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5日，許世友司令員(左)在「南京路上好八連」命名大會上授旗
一、南京城內的「倒許」風潮
地處長江下游的南京城號稱中國「四大火爐」之一，凡是在夏天到過南京的人，一定會對那裏的酷熱天氣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在1967年夏天，由激進造反派組織「紅總」發起的「倒許」風潮以及「紅總」與「八·二七」兩派之間的武鬥高潮，使得自然界的高溫相形見絀。
南京的「倒許」風潮是由武漢事件和《人民日報》社論引發的。
7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對武漢「七·二○事件」作出了如下描述和定性：
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被他們操縱的「百萬雄師」、「公檢法」中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小撮壞頭頭，公然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把矛頭指向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一嚴重的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漢地區的廣大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無比憤慨，受到了全國人民的嚴正譴責，遭到了陸海空三軍的強大反對。……製造這一嚴重事件的罪魁禍首，陷入了億萬軍民憤怒聲討的汪洋大海之中。
武漢地區的這次嚴重的政治事件，對全國革命群眾，是一次最生動的階級鬥爭的教育，是最深刻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的教育，它必將廣泛地動員全國人民的積極性，把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該社論最後還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
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漲開始了。
讓我們伸開雙手，迎接階級鬥爭的新的大風暴吧!
勝利一定屬於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派!
第二天，即8月1日，「紅總」方面在南京街頭貼出了《告全省人民書》，指責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陰謀在南京搞兵變。
8月2日，南京出現了「一手拿槍，一手拿筆，口誅筆伐許世友」的大字報。
8月3日，在「紅總」的動員下，許多造反派組織共同向三牌樓南京軍區所在地發起衝擊，佔領了南京軍區政治部大樓，威逼南京軍區政委、江蘇省軍管會負責人杜平交出許世友。
8月4日，分屬「紅總」和「八·二七」的兩派群眾組織在城北邁皋橋附近的南京磚瓦廠發生大規模武鬥，造成9人死亡，130多人受傷。
8月8日，在「紅總」的武力進攻威脅下，南京城內的「八·二七」主力宣佈撤退至下關地區和大橋工地，南京城成為「紅總」的天下。
南京局勢的驟然緊張震動了中央高層。8月11日，周恩來和中央文革負責人緊急召見首都紅代會代表(北京「清華井岡山」和「北航紅旗」等組織與南京「紅總」之間有着緊密聯繫)，指出：「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武裝，是保衛文化大革命勝利進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軍」、「兩支」的任務交給了解放軍。……事實上證明解放軍是勝任的。不要以為武漢軍隊出了個陳再道，青海出了趙永夫，內蒙出了王逸倫，就對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發生了懷疑。……解放軍思想有些保守，軍隊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但跟劉鄧那個時期不一樣。一般的講，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大多數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
軍區、軍分區、人武部都要一分為二，好的還是多數。現在到處抓陳再道，就象前些時期到處抓譚震林一樣，這是不對的。」1第二天，周恩來等人又緊急召見「紅總」方面駐北京的代表，做出了三點指示：(1)要吸取一·二六的教訓。(2)對待南京「八·二七」不能像武漢對待「百匪」那樣，捉「八·二七」是不對的，今後不要再捉了。(3)打、砸、搶、抓、抄的歪風要剎住，否則要走向反面。2另一方面，中央於8月15日派出了以劉錦平為首的調查組，趕赴南京等地制止武鬥。
但是中央的上述干預似乎並沒有遏制事態的發展。
8月15日，「紅總」方面在鼓樓廣場舉行大規模群眾集會，會議期間高呼「打倒許世友」的口號。同日，許世友和杜平的家被造反派查抄。
8月16日，退守下關和大橋工地的「八·二七」以慶祝南京長江大橋鋼架勝利合攏的名義舉行遊行，試圖從中山北路進入南京市區，結果在3503廠附近遭到「紅總」方面的阻截。由於中央調查組和解放軍駐軍的干預，雙方的衝突沒有造成重大傷亡，不過「八·二七」方面有10多人被抓，30多人被打傷，遊行被迫中斷。
8月26日，「紅總」方面在南京大學大操場召開「打倒許世友，打倒江渭清，徹底打倒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同日，「揪許火線指揮部」宣告成立，並向許世友發出「勒令書」，勒令其在9月2日以前交出「認罪書」。
8月27日，「八·二七」以紀念該組織成立一周年的名義在南京大學大操場舉行集會。中央調查組、江蘇省軍管會派人出席會議並講話，強調「八·二七是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的產物。」會後，與會的「八·二七」群眾在市內舉行了一個小規模遊行。「紅總」方面對此沒有做出過激反應。不過當下關和大橋工地的「八?二七」試圖遊行進入市區的時候，再次在3503廠附近遭到「紅總」方面的阻截，被打傷8人，抓走8人。
8月28日，「揪許火線指揮部」在南京軍區大院門前安營紮寨，宣稱「不打倒許世友決不收兵!」從三牌樓到鼓樓，近3公里的大街兩邊貼滿了不同群眾組織支持「倒許」的大標語、大字報，「倒許」風潮達到頂點。
8月30日，「紅總」方面向據守四女中的「八·二七」一部發起進攻，省軍管會派出部隊試圖制止武鬥，結果「紅總」方面有人駕車沖向軍隊，造成3名戰士傷亡。3
最後由於毛澤東的親自干預，失控的事態才受到遏制。
毛澤東本來是支持中央文革關於武漢事件的處理意見的。但是該事件所引發的全國性連鎖反應引起他的高度重視。經過反覆權衡，他於8月10日在林彪送審的一份準備下發部隊的文件上劃掉了「軍內一小撮」的提法。其後，他於8月18日在上海秘密召見許世友，明確向他交底：許世友打不倒，南京軍區黨委打不倒，南京軍區打不倒。(必須指出，這個「最新指示」之所以沒有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乃是因為許世友心中有底後，並沒有立即對外界公佈這個消息。許世友顯然是想藉此機會考察軍區各級幹部的立場和態度)。4隨後，毛澤東又於8月25日作出了「擁軍愛民」的指示。根據這個最新指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佈了一個《關於展開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其中申明「人民解放軍和所擁有的各種武器、裝備和物資，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軍的指揮機關，是不容許外部的人進駐的。……除緊急情況，經過中央特許的以外，所有群眾組織現有的武器和軍用物資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交。……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戰員，一切革命群眾組織，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嚴防壞人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對於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必須採取專政措施。」5
8月29日，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又發出《學習中央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的通知》，對「8?25指示」作了廣泛的傳達。另一方面，周恩來通過電話責令「紅總」頭頭撤除「打許聯絡站」，不准衝擊軍區和省軍管會。他還說：「許世友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中央對許世友同志是要保護的。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如果有人要揪許世友的話，我一小時內趕到南京去!」6
9月4日，周恩來和中央文革負責人接見首都高校負責人，通報了中央文革成員、《紅旗》編輯部工作人員林傑等人被清洗的消息。這實際上等於公開否定了7月31日《人民日報》社論。
9月5日，康生、江青接見安徽兩派代表團，進一步明確指出：「前一段有錯誤的口號，叫抓軍內一小撮。……這個口號是錯誤的，因為不管黨政軍，都是黨領導的，只能提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另外提，那不科學」。7
同日，中央又發佈了一個「九·五命令」，該命令的前半部分複述了「8·25指示」的主要精神，後半部分則強調：「此命令自公佈之日起生效。今後如有違犯此命令者，當以違犯國法論罪。……當地駐軍在執行上述命令時，首先要耐心地進行政治思想工作，講清道理，進行勸阻。如勸阻無效，可對空鳴槍警告，令其撤回。在勸阻和警告仍然無效時，可宣佈這種搶奪行為是反革命行動，並採取措施對其少數的壞頭頭和肇事兇手予以逮捕法辦。……遇到這些人拒捕和抵抗時，人民解放軍有權實行自衛反擊。」8
在中央的強烈干預和軍方的武力威脅之下，「紅總」方面不得不實行戰略退卻。原定於9月2日舉行的「10萬人批鬥許世友大會」流產。9月4日，「紅總」和「八·二七」達成了《關于堅決制止武鬥的協議書》。至此，「紅總」發起的「倒許」風潮以及「紅總」與「八·二七」之間的武鬥暫時告一段落。
二、「紅總」與軍方矛盾的由來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南京的「倒許」風潮是武漢「七·二○事件」的一個連鎖反應。不過如果我們的考察僅僅到此為止，就未免顯得過於膚淺和單一。毛澤東曾經說過，事物的發展變化是由內因決定的，外因只有通過內因才能發揮作用。這個論斷對於我們考察南京「倒許」風潮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那麼南京「倒許」風潮的內因是什麼?「紅總」與軍方的矛盾衝突是如何發生的?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得不對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戰略部署和1967年8月以前南京地區的「文革」發展狀況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簡單說來，「文革」是「大躍進」失敗以後(特別是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以後)中共黨內高層認識分歧的產物。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將劉少奇及其黨內追隨者清除出黨。毛的這個戰略意圖可以從《五·一六通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十六條》以及他同斯諾的談話中明顯地看出。不過毛澤東在醞釀發動「文革」的時候，並未意識到可能發生的複雜變數和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
依據延安整風和廬山會議的歷史經驗，毛澤東似乎樂觀地認為，只要他明確表示出打倒劉少奇的意向，黨內絕大多數同志都會毫不猶豫地站在他這一邊，然後將劉少奇開除出黨，「文革」運動便可以勝利地宣告結束。然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結果大出毛澤東意料之外。儘管他在會議之前和會議期間做了大量的幕後工作，結果並沒有達到徹底打倒劉少奇的戰略目標。
於是毛不得不調整其戰略部署，將主攻目標轉移到中共中央委員會成員身上。其如意算盤是藉助群眾性的「造反」、「奪權」運動，衝垮現有的政治體制和權力格局，打倒那些對「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和地方高級領導幹部，然後重新任命一批「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用「無產階級司令部」二號人物林彪的話講，就是「今後我們的幹部政策應該是，誰反對毛主席，就罷誰的官」，「要通過這次運動，全面地審查幹部」，9「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的調整」，10從而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將劉少奇徹底打倒。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66年8月以後各地群眾的「造反」運動風起雲湧，蔚為大觀，並從1967年初開始進入全面「奪權」階段。
然而毛澤東並非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群眾運動不過是他進行黨內鬥爭的一個工具。因此，儘管毛澤東在「文革」運動初期十分強調「大民主」的積極意義，強調群眾運動的自發性、自主性和天然的合法性，但是他從一開始就沒有放鬆對群眾運動的干預和控制，一直試圖將群眾運動限制在他所設定的軌道之內。
例如，毛澤東在1966年7月對中央負責人的講話中曾經指出，「給群眾運動定框框不行」，要「把一切框框打的稀巴爛」。11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示林彪等人部署駐京部隊對紅衛兵實行政治軍事訓練，重點是「學習政治、學習解放軍，學習林彪同志和周總理的講話，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解放軍的三八作風」，12意在加強紅衛兵的組織紀律觀念。他還操縱當時的輿論宣傳，提出所謂「兩個司令部」的概念，強調群眾的革命造反運動必須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統一領導和部署之下進行。這實際上就為群眾性的「造反」、「奪權」劃定了一個最大的框框。
其次，對於各地「奪權」以後過渡性臨時權力機構的組建和人員構成，中央多次以明文規定的方式加以干預和控制。比如2月19日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申明：「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奪權鬥爭的臨時權力機構，叫什麼名稱?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結合?今後要先報告中央，經中央批准後，再在當地報紙上發表。」13其後中央於3月17日再次發佈通知，指出：「各省、市、自治區一級的奪權，在採取行動之前，應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來京同中央商量。沒有經過中央同意，不要成立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不要在地方報紙上報導和廣播電台上廣播奪權。」14
林彪的「三·二○講話」和「八·九講話」曾作為中央重要文件下發。毛澤東之所以特別看重這兩個講話，乃是因為它們特別突出了「緊跟中央」、「服從中央」的主題。比如在「八·九講話」中，林彪曾經告誡曾思玉、劉豐：要想在政治上不垮台，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請示報告，……無論大事小事都要請示報告。」他還說：「報告請示中央批准了再辦，這是毛主席一貫的工作作風。」15
以上的這些引證，在在顯示出「文革」要強化「中央權威」(實際上就是強化毛澤東個人的權威)的導向。而從實際情況看，那些「不聽招呼」、「自行其是」的人，不管是「中央首長」、省委書記，還是群眾造反組織領袖，還是參加「三支兩軍」的軍隊將領，最終都難逃被清洗的命運。由此可見，與國內外「新左派」諸公的樂觀估計不同，「文革」運動本質上是一個「集權」的過程而不是一個「放權」的過程，「文革」期間的所謂「民眾政治參與」本質上是「運動群眾」而非「群眾運動」。
1967年初緊隨「奪權」運動而來的「三支兩軍」，是毛澤東對群眾運動實施干預和控制的主要組織手段。關於「軍管」的基本性質和具體內涵，在1967年3月召開的「軍級以上幹部會議」的有關文件中有如下明確說明：「……革命造反派(小將)有天生的弱點，即政治上不成熟，雖然幹勁大，但是缺乏組織性」，因此要通過「軍管」實現三個過渡：即(1)把權過渡到解放軍手裏;(2)從解放軍手裏把權過渡到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手裏;(3)從三結合那裏過渡到巴黎公社那樣通過全面選舉出來的權力機構。16就筆者所知，「文革」自始至終都沒有實施過所謂「巴黎公社」那樣的「全面選舉」。因此上文所引的第三條內容不過是一紙空文，是毛澤東積極致力於個人集權和獨裁的一個漂亮點綴。「三支兩軍」的真正目的，是給帶有自發、自主傾向的群眾運動套上籠頭，用當時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領導人的話講，就是要加強造反派的「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
如果我們對上述背景有所了解的話，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中央關於「支左」的指示發出以後，各地造反派會與軍方發生如此嚴重的對立。從某種意義上講，以南京「倒許」風潮為代表的造反派的「反軍」活動，是毛澤東個人思想深處「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觀念相互牴牾的產物，是毛澤東「發動群眾運動、操縱群眾運動、消解群眾運動」「三步走」戰略部署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的一個不和諧的插曲，是「無產階級司令部」與造反派群眾組織之間一場「控制」與「反控制」的較量。
以下讓我們結合有關事實，具體地考察一下南京地區「紅總」、「八·二七」和南京部隊這三者之間矛盾的形成過程。
「紅總」和「八·二七」這兩大群眾組織在其成立之初，都屬於廣義的「造反派」，從1966年8月南京地區群眾性「造反」運動興起，到1967年「一·二六」造反派向江蘇省委「奪權」以前，這兩個組織在同廣義的「保守派」組織──南京大學「紅旗戰鬥隊」和南京工人「赤衛隊」──的鬥爭中存在一種鬆散的聯盟關係。但是在舊省委和依附於舊省委的保守派垮台之後，「紅總」和「八·二七」便因為政治權力分配問題產生了分歧。「紅總」領導人認為自己在「一?二六奪權」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功勞較大，因而在權力分配時當仁不讓，組成了以自己為核心的過渡性權力機構「奪權委員會籌備會」，實際上控制了過去掌握在舊省委手中的主要政治資源，包括《新華日報》和省市電台。「八·二七」領導人對於「紅總」的專權嚴重不滿，便挑起了關於「一·二六奪權」正確與否的論戰，最終演化成兩派在諸多問題上的嚴重對立。
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紅總」雖然在「奪權」問題上佔了先機，但是權力獨佔卻帶來了始料不及的後果。派性鬥爭的大面積迅速蔓延，直接威脅到南京乃至整個江蘇地區社會秩序和生產秩序的穩定，這引起中央(特別是負責處理中央和地方政務的周恩來)的強烈不滿。其次，「紅總」方面另一個更為致命的錯誤，是其領導人片面理解了毛澤東在運動初期關於群眾運動的那些言論，在「一·二六奪權」以後得意忘形，竟然忽略了「報告請示中央批准了再辦」這個重要原則。
基於上述兩點原因，中央遲遲沒有對江蘇的「一·二六奪權」表態支持。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八·二七」方面的分庭抗禮活動，兩派的對立愈演愈烈。等到「紅總」方面意識到自己的失誤，派出代表團赴北京向中央表示效忠的時候，「八·二七」方面也派出了一個「赴京控告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出面處理江蘇問題的周恩來等人起初試圖促成兩派的聯合，迅速組建一個包括若干舊省委二、三線幹部在內的「三結合」領導班子，將江蘇的局勢穩定下來。但是「紅總」和「八·二七」兩派成見已深，在諸多問題上爭論不休，根本沒有實現「大聯合」的可能。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情況下，中央領導層便順水推舟，於3月5日宣佈由南京軍區對江蘇各地實施軍管。以南京軍區政委杜平等人為首的「江蘇省軍管會」隨後成立，全面介入江蘇的政務。
中央的上述舉措，實際上否定了「紅總」方面主導的「一·二六奪權」，江蘇的政治權力也從「紅總」的控制之下轉移到南京軍區和省軍管會手中。這理所當然地招致「紅總」方面的不滿。而「八·二七」在「一·二六奪權」中沒有得到多少實惠，因而其領導人此時便抱着幸災樂禍的心理，表示堅決擁護中央的決定，堅決擁護南京軍區和江蘇省軍管會的領導。由此，「紅總」與「八·二七」兩派的鬥爭焦點便由「奪權」問題轉移到「擁軍」問題上。與此同時，「紅總」與軍方的矛盾迅速上升為主要矛盾。
三、通向對抗的道路
如果中央的態度是明確的、堅定的和一貫的，那麼南京地區的政治局勢也有可能在「三·五指示」以後逐步趨於穩定。然而不幸的是，後來事態的發展並非如此。
由於毛澤東對於以群眾運動方式展開的「文革」的複雜變數和嚴重後果缺乏足夠的預料，所以當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出現的時候，他的許多決策事起倉促之間，缺乏周詳的通盤考量。加之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的情況千差萬別，各地運動的開展步調不一，因而在上海「一月風暴」以後到武漢「七·二○事件」之前的大半年時間裏，中央發出的指示和制定的政策，總體上顯現出一種含糊其辭、前後矛盾、左右搖擺的態勢。這一方面造成各地貫徹執行中央指示的難度，另一方面也為捲入矛盾的各方根據自己的需要、實用主義地解釋中央指示精神、在行動中自行其是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說到中央指示的「含糊其辭」，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如前所述，派出軍隊「支左」是毛澤東干預各地「文革」的一個重要舉措，但是通過檢索當時的文獻資料不難發現，在1月份中央發出關於「支左」指示以後，在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裏，竟然沒有任何一個中央文件具體地闡釋過所謂「左派」概念的內涵。一直到3月份召開的軍級以上幹部會議上，在各地軍方「支左」人員的強烈要求下，中央才出台了一個衡量「左派」的標準：
(1)看大方向是否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否對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黨和毛主席的態度。
(2)組織純否，首先是領導成員，如果是地、富、反、壞就不行，是否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後台。
(3)群眾對這個組織的看法。
(4)衡量一個組織要用政治原則去衡量，不能帶宗派情緒。……對沒有群眾基礎的，沒有經過整風成立的，不承認，被推翻的保皇組織及改頭換面的反動組織一律取締……。對民族性的組織也要一律取締。17
必須指出，這個貌似正確、全面的「左派」劃分標準實際上並不具有多少實質內涵和可操作性。大概其中唯一帶有客觀性的標準是所謂「組織純否」，即看其「領導成員」是不是「地、富、反、壞」分子。不過就筆者所知，「文革」期間群眾造反組織成立的時候，對於領導層的家庭成分和個人政治背景一向是十分重視的，「地、富、反、壞」分子及其子女根本不可能成為群眾組織的領袖。所以這個唯一帶有客觀性的標準在具體的實踐中也是毫無意義的。因此，如何認定「左派」群眾組織，始終是各地介入「支左」的軍方人員所面臨的一個巨大難題。
其次，在地方兩派群眾組織尖銳對立的情況下，毛澤東關於「支「左」不支派」的指示也無可避免地淪為空談。因為從派性觀點出發，軍方的「作為」和「不作為」都可能引發一部分群眾組織的不滿。事實上，由於軍方在群眾派性鬥爭中「不作為」而招致一派群眾組織不滿的情況並不少見。
大量的個案研究顯示，各地「左派」組織的最終認定，要麼來自中央領導人的裁決，要麼取決於地方「支左」人員的主觀好惡，並沒有一個客觀公正的標準。所以就造反派方面而言，要想使自己的組織成為「左派」，一個最簡潔、最有效的方式當然是尋找「通天」的渠道。但是這樣的渠道畢竟十分有限。因此對於那些沒有中央靠山的群眾組織而言，就只有以製造大規模流血衝突的方式，引起中央高層對本地群眾運動的關注和同情，從而在中央的直接干預下取得與軍方平等對話的機會，最終由中央對雙方的爭端作出裁決。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中央支援的理論概率是50%，事實上各地也有一些成功的例證。
由此可見，由於政策界限的極度含渾和中央非制度性干預的存在，「三支兩軍」工作從一開始就潛伏着種種危機，必然帶來了一系列消極後果。
說到中央政策的「前後矛盾」和「左右搖擺」，這是由毛澤東對「三支兩軍」措施的主觀預期和「三支兩軍」實施後的實際效果之間的強烈反差引發的。如前所述，毛澤東派出軍隊「三支兩軍」的主要政治訴求就是對群眾運動和派性鬥爭進行有效約束，實現地方權力的平穩過渡。他的樂觀估計是，「……到了五月份，「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級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18為了達到上述目的，他不得不首先樹立軍方的權威。於是中央在宣佈「三支兩軍」後不久，便發佈了一個《軍委八條命令》，賦予軍方對不服從命令的群眾組織實施鎮壓的權力。但是各地造反派並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便以毛澤東先前賦予群眾運動合法性的言論為依據，與軍方展開激烈對抗，這便引發了2月份內蒙的「柳青事件」和青海的「趙永夫事件」。另一方面，各地軍方在遭到造反派的抵抗之後，普遍採取了「分而治之」、「支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因而「三支兩軍」實施之後，地方的群眾性武鬥不但沒有受到遏制，反而大有愈演愈烈、逐步升級之勢，連原本處於超然地位的軍方也深深捲入了地方派性鬥爭而不能自拔。
毛澤東顯然沒有意識到這種混亂局面的形成，原本是中央「支左」政策不明晰和久已存在的政治權力高度一元化的必然結果，沒有對自己的「文革」理念作出反思和調整，反而對軍隊的忠誠和能力發生懷疑。再加上幾個老帥在所謂「二月逆流」中表現出對「文革」運動「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使毛澤東非常不滿。於是毛澤東的感情天平一度發生了傾斜，對各地軍方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評和質疑。
例如他在4月1日發佈的《中央處理安徽問題的決定》中加寫了以下一段話：「許多外地學生沖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認罪、悔過或者寫檢查，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沖軍事機關一事，卻看得太嚴重。」19隨後，大概在5月份，他又在一份文件上作出了如下批語：「江西軍區與群眾對立情緒為什麼越來越激烈?江西軍區某些負責同志對群眾的態度是否正確，值得研究。此外，還有XX、XX、XX三個省軍區對待群眾的態度是否對，也值得研究。」20
在上述背景下，《人民日報》於4月2日發表了一篇題為《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的社論。4月6日，中央又發佈了一個《軍委十條命令》，其中規定：「對群眾組織，無論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准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眾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准把革命組織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不能僅僅根據是否衝擊過軍事機關這一點來劃分左、中、右」。215月3日，中央軍委又發佈了《關於捕人許可權和處理錯捕、取締的群眾組織問題的兩個文件》，其中規定：「凡是錯誤地給革命群眾，革命幹部戴上反革命分子，反動分子，壞分子等政治帽子的一律平反」，「凡是錯誤地把革命群眾組織宣佈為非法組織，反動組織，反革命組織，強行取締和解散的，一律宣佈無效，一律平反」。22上述舉措實際上是對軍方權力作出了一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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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看來，4月份的《軍委十條》和1月份的《軍委八條》，分別體現了「愛民」和「擁軍」的主題，兩者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互補的而非對立的。但是由於《軍委十條》和「兩報一刊」社論對這個文件的闡釋，從深層次上講沒有涉及導致權力衝突的制度性根源，沒有提出一個合理有效地分配政治權力的制度框架，從淺層次上講沒有進一步明晰某些政策概念的含混之處，沒有釐清中央和地方兩級的責權範圍，而僅僅寄希望於造反派和軍方的相互制衡和相互忍讓，凸現中央(實際上是毛澤東個人)的政治權威，因此，這類文件和規定的出台，除了加劇各地的政治動盪意外，不可能取得其他任何積極的效果。事實上，各地造反派從自己的切身利益出發，一般傾向於將《軍委十條》等文件詮釋為毛澤東支持造反派反的表徵，從而掀起了新一輪「反軍」浪潮。而各地軍方則由於這個最新指示的束縛，處於一種左右為難的境地，不得不採取消極防禦的態勢。也有的軍區對中央指示陽奉陰違，繼續暗中扶植「擁軍」的一派，打擊和削弱「反軍」的一派，藉以保持軍方對地方的控制。這實際上意味着，軍方無論「作為」和「不作為」，地方的派性鬥爭都不會終結。
毛澤東似乎始終沒有弄明白：為什麼在他看來「沒有根本利害衝突」的造反派和軍方之間，會形成如此尖銳的對立?在百思不得其解的重要關頭，「階級鬥爭」的幽靈再次浮現在毛澤東面前。「走資派殘餘勢力」向軍方的滲透引發軍隊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成為毛澤東「階級鬥爭」習慣思維模式下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因此，到武漢事件爆發前夕，他似乎大有讓軍隊「開門整風」的意思。他說：「支左有很大好處，就是使軍隊本身受到教育，他們會從實際鬥爭中體會到這個問題。支左不僅支革命群眾，支左派組織，不但看到社會各方面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同時也能看到軍隊裏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要看到階級鬥爭也反映到軍隊裏邊，軍隊通過支左，把問題暴露在社會上，從而更加提高我們軍隊的思想水平，這才是辯證唯物主義。」23
基於毛澤東的上述認知，武漢「七·二○事件」發生後，中央迅速作出反映，一方面認可了陳再道、鍾漢華的倒台，另一方面為受到武漢軍方壓制的「工總」、「二司」、「九一三」、「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三司革聯」等群眾組織平反。這對各地那些受到軍方壓制的造反派組織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刺激。由此，各地造反派的「反軍」浪潮進入一個快速上升通道。
南京地區的情況是各地局勢發展的一個縮影。通過解剖這個個案，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造反派和軍方之間的對抗，是如何在中央態度的前後矛盾、左右搖擺中不斷加強的。
還是讓我們從中央的「三·五指示」發出後開始。
由於「一·二六奪權」問題的影響和兩派對中央「三?五指示」的不同態度，中央在處理江蘇問題時，對「紅總」和「八·二七」的態度從一開始就是不一樣的。中央的態度無疑左右了軍方態度。於是宣佈軍管以後，江蘇省軍管會立即採取了大規模取締所謂「反動組織」的舉措，其中涉及南京地區的舉措包括：
3月9日，宣佈取締金陵造船廠「紅縱」、延安區土建大隊、「八·三○指揮部」、紅衛林場「紅衛軍指揮部」、大廠鎮「工農紅總」浦口區浦鎮土石方大隊「東方紅紅色造反隊」等五個「反革命組織」。
3月13日，又宣佈取締「省紅總」朝陽區總部、新華玻璃纖維廠「紅色造反隊」等「反革命組織」。
3月14日，又宣佈取締南京鐵路工人革命造反總指揮部「鐵道兵」及其所屬南京機務段革命造反總部「鐵道兵」、南京和平門車站革命造反總部「鐵道兵」和南京鐵道醫學院「毛澤東思想戰鬥兵團」(又稱「紅衛軍」)、遵義區「工人紅色造反總部」及其直屬糾察隊、南京市「工農學革命串聯總部」及其所屬「飛虎隊」。此外，南京市統戰系統「革命串聯會」也被取締。24
這種高壓政策雖然暫時遏制的「紅總」的氣焰，但是深層次的矛盾並沒有解決，「紅總」方面對軍方的牴觸情緒有增無減。這可以從4月初「紅總」下屬「心中想念毛主席革命戰鬥隊」貼出的大字報中表現出來。這個大字報借用當時的意識形態話語，將省軍管會主要負責人描繪成「舊省委殘餘勢力」壓制群眾運動、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25此外，「紅總」領導人還多次發表談話，指責「軍管會執行了一條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使得「造反派癟氣，中間派泄氣，保守派吐氣，黑當權派神氣」。26
《軍委十條》公開發布以後，軍方的權力受到限制，「紅總」方面的活動又開始趨向活躍。不過懾於中央權威和軍方武力，「紅總」此時尚不敢公開對抗南京軍區和江蘇省軍管會，而是通過挑動與「八?二七」之間的流血衝突，給軍方製造麻煩、施加壓力。
有關資料顯示，在5月14日至5月24日期間，南京地區共發生武鬥37起。5月下旬到6月上旬，平均每天發生武鬥18起。較為嚴重的武鬥事件，一次是5月27日發生在南京林業學校的武鬥，造成一名學生(林校「八·二七」負責人)蔡應厚的死亡。27另外一次是6月27日發生在南京機電學校的武鬥，這次武鬥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是機電學校的一棟教學大樓被燒毀。28值得注意的是，在「機校縱火案」發生的時候，南京軍區政委、省軍管會主任杜平因為《軍委十條》的困擾，竟沒有及時做出反應。最後還是在得到「林辦」的明確指示以後，才派出軍隊加以干預的。
在軍方進退失據、不知所措的時候，「紅總」的氣焰更加囂張。6月2日，數百「紅總」下屬組織成員殺向南京鐵路公安處，沖砸了在那裏舉辦的「鐵道兵總指揮部反革命集團罪行展覽」，提出為「鐵道兵」組織平反的要求。296月19日，「紅總」方面組織300多人衝進已經實施軍管的江蘇省公安廳，搶走檔案資料60餘件。24日，數千名「紅總」群眾再次包圍省公安廳大院，試圖武力進入。7月6日，「紅總」負責人文鳳來、張建山不顧軍管會首長的勸阻，指使4名隨從強行綁架到軍管會出席會議的「八·二七」勤務祖成員韋萬家，然後揚長而去。307月11日，「紅總」負責人在內部會議上發佈了一個「十二點指示」，其中談到「革命的中心任務是武裝奪取政權，目前對南京是非常適合的」，「對南大八·二七、南工東方紅、華水革聯要各個擊破，周邊一個一個吃掉」，「對南大、南工、華水要大幹一場，政治上不能一下子壓垮，先從組織上打垮，打癱瘓」，「公安聯總是一個釘子，……要全力把它搬掉」，31其躊躇滿志、躍躍欲試的情緒溢於言表。
武漢「七·二○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康生、江青、陳伯達出面接見河南造反派群眾組織代表。他們不但對武漢打倒陳再道的舉動作出充分肯定，而且江青還特別肯定了河南造反派組織提出的「文攻武衛」口號。這對南京的「紅總」無疑是又一個強烈的刺激。「紅總」的一位負責人從北京打來電話說：「關於「文攻武衛」問題，這點我在北京了解了很多單位的情況，特別了解了江西的情況，我感覺江西爆發前的情況與目前江蘇情況十分相似，……革命派佔優勢，在這種情況下南昌的革命派奪了槍進行自衛，沒有被打垮，這是南昌的手段。南京不一定採取這種手段，但是這種文攻武衛的精神，我們無論如何要掌握住的。……各單位應立即行動起來，進行武衛，進行聯防，一發生情況，對方敢打進攻，我們敢於消滅」。32
7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公開發出「揪軍內一小撮」的號召。8月1日出版的《紅旗》第12期又加以轉載。由此，「紅總」方面認為公開「反軍」的時機已經成熟，最終掀起了本文開頭所述的「倒許」風潮。
由於「紅總」發動的「倒許」風潮選擇了恰當的時機，有《人民日報》和《紅旗》社論為後盾，因而一時之間贏得了許多群眾組織和社會團體的回應和支持，形成一股巨大的社會聲勢，對軍方和「八·二七」均產生了巨大的壓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倒許」風潮不斷高漲期間，「八·二七」一方面努力捍衛自己的實際利益，另一方面也在宣傳上一度努力試圖撇清自己與軍方的關係。《八·二七戰報》至少有兩次發表文章，採用了「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
「紅總」方面則得寸進尺、步步進逼，不但不把省軍管會和「八·二七」放在眼裏，而且對於中央的指示和干預也陽奉陰違。例如在劉錦平調查組來寧之後，「紅總」負責人曾在內部揚言：(1)(如果調查組認定)紅總是造反派，八·二七是老保，我們就把他們吃掉。(2)(如果調查組認定)雙方都是造反派，我們就把他們打垮。(3)(如果調查組認定)他們是造反派，我們是老保，就干一場走路。33
這種破釜沉舟的決絕姿態，一方面為「紅總」贏得了「造反堅決」的聲譽，另一方面也為其最終的消亡買下了禍根。在「全國河山一片紅」以後，毛澤東下令收拾造反派，南京的「紅總」首當其衝，最先淪為被鎮壓的對象。
四、軍內矛盾與「倒許」風潮
出於突出重點和敘述連貫的考慮，本文的以上論述沒有涉及軍方內部矛盾對群眾運動的消極影響。其實南京的情況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如果沒有軍方內部矛盾的存在，群眾組織與軍方的對抗決不會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
毛澤東派軍隊「三支兩軍」的決策，顯然是基於軍隊系統對其個人的效忠。不過他對「人治」政治模式下必然產生的軍隊內部的門閥派系鬥爭的嚴重程度似乎估計不足。誠然，相對於「地方黨政系統」和「群眾造反派組織」等概念而言，「軍隊」的確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概念。其次，相對於前兩個群體而言，軍隊內部的統屬關係更明晰，組織紀律性更強，更容易指揮調度，這也是事實。第三，經過對高層的反覆清洗和對底層的長期灌輸，軍隊作為一個整體，對毛澤東個人的高度敬畏和高度忠誠是毋庸置疑的。但這並不意味着軍隊是「鐵板一塊」。高級將領之間個人關係的親疏、各支部隊的歷史淵源、軍隊內部各部門各軍種之間的利益衝突等因素，使得軍隊內部的「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和相互傾軋長期存在。此外在「文革」期間，由於中央關於「指左」的指示大多缺乏明晰的界定和明確的指向，因而在如何理解和貫徹這些指示的問題上，很容易造成軍隊幹部之間的認識分歧。以上這些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使得軍隊內部的派性鬥爭並不比地方上的派性鬥爭來的遜色。
擇要說來，「文革」期間軍隊內部的矛盾衝突，首先突出地表現為林彪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一直積極致力於在軍隊內部擴張自己的勢力，大力培植重用「四野」出身的幹部，排斥和打擊其他軍內山頭。而毛澤東對林彪的倚重和對諸老帥「二月逆流」的反感，為林彪的上述圖謀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二月逆流」發生之後，由老帥們組成的「中央軍委」實際上陷於癱瘓，取而代之的是由林彪的少數親信如葉群、吳法憲、李作鵬、丘會作為主要成員的「軍委辦事小組」。林彪通過他們控制了軍委各主要部門和空軍、海軍。此後林彪轉而將矛頭指向各大軍區，攻擊的重點是一些紅四方面軍出身的高級將領，其中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首當其衝，其他幾個大軍區(包括南京軍區)緊隨其後。34而林彪顛覆各大軍區的具體方法，一是利用各大軍區管轄下的軍事院校、文藝團體和軍隊醫院等系統內部的「軍內造反派」製造混亂，二是利用空軍系統在各大軍區內部製造高層分裂，三是利用社會上造反派組織與軍方的尖銳對立，策動大規模流血衝突，然後嫁禍於軍區主要領導，對其進行指責和清洗。從武漢「七·二○事件」來看，林彪的上述策略是相當成功的。
南京的情況與武漢十分相似。如果不是由於毛澤東在8月中旬幡然醒悟，批示停止使用「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緊急部署保護許世友，南京的「倒許」風潮必將演化為第二個武漢「七·二○事件」。
有關資料顯示，南京地區的軍內矛盾，最初表現為省軍管會主要負責人之一杜方平與軍區首長許世友等人之間的離心離德。不過「文革」期間各方對杜方平的諸多指責是有失公允的。他在「文革」期間政治立場的抉擇，在很大程度上並非出於其個人的主觀意願。因而其最終遭到清洗，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文革」運動的荒謬和詭異。
杜方平「文革」前是南京軍區後勤部下屬的一個二級部長，「文革」初期劉鄧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他曾經作為「江蘇省委工作隊」成員進駐南京大學。到1966年年底，以江渭清為首的江蘇省委的垮台已成定局。在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的支持下，省委工作隊內部的軍方人員梁輯卿、杜方平、吳大勝向工作隊領導和江蘇省委反戈一擊，成為名噪一時的軍方造反英雄。不過據了解內情的人說，梁、杜、吳三人各方面能力十分有限，當時使他們成為「造反英雄」的表態文章，實際上是南大「紅色造反隊」(該組織是後來江蘇「紅總」的核心組織)秀才的手筆。35由於有着這樣一種淵源，所以在「一?二六奪權」前後，杜方平與「紅總」方面一直保持着聯繫。
依據杜方平自己的供述36和筆者對一些南大「文革」親歷者的訪談，筆者認為他在「紅總」與「八·二七」這兩大群眾組織之間的抉擇主要依據以下兩點理由：第一，1966年8月南大「紅色造反隊」和「八?二七革命串聯會」剛成立的時候，「紅色造反隊」的組織成分更純，造反態度更堅決。而「八·二七」成員的社會構成相對複雜，其領導者的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傾向也更加明顯。第二，南大「紅色造反隊」是較早與南京地區工人造反派發生關係的紅衛兵組織。由他們主導發起的「紅總」組織，是一個以南京地區大型國有企業和軍工企業工人造反派為主體的橫向聯合組織。而「八·二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是一個單位內部的群眾組織，其成員主要是南大的學生和青年教師(該組織向工廠和農村的滲透擴張主要發生在「一?二六奪權」以後)。在當時的政治觀念與政治話語譜系中，「工人階級」與「臭知識份子」這兩種社會身份的高下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可見，杜方平對兩派群眾組織的不同態度，實際上完全基於那些長期以來約定俗成、或者是在當時得到強調的「政治正確」指標，如組織成員是否「紅五類」、是否有較多的黨團員、是否「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造反態度是否堅決等等。相對於杜方平而言，許世友的高明之處在於，在中央對兩派的態度沒有明朗以前，他採取了與兩派組織同時接觸、平分秋色的策略，儘管他在內心深處始終認為「造反派沒有好東西」。37
各方對杜方平的指責始於「一·二六奪權」。事實上，「一·二六」造反派組織聯合向江蘇省委「奪權」，南京軍區事先是知道內情的，並曾派出軍隊協助維持秩序。客觀地講，當時各方對「奪權」以後的事態發展都缺乏足夠的估計。後來中央召見南京兩派代表商議「大聯合」事宜，周恩來、康生等人在批評指責「紅總」的同時，也對杜方平進行了點名批評。這個時候南京軍區的主要負責人為了推卸責任，紛紛表態與杜方平劃清界限。這樣就給外界造成了杜方平是「紅總」黑後台的錯誤印象。因此杜方平對出面處理江蘇問題的中央領導人和南京軍區主要負責人有所不滿是可以理解的。
杜方平在職期間的一個主要錯誤，是在7月27日的《新華日報》上發表過一篇署名梁、杜、吳的文章《永遠忠於毛主席，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其中多次使用了「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據查，此舉乃是因為杜方平從他的老部下、時任中央文革成員和《紅旗》雜誌編輯的林傑那裏，提前獲知了《人民日報》7月31日社論的主要內容。這篇文章對於南京「倒許」風潮的鼓動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不過在8月中旬周恩來對南京「倒許」事件做出指示以後，杜方平又多次找「紅總」負責人談話，強調要服從中央的指示精神，避免重新犯錯誤。由此可見，杜方平至多是一個沒有多少個人主見、對上級指示唯命是從的糊塗蟲，而非一個具有強烈政治野心的人物。
杜方平個人悲劇的發生，還與「紅總」方面的一些做法有關。事實上「紅總」領袖從來沒有將杜方平看作自己的「太上皇」，他們對他的指示只有在符合自己利益的情況下才肯聽從。但是在對外宣傳上，他們又一直緊緊拉住杜方平不放。因為杜方平是省軍管會的負責人之一，他的存在為「紅總」方面的「反軍」活動披上了一件「政治正確」的外衣。無論在什麼時候，公開聲明反對解放軍都是不明智的。因此「紅總」在其輿論宣傳中一直試圖給外界造成一種印象，即江蘇省軍管會內部存在着「兩條路線」的鬥爭，杜方平是「正確路線的代表」。「紅總」要反對的並不是毛澤東的「三支兩軍」指示和省軍管會，而是軍管會內部「一小撮」沒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的人。換言之，着力將杜方平塑造成「軍方正確路線的代表」，可以為「紅總」方面「打着紅旗反紅旗」提供一個充分必要條件。
由此可見，杜方平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央領導人的輕率斷言和各方的片面宣傳綁在「紅總」戰車上的。當然從一個更宏觀的背景看，他最終又是毛澤東「文革」理念內在衝突和中央政策左右搖擺的犧牲品。
如果說杜方平主觀上並沒有挑戰中央指示和南京軍區主要領導人權威的意向和膽識，那麼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的幾個主要負責人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南空政委江騰蛟、副政委王紹淵和政治部副主任高浩平等人，都是十分自覺地依附於林彪山頭、積極充當林彪在軍隊內部擴張勢力、排斥異己的政治打手的。
江騰蛟是湖北黃安人，與林彪有同鄉之誼，又是林彪在「四野」的老部下，「文革」前任南京軍區所屬空4軍政委。他利用葉群在蘇州瀏河搞「四清」的機會，與林彪、葉群拉上關係，1966年10前後升任南京軍區空軍政委。1967年初，他在林彪的支援慫恿下，首先在南京軍區空軍系統內部大搞派性鬥爭，打倒深得許世友信任的南空司令聶鳳智，奪得了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的大權。武漢「七·二○」事件之後，江騰蛟、王紹淵、高浩平等人利用其對空軍的控制，緊跟林彪的戰略部署，在南京軍區內部煽風點火，製造分裂，成為策動南京「倒許」風潮的重要幕後力量。其具體活動包括：
7月21日，楊成武、余立金跟隨毛澤東從武漢到上海。第二天高浩平飛往上海。3天後王紹淵也飛往上海。他們顯然從余立金(原南京軍區空軍政委，後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委)那裏探聽到中央高層對武漢事件的態度。
7月27日，南京軍區召開「聲援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大會」，大會期間，王紹淵就利用軍區主要負責人安排聶鳳智上主席台的問題，先後三次向杜平發難。
8月初，高浩平在空軍454醫院造反派集會上，針對「八·二七」指責「紅總」的「打砸搶」問題發表講話說：「打砸搶不是本質問題，本質問題是「紅總」反許世友、杜平，大方向是正確的。」
8月5日，王紹淵、高浩平召集南空司、政、後各大部長會議，高浩平在會上說：「從浙江、安徽的問題看，根子在南京軍區。」王紹淵與他一唱一和，指責許世友在延安時就反對過毛主席。
8月8日，高浩平接見空字009「紅旗兵團」勤務組成員，對他們說：「軍區問題很嚴重，許世友是聶鳳智的黑後台，……打不倒許世友就打不倒聶風智。」他還說：「軍區實力派是許世友，杜平是被推到第一線的。八·二七保許世友保到什麼程度?許世友操縱八·二七操縱到什麼程度?我們正在調查」，「八·二七現在揪杜方平……杜方平是最早起來造江渭清反的，是中央肯定的，現在他們(指「八·二七」)揪杜方平，就是他們在政治上陷入被動，……武漢事件發生後，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已進入一個轉捩點，《紅旗》十二期社論吹響了衝鋒號」，「你們打倒許世友，打倒聶鳳智，我們支持，許世友、杜平是有問題的。」
8月9日，王紹淵、高浩平召見南空政治部文工團「革籌會」的幾個頭頭，說：「現在已由揪黨內一小撮轉為揪軍內一小撮，你們可以殺向社會鍛煉鍛煉」，「南空黨委同意你們殺向社會，許世友的問題很多都是綱上的，你們要我表態，越早越好。我們不好出面，你們表態，實際上就是我們表態。」就在這次接見的當天，南空政治部文工團「革籌會」就發佈了一個「打倒聶鳳智」、「打倒許世友」、「打倒徐向前」的聲明。38
8月10日，王紹淵、高浩平前往上海。11日，他們從上海電告南京：「不要和軍區站在一條線上」，「不要支持X(「八·二七」)派」。12日，他們又主持召開南空黨委緊急會議，在會上做了題為「站穩立場，旗幟鮮明，態度明朗，劃清界限」的報告。
8月13日，他們召集「紅總」負責人會議，明確表態：「現在南京軍區內部兩條路線鬥爭很激烈，我們也是一直受到壓制的，我們現在已經殺出來了。……武漢問題發生後，全國形勢高漲，中央很明確，我們要有信心。當然南京不是孤立的，江、浙、皖三省都有發展，杭州前幾天比你們還孤立，現在也在好轉嘛!」
在王、高「八·一三」表態之後，南空部隊影響覆蓋的無錫、蘇州、丹陽、常州等地「支左」部隊立即作出積極回應。39
南京空軍負責人的上述言論和行動，無疑對「紅總」的「倒許」風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他們之所以這樣做，顯然與武漢「七·二○事件」的結果有關。劉豐就是因為在打倒陳再道的鬥爭中表現積極，由武漢空軍部隊首長一躍成為大軍區首長的。
五、「蝴蝶效應」之聯想
通過以上的分析論述可以看出，1967年夏天的南京「倒許」風潮是由一系列錯綜複雜的因素促成的。本文雖然不可能窮盡造成這個歷史事件的所有動因，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獲得一些明確的結論。
混沌理論的創始人之一、美國著名學者愛德華·洛倫茲說過：一隻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可能會導致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應」理論。從本文的論述看，南京「倒許」風潮近乎完美地詮釋了「蝴蝶效應」的作用和影響。那隻帶來龍捲風的蝴蝶，就是毛澤東和他的「文革」理念。如果沒有「大躍進」失敗以後中共黨內高層的認識分歧，如果毛澤東不是試圖通過黨內清洗的方法來解決那些認識分歧，如果毛澤東清洗劉少奇的圖謀沒有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遭到消極抵制，如果毛澤東沒有試圖藉助群眾運動打倒那些「不聽招呼」的中央和地方高級領導幹部，如果毛澤東不是在「發動群眾」之後繼之以「三支兩軍」的舉措，如果沒有中央政策的含糊其辭、前後矛盾、左右搖擺，就不會有南京的「倒許」風潮。所以歸根結底，毛澤東無疑要對此一事件乃至於整個「文革」負最主要的責任。
然而將這個事件乃至於「文革」完全歸咎於毛澤東個人，顯然也是有失公允的。如果沒有「奪權」以後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鬥爭，沒有黨內軍內久已存在的「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和相互傾軋，沒有各方對複雜局勢的利己主義地策略運用，沒有那麼多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陰謀家的存在，一句話，如果沒有其他人的「合謀」，毛澤東一個人的破壞能量將是十分有限的，決不會導致如此嚴重的災難性後果。
對毛澤東的過分「神聖化」或「妖魔化」都有違歷史的真實。歸根結底，他既不是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撒旦，而是一個不平凡的「凡人」。他的教育背景和知識結構決定了他的政治信仰和行政風格。他所心儀的偉大政治家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他所推崇的政治理念，是儒家的「修、齊、治、平」，他所熟諳的政治技巧，是法家的「法、術、勢」，他希望成就的不朽偉業，是使其個人名垂青史的「立言、立德、立功」。這套傳統的政治觀念，決定了他不可能洞悉當代中國政治的體制性弊端，不可能充分預見「文革」的災難性後果，也不可能提出一個現代化的政治解決方案。他發動的「文革」，本質上是要「集權」而不是要「民主」。因此他通過各種方式對群眾運動進行干預和控制，這毫不奇怪。「紅總」領袖曾經指責「軍管是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這話並沒有說錯。因為在毛澤東的觀念深處，「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個人心情舒暢」和「統一意志」始終是無法克服的矛盾。
然而從「一·二六奪權」以後的種種實踐看，造反派領袖們又何嘗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他們不是也像毛澤東、林彪一樣，積極致力於一個「清一色」的政治權力建構嗎?他們在自為狀態下的暴民主義傾向和高壓狀態下的犬儒主義傾向，不是都集中地反映出長期專制政治傳統下所養成的政治劣根性嗎?
南京「倒許」事件的隆重開幕和驟然收場，又一次生動地說明了「文革」期間的群眾性造反運動其實只是一場「跪着的造反」。這種「跪着造反」的一個突出表徵，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並不意味着造反派群眾沒有自己的政治訴求，沒有對現實政治的種種不滿。然而1949年以來形成的政治格局和政治氛圍內在地規定着：普通民眾對體制權威的挑戰，必須以無條件承認毛澤東的個人權威為前提;特殊政治利益的表達，不是通過有序的、制度化的方式實現，而是通過極端的、非制度化的方式實現;不是通過自主地創建新的話語體系的方式實現，而是通過對主流話語的另類詮釋的方式實現。換言之，依附個人權勢，表現個人效忠，玩弄詭辯伎倆，混淆政策界限，達到利己目的，是主導「文革」期間「造反」、「奪權」運動的一個潛規則。這個潛規則為介入「文革」運動的各方所共同遵守，就命中注定了「文革」沒有可能產生多少真正具有現代政治理念和充滿奉獻精神的新型政治家，相反倒是培養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陰謀家。
如果說毛澤東的「文革」理念中確實還包含着若干理想主義因素的話，那麼這樣的結果無疑只會加重那些理想主義因素的悲劇色彩。
注釋
1.1967年8月11日，《中央首長對北京學生代表的講話》，載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2.1967年8月15日，《八·二七戰報》(第58期)，「特快消息」。
3.1967年10月21日，《八·二七戰報》(八月黑風專刊)，《看，這就是杜方平的黃金時代》。
4.李文卿：《「文化大革命」中的許世友將軍(二)》，黨史縱橫，2002年第12期。
5.196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展開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文革文庫》光碟。
6.李文卿：《「文化大革命」中的許世友將軍(二)》，黨史縱橫，2002年第12期。
7.1967年9月5日，《中央首長第三次接見安徽雙方代表團的指示》，《文革文庫》光碟。
8.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文革文庫》光碟。
9.1966年8月10日，林彪，《關於幹部路線問題的指示》，《文革文庫》光碟。
10.1966年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文革文庫》光碟。
11.1966年7月，毛澤東，《對中央負責人的講話》，《文革文庫》光碟。
12.1966年10月，毛澤東，《關於組織外地來京革命師生進行政治軍事訓練的指示》，《文革文庫》光碟。
13.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文革文庫》光碟。
14.1967年3月17日，《中共中央通知》，《文革文庫》光碟。
15.1967年8月9日，林彪，《接見曾思玉、劉豐的講話》，《文革文庫》光碟。
16.1967年3月，《軍級以上幹部會議精神傳達》，《文革文庫》光碟。
17.1967年3月，《軍級以上幹部會議精神傳達》，《文革文庫》光碟。
18.1967年3月13日，周恩來，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文革文庫》光碟。
19.1967年4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關於安徽問題決定搞中加寫的一段話》，《文革文庫》光碟。
20.1967年5月，毛澤東，《對江西軍區文件的批語》，《文革文庫》光碟。
21.1967年4月6日，《中央軍委十條命令》，《文革文庫》光碟。
22.1967年5月3日，《中央軍委關於捕人許可權和處理錯捕、取締的群眾組織問題的兩個文件》，《文革文庫》光碟。
23.1967年7月15日，毛澤東(康生傳達)，《關於軍隊支左的談話》，《文革文庫》光碟。
24.1967年3月25日，《八·二七戰報》(第19期)，《堅決鎮壓反革命──取締反革命組織小統計》。
25.1967年10月21日，《八·二七戰報》(八月黑風專刊)，《杜方平是江蘇省南京地區八月反革命血腥大屠殺的劊子手》。
26.1967年6月29日，《八·二七戰報》(第47期)，《新華日報究竟為誰家說話?》。
27.1967年6月9日，《八·二七戰報》(第41期)，《向蔡應厚烈士學習》。
28.1967年7月8日，《八·二七戰報》(第49期)，《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狠狠剎住武鬥風》。
29.1967年6月15日，《八·二七戰報》(第42期)，《嚴正聲明》。
30.1967年7月22日，《八·二七戰報》(第51期)，《南京風雲》。
31.1967年10月21日，《八·二七戰報》(八月黑風專刊)，《杜方平是江蘇省南京地區八月反革命血腥大屠殺的劊子手》。
32.1967年10月21日，《八·二七戰報》，(同上)
33.1967年10月21日，《八·二七戰報》，(同上)
34.王力在8月初曾對「清華井岡山」蒯大富等人講過：「四方面軍許世友、陳再道、韓先楚、陳錫聯等四人，不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的。」(見1967年12月16日，《八·二七戰報》(第83期)，《究竟怎樣看待南京的八月形勢》)。後來蒯大富在不同場合複述過類似的話。
35.2006年4月25日董國強與S君的訪談記錄。
36.杜方平在1968年1月28日中央首長接見前夕，曾經寫信給其夫人說：「我不是壞人，我不是黑手，我政治上沒問題，你可以相信，在下面三個方面可以叫他們支援我：一，我是站在反江渭清及舊省委的一邊;二，我是站在老造反，受壓制甚至被取締的革命群眾的一邊;三，我是站在絕大多數產業工人的一邊。」(見1968年3月28日，《新南大》(第3號)，《決不允許杜方平翻案》)
37.李文卿：《「文化大革命」中的許世友將軍(二)》，黨史縱橫，2002年第12期。
38.該《聲明》原文見1968年7月6日，《新南大》(第23號)，《江、王、高策劃反許亂軍罪該萬死》。
39.江、王、高三人的上述活動和言論，均見1968年7月6日，《新南大》(第23號)，《江、王、高策劃反許亂軍罪該萬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