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五大前夕，曾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的吳國光在1997年第1期《當代中國研究》撰文《中共十五大前瞻分析》披露，六四事件時，李鵬對江澤民入主中南海不大服氣，以至鄧小平親自出面，與李鵬單獨晤談軟硬兼施才擺平。
十三屆五中全會鄧小平與中共主要領導人合影，左起李瑞環、宋平、萬里、喬石、李鵬、鄧小平、江澤民、薄一波、姚依林、楊尚昆
一、政治路線、修改黨章與人事變動：十五大的三項議程
二、確定鄧後的政治方向：從鄧小平理論到江澤民時代？
三、「江核心」保衛戰：權力重新分配的軸心
引言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預定於一九九七年下半年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無疑將確定中國在鄧小平之後的政治方向，並將重新構建高層政治權力。有的論者甚至認為，這次代表大會將開始一個「江澤民時代」。其實，中共十五大特別引人注目，與其說是因為它將開啟一個新的時代，不如說是因為它在舊時代結束之際充滿了不確定性：沒有了超級政治強人的主導，高層權力將如何分配?沒有了鄧小平，中國共產黨將往何處去?鄧小平時代人亡政息，中國將往何處去?雖然北京一再宣傳目前的中共領導核心是如何穩定和如何有權威，但是，中共十五大之前的中國政治舞台，很明顯充滿了變數。一方面，社會矛盾在積累，對外關係也有麻煩，香港的回歸則會給這個舞台增加一批全新的演員;另一方面，鄧小平時代的大幕終於緩緩落下，劇情的發展似乎告一段落，高層權力面臨重新結構，誰知道下一幕會是什麼樣子呢?
本文將對中共十五大作出前瞻性的分析，並重點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中共十五大可能確定一條什麼樣的政治路線?
第二，中共十五大上的人事變動可能包括什麼內容?
第三，圍繞這樣兩個問題，十五大前後的中共高層權力鬥爭會是什麼狀況?
為此，下面的各節將首先研判中共十五大的議程，接着透視新的政治路線形成的跡象，然後轉而討論人事問題和權力架構，特別是討論江澤民的地位是不是已經完全鞏固，有什麼挑戰者可能威脅江澤民。在檢視上述權力鬥爭的發展脈絡之後，我們轉而透視社會矛盾，觀察社會層面的矛盾和高層的權力鬥爭之間的互動。
一、政治路線、修改黨章與人事變動：十五大的三項議程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全國代表大會是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一般應該五年舉行一次。在毛澤東的年代，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常常不能如期舉行。從毛澤東第一次主導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即一九四五年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起，到一九五六年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間相隔了十年。八大在中共歷史上是一次正規化和制度化程度甚高的全國代表大會，但是卻沒有完全貫徹毛的意志。雖然八大決定實行年會制，即每年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是很快毛就推翻了八大決議，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召開九大，其間相隔十二年。毛在臨終之前還主導了中共十大(一九七四年)。此後，華國鋒在一九七七年提前召開十一大，試圖為華國鋒時代的來臨奠定基礎。不過，這並沒有能夠阻止一個重大變化：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主導了中國政局。
在鄧小平時代，中共基本上按照五年一次的規定如期舉行全國代表大會，分別在一九八二年、八七年和九二年舉行了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不過，在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間，為了加快領導層年輕化的速度，中共還在一九八五年舉行了一次全國代表會議，改選中央委員會及其領導機構。在籌備十三大的時候，也曾有意在十四大之前舉行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同樣是為了加快更新中央委員會及其領導機構的組成。不過，也許由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而發生了整個最高領導層的變動，後來沒有把這一設想中的全國代表會議納入實際政治日程。
從歷史上看，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一般有三項主要議程：一是制定黨的路線，主要是通過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政治報告和大會對之的討論審議而實現;二是產生黨的中央領導機構，主要是選舉產生黨的中央委員會;三是修改黨的章程，通常有全面修改和部份修改兩種方式，在毛時代還會特意安排修改黨章的報告以解釋、說明修改意圖。一九八五年的全國代表會議，不叫「大會」而叫「會議」，主要區別即在於：其議程僅僅是產生黨的中央領導機構，而並不審議黨的路線和章程。中共七大和八大的議程都比較繁複一些，在政治路線之外還包括了對一些諸如軍事工作、經濟工作等具體事務的報告和討論。但是，這都不是主要議程，在後來的代表大會都被涵蓋在有關政治路線的議程之中了。
根據目前情況，大體可以斷定，中共十五大應該也不外乎上述三項主要議程。其中修改黨章一項，就整個鄧小平時代來看，在黨代會議程上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在毛時代，特別是在毛統治的後期，政治路線頻繁更動，因此幾乎每次黨代會都要依據新的政治路線來修改黨章。到了鄧時代，基本方針確定之後，就沒有大的改動。因此，在十二大上大修了黨章之後，十三大和十四大都沒有再對黨章進行全面修改，而是僅僅修改了一些具體條文，特別是修改了那些與組織制度和權力架構相關的條文。總的說，修改黨章這項議程，不過是其他兩項議程成果的表現，是一個合法化的手續而已。
這一次，修改黨章在議程上會不會佔一個比較重要的地位呢?這要看黨的路線和權力架構會不會出現重大變化。在黨的路線出現重大變化的情況下，黨章可能全面修改，也可能就修改黨章專門作出報告;而如果黨的高層權力架構出現重要變化，比方說流傳中的恢復黨主席制，這都是可以通過部份修改黨章條文來處理，應該不會專門就此作出報告。後面的分析將指出：估計中共十五大不會對政治路線作出重大修改，而權力架構的改變則可以通過技術性處理而實現。因此，在中共十五大上，黨章修改的議程將仍然不會佔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中共十五大最重要的議程，將是兩項：第一，審視鄧小平時代的政治路線，確定新的跨世紀路線與方針;第二，產生新的中央委員會及其領導機構，並確定九八年初第九屆全國人大上將要產生的新的政府人事組成，從而重新分配政治權力。這兩方面，就是整個中共十五大的意義所在。
二、確定鄧後的政治方向：從鄧小平理論到江澤民時代？
中共十五大是一個沒有鄧小平的大會，因而將為鄧小平時代在中國的終結蓋上最後的正式標記。既然鄧小平時代結束了，那麼，第一，是不是一個新的時代就隨之開始了呢?如果是，那麼，第二，這個新的時代具有什麼新的內容和特徵呢?進一步，第三，這些新的時代內容需要中國共產黨採取什麼樣的新路線和新方針呢?更進一步，第四，什麼樣的領導陣容才能貫徹新的路線和方針從而適應新的時代呢?相信中共十五大就將圍繞這四個要害問題展開，並將最終回答這四個問題。第二和第三個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中共領導層在鄧後尋找路向的問題;第四個問題，其實就是高層權力重新分配的問題。合起來，可以回答第一個問題：十五大究竟僅僅是結束一個舊時代呢，還是會開始鄧後的新時代?
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後，北京方面就有人斷言，所謂的「江澤民時代」已經拉開了帷幕，他們並認為，中共十五大將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啟，而這個新時代就是所謂「江澤民時代」。那麼，中國政局是不是已經開始了或者將要開始一個「江澤民時代」?中共十五大會不會是這個「江澤民時代」的開端?決定答案的一個重要因素，其實倒是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所謂的「江澤民時代」可能是個什麼樣的「時代」?換句話說，江澤民採取什麼樣的路線和政策，對於能不能開啟一個「江澤民時代」，至關重要。
我們知道，中共建政以來，如果以個人名義指稱，不外乎經歷了「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毛澤東有他系統的治國思想，對那思想是褒是貶則是另外一個問題。鄧小平並沒有系統的思想，只有一句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鄧小平時代的路線卻很清楚、很堅定，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政治高壓下推動經濟市場化。中間有一個華國鋒，他的方針看起來似乎是清楚的，就是凡事按毛澤東的老辦法去辦。這其實並不清楚，因為老辦法總會遇到新問題。結果，華國鋒當權時間短暫，很難當得一代之名。面對鄧後時代，江澤民準備採取什麼樣的路線和方針呢?可以斷言，如果他的路線和方針能夠解決問題，則「江澤民時代」就會來臨;否則，根本談不上「江澤民時代」。
從上面的政治遺產看，江澤民的路線選擇至少有三種。一種選擇，是「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主義」。簡單地說，就是放棄鄧小平的經濟市場化政策，重新回到「你窮我也窮」的平均主義，再次試圖建立以領袖個人崇拜為特點的共產黨全面高度集權，並以強勢意識形態控制來迫使人們接受這種集權與貧窮。經過二十年改革，中共黨內主張這條路線的力量已經不大了，剩下的代表人物如鄧力群等雖然還有影響，但是也在逐漸退出政治舞台。不過，鄧小平式經濟改革所產生的負面效應，特別是官員腐敗、分配不公等問題的惡化，卻有可能為這條路線的還魂提供社會和群眾基礎。同時，鄧小平在意識形態上所採取的迴避態度，使鄧小平路線缺少理論上的合法性，使改革基本上沒有觸動傳統的共產主義政治文化，從而為左派路線以各種面目再次出現留下了足夠的營養和空間。在這個意義上，江澤民可以選擇「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主義」，以實現個人集權和穩固中共政權。
不過，毛澤東路線的一大特點，或者說實現毛澤東路線的一個重要條件，應該是毛澤東本人這樣的「克里斯瑪」(charisma)人物的存在。這是江澤民以及鄧小平之後其他中共高層政治人物在政治上所不具備的。而沒有這樣的「克里斯瑪」，不可能控制中共黨內在改革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廣大幹部階層，更不可能控制廣大群眾。因此，雖然毛主義有它生存的空間，但要成為中共的主導政治路線，還是可能性甚低。
中共十五大的第二種路線選擇，是「打倒鄧小平的鄧小平主義」。這就是說，對鄧小平的政治遺產，採取當年鄧小平對待毛澤東政治遺產的辦法。鄧小平主義不是講實事求是嗎?真要實事求是，鄧小平的許多做法也就應該重新審視了。比如說，要不要至少搞一點兒漸進的政治改革?甚至，要不要重新評價「六四」?概括地說，這條路線將繼續堅持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同時推進鄧小平不願意實行的政治改革，通過部份地否定鄧小平而堅持鄧小平那種「經濟建設為中心，政治尋求穩定」的政治路線。這是政治收益很大的一條路線。但是，相應地，這條路線的政治風險也很大。從目前中共高層在政治上的脆弱和謹慎態度來看，中共十五大採取這一路線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
此外還有第三種選擇，就是「比華國鋒高明的華國鋒主義」。所謂「華國鋒主義」，就是繼承前任，不過這回不是繼承毛澤東而是繼承鄧小平;「比華國鋒高明」，就是不象華國鋒那樣拘泥於前任，而是善於修補調適、左右平衡。其實，說白了，如果不從鄧小平前進一步，要修補鄧小平路線就只能從借鑑毛澤東的角度來修補了。於是，政治還是高壓，不過多加一點兒意識形態，多樹幾個有點兒溫暖的模範典型;經濟還是開放，不過多照顧一點兒落後地區，多打幾個太礙眼的腐敗官僚。總之，能穩定就成。這就很有點兒象當年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穩定第一，而當局也居然頗有幾分不計代價維持穩定的能力。這幾年看下來，江澤民確實要比華國鋒手段高明許多，他要開啟這樣的一個「江澤民時代」，至少還是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做得到的。至於這段時間是多長，要看社會矛盾等其他因素的發展。不過，可以斷言的是，這樣的時代在今天的中國是不可能象當年勃列日涅夫在蘇聯那樣，一直延續十七、八年的。
當然，上述分析有兩個前提：一個是社會矛盾在中共十五大之前沒有爆發;另一個前提是，在中共十五大上，目前的中共所謂「第三代領導集體」沒有重大改變。那麼，進一步的問題就是：這兩個前提在中共十五大前後的中國現實政治中會不會成立?換句話說，一個是高層權力的重新分配問題，要點是：十五大上江澤民地位是否穩固?另一個是廣泛的社會政治矛盾問題，要害在於，十五大前中國會否突然爆發一定規模的社會動盪?現在就讓我們轉而研究這兩個問題。
三、「江核心」保衛戰：權力重新分配的軸心
毛澤東有一句名言：「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其實，這話也可以反過來說：幹部一旦確定，政治路線也就被決定了。也許，經我這樣修改之後的「毛澤東思想」，更能揭示政治遊戲的本質。權力的分配，從來都是政治的中心問題。如前所述，十五大的「重頭戲」，就是產生新的中央委員會及其領導機構，重新組建高層領導格局。那麼，這次大會在權力分配上可能會出現什麼狀況呢?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現有權力格局會發生重大改變嗎?
與那種把江澤民地位作為既定前提的分析不同，這裏的軸心問題顯然還是江澤民的地位是否穩固。當然，與幾年前相比，江澤民的地位今天已經大大穩固了。但是，面臨中共十五大的權力重新分配，尚無法斷言江澤民已經全盤掌握了這次大會和這次權力分配的主導權，而只能說他有比較大的機會，正在爭取儘量大的勝算。只有在中共十五大之後，而不是在此之前，才可能斷言江澤民的地位是否真正鞏固。而從現在起半年左右的時間，恰恰正是檢驗江澤民地位是否穩固的最為嚴峻的時期。所以，中共十五大的權力分配，並非是由江澤民一手掌控的「江核心封官圖」，而勿寧說是一場決定江澤民本身地位的「江核心保衛戰」。
以下，我們從五個方面來研究這一問題：第一，誰能主導中共十五大的權力分配?第二，江澤民在做什麼樣的努力?第三，有什麼力量可能挑戰江澤民?第四，有沒有出現反江澤民聯盟的可能?第五，李鵬的出路會產生什麼政治後果?
誰來主導權力分配？
五年一次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權力分配的最為重要的正式場合;大會上產生的人事安排，則是中國最為重要、規模最大的一次權力分配。這次十五大，不僅將重新產生黨的中央委員會，而且將在緊接大會之後的十五屆一中全會上決定黨的最高領導人;這次大會的人事佈局，不僅關乎黨的各首腦機構，而且必須同時決定次年換屆的政府人事。
這樣重要和大規模的權力分配，以往都是在強力政治人物的主導下運作的。前有毛澤東，後有鄧小平，都曾經一言九鼎，決定中共的最高權力分配。而這次十五大的一個特別之處就在於，目前還看不到有這樣的政治強人能夠主導這一輪權力分配。這就產生兩個問題：第一，在十五大之前還不到一年的這段時間裏，會不會產生出一位政治強人，有足夠能力主導十五大的人事安排?第二，如果沒有這樣的主導人物，中共十五大會以什麼樣的方式來重新分配高層權力?
一個明顯的質疑是：難道不是江澤民在主導十五大的權力分配嗎?要弄清這個問題，先必須明確兩點，第一，所謂的「主導」，是指能夠作主，能夠貫徹自己的意圖;第二，我們談論的只是最高層的人事安排。在最高層人事問題上，有沒有人能夠在十五大上基本貫徹自己的意圖?我認為，雖然江澤民正在強化自己的政治能力，他在一般人事安排上的影響力近兩年來有明顯增加，但他目前還不具備主導最高層人事安排的能力。有傳言說，去年夏天的北戴河會議，因為在高層人事問題上不能達成共識，所以只好暫時放棄這一議程。即使這個傳言不盡屬實，十四屆六中全會卻也透露了一點玄機，這次會議並沒有象外界所預料的那樣出現任何重要人事變動。種種跡象都在表明，迄今為止，中共高層在有關十五大的高層人事問題上，尚未形成共識。與這種正式決策過程遲遲沒有登場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非正式政治領域卻暗潮洶湧，不同的高層政治人物和派系都早已經開始熱身，在為十五大的權力重新分配而搶佔有利地形。結論很簡單：這說明江澤民到目前為止還不能主導十五大的高層權力分配。
江澤民的輿論先行和人事「搶灘」
但以上結論並非意味着，江澤民沒有努力爭取這樣的主導地位。從輿論上看，江澤民已經佔盡先機，試圖在十五大前形成明顯的優勢，以主導十五大的路線確定和權力分配。可以說，通過輿論控制以掌握十五大的政治主導權，正是江澤民在目前階段上主要的政治戰略之一。過去一段時期以來，圍繞江澤民的宣傳造勢這麼集中，政府對輿論的控制和利用這麼強勢，可以說是「文革」以來所罕見。這一方面固然可以防止出現所謂錯誤的輿論導向，以造成社會不安甚至動盪，那會給江澤民增添意外的政治麻煩;而另一方面還可以形成所謂「馬太效應」，顯示自己的優勢地位，利用台灣政治中常說的那種「西瓜靠大邊」的心理，最大幅度地吸引更多的力量支持自己。
此外，這種手法也有可能幫助主政者在外事上比較順利地推行自己的意圖。因為海外對北京政局的了解，往往是透過中國政府的輿論宣傳;誰主導了輿論，海外就往往認為誰主導了全局。一九九六年以來，江澤民的重要政治麻煩，都是出在外邊，包括對台、對美和對日關係。在十五大之前，還有香港回歸這件大事。除去其他複雜的因素不說，外邊不相信江澤民具有主導地位，因此缺少與之合作的意願，也是產生麻煩的原因之一。李登輝明確這麼說，美國總統克林頓也是這麼想。通過對江澤民個人的強勢宣傳，能不能改善一點狀況呢?看來有效果。克林頓與江澤民最近達成明後年互訪的意向，就應該是把江澤民地位穩固這個因素計算在內的。
在「輿論先行以主導十五大」的戰略之外，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政權主流力量，也同時在人事上逐步開始採取動作。這些動作的要義在於，在缺少高屋建瓴優勢的情況下，為了爭取未來高層權力分配的主導權，而着眼搶佔灘頭陣地，即搶佔那些可以從此穩步擴大權力地盤的起點地界。
北京和上海，就是中國權力戰場上的這樣兩個「灘頭陣地」。不久前，中共中央調福建省委書記賈慶林入京擔任北京市最高領導，同時，上海市高層人事有所調整，形成了陸續向中央輸送領導幹部的態勢。無疑，在未來的十五大上，北京和上海這兩個地方的主要領導人，都會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眾所周知，政治局是中共的權力中樞。要主導中國政局，一個最基本、最能靠得住的「功課」，應該就是，一個席位一個席位地擴大自己在政治局的勢力。看來，在政治局常委一級的人事不易擺平的情況下，江澤民和他的政治盟友目前正把工夫下在這一門「功課」上。
中共十四大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包括兩名候補委員，共有成員二十二名。過去四年中，去世一名(天津的譚紹文)，增補一名(上海的黃菊)，撤銷資格一名(北京的陳希同)，總數還有二十一人。其中，十五大上肯定要出局的，應該首推楊白冰、鄒家華和王漢斌。楊在十四大上即已失勢，年齡更屆七十六、七;鄒和王的年齡，今年也分別是七十一和七十二了。另外三位七十歲以上者，都是常委，即劉華清、喬石和江澤民。他們的動向，關係全局，就不是這麼簡單了。如果沒有權力鬥爭上的大變數，則劉應該會退出一線了，江和喬則將連任。這樣一來，現任政治局委員中續任者將有十七位，比例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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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江劃線」，這十七位政治局委員中，親江澤民色彩比較明顯的有四位，即吳邦國、錢其琛、黃菊和溫家寶;而與江澤民合作關係比較好的則有丁關根、朱熔基、李嵐清、李鐵映、胡錦濤、尉健行、姜春雲等七位;反江態度明顯的只有田紀雲一人;但是與江澤民有權力競爭關係的則有三位強勢人物，都是政治局常委，即喬石、李鵬和李瑞環。看起來，江澤民的力量還是相當強的。不過，問題在於，第一，越往常委層次，他的主導能力越差;第二，真正的「江派」人馬並不是很多，那些合作者的態度是可以出現很大變化的。
所以，江澤民要設法改變這種局面。他可能採取的一個對策，就是增加常委人數，改變力量對比。常委的可能人選，目前看來以丁關根、李鐵映、李嵐清、吳邦國和尉健行等為首。其中，有的人本來就親江色彩很濃，有的則會因為得到提升而從合作者變為江派人馬。第二個對策，當然就是在政治局的新增成員中保持自己的優勢力量。我估計，十五大上將新增政治局委員至少四名，多則可能增加十名。結果究竟是多少，其中當然有個權力鬥爭的因素;最後究竟是誰，就更是人事安排的焦點之一了。
具有最高可能進入政治局的新委員，應該首推三人，即：新任北京市委書記，接替黃菊的新任上海市委書記，接替劉華清的軍委副主席。為了實現這一步，估計北京市和上海市在未來半年內還會有進一步的人事調整，以便新人到位。完成了這一步，這次人事搶灘才算真正勝利。其中，北京的調整應該順理成章，沒有什麼難度了;而上海黃菊的去向則會引人注目。
在北京和上海之外，還有什麼瞄準政治局的「灘頭陣地」呢?也許，天津市委書記的位子算一個;新設立的重慶市，其市委書記的位子也算一個;軍隊還可以增加一位政治局委員。而最具競爭力的，應該還是國務院將要增加的新任副總理，如果他們現在還不是政治局委員的話。看來，江澤民已經為其中很多位子準備好了自己的人選，只看最後能不能順利實現他的設想了。
江澤民還有沒有挑戰者？
「強勢輿論」戰略也好，「人事搶灘」戰略也好，一方面都可以加強自己的權力基礎，而另一方面則也可能授政治對手以柄，被指為「突出個人」和「拉幫結派」。問題只在於，江澤民會不會遇到這樣的挑戰者，強大到足以抓住江澤民的把柄而威脅江澤民的地位?十五大上江澤民的地位穩不穩，歸根到底，要看他還會不會遇到強有力的挑戰者。
目前流行的一種說法，認為目前中國根本就沒有人想取江澤民而代之，因為高層領導人也都看到中國的問題積重難返，上了台也沒有辦法。我對這個說法甚為懷疑。一者，如果北京的政治家們果真都沒有了對於權力和地位的嚮往，中國的事情恐怕也就沒有那麼棘手了。二者，中國所存在的問題，其實並沒有那樣悲觀，經濟在持續發展不說，就是其他方面也多有有利因素，至少不見得比當年「文革」結束時更加積重難返。腐敗應該說是今日中國第一頭疼問題了吧?可是，古今中外，現成的治腐敗的辦法就很多，何況也不是想不出新辦法來。要害在於領導人有沒有膽識用這些辦法，而不是沒有辦法可想。三者，在政治中，有沒有辦法治國，是一回事;上台不上台，又是另一回事。沒有什麼治國能力的人，常常卻能至高位而穩居之，這並非今天中國獨有的新鮮事。好位我自居之，國家的問題嘛不妨走一步看一步。為什麼今天中國的高層政治人物就偏偏「覺悟」那麼高呢?
類似的一種說法，則認為，江澤民將不會遇到挑戰者，因為江本人的地位穩不穩直接關係中共政權穩不穩，而中南海諸公已經清楚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們不會挑戰江澤民的「核心」地位，以免把整個政權都搞「翻船」。這種觀點認為，從維護整個政權的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中共高層應該不會在十五大前和十五大上出現嚴重的權力鬥爭。
這牽涉到個人理性和集體理性之間的關係這等重大的哲學問題，爭辯起來比較複雜。不過，看一眼歷史事實，藉助於常識性的判斷，也許同樣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比如說，我們看到，從華國鋒到趙紫陽，哪一個最高領導人的下台不都震撼整個中共政權?挑戰者曾經因為這種危險而放棄行動嗎?從張春橋到鄧小平到李鵬，哪一個曾經挑戰在任者的領導人不認為自己才真正有能力扞衛中共政權?毛澤東死了，中國沒有江山易手;鄧小平死了，中共也沒有面臨明天下台的危險。常識讓我們推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江澤民就這麼重要，以至整個中共政權存亡與否就看他是不是在位呢?恐怕，連江澤民本人算在內，中國共產黨的上千萬黨員，沒有一個人會真正把共產黨的命運寄托在江澤民一個人身上吧?
上面的兩種說法，都強調中共高層已經沒有人「願意」挑戰江澤民。還有第三種說法，則認為沒有人「能夠」挑戰江澤民。一些來自北京的聲音說：除了江澤民，還有誰有資格有能力坐那個位子呢?這個說法，也與上面的說法一樣讓人懷疑。遠的不說，僅僅七年多以前，又有誰會認為江澤民能坐上今天的位子呢?即使江澤民通過七年多來的努力而確實顯示了鞏固權位的能力，積累了資格，可是，既然當年江澤民能夠爆出冷門，今天中國政壇上那些文官武將們，怎麼就忽然這樣謙虛和馴服了呢?
其實，只有說到「能」與「不能」，我們才真正開始觸及問題的關鍵。我相信，有挑戰江澤民的潛在意願的人絕不在少，問題只在於他們有沒有挑戰的能力。從被冷凍和半冷凍的「前朝」改革派如趙紫陽、田紀雲、胡啟立、閻明復等，到在十四大上被江澤民收拾了的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從當年被江澤民擠在一邊而現在又不得不讓出總理位置的李鵬，到在十五大的權力重組過程中地位受到威脅的喬石、李瑞環，從不滿江澤民「修正」鄧小平路線的老鄧人馬，到希望全面將鄧小平路線「撥亂反正」的鄧力群一派，都可能成為反江澤民的重要力量。可是，在任何明顯的行動之前，他們都不能不掂量一個問題：江澤民畢竟已經積累力量達七年之多，自己有足夠的能力真正成功挑戰他嗎?
可是，無論成功與否，十五大都將是最後一個可以挑戰江澤民的機會了。因此，在十五大前，那些挑戰者的挑戰意願才會格外強，雖然他們的挑戰能力並不一定較前而加強。究竟他們的挑戰能力有多大?可能要看他們是否能夠結成牢固的反江澤民聯盟。
反江聯盟會不會形成？
單個數算，江澤民的潛在挑戰者之中，目前可能沒有人具備能力真正構成對江的實際威脅。可是，種種潛在挑戰江澤民的力量，會不會形成某種強大的反江聯盟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也還不能不看一眼誰是潛在的反江力量。我看，最堅定並最熱切要挑戰江澤民的中共高層政治人物，可能首推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對別人來說，是不是反江，以及反江是不是成功，不過是權力大一點或小一點、在位多幾天或少幾天的問題;而對楊家兄弟來說，則可能是在政治上或生或死的問題。為什麼這麼說呢?問題還不在於十四大上的失權，而是在於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鎮壓。這麼個大案，中共當局在未來四、五年中一旦不得不採取重新評價的動作，究竟要誰來負起當時的責任?江澤民經過「六四」而上台，多年來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他是明白這件事的爆炸性的，怎麼能不為此事做一些準備?屆時，犧牲鄧小平，會撼動中共國本;李鵬呢?其政治生涯則已經和江澤民體制緊密聯繫在一起，如果完全拋出李鵬，那將置江澤民於何地?因此，當時直接掌握軍隊的楊家兄弟和已經因腐敗而受審查的陳希同，就是最好的目標人選。
楊家看來是明白這一點的，至少有人在試圖提醒他們這一點。去年春夏，香港有報導說，楊尚昆上書主張平反「六四」。後來，來港的楊尚昆之子楊紹明否認了這件事。經過這樣一反一正，楊家至少應該注意到了這一點，「六四」的賬，楊家可以去算，否則結果就可能最不利於楊家。而楊家目前沒有權力，在這樣的生死之爭中就必然被動。如果十五大上形成有利楊家的權力格局的機會不大，則未來楊家總與「六四」聯繫在一起的機會就會相應增大許多了。
既然關係生死榮辱，楊家就可能成為策劃和促成反江聯盟的重要能動力量。原因很簡單，只有撼動江澤民的「核心」地位，才能翻新高層權力架構，給楊家以扶植有利自己的人選的最好機會。有趣的是，前不久，香港有親中報刊報導，說江澤民在北戴河曾與楊尚昆密談兩個多小時，解釋十四大上楊家失權完全是鄧小平操控，而並非江澤民與楊家為敵。據說會見效果甚好，楊尚昆表示支持江澤民。依我的解讀，就算有這樣的會見，就算楊尚昆真的那樣表態，也不能說明楊家真的會支持江澤民，而只能說明，江澤民也意識到了楊家作為反江力量的重要份量。也許他在作一些努力以化解僵局;但是，在雙方的權力、利益相互牴觸的情況下，一場談話能頂什麼用呢?
但是，楊家兄弟顯然不可能再次成為政治上的前台人物了。他們會和什麼人結盟來形成反江陣線呢?趙紫陽是一個選擇，不過趙甚至沒有行動自由，只剩下象徵性的力量而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力了。宋平、鄧力群等一系的力量不小，可是他們一向反對鄧小平，而楊尚昆曾經是老鄧的忠實「大管家」，本身資格又老到一旦得逞則足以做第二個鄧小平，所以他們不會信任楊，和楊合作的可能也就很小。李鵬也很有力量，不過他的第一選擇是維持現行權力架構，在江「核心」之下穩坐第二把交椅，不到絕路不會鋌而走險的。
如果沒有什麼「黑馬」，剩下的選擇就只能是喬石、李瑞環、田紀雲等人了。我倒不是排除出現反江黑馬的可能，而是既然屬於黑馬則我們現在就無從推測，所以無法談論。喬、李、田在現政治局內都是非主流色彩比較濃厚的人物了，反江鮮明程度在政治局內應該分屬第三、第二和第一名。他們如果和楊家兄弟合作，加上萬里，並爭取到軍隊至少一部份高層將領的支持，則挑戰江的能量就不可低估了。問題是，這些人本來背景各異，流派分屬，一般地合作也許沒有問題，而要結合到一起進行挑戰現行「核心」的大動作，屬於高風險高收益之舉，能不能相互信任就不曉得了。
說到這裏，一個大問題就出現了，如果有所謂反江聯盟出現，究竟軍隊會不會支持它?十四大後，楊家在軍內幾乎是被清洗的對象了，目前軍隊的掌權者會和楊家合作嗎?有消息說，劉華清和楊尚昆一度聯絡密切，被江澤民得知，江因此提出「講政治」以告誡劉華清。這種消息，無從查證，故錄以備考。不過，可以觀察到的是，從今年夏天江澤民提出「講政治」之後，有反江色彩的人似乎都比較低調，而江則一路掌握了輿論和決策的主導權。按道理，與主流派提高調門的戰略相反，不到時機成熟，反江動作是不會浮上枱面的。只有在接近決勝的時刻，才有比較多的可能觀察到是不是確實有反江聯盟，以及他們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安排李鵬去向是關鍵之一
各種不同力量之間會否結盟而反對江澤民，一個關鍵因素是總理李鵬的政治出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務院總理任期不得超過兩屆;而到一九九八年春天的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現任總理李鵬就已經完成了兩屆總理任期，依法必須卸任。然後，李鵬的出路是什麼呢?新任總理又將是誰呢?這都是要在一九九七年下半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就必須決定的重大人事問題。而這樣的人事刷新，就構成十五大權力再分配的重要內容。許多人更關心新任總理人選，這是合情合理的;不過，依我看，李鵬的出路問題，卻對於整個十五大的人事佈局更加重要，甚至可以說是權力再分配的一個關鍵。搞得不好，甚至具有某種程度的爆炸性，對江澤民的地位構成不大不小的威脅。
出現這個問題的前提，當然是憲法的限制。因此不能不更動現任總理的位置，是以前的高層權力安排中還沒有出現過的問題，成了中共十五大上高層權力重新分配的一個特點。雖然中共一向並不太認真執行法律，但是，應當看到，它對法律嚴肅性的認識和態度，畢竟已經有了不小的進步。另外加上現實政治的因素，我們可以斷言，中共將不會更改憲法或置憲法於不顧而延長李鵬的總理任期。因此，更動現任總理的位置，也就成為這次代表大會在重新分配高層權力的過程中所遇到的一個主要的制度性限制。
既然這個制度性限制是第一次出現，為卸任總理安排位子也就是第一次成為問題。在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上，在李鵬之前曾經有過三位總理。三人的出路，卻大不相同。第一位總理周恩來，直至逝世都在總理位上，不存在出路問題。第二位總理華國鋒，則因為政治失勢而讓出總理位置，出路是從被架空到被廢黜。第三位總理趙紫陽當年是更上層樓，離任後出任中共總書記，成為最高領導人;至於後來的下台，則是在總書記位上的事情了。
對李鵬來說，養父周恩來的路顯然不通。一則，如前所說，憲法不可能修改這一規定;二則，李鵬目前身體健康，到一九九八年才滿七十周歲。華國鋒的路呢?一則李鵬肯定不願意走，二則也完全沒有跡象表明他會在十五大上政治失勢。象當年趙紫陽那樣升總書記?江澤民怎麼辦?
於是，只能在上述三條道路之外尋找位子了。當人大委員長?按慣例恐怕是有些屈就，這是一個問題。二則，喬石豈不就一定要讓位?還有，無論怎麼「橡皮圖章」，人大畢竟還有些諸如投票之類的程序，多少代表一些民意。「六四」之後七年多來，李鵬的民望雖然沒有繼續降低，甚至還略有回升。但是，是不是受人大代表的歡迎?相信連李鵬本人心裏也敲鼓。如果真的有個三長兩短的難堪局面，事情如何收拾?而類似的出路，是接任政協主席。不過，上述三個困難，同樣存在。
為李鵬本人設想，最理想的出路應該是就任國家主席。一則至少在禮儀上更上層摟，也可以在最高領導人中維持排名次序第二的地位，面子上好看;二則可以繼續在最高領導層中名正言順地分管外事，象當年李先念的先例;三則會因此握有一定實權。但是，問題卻又轉回去了：江澤民是不是要出讓一個位子?
江澤民如果不想出讓目前擁有的任何位置，就要另想它法。一個試探氣球，就是恢復黨主席制，增設幾名副主席。一名副主席太少，會搶主席的實權或風光，所以應該是兩名以上。李鵬就任排名第一的黨副主席，會不會滿意呢?要害在於：這名副主席是不是有實權?如果沒有實權，李鵬大約不會滿意，而且可能會感到被架空，感到有政治上的危險，象當年的林彪;如果有實權，從誰手裏分出這部份實際權力來呢?從黨主席江澤民那裏嗎?
李鵬的出路繞來繞去，最後都繞到了江澤民身上。讓大位?絕無可能。讓手中的一個位子?「核心」地位會被削弱。讓一部份權力?也有同樣的問題。這樣，李鵬與江澤民的矛盾，有可能變得突出起來。李鵬政治實力很強，一旦成了沒有「相」位的「過河卒子」，其挑戰江澤民的戰鬥力不可低估。如果壓李鵬接受人大委員長或政協主席的位子，則關係喬石或李瑞環的政治前景，在高層力量的合縱連橫之間增加新的變數。總之，李鵬的出路問題，就這樣直接關係到江澤民的「核心」地位是否穩固。「六四」當年，李鵬對江澤民入主中南海就不大服氣，以至鄧小平親自出馬單獨晤談軟硬兼施才擺平這一局。現在，鄧小平死了，江澤民要怎麼樣才能擺平李鵬呢?有消息說，已經有人搜集和準備了有關李鵬及夫人的腐敗案件材料，並且故意向李鵬透露這一動作。如果消息和材料屬實，也許李鵬最終是不能不「顧全大局」而接受「黨的安排」了。四、社會矛盾影響權力分配：底層與高層的互動
如果單單着眼高層權力鬥爭的層面，應該說江澤民和他所代表的中南海主流派，已經在鞏固權力方面有了很大的進展，甚至可以說是正在逐步掌握在十五大上進行權力決戰的較大勝算。但是，高層政治並不是孤立於社會矛盾之外;如果單單就高層談權爭，視野不免狹隘，許多可能造成高層巨變的因素就容易被遺漏。事實上，社會矛盾常常足以影響、制約甚至決定高層權力鬥爭的節奏、格局甚至結果。所以，我們不能不把目光進一步放遠到整個中國社會的矛盾這一層面。社會矛盾的爆發影響高層權力格局
根據毛澤東的著名判斷，中國社會的矛盾爆發自有其循環節奏，即所謂「七、八年又來一次」。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歷史，確實證明了毛的看法有他的道理。屈指算來，從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到預期的十五大召開之時，應該是八年多一些的時間。如果「七、八年又來一次」的規律仍然起作用，則一九九七年將是中國社會最可能爆發矛盾和亂子的時段。如果社會矛盾在這期間爆發了，出了亂子，必然會強烈地影響到中共十五大的權力格局。
首先，社會矛盾一旦爆發，必將加劇高層的意見分歧，從而把中南海目前小心翼翼地希望能夠維持的表面一致完全打破。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已經看到，北京高層存在着不同的政策取向，在經濟改革、對外關係、政治穩定等重大問題上都時常有所表現。一旦出現了緊急情況，究竟如何對付，高層領導人之間怎麼可能意見一致呢?而在那樣的時刻，一旦出現了意見分歧，又怎麼可能象平時那樣用拖延的辦法來迴避或彌合呢?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矛盾的爆發，必然造成「挑動領導鬥領導」的客觀後果。
其次，社會矛盾的爆發，還會在高層產生「責任」問題，從而為反主流派提供發難的機會和藉口。究竟誰要對這些矛盾的積累和爆發負主要責任?當然應該是掌握實際權力的主流派。這時，權力就與責任成正比了。風平浪靜的時候，誰坐的位子大，集中的權力多，當然誰就會在權力鬥爭中佔據優勢;可是，有風有浪的時候，情況就有些不一樣了，很可能是誰位高權重則誰的責任就大，大家的矛頭也就會對準他。
再次，社會矛盾的爆發，還有一種「號令」的作用，可以把高層的許多權力鬥爭活動合法化，也可以把高層和社會各個層面的力量自然地結合到一起，從而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改變高層不同派系之間的力量對比。比如說，我們上面談到了「反江聯盟」。有可能形成這種聯盟的高層政治人物之間，平時如果相互走動、聯繫過於密切，那是不合乎中共黨內生活的規則的，還不要說要這些人物相互之間推心置腹更難。可是，一旦爆發社會矛盾，高層人物要「串聯」商議就很正常了，更不必費心去尋找共同話題以針砭時政和試探對方了。不滿現狀的人，在高層也好，在其他層面也好，要發泄不滿、尋求改變或尋求聯盟，平時恐怕都需要認真考慮時機問題。而一旦社會矛盾爆發，時機自然到來，這些人就很容易不約而同地走到一起。不滿的社會組群和誘發動盪的因素
總而言之，社會矛盾一旦爆發，它所產生的衝擊力，一則足以改變高層權力格局，二則這樣的改變似乎總的是對當權者不利。目前看，在高層，挑戰江澤民的力量是相當分散和弱勢;但是，一旦社會矛盾爆發，則全局將發生不可預期的改變。那麼，什麼因素可能導致近期爆發或大或小的社會動亂呢?以下不妨從兩個方面加以分析。
一個方面是：看看有沒有特別不滿的社會階層。我認為，四個社會組群目前最為不滿。一個是國營企業的工人。由於國營企業的經營狀況一直難以得到根本的改善，這一組群的經濟狀況在城市中已經淪為最差者。和經濟改革過程中城市財富迅速增加的態勢相對比，他們的相對貧困程度大大加劇。從「領導階級」到「貧困階級」，這一組群對現狀和政府不滿最甚。由於他們的集中程度高，又集中在城市，其不滿一旦爆發則對現政權構成直接的撼動。所以，中共當局幾年來一直在設法緩和其不滿情緒。
第二個處於持續的相對貧困中的巨大社會組群是農民。政府為了保持城市穩定，把國營企業虧損等因素產生的財政危機轉嫁到農民頭上，使得在改革早期獲得巨大利益的農民，在改革後期越來越生計艱難。農民居住相對分散，又不象城市居民那樣直接面對各級政府，不在政治中心，所以其政治不安不太直接威脅現政權的穩定。但是，農民人數龐大，如果任何政治不安出現星火燎原之勢，則全國動盪。
在這兩個組群之間，是從農村來到城市尋求發展的所謂「流動人口」。他們背井離鄉，謀生艱難，既不象城市居民有一定福利保障，又不象農民可以依靠家族和本土資源，生活最為動盪不安。他們在城市看到了比較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水平，物質欲望大大受到刺激;又為城市人所白眼，精神痛苦壓抑。而且，他們又很難為中共傳統的組織方式所管理和控制。社會治安的惡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這一組群對政府和社會的強烈不滿。這種不滿一旦採取集體行動的方式爆發，則破壞力極強。
第四個容易被忽略但是卻非常重要的不滿組群，是退休幹部。他們的經濟處境，同樣處於持續的相對(甚至絕對)貧困化過程之中。一方面，退休工資的增長幅度，遠遠趕不上通貨膨脹的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在位時的一些好處，現在基本上沒有了。從思想上，他們又很容易對目前的官場現象產生反感。與前述幾個組群相比較，這一組群並不習慣於在政治上沉默，也相互之間不那麼隔絕。他們具有相當強的政治活動能力，可以積極表達自己的不滿。這些人一旦有不安行動，則對各級政府的政策、人事等政治產出都影響甚為深遠。
據有關文件透露，在過去一年的時間裏，包括郊區各縣、鄉、鎮、村在內的全北京市，已經總共發生了一千多起民眾請願事件。其中，主要人員是國營企業工人、農民和退休幹部等三個組群，而老幹部在很多這類事件中起了組織和帶頭作用。北京尚且如此，外地的情況可以想見。
應該還有更多的組群，也在積聚不滿。比如說，少數民族的問題，依然是一個危險的爆發點。不過，少數民族遠離政治中心，其動亂一般不會直接影響高層權力格局。
再一個方面，我們可以從引爆動亂的因素來分析。如果把上述的不滿組群比為乾柴，什麼事情最可能擦出火星呢?我認為，第一應推通貨膨脹。近年來，大城市通貨膨脹率相對較低，而中小城市甚至農村的通貨膨脹率卻反而較高。這正是當局採取犧牲邊緣地區而力保政治中心穩定這一戰略的明顯表現和後果。這成功地防止了社會不滿在大城市急劇和爆發，以空間換取了時間。現在，為了迎接十五大，各地可能再次找到合法化的藉口來實現自己加快經濟發展速度的這種衝動。這將導致全盤經濟的「熱度」上升，從而引發較高的通貨膨脹，形成一個可怕的引爆點。一九九六年底舉行的全國經濟工作會議，在努力壓抑這種經濟衝動，以堵死這種引發社會不穩定的可能，正表明了這種危險性的存在。
第二個因素，是政府腐敗。這不僅包括貪污腐化，也包括濫用權力。其直接刺激民眾不滿乃至動亂的可能，顯而易見，此處不擬多用篇幅。
還有第三類因素，不妨籠統名之曰「公共信號」。象敏感的政治紀念日，突發性政治事件(如保釣運動)等，都可以為民眾提供一種機會，從而使他們在沒有組織的情況下可以形成集體行動，誘發社會動盪，藉機表達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