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在江青身邊工作過人約有30多個，楊銀祿是跟隨江青最久的人之一，從1967年底到1973年6月接近6年。作為江青文革中第二任機要秘書，楊銀祿同樣是被江青一腳踢開，不同的是前任閻長貴直接進了秦城監獄，楊銀祿只是回到中央警衛局，進了學習班。回憶起這段經歷，回憶起江青，楊銀祿在《我給江青當秘書》一書中談到，「江青孤獨的童年，形成了她獨特的個人主義思想和對人漠不關心的怪癖性格。在家庭中她沒有最親近的人，在工作環境中她沒有最好的朋友，在人際交往中沒有知己。她和她的子女們關係都不融洽。」可以說情感世界一片荒蕪，可能只有權力才能給以慰藉。
江青的姐姐李雲露
江青有一個同父異母的親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間經濟收入很少，生活相當困難，江青對她在生活上沒有任何幫助和照顧，就像沒有這麼個姐姐一樣。
黨的九大以後，我發現一個叫李雲露的人經常給江青寫信，內容一是說想念江青，想見江青一面，想念李訥；二是了解江青的身體情況，請她保重身體；三是告訴江青她的生活比較艱苦。信中雖然沒有提出過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點幫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後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話。
一開始，我不知道李雲露和江青是什麼關係。有一天，我好奇地問江青的老廚師程汝明，他告訴我，李雲露是江青的親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給江青做家務，帶孩子，以後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氣之下，就把她趕出了中南海。從此以後，江青再也不認這個姐姐了，沒任何來往。
1972年5月，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生了孩子，又雇了一個保姆。既要給孩子買牛奶，又要付保姆費，李訥的工資低，錢不夠用，生活很困難。1973年，李訥將她的困難向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匯報了，請求爸爸給予幫助。她說：「我不敢跟爸爸說，怕爸爸說我過不了艱苦的生活，請張叔叔跟爸爸說說。」張耀祠很同情李訥，如實地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表示同意給予李訥幫助，並問張耀祠給多少錢合適呢？張耀祠鼓着勇氣說：「那就給8,000元吧。」毛澤東想了一想說：「江青、賀子珍、李敏、李訥每個人給8,000元，平均吧。」
於是，主席批了一個條子，從他的稿費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幣，給江青、賀子珍、李敏、李訥每人8,000元。當時賀子珍正在解放軍301醫院住院治病，她說：「我看病的醫療費公家能報銷，不缺錢用，把錢全部退給主席吧。」並說：「謝謝主席對我的關心。」後來經過做工作，她把錢收下了。出院結賬時，不能報銷的自費藥有3,000多元，這個費用就是從毛澤東給她的錢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賀子珍退給了毛澤東，並一再向毛澤東表示感謝。江青則毫不客氣地收下了。給李訥的8,000元，毛澤東的管理員吳連登只交給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幫她存入了銀行，一是存在銀行還有點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難了。
一直對李雲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澤東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關心一下她的姐姐。於是，立即派廚師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過得如何，有什麼困難，有什麼需要幫助。
當時，李雲露住在清華大學一間平房內，她與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認識了。見到程師傅時，她很高興，也很激動，雙眼含淚，詢問江青的身體怎麼樣？工作忙不忙？李訥好不好？她說李訥是我帶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見見李訥。
程師傅一邊回答李雲露提出的問題，一邊環視屋內的情況：床上的被褥比較破舊，屋內生着一個煤爐，燒過的煤球和沒有燒過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亂不堪。屋內的溫度也不高。程師傅看到這些情況後感到一陣陣心酸，心想，姐妹倆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雲露離開中南海以後，江青從未關照過她，日子過成這個樣子。李雲露是一個好強的人，程師傅問她生活有什麼要求時，她搖搖頭，說沒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訥注意身體。
程師傅回到釣魚台以後，將他看到的情況向江青如實地作了匯報。江青說，請程師傅再去一趟，從我的存款里(江青沒有什麼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澤東給她的8,000元錢)，送給她5,000元錢，以幫助她的困難生活，也算了結我的一個心願，還了債。程師傅及時辦理了，這使得李雲露感激不盡。毛澤東去世以後，江青感到用錢緊張，又想把送給她姐姐的5,000元錢要回來。程汝明和吳連登勸說江青不能再要了，錢已送出去了，再要回來影響不好。江青認為他們說的有道理，這才沒去要。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見
江青還有一個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歲，「文革」期間在濟南火車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帶着他的小兒子來到北京求見江青，中央辦公廳把他們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給我打電話，叫我報告江青，說她的哥哥和侄兒來北京了，要求見見江青，見與不見由她決定，「他們現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見的話，你給中直招待所的領導打個電話通知她哥哥」。我將此事報告江青以後，她兩眼緊閉，思索了好大一會兒，才猶豫不決地對我說：「這事難辦，他們對我搞突然襲擊，來以前也不來信問問我讓不讓他們來北京，這叫私闖京城啊！既然這樣，告訴他們，我工作很忙，不能見，立即叫他們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發他們回原籍。」我說完轉身就走。
「你站住！還不能這樣說。」江青說，「他不是帶了一個孩子嗎？你請汪東興派人到主席的禮品庫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機，送給孩子，再帶上半斤茶葉送給他的父親，他好喝茶。告訴他們我現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時間見他們，叫他們趕快回去，他們來北京找我不就是要點東西嗎？真是窮瘋了，他們看到我送的東西，自然就會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覺的時候，帶上江青的「禮品」來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們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體很結實，他兒子十五六歲，長得滿精神。自我介紹以後，我說明了江青不能見他們的原因，請他們早點回山東，並把江青送給他們的「禮物」交給了他們。
他的兒子畢竟還是孩子，看到照相機覺得很新鮮，專心致志地擺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聽我轉達江青的話以後，流下了眼淚，雙手托着兩腮很久沒有說話。
我臨走時，他忙站起來，雙手握着我的手懇求說：「我這樣大的年紀了，這次恐怕是最後一次來北京了，今後再也不會見到江青了。請麻煩你再跟她說說，請她見我們父子一次吧，拜託你了。」
我同情地說：「可以，我再向她請示請示，能見你們更好，不見，我也沒有辦法。我報告她以後，她有什麼話對你們說，我通過招待所的領導轉告你們。」
李干卿連連說道：「謝謝，謝謝！」
回到釣魚台後，已經夜裏11點了。躺在床上剛迷糊着，江青就打鈴起床了，我又度過一個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辦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見她一面的請求報告她。她說：「這老東西真不識時務，他還不知道他是個什麼人？解放以前他當過國民黨的兵，解放以後被我們的人民政府審查和管教過，像他這樣的人還有臉要求見我，真自不量力！我現在是政治局委員，如果會見一個曾為國民黨扛過槍，與人民為敵，被人民政府鎮壓過的人，那我的階級立場到哪裏去了？」她咬牙切齒地說：「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還是不見，立即叫他們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對我解釋說：「現在階級鬥爭這樣複雜激烈，他們在北京呆久了，對我是不利的，會影響我的。我沒有錢給他們買火車票，叫他們自己買票回去，他們能自己來，就能自己走。」
據我了解，江青說的李干卿被審查和管教的事是這樣的：1953年，「鎮壓反革命」運動時，鐵道部公安局曾調查過在濟南鐵路局供職的李干卿，但由於他是江青的哥哥，沒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衛局便責令山東公安廳正兒八經地查下去了。調查的結果是，李干卿曾在軍閥張宗昌的部隊當過「師爺」，即文書，日偽和國民黨時期曾任過警長、巡官、局員、津浦鐵路巡防組組員等職務。1939年，在日本憲兵隊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寫信給江青進行策反。1945年李干卿曾入室搶奪王虎牌手槍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竊過麵粉，貪污大米、雞蛋及數百萬元(相當於現在的數百元)人民幣。李干卿的劣跡頗多，在「三反」期間受過處分。
後來，事情鬧大了，發展成了李干卿事件。因為對李干卿的調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進行報復，陳伯達稱「這是陰謀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團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哭着說：「我哥哥李干卿過去很苦，為了餬口在舊社會幹了幾天警察，他們就對他，對我，其實是對着我們的毛主席呀！」隨即陳伯達、江青從北京派出三人到濟南把山東省公安廳廳長張國鋒、副廳長李秉正、交際處處長陳靜波、警衛處處長於傑、濟南鐵路局公安處副處長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除陳國鋒身患癌症外，其餘五人用專機押送北京，受盡折磨，這樁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為其哥哥鳴冤叫屈的江青，怎麼一下子變了臉色，對李干卿的到來無動於衷。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電話給招待所的領導同志，動員他們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們回去的命令以後，再次留下了傷心的眼淚，但仍堅持不離開北京，繼續等待江青的接見。
大約過了兩天，江青叫我打電話問問中直招待所她哥哥離開北京了沒有？我打電話問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說，還沒有走。
這時，江青心裏很矛盾：不見吧，他們執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時間長了，對她影響不好；見吧，又怕別人說她階級界限不清。經過思想鬥爭，她決定還是見一面，趕快把他們打發走。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電話給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請他報告主席她哥哥來求見的事，並請示「我見他們一面好，還是不見好」。
毛澤東回答說：「為什麼不見？國際戰犯都能改造好，國民黨的高級人物我都可以見，難道你的親兄長都不敢見嗎？你不能六親不認吧！見，一定要見。」
當我把主席的話報告給江青以後，她決定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他們父子。江青說：「像他這樣有歷史問題的人，沒有資格進中南海和釣魚台，在大會堂見一見，就夠抬舉他的了。」
會見時，面對多年未見面的哥哥，江青沒有表現出一丁點想念之情，反而像訓斥小孩子一樣，疾言厲色地教訓了一番。
她說：「你們到北京來，為什麼事先不向我請示匯報？你們這是逼着我見，搞突然襲擊。像你這樣有歷史問題的人，不能亂跑，更不該私自到北京來。你一來搞得我很被動。從今以後不許你再來北京，你今天立即離開北京。」
李干卿雖然受到了妹妹的訓斥，但是終於見到了身居高位的親妹妹，還是很高興的，並沒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動地對江青說：「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實在是想念你，這個孩子沒有見過你這個親姑姑，常常念叨見見你，今天見到了，我們明天就走。」說着說着，又流下了淚水。他用顫抖的手，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塊不太乾淨的手絹擦了擦眼淚。江青還沒有等他擦完，站起來，頭都沒有回一下就走了。
江青與毛岸英、毛岸青
江青孤獨的童年，形成了她獨特的個人主義思想和對人漠不關心的怪癖性格。在家庭中她沒有最親近的人，在工作環境中她沒有最好的朋友，在人際交往中沒有知己。她和她的子女們關係都不融洽。
毛岸英是毛澤東和楊開慧所生，是毛澤東很喜愛的長子，童年很苦，和母親一起坐過國民黨的監牢。母親壯烈犧牲後，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一起以賣報紙、撿破爛為生。在黨的地下組織的關懷下，艱難地回到父親的身邊，後來到蘇聯留學。
1946年2月，毛岸英從莫斯科大學畢業後回到延安。一天下午，毛岸英來到毛家坪，向爸爸匯報在國外學習的情況。毛澤東聽了以後，高興地說：「你在蘇聯大學畢業了，但學的都是書本上的知識，這是不完全的。你還需要上另外一所大學，這個大學就是『勞動大學』。在這個大學裏可以學到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送你去好嗎？」「好，很好。」毛岸英非常爽快地答道。臨走時，毛澤東把自己打過補丁的一套灰布衣服給他穿上，一再囑咐他到了鄉下要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虛心向群眾學習。毛岸英遵照父親的囑咐，背着小米、菜籽和被子去上「勞動大學」。到了鄉下，積極參加了生產勞動，運肥，耕耘，除草，澆水，收割，樣樣農活都搶着干，不懂的虛心向農民請教。毛岸英「勞動大學」畢業，脊背曬得黝黑黝黑的。毛澤東看到後，又聽了兒子勞動鍛煉的情況匯報，高興得很。
毛岸英是一個非常聽父親的話又非常要強的好青年。以後他又到工廠做工，解放後在北京機器總廠任黨支部副書記，雄心勃勃，血氣方剛，很想干出一番事業來。朝鮮戰爭爆發，他的心怎麼也平靜不下來，立即遞交了要求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申請書。恰巧此時，彭德懷赴京向毛澤東匯報志願軍總部組建工作。毛澤東便把毛岸英交給了彭德懷，要他帶岸英到朝鮮去經受戰火的考驗。就這樣，毛岸英離開了生他養他的祖國和他最敬重的爸爸，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1950年11月25日，志願軍打響第二戰役的第一天，美機轟炸志願軍總部，毛岸英不幸犧牲。
江青只比毛岸英大7歲，從江青進入毛氏家庭以後，就和岸英的關係不好。江青曾跟我們說過：「毛岸英是主席最寵愛的孩子，這我不反對，父親愛孩子是理所當然的，無可非議。但是，毛岸英認為自己有文化，懂知識，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裏，脾氣很暴躁，動不動就和我吵架。我雖然大不了他幾歲，但從輩分上講我還是她的繼母嘛。每次吵架，主席總是批評我，讓着他，這樣，他對我就更加放肆了，更不尊重了。有時，我們見了面他連話都懶得說一句，把脖子一歪走開了。哎，人都不在了還說他幹什麼，對過去特別不愉快的事情難以忘記，不想講的事，又不由自主地講出來了，還講給你們這些孩子聽，不必要。」
江青討厭毛岸英是不足為奇的：一是因為岸英不是她親生的；二是毛澤東喜歡岸英，江青嫉妒；三是根據中國的文化傳統，長子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特殊，這對江青野心的發展，是一種障礙和威脅。
赴朝作戰前夕，毛岸英與劉松林結了婚，劉不久在軍隊得到了一份稱心的工作。他們的愛情深厚，日子過得很美滿。而江青與劉松林的關係很不好，劉松林說過，江青從一開始就對她「蔑視、嘲諷、侮辱」。
毛岸英在朝鮮戰場上犧牲，毛澤東失去了親愛的兒子，難過地掉下了眼淚，江青口中卻經常哼着小曲子。劉松林說，岸英之死使江青感到「無限的狂喜」。毛岸英的葬禮，江青沒有參加。而且，江青慢慢地對劉松林施加各種壓力，逼她搬出中南海。後來，江青又沒收了劉松林進出中南海大院的通行證。
劉松林聽到毛澤東和江青爭論她的前途問題。江青堅持取消給劉松林的生活補貼，毛澤東憤怒地對江青說：「只要我有一口氣，我就要照顧劉松林。」毛澤東和劉松林談話，抱怨江青的嘮嘮叨叨，抱怨她對毛岸英沒有感情。他氣憤地來回踱步，走到書架前，取出一本古書，給松林讀了一篇描寫樹木河流的浪漫的散文：「樹老了，落葉飄零，慢慢地倒下死去；旁邊長期陪伴着它的河流，為大樹的死去黯然神傷，慢慢地停滯了，乾涸了。」毛澤東告訴松林，江青對這個家的感情，還不如河流對大樹的感情。毛岸英對江青冷酷的心，非常反感。岸英赴朝參戰前夕對劉松林說：「我走了，你出院後，每個禮拜六要去看看爸爸，不要我不在你就不去了。」
岸英又對劉松林說：「江青只顧她自個兒，根本不照顧岸青，她不愛我爸爸。我曾罵過她，說既然你不愛我爸爸，滾開就是了，何必賴在這裏。你也得小心，她這個人是很記仇的……」
使江青最感到討厭的還是毛岸青。岸青曾被人打傷過頭部，大腦受過損傷，心理狀況一直不好。毛岸英在朝鮮犧牲，對岸青的精神造成了進一步打擊，1951年秋季發過一次比較厲害的精神分裂症。當時，他在中央馬列研究所工作，在辦公室里與人吵架，發脾氣。父親把岸青叫到中南海，開導他，想緩和一下他的情緒，恢復精神健康。江青卻對毛岸青橫眉豎眼地進行訓斥，並把他關進一間屋裏。岸青的病情進一步惡化。
後來，岸青被送到大連的某醫院進行治療。在那裏，他愛上了一位姓徐的護士。江青大為惱火，堅決反對他搞對象。於是，江青提議把他送到蘇聯去養病。岸青在莫斯科又愛上了一位蘇聯護士。這一次，江青一反常態，出人意料地表態，岸青應該與那位蘇聯護士結婚。她是想叫岸青在蘇聯定居，這樣永遠不會再惹出什麼麻煩，去掉一塊心病。本來很吝嗇、一毛不拔的江青，卻把項鍊和衣料送到莫斯科，作為禮物送給未來的新娘。遺憾的是這樁婚事沒有成功。
江青聽到岸青與劉松林的妹妹邵華相愛的消息，如晴天霹靂，堅決抵制。江青開始控制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扣下很多，並燒毀一部分。毛澤東發覺後，給岸青寫信：「你寫給我的信，不要經過他人，最好叫松林、邵華或李敏轉交給我。」毛澤東說的他人顯然指的是江青。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岸青與邵華結了婚。為此，江青好幾年沒有和岸青說話。
江青阻止、反對岸青與邵華的婚事是顯而易見的，她是怕他們結婚後會在毛家增強「楊開慧的勢力」。江青這種懷疑使家中本來緊張的關係又進一步惡化。
江青與李敏
李敏，1937年冬生於陝西延安(為賀子珍所生)，1940年前往莫斯科，隨母親賀子珍一起生活。第二年，德國入侵蘇聯，她們母女的生活條件變得異常艱苦。1949年春夏之交，李敏隨母親回國，暫住瀋陽。同年由姨母賀怡帶領，重新回到父親毛澤東身邊。
李敏的中學時代，是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度過的。經過幾年的刻苦學習，考取了北師大。隨着年齡的增長，她和原炮兵副司令員孔從洲的兒子孔令華結了婚。一年後，李敏生了個男孩，取名孔繼寧。毛主席非常高興，經常抱抱、親親可愛的小外孫。江青卻對李敏一家十分冷淡，還經常借雞毛蒜皮的生活小事尋釁滋事。李敏考慮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中南海。毛主席不想讓他們離得太遠，李敏和孔令華商量後，先搬到中南海內較為偏僻的一棟平房居住。住了段時間，江青還是經常找麻煩。於是，李敏、孔令華帶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搬出去以後，根據江青的指示，他們出入中南海的證件被收回。從那以後，李敏想要進入中南海就很困難了。
據彬子編的《毛澤東的感情世界》一書記載：「『文革』初期，李敏在國防科委院校局工作，孔令華在北京航空學院任助教。李敏雖讀過父親的《我的一張大字報》，但對這場運動並不理解。她對『造反派』說：『人各有志，你們造反未必我也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這是什麼道理？』於是，有些人就把矛頭指向李敏，開她的批鬥會，進而將她關押五個月之久，教育戰線在運動中首當其衝，深受破壞。被江青封為『四大學生領袖』之一的韓愛晶，說李敏不是江青生的，孔令華是埋在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揚言一定把他們從毛主席身邊挖掉。韓愛晶在大鬧北航的同時，還把手伸向國防科委機關，將在長征途中打斷一條腿的鐘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會批鬥。李敏、孔令華覺得這是江青一夥在搗鬼，決定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匯報。」
「經過一番周折，李敏終於到了毛澤東的住處。然而，事有湊巧，她一進門，便碰上了江青。得意一時的江青，一眼瞅見李敏，就大聲地挖苦她：『小保皇回來了呀！現在正搞運動，回來幹什麼？想摸底呀？』」
「江青挖苦李敏的話，毛澤東聽得真切，他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向門口，招呼李敏說：『當小保皇有什麼關係。回來摸底光明正大，搞運動不准女兒見父親，豈有此理！』他把李敏拉到屋裏，仔細聽取了李敏反映的情況。他對批鬥鍾赤兵的行為明確表示反對，說：『鍾赤兵是好人，是打仗出來的，是有功的。』並要求李敏回去傳達。這話後來有效地保護了鍾赤兵。」
「從毛澤東患病到去世，李敏總共才見了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她在孔令華所在部隊的駐地接到毛遠新打來的長途電話，說毛澤東病重，讓李敏去看他。等李敏趕回來去見爸爸時，江青只讓她看一眼，就讓她走，說：『主席搶救過來了，好多了，你去吧。』李敏不肯走，說：『這時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呆在這裏，主席出了問題，你負得起責任嗎？』江青的話又冷又硬。『你要這樣，以後再也不讓你來看了。』」
「李敏仍然不肯走，她氣憤極了：『我看爸爸還要你讓嗎？』」
「果然，從此以後，李敏再也聽不到爸爸的消息了，沒有任何人告訴她毛主席病況如何。她曾經到中南海門口去過一次，請求會見，但沒有獲准。」
「李敏第二次見爸爸，那是她看到中央一個文件中，談到毛澤東的病情以後，她不顧一切，立即到中南海門口求見，這次她倒是進去了，見到了爸爸。毛澤東仰臥在床上，疾病折磨着他，臉容憔悴，聲音微弱，但神情十分清醒。他見到李敏站在床前，拉住李敏的手說：『嬌嬌，你來看我了。』」
「李敏點點頭。」
「過了幾天，李敏接到中辦的電話，讓她去看毛澤東。中辦派來的汽車把她接進了中南海。她以為父親已經轉危為安了，沒有想到的是爸爸已經離開人世，輸氧的罩子已經撤了，她不由得失聲痛哭起來。」
「父親去世了，李敏要求為爸爸守靈，江青不答應，沒有辦法，她只得一連幾天排隊，隨着首都瞻仰毛澤東遺容的人群進入爸爸的靈堂，肅立在那裏，向爸爸最後致意。」
對於彬子的敘述，我進行過詳細考察，是比較真實的。
1971年8月上旬，江青在青島休息。有一天，她在那裏見到李敏後對我說：「李敏這個孩子看起來文靜賢惠，對我畢恭畢敬的，很少說話，但她是一個很有心計的人。我曾經批評過她站錯了隊，她不但不服，還到主席那裏告我的狀。國防科委有個叫鍾赤兵的高級幹部，這個人恨我，反對中央文革，李敏偏偏要保他，她還鼓勵主席保他，她這樣做明明是對我來的嘛！我說她是個小保皇派，她仗着有主席的支持，竟敢向我擰脖子，厲害得很哪！孔令華也不聽我的話，難哪！我們這個家庭情況很複雜，我和主席家的人是很難相處的。李敏就是其中的一個。」
江青與李訥
李訥1940年8月3日生於延安(為江青所生)。江青不止一次跟工作人員說：「共產黨員只有工作、工作，不應該生孩子，生孩子是黨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訥就是一個失誤。我懷她的時候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歡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在戰爭環境中，居住地點不定，生活很艱苦，李訥六七歲還不能接受正規教育，只有保育員教她識字，到西柏坡才開始上小學。進京後到萬壽路育英小學插班讀四年級。李訥聰明伶俐，學習刻苦，成績優異。1953年，考入北師大附屬女子中學，1959年考進北大歷史系。1960年困難時期，由於營養不良，全身浮腫，大病一場，1961年休學一年，1965年才大學畢業。
1965年，李訥被分到解放軍報社當編輯，第二年當上了解放軍報社總編(當時李訥任《解放軍報》總編領導小組組長——編者注)，那時李訥才26歲。「文革」期間政治鬥爭十分激烈複雜，《解放軍報》是軍隊中的黨報，地位十分重要。一個涉世不深的年輕人擔任如此重要的領導職務，不但工作繁忙，還要參加政治鬥爭，協調各方面的關係，應付江青的政治需要，其難度可想而知。李訥精神高度緊張，體質明顯下降，吃不下飯，即使每天睡覺前吃大量的安眠藥，仍然難以入睡。
我是1967年10月初調到江青那裏工作的。那時，江青住在釣魚台11號樓，李訥也住在那裏，她的宿舍與我的辦公室兼宿舍只有一牆之隔。我比她大兩歲，她經常叫我「楊大哥」。她對我們工作人員比較尊重。有一次，她聽她媽叫我「小楊」，就開玩笑地叫我「小楊」，她媽批評她說：「肖力(李訥進入解放軍報社時改名肖力——編者注)，我可以叫『小楊』，但是，你不能叫『小楊』，他比你還大兩歲呢。」從此以後，她有時叫我「楊大哥」，有時叫「銀祿同志」，或叫「老楊」。
李訥身體非常虛弱，神經也非常衰弱，稍一活動就出虛汗，不時表現出煩躁不安的神態。
那時，通訊還不發達，一棟偌大的樓房只有五部電話：江青辦公室有兩部，廚房一部，大門口一部，我的辦公室兼宿舍一部。李訥的宿舍沒有電話，但她在解放軍報社掛着總編的職務，報社有些重大的事情要請示報告她，她認為重要的事情也要通知報社，因此經常到我屋裏接、打電話。由於心情不好，有時她在電話里就跟對方吵了起來。她怕母親聽到打電話的聲音，每次接、打電話都把門關上，一講就是很長時間。江青睡覺以後，我抓緊時間整理文件資料，鎖上門睡覺，經常是剛剛躺下，李訥就按響電鈴要到我的屋裏打電話。我趕緊全副武裝(那時我是軍人)，穿好衣服，開門說：「請進。」她打電話少則十分鐘，多則一個多小時。有時一個晚上(江青是夜間辦公，睡覺時間實際是白天)進來四五次打電話，鬧得我也開始神經衰弱，吃安眠藥了。我嘴上不好意思說，可是心裏煩極了。
後來，我鼓足勇氣向汪東興提出給李訥安一部電話，並把她的宿舍從一層搬到二層。汪很快就答應了，並負責說服她搬到二層去住。
李訥同意搬家。我們要給她打掃房間、佈置家具、安裝電話，於是請她暫到豐澤園居住。
李訥走後，我們利用江青到人民大會堂開會的時間很快給李訥打掃乾淨了房間，佈置了家具，搬了家。我派人到中南海把新宿舍的鑰匙交給她。也怪我想得不細緻，應該給她安上電話後再把鑰匙交給她。
過了兩天，李訥打電話問我：「是不是你找汪叔叔叫我搬的家呀？」我回答：「是我。」「你這是什麼意思？你是不是討厭我？叫我離你遠一點？」李訥又問。我解釋說：「不是的，我為了你好。二層只有江青同志和你二人居住，比較安靜，你身體不好，睡眠很差，樓下人多，影響你休息。」李訥說：「我明白了，看來你的心還是蠻好的，謝謝你的好意。」我以為她真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就心平氣和地說：「你最近幾天能不能回來一下，請你來看看家具佈置得合適不合適？電話安裝在什麼位置？」
這時，李訥火冒三丈地說：「你現在就給我安電話，我回去就用。」我耐心地說：「門鑰匙在你手裏，開不了門，怎麼安裝電話呢？要不我派人到你那裏去取鑰匙。」她一聽火氣更大了，不講理地說：「鑰匙我不給，門我不開，鎖不能搞壞，你今天就得給我安上，這是我的命令。」
「文化大革命」風雲變幻，加之各種壓力，李訥的性格、對我們工作人員的態度也發生了戲劇性變化。我第一次聽到她說出這樣不講道理的話來。我毫不客氣地說：「肖力同志，你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後代，你現在也是一位高級幹部，怎麼失態不講道理了呢？咱們是同齡人，你怎麼不尊重別人了呢？」她停頓了一會兒說：「我不講理了，你看怎麼辦？」我說：「如果你再不講道理的話，我就想辦法報告主席。」她說：「別，別報告我爸。」我看她的態度軟下來了，就心平氣和地說：「算了，算了，在你方便的時候請你來一下，好儘快把電話安上。」她答應說：「那好吧。我剛才對你態度不好，請你不要生氣，我是心情不好，對不起了。」
李訥的無理我並不怪她。我理解她當時的處境：工作多，壓力大，江青不但沒有給她更多的母愛，還經常叫她這樣做、那樣做，她的精神幾乎到了崩潰邊緣。況且，她那時已29周歲了，還沒有男朋友，江青對她的婚姻關心不夠。由於江青疑心較大，反覆無常，誰敢給她的女兒介紹對象呢？人們對她都是虛與委蛇，敷衍應付，敬而遠之，李訥的苦惱是可想而知的。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母親的江青不是關心女兒李訥的身體健康，而是如何控制更多的權力。在她的建議下，李訥先後擔任過中央文革辦事組組長、中共北京市平谷縣委書記、北京市委書記等職務。
1970年下半年，李訥神經衰弱得非常厲害，身體幾乎垮了。中央辦公廳領導建議並經毛澤東和江青同意，李訥到了江西進賢縣中央辦公廳五七學校，一面休息，一面適當參加勞動鍛煉，以鬆弛神經、促進睡眠、增加食慾、增強體質。
中辦五七學校的不少學員都認識李訥，對她很客氣、很關心，連隊的領導對她也很照顧。但李訥對自己要求很嚴格，同大家一起勞動、吃飯、休息，潑潑辣辣，幹活不惜體力，不怕髒，不怕累，經常滿臉汗水，渾身是泥。她與領導和同事的關係搞得很好，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評。幾個月後，李訥的神經衰弱大大減輕，睡覺好了，吃飯香了，體質明顯增強。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澤東和江青接到中辦五七學校校長——毛遠新的姐夫曹全夫(毛遠志的丈夫)的來信，說李訥在五七學校一切都好，得到了很好的鍛煉，並在五七學校找了一個男朋友，叫小徐，是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的服務員，也在五七學校勞動鍛煉，該同志身體健康，精明能幹，政治可靠，年齡比李訥小一些，其父是山海關車站的扳道工。小徐的出身沒有任何問題，本人情況比較好，現在他倆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同意的話，他們近期就可以登記結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決定，我們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以後，閉目不語。因為主席已經明確地表態，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意見。信在辦公室放了好幾天，江青遲遲不表態。
有一天，汪東興給我打電話，問：「曹全夫同志寫給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給江青同志看了沒有？江青同志批了沒有？江西那裏還等着意見呢。」我說：「早就給江青同志看了，還沒有批示。」汪東興說：「你在她精神好的時候提醒她批一下。」我說：「好，我馬上就去提醒。」
我到了江青的辦公室，她正在看文件。由於晚上的覺睡得不錯，沒有表現出煩躁不安的樣子。我問：「江青同志，曹全夫同志的信你批了沒有？汪東興同志來電話說，李訥還等着回音呢。」這時，江青用力將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生氣地說：「這個李訥呀，對於婚姻大事如此輕率，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們商量，徵求老人的意見，就自作主張，兒大不由爺呀！真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呀，隨她去吧。」說完，拿起筆來，在她的名字上畫了個圈。
放下筆，用力把信扔給我並問道：「小楊，你認識這個叫小徐的嗎？他的情況怎樣？你知道的話告訴我，如果知情不報，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你告訴我。」我說：「我不認識他，我對他的情況一點也不知道。曹全夫同志是中辦五七學校的校長，他介紹的情況是代表組織的，應該相信他的話。」
「對，曹全夫同志既是校長，又是我們的親戚，正因為我相信他的話，才覺得這個人和李訥不般配，兩個家庭的情況相差甚遠，他們兩個人的文化程度相差甚遠，職務地位也相差甚遠，我不相信他們倆有什麼共同語言，能生活到白頭偕老。你說呢？」江青問道。
我說：「兩個人的感情好比什麼都好。當然，江青同志的意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達到兩全其美也是很難的。心想事成只是一種願望，在實際生活中是很難實現的。」
「不，不是有一定道理，是完全正確的，不信，你等着瞧，不出問題才不正常呢。」江青不高興地說。
我想：哪有當母親的盼着孩子婚姻出問題的呢？
一周後，李訥和小徐高高興興地登記結婚了。結婚儀式非常簡單，雙方的家長也沒參加。結婚那天，毛澤東派人給李訥和小徐帶去一套《馬恩全集》作為結婚紀念品。婚禮儀式是曹全夫操辦的，請食堂做了兩桌便飯，五七學校的幾位領導參加，吃了幾粒糖，吸了幾支煙，就算結婚了，非常簡樸。
恩愛的小夫妻結婚後回北京度蜜月，住在豐澤園。可能是從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適應氣候變化，加上尚不習慣婚後的生活，李訥經常感冒發燒。江青找茬說小徐身體有毛病，不然為什麼李訥老發燒，命令小徐到醫院檢查身體。檢查的結果是沒什麼大毛病。
樹欲靜而風不止。兩人的婚姻並未向好的方向發展。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訥和小徐。江青聽人說過小徐的字寫得不錯，就檢查小徐的筆記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剛開始還誇他字寫得的確不錯，後來發現小徐的筆記本上記有中南海和釣魚台的幾個電話號碼(作為毛主席的女婿，為了聯繫方便記幾個電話號碼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釣魚台後大做文章。
江青說：「他這是想幹什麼？我看他像一個特務，不然他寫那麼多電話號碼有什麼用，應該叫他立即離開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釣魚台來，叫他離主席和我遠遠的，我不想再見到他。」
我為小徐開脫說：「記幾個電話號碼不能說明什麼，為了聯繫方便，不少人都有一個電話號碼本。如果你對他不放心的話，是不是通過組織跟他談談。可以告訴他，怕電話號碼泄密，只要用心記，不要用筆記，叫他保密。李訥與小徐結婚不久，他們倆的感情不錯，如果在這個時候把他倆分開，恐怕不太合適。如果你認為小徐有問題，還是以教育為主，做做思想工作，動不動就採取組織措施，往往效果不好。」
那時，我認為江青十分愛她女兒，小徐是她的姑爺，我替他說說情，江青也就放過他了。我沒有料到，江青對我的話不但不參考，反而大發雷霆，她大聲訓斥道：「你是我們家的一個小小的職員，你沒有任何發言權。我對小徐怎樣看，怎樣處理，這完全是我們家的事情，別人無權干涉。你認為他是個好人，有什麼證據？我認為他不好，有坐探的嫌疑，我看到證據了，電話號碼就是證據。你趕快把春橋同志叫到我這裏來，我有事想和他商量，我想聽聽他的意見以後再做決定，這裏沒有你發言的權利，更沒有權利教訓我。」
張春橋動作很快，10分鐘左右就來到了釣魚台10號樓。我把他引進大客廳，就退出來了。他倆都說了些什麼，我不得而知。但是，他們很快就決定把小徐送到石家莊鐵道學院學習。
從表面上看，這種決定無可非議，送小徐去學習深造是件好事。但是他們的目的是要讓李訥和小徐分居兩地，淡化他倆之間的感情，為離婚做準備，這就不可思議了。
李訥與小徐新婚燕爾，把小徐弄走，李訥的痛苦可想而知。李訥性格倔強，寧可忍痛割愛，也不再央求她的母親。從此，李訥和小徐就永遠地分開了。
可憐的李訥發現自己懷孕了。由於精神折磨和身體不適，神經衰弱症更嚴重了，情緒非常不穩定，對什麼都不感興趣，整天不出門，吃不下飯，睡不着覺，安眠藥用量逐漸增加。同時，她對母親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由原來的懼怕、尊重、不敢多言，轉變成不理睬，對她做的事看不慣，對她說的話不想聽，有時見面還吵幾句。
給我印象最深的有這樣幾件事：
1972年初「批林整風」期間，江青突然向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開刀(也有整汪東興之意)，這股風來得很猛。有一天深夜，江青以到八一電影製片廠參觀的名義，約了6名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到八一廠已是午夜時分，演職員們都已休息。江青命令把他們從被窩裏叫起來，召開全體演職員大會。她不講電影藝術，專講「批林整風」的意義。主題是講中央辦公廳出了一個大壞蛋，他就是王良恩，是周恩來的大秘書(王良恩不是周恩來的秘書，而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權力大得很，九屆二中全會6號簡報出籠的責任，他是有份的(這是江青強加給王良恩的)等等。
王良恩受不了這種政治高壓，含冤自殺。
這天早晨，汪東興給我打電話，難過地說：「真糟糕，王良恩同志受不了壓力，自殺了。江青同志起床以後，你報告她一下。」我報告江青以後，她高興地說：「好哇！這就更說明了王良恩這個人有問題，這叫畏罪自殺，死有餘辜！」
此後，批王簡報一批接着一批。一天，江青叫我把6期批王簡報送到中南海給李訥看。我到豐澤園李訥的住處，看見她正煩躁地在屋裏踱步。看到我後不耐煩地問：「你又奉江青什麼命令到我這裏來。我沒有那麼大譜，敢麻煩你楊大秘書一趟。」
我說：「你這是客氣呀，還是諷刺我呀？」
李訥用疲倦紅腫的眼睛瞅了我一眼，說：「我是諷刺她，不是諷刺你。開個玩笑，何必當真。」
我笑着說：「別開玩笑了，你媽叫我送給你幾份簡報看看。」
她接過簡報，粗略看了一下題目，就非常生氣地大聲說：「叫我看這些幹什麼？！」一下就把簡報從窗戶扔到院子裏，散落了一地。我忙說：「李訥，你不看也別扔到院子裏，萬一丟幾份我可不好交代呀！」
「告訴她，以後不要送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給我看，我早就煩透了。」李訥說。
當時，我不知道她煩什麼：是煩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還是煩江青打倒一個又一個領導人？
三月底四月初的一天，凌晨3點，李訥來到釣魚台江青的10號樓，要求見江青。江青剛剛睡覺，大門口值班的同志說：「江青同志剛睡下，你現在見她不是時候。」李訥不聽勸阻，硬是往裏走。我對李訥說：「江青同志植物神經紊亂，睡眠不好，你是知道的。現在打擾她，今天她就不可能再睡了，她要是怪罪下來，我們吃不消。請你現在回去，等她起床後，我報告她，就說你晚上來這裏找過她。她如果同意你來，我打電話請你再來，謝謝你與我們合作。否則，我們就為難了。」
李訥說：「你怕她睡不好覺，就是不怕我睡不好覺。你叫護士給我幾粒安眠藥，我立即就走，不給你們找麻煩。」
按說，李訥不能入睡，給她幾粒安眠藥並不為錯。但江青下過死命令：「李訥服用安眠藥量太大，她現在又在懷孕期，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准再給她安眠藥，如果不通過我，私自給了她安眠藥，軍法從事。」
江青的命令，我們不敢違抗。於是，我對李訥說：「江青同志交代過，沒有她的指示，我們不敢給你，安眠藥一粒也不敢給。請你委屈一下，江青同志起床後我去請示，請你現在先回去，請你理解我們。」
李訥不滿地說：「你說來說去還不是怕擔責任嗎？我不用你們擔什麼責任，我自己進她的臥室，親自去求她。」說着就往江青臥室走廊里闖。值班員擋住她的去路，李訥怒斥道：「滾開！叫我進去！」。
我看李訥今晚見不到江青是不會罷休的。於是，我就攔住她說：「請你消消氣，等一等，我叫護士先進去，把江青同志叫醒。」李訥喘着粗氣，坐在沙發上，很不耐煩地等候。大約過了兩分鐘，護士從江青的臥室出來，說：「把江青同志叫醒了，同意李訥進去。」
李訥並沒有表現出高興的樣子，她大步流星地進去了。我看了看表，已是凌晨四點。
李訥進去不到10分鐘，江青就急匆匆地打鈴，叫秘書，叫警衛員，叫護士。我們都不知道江青的臥室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趕緊跑了進去。江青穿着睡袍，坐在床上，李訥坐在地毯上，兩人都喘着粗氣。江青大聲吼道：「看你這個樣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兒，簡直就像一個潑婦，你給我滾出去！」
李訥也氣得大聲說：「你哪像一個做媽媽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對你的女兒都不知道心疼，你還心疼誰呀？向你討幾片安眠藥都不給呀，你知道睡不着覺有多麼痛苦，你只知道關心你自己！」
我是第一次看到她們母女倆反目吵架。
當着我們的面，江青覺得失去了一個做母親的體面，更覺得失去了一個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的「偉大旗手」的尊嚴，對李訥又吼道：「你給我從這裏滾出去！我再也不想見到你！」
那時，李訥已懷孕七八個月，大腹便便坐在地毯上，喘着粗氣，嘴裏還不停地說着什麼。
江青高聲地對我們吼道：「你們還看什麼，是不是在看我們家的熱鬧，這有什麼熱鬧好看的，還不趕快把她給我弄出去。」
我耐心地對李訥說：「肖力同志，先走吧，有什麼事以後再說，好嗎？」
李訥說：「不行，不給我安眠藥我就不走。」態度很堅決。
江青用發顫的嗓音說：「你們把她抬出去，別跟她講廢話。」
李訥個子大，身子重，我們三人哪能抬得動？又叫來兩個小伙子，搬來一把寬大的椅子，把她抬到椅子上，三個人抬，一個人攙扶着，費了好大勁兒才把她抬到門廳。我們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她才勉強上汽車走了。
上車後，她覺得從中南海跑來向她媽要幾片安眠藥也沒有達到目的，回到中南海肯定更睡不着覺。不行，還得想辦法要幾片。當車開到100多米的拐彎處時，李訥從車上跳了下來，坐在馬路邊上不走了。司機賈德祥無論怎麼勸也不走。小賈沒辦法，又跑回10號樓把我們叫去。
春寒料峭的季節，凌晨顯得格外寒冷。一個孕婦坐在冰涼的馬路邊上，誰見了都會心疼，何況她又是毛主席喜歡的孩子。
李訥看到我們去了，便說：「她心狠，不給我安眠藥，你們也不給，你們還真行，真夠堅持原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