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加坡親習學者鄭永年發文解讀了當前大陸政治局勢。文章說，「十八大」之後，中共集權變成需要，高層需要一個核心，在「十八大」之前，經常出現集體決策導致無人決策無人負責的局面，現在中共高層唯一的選擇就是承擔政治責任，改變制度的運作方式。
5月16日，港媒《鳳凰博報》刊發了新加坡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解讀當前的大陸政治局勢的文章。
鄭永年表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劇烈的政治變化導致西方學術界、商界與政策研究界人士在理解大陸政治時，面臨着巨大的不確定性。
文章說，「十八大」之後，中共從前的頂層權力分散的運作方式難以為繼，唯一的辦法就是改變這種情況。因此，集權變成需要。
「十八大」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權力分佈過於分散，每個成員只負責各自的領域，並在該領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終的發言權，並且各個成員之間的有效協調並不存在。這種體制類似於頂層「分封制」。正是這種制度特徵才造成後來的「周永康現象」，即「團團伙伙」現象，或者政治學上所說的「寡頭政治現象」。周永康、令計劃、軍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屬於中共黨內寡頭。
文章表示，中共黨內「團團伙伙」的形成使得頂層權力不再正常運作，而是過度的制衡。這正是胡錦濤的改革計劃，到最終因為無窮的阻力而沒能成功實施的原因。這種「團團伙伙」的形成直接威脅到了中共自身，這種威脅遠遠超出了今天的經濟腐敗行徑所能帶來的威脅。
此外，改革的頂層設計、克服既得利益對改革的阻礙、推行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等等，都要求有權力的集中。沒有有效的權力集中，所有這些方面的情況都會惡化，直到最後危機的爆發。
文章認為，中共高層需要一個核心。在任何政治體制下，都必須有人承擔主要的政治責任，無論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都是如此。承擔政治責任是任何一個體制有效運作的要求。
文章說，在「十八大」之前，經常出現集體決策導致無人決策，集體負責導致無人負責的局面。
「十八大」之後所發生的變化是對現行制度的調整和改進。文章說，明明知道體制出現了毛病，如果還繼續下去，那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對具有責任感的領導人來說，唯一的選擇就是承擔政治責任，改變制度的運作方式。
江澤民留下「九龍治水」局面，習近平集權回收權力
江澤民退休後，為免遭到清算，在中共「十六大」後為延續其對最高層的控制權，將親信塞進中共政治局常委，而設立了9常委各管一攤的構架。致使胡錦濤、溫家寶一直「政令不出中南海」。
而習近平吸取了胡、溫時代「跛腳鴨」權力政府的教訓，通過此次重大權力的轉移，瓦解了江澤民的「第二權力中央」，並進一步分化、削弱了江派3個常委目前在中共政治局常委里的權力作用。同時，反腐運動中拿下大批江派高官，不斷有集權動作來收回權力，先後成立了「深改小組」、「國安委」、「財經領導小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等10多個重要小組，習近平兼任這10多個中央領導小組組長和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