正統文學的語言和技巧始終滋潤着他們。他們茁壯地成長。
這是一個命途多舛的時代。八九年中國和東歐的事件雖然沒有使中國社會徹底改變，但是固守已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已經不可能，中國必須變，也只好變了。張承志本來應該成為魏巍、賀敬之、瑪拉沁夫那樣的作家，時運不濟，他當然也要變，但是，他不會參加八九年那樣的平民運動。九一年，我的一位校友說，他轉向了伊斯蘭教，成了教派的精神領袖。九四年，我第一次回國探親，又聽說他出來反對喪失理想的庸俗。這一次，一踏上故土就看到了張承志的第四次「抵抗投降」。
張承志抵抗投降，抵抗向什麼投降，他什麼時候不投降呢？
二．是高尚，還是深沉的流氓
我的另一位校友，現在也成了「著名作家」，抽「大雞」牌香煙（詩人張洪波說這是山東產的名牌香煙）的甘鐵生，搬了家，新地址既不能通信，也沒有電話。直到我要離京的前一天才從電話中又聽到他那嘻嘻哈哈的聲音。我調侃地問他，「聽說你的新作將超過（捷克作家）昆德拉的水準，那中國作家群中將失去了一位『甘機』，誕生了一位甘德拉了。」
「這還用說嗎。」
「喂，甘德拉，書攤上有一本張承志的『抵抗投降』，鄭也夫兄還向我吹捧他的《心靈史》，你看過這本書嗎？我買不到。張承志那種正統文學怎麼你們就沒有人說一句話。」
這一下子打開了甘德拉的話匣子。
「知道嗎？前兩天王朔在《北京青年報》的採訪中大罵張承志。」
我按圖索驥托朋友找到了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七日的《北京青年報》。不用說這樣直接尖銳的辯論會使該報銷售直線上升。因為這種批評和辯論甚至在海外的文學刊物《今天》中也看不到，因為世故的知識分子只會在暗中角力，在明處經營自己。對王朔我雖然有看法，但是，他還是有可愛之處。對這場爭論中的王蒙也是如此，我對他有強烈的看法，但是必須承認，他比他的對手還是明白清楚一些。
王朔在尖銳辛辣的採訪對話中談到了以下幾點：
〔1〕抵抗投降，王朔認為那兩本書象大字報匯編，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有那麼多激情，不知道這是他們的一種文化姿態還是骨子裏就這樣。
王朔說，他是一個普通人。而張承志和張煒都擺出一副不是普通人的樣子。抵抗投降叢書稱張承志為「大的勇士」，那種肉麻是文革以來所僅見的。「張承志可能和他當過紅衛兵的經歷有關，他這一生註定要為捍衛信仰而奮鬥。象他這麼有學問的人完全可以憑自己的智力生活，不一定非要捍衛什麼。」
〔2〕王朔承認自己是無所謂的流氓，而張承志們也不過是深沉的流氓而已。
對於人們認為王朔和張承志代表兩個極端，喪失理想的庸俗和高雅，王朔認為，張承志很聰明，他選擇的只是一種文化姿態，他並沒有吃任何虧。「我看張承志對生活也是很在意的，也沒有拒絕世俗的幸福：比如為了房子去當兵，為了暢銷用外文（日文）寫作……我覺得要說媚俗這也得算是媚俗了吧！我看哪位中國作家恐怕最墮落的才會用外文寫作，而且是為了暢銷，寫的也不是自己心裏想寫的東西；我看他書中寫到那本書在日本印了四萬冊而且用括號括出『還要再印』，這很有點沾沾自喜了。」
王朔認為，清華附中，紅衛兵……理想主義曾經給張承志們展現過非常輝煌的、終生不能忘懷的東西。與此不同的是他接受了這樣一種表達方式即北京話中的這樣一個特點：我要譴責別人就得先擺正自己的位置，我要罵你首先我得認同我也不是東西。並不是因為你比我低我譴責你，而是你跟我一樣你卻裝的高所以我要把你拉下來。「這種人是有官稱的，就是比較『深沉的流氓』，他們也形成了一批代表性的人物，在電影界裏也有這類的代表人物。「我覺得我大概屬於那種『比較無所謂的流氓』」。
談話中，王朔甚至認為魯迅也是聰明的，作了十四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小官，在上海選擇居住在日租界，與日本特務內山保持良好的關係，並用日本特務的經費出書，這都沒有影響他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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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承志們已經江郎才盡，所以才攻擊、批判別人。
王朔認為「張煒以思想家自居，這一點和柯雲路很象。柯雲路是走到左道旁門了，玩氣功了。張煒好象無所適從，他跑到山東去搞精神家園，作品越寫越差。……他最早把風景描寫剛過了關，他就在思絮錄中寫道：一個作家要是不會描寫風景，那就不能稱之為作家。後來過了一些年他好象認為自己有了點思想了，我又看見他寫道：一個作家要是沒有思想那就不能稱之為作家。他總是隨着自己的一點點進步不斷地修正『作家』的定義。縱觀張承志和張煒的創作，他們現在都處在創作的低潮期，已經拿不出有力的作品了，所以轉向張揚些什麼、批判些什麼、攻擊些什麼……」。
他最後說「張承志也好，張煒也好，你們不是有這樣的觀念、這樣的情懷嗎？你就把它寫成最牛ｘ小說，當然得是公認的，別象賈平凹似的，寫出來的不是東西、挨罵。」「我認為我將來一定能寫出特別牛ｘ的小說。我就敢吹這個牛。」
〔4〕現在的文學水平比三十年代要高
對於一些人認為現在的文學創作很不景氣，他說，「我們不妨對比一下三十年代─被認為是『五四』以來文學最昌盛時期的一些大家，包括郭沫若老師的詩歌、茅盾老師的小說，甚至巴金老師……咱們都算上，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作家比如蘇童、余華、劉震雲、劉恆等在文字能力等方面超過那個時代所謂的新感覺派之類，文字水平的進步那是非常明顯的。。」他認為，所謂文學的不景氣不過是視聽藝術的發展奪走了舊有藝術的影響力，並不說明創作水平下降了。
三．站在正統文學和紅衛兵文學肩膀上的小說家
第一次朋友對我說起《心靈史》，我沒有興趣也沒有時間去看它，第二次朋友對我說起它，我敷衍過去，第三次、四次……，那麼多有「思想」，有「才華」的人推薦它，就象去年推薦《第三隻眼睛看中國》一樣，我急切地想要看一看它了。
為了尋找一本張承志的《回民的黃土高原》（內有《心靈史》），朋友幫我給青海出版社打了電話。然而在我離京前還是沒有買到。直到我回到德國一個月後，才總算找到，從北京輾轉帶給我。
我必須承認，這是不見張承志二十多年後第一次認真地讀張承志的作品。自從我不再認同共產黨社會的文化後，任何得到那個社會承認的東西，如獲獎，對我來說都是一個負的參數。他在文學上出道初期的作品，「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黑駿馬」、「阿勒克足球」，只是出於對老同學的好奇，我都翻看過。但是，給我留下的印象是，沒有任何新意，他沒有突破性的變化，仍然在以前的路上走，增加的一點只是他在很多方面模仿艾依瑪托夫。這和他曾經在草原上插隊生活了幾年有關，也和他的有限文學知識和思想素養有關。因為當時在大陸出版的有限的文學著作中，出版了幾本艾依瑪托夫的書。
我感到，張承志最早的文學衝動所顯示的是，他不折不扣地走在共產黨社會中的正統文學的道路上。這種文學可能會比其前輩賀敬之、魏巍、瑪拉沁夫等人，甚至比蘇聯和東歐的那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更加成熟，但是終究是沒有生命力的，不會在文學史上留下什麼。直覺告訴我，張承志很難走出這個框架，很難和世界其它地區的文學交流、相比、融匯。所以，從此我不再讀張承志的作品，即便是在別人向我吹噓他寫的「北方的河」如何好之時。
這一次，我仔細讀了《回民的黃土高原》。雖然是我最熟悉的文風，但是現在我絕不願意認同它，套句時下流行的時髦話說，這是共產黨文化「話語」霸權下的產物，叫我如何認同它。
如果說紅衛兵文風是受前輩左派知識分子，如賀敬之、魏巍、乃至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受前輩黨的理論工作者，受各類黨文化作品的影響產生的，那麼可以說張承志今天的文風繼續了他們當年紅衛兵文風，雖然戰鬥的詞句少了一點。但是，所使用的語言、概念，語言的韻律、節奏，語言中包含的情緒都和當年一樣，沒有任何變化，只是更成熟了一些。事實上，張承志從沒有感到過有變換自己語言的必要。這樣的語言在張承志的作品俯拾皆是，如在「海騷」的開始，
「這不是北方阿洛達萊的春三月；草地上白毛風星期的日子再可怖，但馬蹄子踏着的是凍得鐵硬的泥土呵！
這不比西省灰條溝崖的落雪天，山溝里凍破石頭的日子再孽障，可钁把子頂着的是熱氣股股的故土呵！」（見《回民的黃土高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頁。以下均引自此書）
這裏既有賀敬之也有郭小川詩的痕跡。
「長久以來，我匹馬單槍闖過了一陣又一陣。但是我漸漸感到了一種奇特的感情，一種戰士或男子漢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第239頁）
這是和文化革命時的文體一樣的一種進軍式的散文，一些慷慨激昂的空洞的大話。
「對於我─對於你們從《黑駿馬》和《北方的河》以來就一直默默地追隨的我來說，這部書〔指《心靈史》─筆者注〕是我文學的最高峰。我不敢說─我還會有超過此書的作品。甚至我還在考慮，就以這部書為句號，結束我的文學。
對於我在1978年童言無忌地喊出的口號─那備受人嘲笑的『為人民』三個字，我已經能夠無愧地說：我全美了它。這是對你們的一個約束；如今我踐約了，我沒有失信」（第245頁）
「─那時，你們不僅覺得自己觸着了我的心，也覺得自己觸着了大西北的心。我的感情，你們的感情，死去的烈士們的感情─會彼此衝撞。那一刻的震撼將無法形容。我堅信那千金難買的一刻一瞬。我崇拜它。未來的人類將因此而羨慕我們。他們會覺得：在人世間，再也沒有一份比這更珍貴的感情了。」（第246頁）
這種肉麻的自大在自由社會的作家中是很難找到的，只有在那種極權社會和權威文化中，在那些極端的教派團體中才會出現。
「描畫這樣一個硬壯的漢子麼？
任何舊文學的手段都無法奏效。」（第240頁）
「他們並沒有懷着對殉教者的同情滲入調查。他們缺乏對於人的心靈力量的想像力，因此也不能獲得秘密。而歷史從來只是秘史；對於那些缺乏人道和低能的文人墨客，世界不會讓他們窺見真相。」（293頁）
這種誇張的基礎是一種自以為是的馬克思式的先知，一種對一般文學的無知，及由此而來的文化革命式的所謂對舊世界的蔑視。再如，
「中國對此一無所知。中國對心靈和心的靈性，從來是冷淡的。」（265頁）
這種誇張的語言可追溯到馬克思，以及雨果那種浪漫派誇張的語言的中文譯文的特色。為什麼會這樣習以為常地大量使用誇張性的語言，為什麼在絕大多數大陸知識分子的作品中經常如此，原因就是那種極權文化的自以為佔有真理，自以為代表真理，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意識形態化和教條化，這一切必定導致假、大、空。這種特點甚至在金觀濤等人的所謂哲學作品中都可以讓人一眼看出。這種自大而無知伴隨着一種虛張聲勢，在作者看來仿佛只有「歷史」、「人民」、「人類」、「危機」、「尊嚴」、「孤獨」、「宇宙」、「神秘」、「高尚」這些名詞，「一切」、「高、大」這些形容詞，才是大文學家和大思想家的語言和問題。如：
「毛拉說：『知識的終點，是主的認知；伊斯蘭的終點，那是無計無力！』
我堅信，一切哲學，都會被這句話震動。」（第261頁）
「在蘇四十三出世時，大時代悄悄降臨了。」（269頁）
「他的時代，用教內術語來說，已經全美。」（288頁）
在此我只是引述了極少的一些例子，這些語言遍佈在《回民的黃土高原》中的每一篇作品中。
分析這種語言和其它文學語言的不同，分析中國從三十年代以來到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語言的蛻化和萎縮是一個很重要的學術題目，不是兩句三句話可以說完的問題，我的朋友，研究德國文學的詩人吳建廣正在作這一工作。我想說的只是，這是一種典型的共產黨社會，極權文化的文風。我提出這點，也是想先對王朔的自以為是作一個註解。
我雖然不是專門研究小說的，但是也還是感到張承志的小說的結構仍然和已往和時下在大陸仍然流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的結構沒有任何形式上的不同。他甚至沒有能力象王蒙那樣玩弄一下新的形式。他和王蒙的這種不同非常能夠說明二人的特點，是一個很值得作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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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極權文化崩潰前的煩躁
就思想來說，張承志小說中仍然是超越個人的抽象的「歷史」、宗教、人民等主導，每個人的生活和喜怒哀樂都受這種超越個人的東西的主導。他把它稱作「信仰」、「精神」。在他的小說中不是個人生活中的內在的衝突，而是人的全體和歷史、宗教、社會的衝突、意念的衝突。在文學中，以這種抽象的意念衝突的導引並主導着的作品實際上就是一種主題先行的作品。它所導致的是把人抽象化、平面化，使人失去複雜的、豐富的、不可解析的生活內容。
人和自然的關係，在文學中肯定是作為個體的人和個體的自然。整體的人和自然的關係的討論則必然把人們拉向大而空泛。如果它只是一種討論或推測還好，如果它被教條化、意識形態化，被人們用來代替個別的、真實存在的具體的個人和自然，那麼它就會脫離文學，步入宣傳。
宗教和人的關係，不，在文學中應該說是人和宗教的關係，在那裏揭示的人們的生活，不是宗教導引着人的生活，而是在人內在的對愛的追求中，內心中和情感中的大量的宗教因素和社會、政治、制度、世俗的宗教，以及家庭、宗族等的衝突，以及由此而來的不可解脫，不能克服的矛盾和背謬所帶來的悲劇。
這種悲劇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中的所謂悲劇不同。那種悲劇是由於你遇到了壞人，災難而導致。而這種悲劇則是內在的，必然的，人活着則必然無能為力的人生悲劇。
由於張承志始終是位於極權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主流文學中，甚至遠離對社會稍有批評的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因此他不可能，也沒有能力提出這些問題和處理這些問題。宗教在張承志那裏只是煽情的意識形態，某一群體的口號。
極權社會中的張承志不過是深沉的流氓，王朔把它說俗了，但是卻是一針見血。他根本沒有一般社會中的知識分子的道德規範，因此，把他作為抵抗投降的高尚，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除了我們在上文所引述的作為「黑駿馬」的作者那種沾沾自喜，事實上，在他的作品中經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在一般人面前的俗不可耐的自得和對塵世中權貴的垂涎諂媚，如，
「在這個爾麥里的打依爾上，我被它徹底地征服了。我把一名優秀作家的自信，第一次變作虔誠獻給了它。」（292頁）
在《心靈史》的前言中，他炫耀地說，「當我的《金牧場》發表時，曾經舉辦過一次朋友間的小小慶祝會。沙溝農民馬志文被我作為第一名貴賓，介紹給包括文化部長王蒙、美國大使夫人包泊漪在內的客人。」（241頁）
然而，張承志可以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仍然不顧社會的變化而沉浸在極權的正統文化和文學傳統中。社會演變到了八九年，尤其是其後，張承志所賴以生存的那種文學氣氛，文學手法，文學空間卻是在社會的變化中越來越狹窄，由於他自己的特質決定，他甚至不能和王蒙、王朔那樣隨波逐流，順應極權社會苟延殘喘的變化，作個弄潮兒。這可能就是王朔所說的，衛道的紅衛兵天性所至。水落石出，他越來越深地感到威脅。
對極權社會文化的衰敗，張承志的反映是兩方面的：這就是「抵抗投降」和《回民的黃土高原》所顯現的。
一方面，他再次跳出來衛道，所謂抵抗投降不過是再次的「衛道」而已。因為，張承志從來也沒有反叛過社會，當然更沒有反叛過扼殺人性、扼殺任何追求真善美的衝動的極權專制制度和共產黨。同樣也可以說，張承志從來沒有追求過我們一般所說的人性的解放，追求過「真理」和知識，追求過真正知識分子的生活，否則的話，他怎麼可能從來沒有和共產黨社會產生過衝突呢？張承志理想中的高尚、社會倫理秩序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正統文學賴以生存的「三綱五常」，可惜已是昨日黃花。而這種極權文化的衰落和瓦解，使他一直堅持的人生道路，文學道路的基礎動搖了，市場萎縮了。大廈將傾，張承志們本能地要堅持、維護舊有的倫理秩序、舊時的文學，反對對舊日的一切偏離。
除了這種衛道外，另一方面，生活在極權社會崩潰的時代，他必然要到別處去尋找出路。六十年代表現出很強的幹部子弟意識，七十年代末期有很強的所謂「人民」意識，而從沒有很強的回民意識的他，在八十年代初期以後發現自己竟然首先是一個回民。要把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的紅衛兵發起人張承志走向黃土高原，轉而宣揚伊斯蘭教思想了，並且據說成了某些教派的精神領袖，這真讓一些還沒有走出共產黨文化的知識分子瞠目結舌。
這其實和時代有很大關係。張承志沒有他的前輩賀敬之、瑪拉沁夫等人那樣有運氣，隨着共產黨的上升而成名。他所處的時代是共產黨文化式微的時代。這類作品越來越失去市場。人們雖然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拋棄這種文化，但是，在表面上卻是以遠離這種文化為時髦。張承志當然不能恪守紅衛兵文化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的理想主義，然而，任何反叛都是痛苦的，任何反叛首先要砸碎的是舊的自己。這不僅需要敏銳的才氣，甚至需要「視死如歸」的勇氣和「雖九死而不悔」的堅韌。二十歲的張承志不曾走向這條路，那時他迷戀特權、憎恨平民，現在，眷戀塵世的他更不會拋棄掉舊有的一切，他想要尋求的是這種文化的代替品，當然要有高尚的外表、神聖的光環。
尋找替代「畫皮」，匆忙的轉化，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共產黨及其精英所表現的這種現象在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轉型前後都如此。中國雖然沒有象東歐那樣崩潰，但是也具有這種特點。我曾經問過一位從克羅地亞逃到德國的難民，為什麼過去似乎一直在「漸變」、被魏京生稱為第五個現代化樣板的南斯拉夫今天會比任何東歐國家都糟糕，出現這樣的不可收拾的混戰情況。他告訴我，八八年時南斯拉夫情況從表面上看的確很好，人們甚至認為，再過幾年他們的經濟就會和西方一樣了。但是，共產黨人不願意放棄他們的權力和財富，因此挑動激化了各種矛盾和衝突，從而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日前，我曾經就這個問題再次問過一位在匈牙利任教的南斯拉夫教授。他告訴我，在南斯拉夫以前的共產黨人就是現在的民族主義甚至宗教主義極端分子。很少有共產黨人，會輕易放棄他們的權力和財富。處於轉化中的東歐各國情況各異，以前的共產黨人現在分別成為民族主義者、國家主義者、宗教主義者、地域主義者、權威主義者，甚至所謂「民主」社會主義者等。但是這一切的基礎和尊重人權的民主文化都是不相容的，他們尋找的是一種掩飾極權文化的權威文化，是一種與民主人權的對抗品。這是很危險的。
張承志的這種變化是這個潮流中的一朵浪花。他敏感地意識到紅衛兵時代捍衛的馬克思和「為人民」已經日暮途窮，而轉向伊斯蘭教。在這種轉化中甚至沒有讓人感到和他身上固有的那種馬克思主義，正統思想有什麼衝突。他的思想和方法，知識分子的倫理道德也沒有任何改變。事實上，人們可以透過張承志從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表面變化，來觀察極權社會的文化的變化。
但是，問題更加嚴重的是，今天和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不同了，動盪的極權國家猶如即將打開的潘多拉的盒子，它隱藏着各種變化的可能，各種危險。
張承志是極權社會的寵兒中最早跳出來玩「火」的一些「知識分子」。在那個民主文化，人權意識薄弱的社會中中玩弄宗教主義、民族主義，是十分危險的。他從精神世界帶來的變數要過於當年紅衛兵文化給塵世所帶來的危害。人們必須警惕，那些個自以為佔有真理，自以為無所不能的各類權威主義分子，一旦狂熱起來，一旦行動起來，是不會考慮社會和平民的利益的。極權主義的文化，從希特拉到共產黨，到今天的南斯拉夫給世界帶來的危害應該引起人們的警惕和思索。
五．雞蛋是從大頭吃還是從小頭吃的爭論
一位朋友問我，你批評張承志，是不是反對理想主義，王朔和張承志的爭論是否可以歸為要不要理想主義。
如果理想主義從西文（Idealism）和中文來說都意味着以一個思想和觀念為最高目的，那麼，有各種各樣的思想和觀念，有各種價值的思想和觀念，就必然有各種各樣的理想主義。例如，有馬丁·路德·金的金色的人權夢想，也有希特拉的種族主義的黑色的理想和血紅的共產黨專政理想。因此，爭論的問題首先應該是要什麼樣的價值。只有解決了價值問題以後才能辯論是理想主義還是現實主義，還是物質主義（唯物主義）。然而，即使如此，人具有各種性格，社會是多元的，這種爭論基本不會有唯一的答案。只可能是，在某一歷史時期，是否某種傾向可能影響更大，或產生的影響更為積極、有效。
關於如何評價王朔、王蒙和張承志的爭論，同樣也是如此。首先我們要看王朔和張承志在價值問題有沒有分歧，這包括對社會、人的價值和文學價值的看法。當我們這樣分析問題時，我們可以從王朔對張承志的「批評」中看到，無論是道貌岸然的張承志、王蒙，還是似乎「玩世不恭」的王朔，他們在價值問題上沒有根本性的衝突。他們都認同共產黨極權社會的價值，認同正統文學。他們都是極權社會和極權社會正統文學的產物。（關於王朔，筆者將會再寫文章分析）
王朔和張承志所爭論的是，在極權主義的框架內是要理想主義、現實主義，還是物質主義問題。這種爭論與五十年代以來關於封建社會是兩千年還是一千年，美的階級性，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還是革命的浪漫主義，乃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的標準的爭論是一樣的，是極權社會內部的政治和社會文化需要，沒有實質性變化意義。對這一爭論人們可以分析的只是，究竟是王朔還是張承志對「共產黨社會」的影響更為積極。
自從七十年代末期以來，《今天》和《星星畫展》的出現實際上標誌着一種非官方的，新的文學和藝術衝動的出現，一種人性的覺醒和對極權制度及其社會文化的反叛。主流文學中的張承志自始至終和這一潮流格格不入，時至今日他和王朔的這種爭論仍然如此：無論就對一般價值的追求來說，還是知識分子對知識和文學、藝術的追求來說，都沒有顯現出一種新的價值，新的文學衝動，因此，張承志和王朔的爭論，實在可以說不過是雞蛋是從大頭吃還是從小頭吃的爭論，毫無實質性的意義，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飲鴆止渴，阻礙了人們在文學上對新的價值和方法的追求。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德國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