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照：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左）和趙紫陽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1982年9月9日）
今年是1989年天安門運動三十五周年。四月中旬以來，進入政治輿論的熱季，許多持續多年的爭論再次浮上水面，其中爭論之一就是如何評價胡耀邦和趙紫陽。
胡趙都曾是中共黨魁，如果人們要否定中共制度，是不是也要否定一切中共領導人物呢？胡趙一度能夠登上中共高位，是不是意味着他們和此前此後的那些中共掌權者們一樣也是罪行累累呢？胡趙最終都是中共權力舞台上的失敗者，這是不是說明，即使他們提出過什麼有益於民眾的政策，那也不值得討論，因為他們並沒有能夠實現這些政策？胡趙年代以改革為特點，紀念胡趙是不是就意味着仍然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希望寄托在中共領導層出現所謂改革派呢？
本文回答不了這些巨大的問題，但是願意就此做一些思考。
評價歷史人物需要有歷史意識
第一點思考是：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歷史上的人物，對於他們的評價需要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來看。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第一項事態發展是：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去世，立即引發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展開悼念活動。為什麼悼念他，這可以有不同的解說，但是，大學生悼念胡耀邦而開啟了1989年天安門運動，這是沒有任何人可以否認的歷史真實。
資料照片:1989年4月19日中國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展示胡耀邦像和「民主之光耀邦」等標語
同樣，正是在是否允許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的問題上，趙紫陽與李鵬、鄧小平等出現了對立：趙認為學生有權利悼念胡耀邦，李和鄧卻認為學生的悼念活動是在挑戰鄧小平的權威。趙紫陽為什麼持這樣的立場，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說，包括完全將之看作政治陰謀——李鵬當時就是這麼看的。但是，即使李鵬也不能否認，趙紫陽當時就是這樣一種立場。
胡耀邦、趙紫陽曾是中共黨魁，那麼，這是不是意味着他們和也曾是中共黨魁的毛澤東、江澤民、習近平等都是一樣的政治人物呢？如果這個邏輯成立，則要麼35年前的這個時候不會有萬千大學生和市民到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也就不會有1989年的民主抗議運動，要麼這場運動本身就是中共內部權爭的某種形式，不值得人們紀念。前一個假設沒有意義，因為運動當年就是那樣發生的；後一個假設就很有意味了，因為它可以釜底抽薪地幫助中共消除來自紀念天安門運動的威脅。如果主張把胡趙與毛習同等看待的論者並不想幫助中共，那你的論述是不是在什麼地方走入了一個巨大的誤區呢？
只是把胡趙作為中共黨魁來看，看不到他們當年的想法、政策和作為對共產黨基本制度的削弱、挑戰乃至顛覆，這或者是過於簡單化的認知，或者是以黨劃線的黨派偏見。共產黨思維的一大特點就是以黨劃線，即所謂黨性高於一切；他們也最喜歡人們只有簡單化的認知，這樣才有利於他們的輿論欺騙與專制統治。脫離歷史地空談什麼宏觀視野和深刻思辨力，其實很容易陷入共產黨這種輿論欺騙的陷阱：人類歷史分為五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是兩個階級的對立，無比宏觀也貌似深刻，現實生活中的活生生的個人可以完全被忽略、被模糊、被掩蓋、被抹殺。這樣以所謂深刻和宏觀來抽離歷史，現實意涵其實也很清楚：既然胡趙與習近平沒有區別，你也不用討厭習近平了，其實中共天下從來如此；從胡趙到天安門抗議，也都是中共圈內的遊戲，咱誰也不用摻合那玩意兒了——如此那般聽上去惡狠狠仇恨中共的言論，效用卻是消除人們反抗中共的意願與勇氣。
資料照片:1981年9月，時任中國軍委主席鄧小平身穿軍裝和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一起檢閱部隊。
只有全稱判斷的思考是深刻的嗎？
貌似公允中立或看似激烈反共的思考，還往往宣稱胡趙有歷史劣跡而全盤否定他們在1980年代推動的變革，或者直接宣稱胡趙根本無意改革中共政治制度，不過是在和中共元老派爭奪權力，只不過沒有鄧小平的本事大而被鄧幹掉而已。這種評判容易契合流行的以一句「狗咬狗」來否定政治實質分歧的犬儒思維方式。你恨毛澤東、習近平，他就把胡趙與毛習打在一堆；你恨鄧小平、陳雲，他就說胡趙和鄧陳是一路貨色。當然，如果你熱愛鄧小平，那就更好說了：胡趙為了個人權力而挑戰鄧，怎能不死有餘辜呢？
我不敢說胡趙二人一生沒做過一件壞事。那麼，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們做過的好事也等同於壞事呢？至於胡趙有沒有進行政治改革，這在簡中世界之外既有堅實的歷史記錄，也有多年的輿論公論：他們的改革肯定有局限，但他們的改革對於中共政治制度的挑戰也是不需要什麼「宏觀視野」和「深刻思辨力」就能認識到的。至於他們推動政治改革的主觀意願是不是為了和鄧小平們爭奪權力，這是那種具有不看事實就能閱讀別人心思的超自然能力擁有者喜歡提出的問題。簡中圈的神奇在於，有這種能力的人似乎不少。不過，這唬人的本事並不難得到，我現在照貓畫虎就可以說他們做這種判斷的主觀意願就是維護天安門鎮壓。如果讀者認為這樣的判斷沒有根據也不能服人，那很好，咱們就思考方法達成了共識。
資料照片:1989年5月17日，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成千上萬名民主示威者。
胡趙的變革失敗了，天安門民主運動也失敗了，這是中國的悲劇。但是，失敗了，並不是沒有存在過，更不是因此沒有價值。要走出悲劇，起碼條件之一，是具備健康的思考能力，不是熱衷於判斷別人主觀意願，也不是以動輒做出全稱判斷而作深刻狀。
至於紀念胡耀邦趙紫陽是不是就在寄希望於中共領導層出現所謂改革派呢？就我個人來說，至遲自2002年我提出「改革的終結」以來，種種言論記錄在案，讀者可以明判。但是，否定中共壟斷權力的政治安排，否定今天中共還有政治改革的可能，既不意味着否定中共在1980年代出現過主張政治改革的領導人，也不意味着中國未來的政治變革必須與全部的一億共產黨員為敵。十四億人中找出一億人即百分之七的敵人，這比毛澤東總是把總人口中的百分之五確定為敵人的打擊面還要大，從實際政治來說也是很不明智的。就認識方法而言，中共內部沒有了改革派，不意味着其內部就沒有了矛盾、分裂和鬥爭。當人們討論中國政治變革的時候，有人總在言辭鑿鑿地說中共其實鐵板一塊，其主觀意願也好，客觀效果也好，會是什麼呢？
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任史丹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併兼任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高級研究員，試圖以學術研究透視政治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