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中共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整版選載了俄羅斯傳記作家尤里‧塔夫羅夫斯基的專著《習近平：正圓中國夢》，文章中罕見刊登有關中共高層內鬥，以及習仲勛、彭德懷被打壓內幕。
習仲勛和夫人齊心與兒子習近平、習遠平。（網絡圖片）
習仲勛因小說《劉志丹》被中共迫害
歌頌與國民黨鬥爭英雄的長篇小說《劉志丹》是習仲勛踏入的雷區。小說創作之初，習仲勛似乎覺察到了小說將會帶來的危險，按他的指示，作者對很多章節進行了幾次重寫。最終他同意小說出版，顯然是從1956年5月確定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出發的。習仲勛沒有意識到領袖的複雜反應，儘管表面上一切如常，但他的頭頂上開始籠罩陰雲。1959年4月，習仲勛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同年8月至9月，他赴蘇聯學習重工業發展經驗。這是他第一次訪問蘇聯，也是最後一次。
一個國家的副總理對另一個國家進行正式訪問，去的還是一個與本國簽有軍事政治同盟條約的國家，一個為本國重工業建設提供了大量援助的國家，這有什麼可怕甚至是造反呢？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習仲勛的蘇聯之行看起來完全像是對毛澤東總路線的挑戰。原因在於，當他在蘇聯考察大型冶金企業時，中國正建造着成千上萬的矮小高爐，農民和市民不得不用手工方法在這些小爐里煉製劣質金屬。
在這樣的背景下，習仲勛前往蘇聯不可能不受譴責。最可怕的事發生在1962年8月，根據康生的提議，中央全會聽取了《關於小說〈劉志丹〉的問題》。習仲勛因同意其出版被視為「反革命」。這種指控對習仲勛及其家人都會帶來嚴重後果。所幸周恩來的干預將他的助手從既定的死亡中拯救出來，當時康生已經編造了「習仲勛反革命集團」的罪行記錄，要求對該集團成員執行死刑。
黨的機關對習仲勛案件的調查工作歷時16年，直到1978年習仲勛才被徹底平反。這些年中，他被迫與妻子和孩子分離。最初的懲罰是可以承受的，「反革命分子」要反覆進行「自我批評」。1965年，他被任命為洛陽礦山機械廠副廠長，但次年爆發了「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真正的考驗才開始。習仲勛被帶到北京監獄，遭到刑訊審問，直到1973年案件才得以重審，給他重新定了一個不太嚴重的罪名「反對群眾路線」。他不久從監獄出來，1975年被安排去另一家工廠工作。他家人的命運也有所好轉，比如，他那個在偏遠村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兒子習近平獲准入黨和參加大學入學考試。
彭德懷因反對「大躍進」被中共迫害
1958年8月，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在濱海度假勝地北戴河召開，每年夏天都集中到這裏以非正式的形式討論問題。毛澤東以一些未經驗證的數據為基礎，指出「糧食問題已基本解決」，並提議要盡一切力量在1958年將鋼鐵產量比上一年翻一番。「大躍進」就這樣開始了。
隨即中國到處都在用黏土搭建燒柴火的小高爐。至1958年秋，已有超過70萬座手工煉爐在大力煉鋼，上百萬人被動員來參與這一工作。事實很快證明，劣質的生鐵只配做犁和鋤頭，需要再深加工才能鑄成為鋼鐵。
大量的農民還投身於運河、水庫和大壩的建設。「蘇聯院士李森科的先進方法」被強加給農業，數百萬人追捕麻雀，按照毛澤東的觀點，麻雀吃了太多的糧食。對勤勞中國人所做的所有「試驗」導致了可怕的饑荒，實際上1958年氣候適宜，原本應有好收成。饑荒後來又持續了好幾年，不少人死於1958年至1962年的饑荒。
「大躍進」的駭人後果沒有讓毛澤東那脫離實際的熱情冷卻下來，他更嚴格地要求黨和國家領導層團結並統一思想。1959年7—8月彭德懷元帥在廬山會議上的「意見書」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彭德懷這位中國革命的元勛、朝鮮戰爭（1950—1953年）期間中國軍隊司令、國防部長、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譴責了「大躍進」。他提出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黨的領導人要為這場災難承擔個人責任，批評了個人崇拜，譴責偏離了集體領導原則。
很快，彭德懷便被指責參與了「反對黨中央路線的陰謀活動」，根據是：1957年底彭德懷正式出訪蘇聯時停留了一個月，1959年6月從東歐返回時在莫斯科停留了4天。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後，中蘇黨際和國家間關係急劇惡化、相互間的言語和行動都極不友好，在這種背景下與蘇聯同行合作是敗壞自己名譽的。就在彭德懷發表批評意見前夕，赫魯曉夫發表長篇文章批評「大躍進」，而不久前莫斯科宣佈停止中蘇核技術領域的合作。
彭德懷在軍隊中是位受歡迎的元帥，因此並沒有罷免其所有職務，他依然是政治局委員，但不再擔任國防部長。很快政治局會議不再邀請他，他被安置在北京西郊的一個房子裏，「文化大革命」前夕被派去建設位於國家西南部的防禦工事。隨着迫害黨員幹部的開始，紅衛兵成立了「抓捕彭德懷小隊」，直到他1974年去世前，一直受到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