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多次把自己這樣的國企高管比作「管鑰匙的丫鬟」。這篇文章中，他卻講了很多自己和官員交往的故事。本文摘自2013年11月3日微信公眾號「正和島」。
任志強
「年薪700萬的總經理宣佈辭職」的巨大的標題大大提高了宣傳效果和放大作用，也驚動了時任總理的朱鎔基。
三天後趙康（北京建設開發總公司的董事長）轉告我，朱鎔基總理有個批示，但不知道什麼內容。幾天後，通過朋友我從市政府拿到了朱總理親筆批示的複印件，上面還有通過正式收發渠道轉件的各級政府的收發章。
批件是在阿里巴巴網上轉載的報道消息的打印紙上批示的，分別轉批給了建設部部長俞正聲和北京市市長劉琪。也許朱總理認為這是件應該引起重視的大事吧。
1999年任志強宣佈辭去華遠總經理，專任董事長。其自傳《野心優雅》的第一個章節，即以「辭職驚動總理」為題。
任志強多次把自己這樣的國企高管比作「管鑰匙的丫鬟」。而在自傳中，他卻講了很多自己和官員交往的故事。以下為任志強自述。
王岐山曾是我初中輔導員
上初中時王岐山是我班上的輔導員，那時流行同一所學校的高中班同學到初中班當輔導員，我班上的第一任輔導員是姚明偉（王岐山夫人的哥哥），中間是蔣小泉，後來是王岐山。從「文革」、「複課鬧革命」直到插隊，我們都在一起。當時他上高二，他是陪伴我們時間最長的輔導員，從在校學習到上山下鄉，再到北京工作，我都跟他保持各種各樣的聯繫。至今他還會偶爾在半夜打來電話，我們經常一聊就聊很久。
初中的輔導員對我們來說就像大哥哥，他們並不是什麼精神上的導師，但卻可以用比初中生更多的閱歷幫助我們獨立思考。滿15歲之後我要退出少先隊了，岐山找我談話，讓我寫申請，申請加入共青團，但我的注意力卻被小學沒有的籃球、足球、排球所吸引，以致我最終和共青團擦肩而過。
這件事讓岐山至今耿耿於懷，數次見面都跟我一再提起。而這一步之差，對我的後來也影響深遠。
在學校上學時，同學們稱我為「老四」，不是因為我在家中排行第四，而是在上初中的第一堂語文課時，開篇第一章是《粱生寶買稻種》，這個文章中有個人物叫「任老四」。王岐山至今也仍然稱我為「老四」。
我復員之後與他再一次相見時，王岐山已經是農研室（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杜老的手下了，後來王岐山先後擔任中農信（中國農業發展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體改委副主任、建行行長等職務，我們都有許多接觸，記得在郭莊插隊的全體同學還曾專門到他家進行了一次聚會。
非典之後，孫安民（時任）副市長主持召開了企業經濟發展座談會，王岐山回京後與我的第一次見面就在這次座談會上。
領導講完話後是企業家發言，王市長（王岐山時任北京市市長）點名讓小潘發言，小潘上不了大堂，一看見市長坐對面就開始結巴，我只好打個圓場，搶先發言。我提出應維護市場的穩定，政府應有誠信，並提出了一些問題和現象，發完言後，我說後面還有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會，就不等王岐山講話先告假離席。
會後小潘打來電話，對我抱怨了一頓。小潘說：「你走了之後，王市長將火都撒在了我頭上，說『開發商真不講理』！你發完言就走，也不聽市長說什麼。王市長說，『革命是拿刀革別人的命，而改革則是自己革自己的命。當年我帶着你去延安插隊，就是去尋找革命的真理』。」
我不知道小潘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總之，小潘受了一肚子的氣，向我抱怨了半天。
一段時間後市長的秘書周亮打來電話，說王岐山讓我到他的辦公室去一趟。多年不見的我們聊了半天舊情。數年後，岐山的官越做越大了，見面的機會也越來越少。
與建設部部長的「恩與怨」
汪光燾副市長（1998年至2001年任北京市副市長）是個工作狂，常常為了工作將會議安排在半夜。
當時，他恰恰負責城建工作和「十一」五十年大慶的重點項目建設工作。西單文化廣場是長安街沿線、城市綠化的重點工程，自然成為汪副市長關注的工程。
這個「技術官員」常常會突發奇想，我最怕的恰恰是本來時間就緊，還要常常被打破計劃亂來，因此每次會議都會發生許多的不愉快。
有一次，我接到汪光燾要到現場檢查的電話已是晚上10點半多，我已經上床睡了，於是下令讓施工現場將全部的燈關掉，向汪副市長報告說現場更換電纜無法檢査。
汪副市長的秘書剛好快到現場時，看到現場的燈全熄了，立即給區委書記王長連打電話詢問怎麼回事，王長連書記又立即將電話打給我，我對書記說了實話：本計劃後半夜換電纜，我將時間提前了，就是不希望汪副市長沒有作息時間地亂檢査，好像我們第二天都可以不工作一樣。
王書記氣得說要派公安局的警察把我抓起來，我說等把我抓到現場供電局也真該停電換電纜了。王書記只好無奈地轉告汪副市長說，是因為臨時電要改為正式電而停電熄燈了，讓汪副市長白跑了一趟。
汪副市長確實是個工作認真的幹部，但這種半夜檢查和開會的習慣，讓北京市所有的幹部都非常痛恨和頭痛。我有兩次是晚上11點到大坑開會，各區的建委一把手似乎都在逃會，而讓副主任們去對付汪副市長。
據說升任建設部部長之後，汪光燾仍保持着這個「壞」習慣，也許部里的幹部們也很頭疼。終於，一個特殊的機會讓汪副市長對我的態度有所改變。那是汪道涵來北京開會，我公司下屬的華遠旅遊公司的副經理孫丹的姑姑是汪道涵的夫人，於是我被邀請參加汪道涵的家庭聚會，汪光燾也參加了這個家宴。
這種家庭式的聚會是最能拉近參加者之間的關係的，汪光燾看我和汪道涵聊得很開心，汪道涵還送了我兩套書，也就不再擺出副市長的架子，並對我另眼相待。
如果沒有這次機會，我在汪光燾心中大約永遠是個「壞人」的形象。後來雖然我們之間仍有多次的爭吵，但都沒有撕破臉，或許正是因為這次特殊的家宴吧！
在通往餐廳的路上拉住了汪洋
2004年7月，我參加了曾培炎副總理（時任）召開的房地產市場分析座談會。會議是由汪洋副秘書長（時任）主持的，邀請江、浙、滬三地的副市長、副省長們參加並匯報各地的情況。地方政府官員匯報完情況之後，汪部長（汪光燾時任建設部部長）匯報了前一天開發商的8條意見，發改委副主任劉江匯報了發改委對市場的看法，曾副總理和汪洋副秘書長分別作了指示，其中有一條建議是限制個人消費信貸，以防止房價繼續上漲。散會時，謝家瑾司長對我說：「你要專門跟汪洋副秘書長說說，可不能對消費者信貸進行限制，那樣市場就完了。」
我理解謝司長的好意，她是從市場健康發展的角度出發的，但在行政級別上隔着汪部長，因此雖然不太同意汪部長的意見，也不敢直接對汪洋副秘書長反映。我則無官一身輕，尤其是此前的座談會上我已經給其留下了一個好的印象，於是撤離會場走向餐廳的路上，我拉住汪洋副秘書長，專門就我在會上的講話和不能限制消費信貸問題做了一連串的解釋和說明。
我明確地提出，可以限制土地的供給和開發商的信貸，但要注意供應量的萎縮有可能產生的供給不足的問題，那樣會出現房價的惡性上漲……看得見的政府的這隻手，總想用房地產來調節中國經濟的整體運行，如經濟過熱時要壓縮房地產的固定資產投資等，這樣一定會造成市場中的不平衡。
最終出台的政策是執行嚴格的「8.31」大限的政策（8.31大限為多部委聯合下發的文件，要求於2004年明8月31日之前完成已出讓土地的批准手續，8月31日之後要執行嚴格的土地招拍制度），沒有強制限制土地招拍掛中的配建，也沒有限制個人消費信貸。
我和劉鶴私底下是朋友
（早在）1984年，沒幾個人懂什麼是「可行性研究報告」，連官方項目也是拍腦袋做決定，根本沒有要先做可行性研究報告這一要求，但華遠公司要蓋座大樓，樓里放些什麼東西、如何設計和分配面積都是一張白紙，除了基建之外還要幹些什麼和如何干更是難題，又要自籌大量的資金，則難上加難。而這些問題都希望能通過可行性研究報告找到解決方案。
我一方面通過各種關係建立自己的專家庫，如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現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的吳曉靈，尚是五道口的學生時就進了我的專家庫；另一方面開始尋找做可行性研究的隊伍，逐步從商業經營轉為靠諮詢、研究提供技術服務盈利。我與人民大學工經系的研究生班建立了聯繫，領頭的四個人是鄒剛、黃鐵鷹、劉鶴與顧從之。
劉鶴是唯一個從政的人，曾任國家信息中心主任，後來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書記，如今是發改委副主任。但他幹的還是中央財辦主任的活，是經常在中南海里與黨和國家領導人打交道的高官，「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中我們常常見面，在我心目中他不是什麼官，私下裏我們仍以朋友相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