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4歲的雷英夫晉升少將軍銜
雷英夫，河南洛陽孟津人，1955年授大校軍銜，1961年晉升少將。在其個人回憶錄中，雷英夫宣稱首先預測了美軍仁川登陸，並推測出準確的時間，向毛澤東匯報。雷英夫「自稱會看相算命」，他說「許多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是相信星象的……毛把他派在葉劍英身邊當參謀。葉也相信星象」。中共建政後，雷英夫自稱擔任周恩來的軍事顧問，官至總參作戰部副部長。文革初期，炮製劉少奇黑材料企圖向林彪、江青邀功，但卻因帶頭反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而被林彪打倒關押。文革後，炮製劉少奇黑材料的罪行被發現，卻又機緣巧合逃脫了懲罰，安度晚年。
筆者對雷英夫這位1961年才晉升為少將的軍人發生興趣，源自於1980年11月至翌年1月的「兩案」審判。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時稱：「一九六六年八月劉少奇仍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重新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的時候，林彪就指使葉群於八月十一日、十二日兩次找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寫誣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寫的誣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處告訴雷英夫，用給林彪和毛澤東主席寫信的形式，附上誣陷材料，由他批轉毛澤東主席，並說『這樣更政治化些』。當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寫的信和誣陷劉少奇的材料批送給江青『酌轉』毛澤東主席」。特別法庭判決書亦確認：「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讓葉群把他們捏造的誣陷劉少奇的材料口授給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寫了誣陷劉少奇的材料」。
按以上指控，以當時的衡量標準，雷英夫所犯的「誣陷罪」足以判處頗重刑罰。惟據了解，特別法庭對以上指控並未進行過專門的庭審調查，而雷僅被免職而未被進一步追究，日後，還按原級別享受離休待遇，這在被「兩案」起訴書及判決書兩次點名的人當中，是絕無僅有的特例。箇中原因何在?這正是本文力圖得以解答的問題。
事情還得從雷英夫此人說起。
雷英夫，河南孟津人，1921年生。據其本人文革後的口述回憶稱：「1938年，我進入延安抗大學習，畢業後受毛澤東的舉薦和委派，到重慶葉劍英身邊工作。後來回到延安，在統帥部做參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這期間我長時間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德懷等中央領導和軍委領導身邊工作。在統帥部核心機關，我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如中央首長軍事顧問、軍委作戰局副局長、總參作戰室主任、軍委戰略小組成員兼辦公室主任、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等。毛澤東、周恩來主持的一些重要軍事決策過程，我都親身參與了，有些事情由我具體傳達落實」。
那麼，自稱是長時間在毛、周身邊的雷英夫，究竟幹了些什麼呢?
1、仁川登陸的先知？
1950年9月15日，美軍七萬餘人在朝鮮半島西海岸中部的仁川成功登陸，出奇不意地對前已進佔朝鮮南部90%地區的朝鮮人民軍主力形成了南北合圍之勢，朝鮮戰局突然逆轉。
1991年4月，雷英夫在《抗美援朝戰爭回憶片斷》一文中，稱其於1950年8月23日即與總參作戰室同僚「經過反覆研究，我們得出一個一致的意見：敵人在仁川登陸的可能性很大」，「8月23日夜晚，我從居仁堂總參作戰室回到西花廳總理辦公室後，把大家研究的結果向總理作了匯報」，周當即報告了毛澤東。毛要周帶雷馬上到他那裏去，又問雷是如何研究這些情況的，雷答「就是按照毛主席歷來教導的實事求是的辦法，大家解放思想，對抗作業，七嘴八舌，然後得出結論」。雷的文章以後被編入中共軍方的正史，隨之廣為流傳。
1997年出版的雷英夫口述回憶錄，對其宣揚的「重大發現」更有新的發揮。雷說，當年8月22日，他所領導的總參作戰室已判明美軍可能要在仁川登陸，「對美軍可能登陸的時間，我們也作了預測，9月15日是大潮，美軍選擇這一天登陸的可能性極大」，8月23日凌晨(不是前文的23日夜晚了)，雷隨周向毛匯報：「我們對9月到11月的朝鮮西海岸海潮作了研究，發現3個最佳時期內，各有2至3天的好時機，仁川海岸可供靠岸利用的時間，每12小時內只有3小時，如果以9月15日為登陸日，那天的漲潮最高時間共兩次，一次是上午6時59分，另一次是下午日落35分鐘後的19時19分。9月15日比另外兩次時間相對更為可能。所以，我們認為美軍極有可能把登陸時間選定在9月15日」。毛聽後即令：「立即通知情報部門嚴密注視朝鮮和美、英、日。立即把我們的看法向斯大林和金日成通報，提供他們參考，希望人民軍有後撤和在仁川防守的準備。……」。
有論者已經注意到雷英夫前後回憶細節的不同。前者說是「解放思想」、「七嘴八舌」，然後得出的結論，並沒有預測登陸的具體時間;後者不僅有具體時間，且還有非常詳盡的水文、潮汐資料。令人生疑的是，為什麼前者略，後者詳?年紀越大，記憶倒越清晰?四十多年前所匯報精確到分鐘的時間，也可以從記憶中挖掘出來?
隨着近年來國際間關於韓戰檔案材料的逐步解密，雷英夫的「發現權」受到越來越嚴重的質疑。
韓國學者、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徐相文根據俄羅斯近年開放的相關檔案考證證實，毛澤東其實早在1950年7月2日已預料到美軍在仁川登陸的可能性。當日，毛對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說：「美國能夠調動駐日佔領軍十二萬人中約六萬的兵力投入韓半島，在登陸釜山、木浦、馬山等的港口之後，可以沿着鐵路向北進攻。因此北韓人民軍應加速向南挺進，以便佔領這些港口。同時，毛澤東以為有必要在仁川建立堅固陣地，以加強漢城地區的防禦，因為美軍有可能登陸此處」。羅申即日將毛的判斷電告莫斯科。據此電報，徐相文斷言：「對於仁川登陸作戰最早作出事前預言的是雷英夫，已幾乎成為一個定論被公認，直到近年『羅申7月2日的電文』問世，才表明毛澤東才是最先預見仁川登陸行動的人」。
而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的學者盧建東，則質疑雷英夫所謂向毛匯報的有關仁川的水文、潮汐資料的出處：「當時，蘇聯和朝鮮方面都不相信美軍有可能在仁川登陸，因此不會向我方提供這方面的資料;而我軍測繪部門只是一個處級機構，人員很少，也不可能掌握一個外國港口的水文、潮汐資料。倒是近些年來我們從國內外書刊中，看到不少類似的描述」。盧建東引述了由日本軍方編寫、解放軍國防大學1990年翻譯出版的《韓戰》一書述及1950年8月23日在「聯合國軍」司令部召開的會議上，美海軍專業人員提供的資料，以及1993年5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駕馭韓戰的人》一書引用的美軍公佈的資料後揭示：「當年美海軍專家向麥克阿瑟匯報的材料與同一天雷英夫向毛澤東匯報的材料竟如出一轍，不僅日期、時間分秒不差，而且都特地加注了一個日落時間，甚至連文字表述也相同。可惜，回憶錄的作者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在東京美軍總部，美海軍專家向麥克阿瑟匯報時所講的『時間』只能是東京時間，而雷英夫向毛澤東匯報時所講的『時間』只能是北京時間。作者把美軍在仁川登陸後公佈的資料，作為當年在仁川登陸前向毛澤東匯報時所作的『預測』，卻忽略了應當減去一個小時的時差」。
雷英夫自翊當時任「總參作戰室主任」，連帶也受到質疑。據權威相關資料，總參作戰部下屬的中南海作戰室，1950年9月才列編，10月改稱總參作戰室，換言之，1950年8月尚未成立總參作戰室。又，雷英夫遲於翌年1月才離開周恩來處到總參任作戰部下屬的作戰局副局長。其時，作戰室的主任還是張清化，張調離後，雷遲至當年12月才以作戰局副局長兼任作戰室主任。
綜上所述，雷英夫所謂準確預測到仁川登陸的謊言，不是昭然若揭嗎?
有關雷英夫的「預測術」，延安時代的知情者倒有如下記述：「我的抗大同學中，有一個叫雷英夫的，年齡和我差不多，自稱會看相算命，握住女同志的手看手相。起初我笑他占點便宜而已，有人卻說他真是准極了。後來抗大不再見到雷英夫了。再後來聽說中共很多領導人都接見過他，認為他是一個奇才。1940年我在重慶又見到這位仁兄，他吹得更大了。他說許多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是相信星象的。我說：『唯物主義者怎麼會相信星象呢?』他說：『星象也是物呀。』雷英夫又說：『他曾對毛澤東說，星象是一門科學，不是迷信。』毛把他派在葉劍英身邊當參謀。葉也相信星象。中共建政以後，此人是周恩來的軍事秘書。據說韓戰期間他準確判斷美軍的登陸地點，立了大功，毛和中央軍委都表揚了他」。
這一「據說」，確實也矇騙了不少人。雷的謊言長期未能揭破，難道就是因為他的頭上還有一圈「周恩來的軍事秘書」的光環?
2、不守本份的將軍
據權威資料，總參作戰部1952年取消了局一級編制，改為部——處編制，作戰室亦隨之撤編，雷英夫改任作戰處(一處)處長。1955年9月，雷英夫授銜大校。翌年7月，擢任作戰部副部長。至文革前夕的1965年12月，作戰部部長為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李靜、王德。雷、李、王資歷相近，雷、王均是1961年晉升少將，李1964年晉升少將。
以後的事實表明，雷英夫是一位熱衷政治、不守本份的將軍。其所作所為，遠遠逾越了作戰部副部長的本身職責。
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後來說，1965年11月30日，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稱有「重要情況」向毛報告。及後，葉群在杭州見毛，林彪讓葉群隨信帶交毛十一份材料，除一份是劉亞樓給羅瑞卿的信之外，其餘全部是揭發羅瑞卿的材料。
羅點點說：「這些材料里有林彪授意當時在海軍工作的李作鵬寫的。有當時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在林彪、葉群向他交底之後，他主動寫的。但他太迫切地想討林彪和葉群的歡心，在材料里把自己說成是對爸爸觀察了六年，早就獨立發現爸爸有問題的人。這使得他在林彪葉群倒台以後頗有一點被動。如果篇幅允許，我在事情進行到那時，也許還會寫一點他的故事」。
據以上羅點點的轉述，自羅瑞卿1959年接任總參謀長那天起，雷英夫就對羅進行了「觀察」，「早就獨立發現」羅有問題。這是我們這位「周恩來的軍事秘書」在「預測」了美軍仁川登陸後的又一重大「發現」。
可惜，翻遍了羅點點全書，再沒有找到雷英夫後來的故事。我們也無緣知曉雷英夫1965年12月揭發材料的內容細節。但可幸的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雷英夫參與揭發的有關羅瑞卿問題的另一份材料，這就是楊成武、王尚榮、雷英夫三人在1966年3-4月間召開的討論羅瑞卿問題的小組會議上的聯名發言——《堅決捍衛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徹底粉碎羅瑞卿同志篡軍反黨的陰謀》。
該聯名發言材料指稱：「羅瑞卿同志的錯誤，不是一般性質的錯誤，不是偶然性質的錯誤，不是個別問題的錯誤，不是盲目性質的錯誤，而是路線錯誤，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陰謀篡軍，陰謀搞顛復的嚴重罪行，他妄想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改造我們軍隊，他企圖通過各種陰謀手法，達到篡軍反黨的目的。我們和他的鬥爭，是黨內、軍內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革命不革命的鬥爭，是一場大是大非的鬥爭。
「羅瑞卿同志擅自決定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軍事路線，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很多同志已進行了系統的揭發和批判。大家都講得很好，事實俱在，鐵證如山，羅瑞卿同志不論如何狡辯，也是抵賴不了的。
「羅瑞卿同志不但在政治上犯了路線錯誤，而且在組織紀律方面也犯有嚴重錯誤。最嚴重的是他向黨伸手，進行篡軍反黨活動。多年來，他目無組織，鋒芒畢露，橫行霸道，個人獨斷。他不尊重毛主席、黨中央、軍委和軍委常委各同志。對毛主席、黨中央、軍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許多方針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陽奉陰違，任意歪曲，就是公開唱反調，拒不執行。許多重大問題不請示，不報告，不傳達，擅自決定，一意孤行，對上對下實行封鎖，一手遮天，為所欲為。特別陰險惡劣的是，他公然反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污衊仇視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計地反對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黨伸手，逼林彪同志讓賢、讓權。至於他工作上極不負責，作風上橫行霸道，壓制民主，愚弄群眾，指手劃腳，欺侮人，等等，就更不待言了。大量事實說明，羅瑞卿是一個根本沒有無產階級感情的人，是一個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是我們黨內、軍內的極端危險分子」。
聯名發言舉了眾多事例，對羅瑞卿「在組織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奪權等」九個問題作了「分述」：
(一)私自改變毛主席、黨中央、軍委關於東南沿海對敵鬥爭的方針。
(二)在民兵工作三落實的問題上和毛主席唱反調。
(三)不執行毛主席關於建立地方武裝的批示。
(四)不准傳達總理和軍委常委關於檢查昆明軍區作戰問題的指示。
(五)不尊重軍委和軍委常委各同志。
(六)封鎖。
(七)撤謊、造謠、挑撥、抵賴。
(八)伸手。
(九)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
楊成武、王尚榮、雷英夫的聯名發言，與葉劍英、謝富治、肖華在同一會議上的發言，構成了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報告的主要框架。1966年5月16日，在毛澤東關於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5·16通知」下發的同一天，該報告及作為附件的葉、謝、肖、楊等的發言，亦由中央同意批轉下發。
楊成武、王尚榮、雷英夫，是一個不對稱的組合。未取消軍銜前，楊是上將，王為中將，雷不過是少將，雷與楊之間，級差頗大。令人納悶的是，當時副總長有五位(張宗遜、張愛萍、彭紹輝、李天佑、王新亭)，楊為什麼不拉上他們其中的一兩位聯名，而要紆尊降貴，拉上下屬二級部的一位部長和一位副部長?總參下屬的二級部不下十個，為什麼單單就要找作戰部?而當時作戰部的副部長除雷之外還有兩位(李靜、王德)，為什麼僅僅就找雷一人署名?
以筆者推測，那是因為自翊「洛陽才子」的雷英夫，才是聯名發言稿的真正執筆人。但無論如何，這樣聯名發言的形式總顯得有點兒怪怪的。葉、謝、肖的發言，就沒有採用與部屬聯名的方式。
3、總參「8·25事件」
根據相關資料，1966年3-4月間，總參作戰部再提拔增加了六位副部長，即：徐芳春、譚旌樵、張桂文、王強、孟平、成學俞。這樣，文革前夕，作戰部的副部長人數連雷英夫在內共達九人之多。
當年8月25日，總參發生了有名的「8·25事件」，半年前的楊成武、王尚榮、雷英夫這一總參批羅的「左派」組合，產生了裂痕。
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有關這一事件較為詳盡的描述，當為陳虹的《總參「八·二五」事件真相》。陳虹時為總參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又在總參文革辦公室工作，該文的資料來源應具相當可靠性。根據陳文，「8·25事件」的大致經過如下。
8月22日，總參黨委在京西賓館禮堂召開機關師以上幹部會議，楊成武作了機關開展文革的動員報告。隨即機關就有人到旃壇寺(筆者註：總參機關所在地)貼大字報，說楊的講話是壓製革命運動。「隨後，總參的一些部、局，也貼出一批大字報，其矛頭大部分是對着總參領導的」。
8月25日上午，毛澤東按照預定安排，要接見坦桑尼亞軍事代表團(筆者註：經核對新華社電訊稿，毛澤東接見的時間應是當日下午)，陪同的有周恩來、楊成武和彭紹輝，國防部外事局(筆者註：即總參外事局)局長潘振武為引見人。「陪同和引見的人還沒有到場，外事局參謀孫啟祥給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打電話，說他代表革命群眾，要求毛澤東不要讓潘振武參加接見」。徐業夫將他接到孫電話事告之楊，楊請示了周恩來，周同意了楊為照顧群眾情緒，不要潘參加接見的建議。
當日下午，總參黨委召開會議，研究和具體部署機關文革事。外事局一些幹部得知總參黨委在開會，即衝到北樓6層總參黨委會議室，質問楊成武，同時向總參黨委提出抗議，「說什麼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支持了外事局革命群眾要求，同意不讓潘振武參加接見外賓活動，楊成武壓制群眾罪責難逃等等」。
「在那個會上，群眾未來衝擊之前，楊成武就將25日毛主席接見潘未參加的情況向到會的同志講了。當外事局衝擊會場的同志退出後，楊成武又向到會的總參黨委委員和列席的部、局領導重複了一遍。王尚榮是總參黨委委員，參加了這次黨委會。楊成武兩次敘述潘未參加接見的經過，他都親自聽到了的」。但「當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報貼出來了，作戰部連夜開會，支持外事局群眾『革命行動』的大字報也貼出來了。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等帶頭簽了名」。作戰部是總參第一部，位置顯要不言而喻，「當作戰部的大字報一貼出，各部、局馬上響應，紛紛貼出了大字報，表示對外事局部分人的『革命行動』的支持。總參機關的形勢，發展異常迅猛，使人有『烏雲壓城』之感」。
按照軍委和總政的指示，「那時軍隊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是在各單位黨委領導下進行的，總參的運動才開展兩三天，就發生了衝擊總參黨委的事件，這是非同小可的事。當時，周總理知道了很生氣，很快給楊成武打來電話，詢向情況，要楊提高警覺，並說人家都要奪你權了，你還不知道」。周隨即親筆寫了一信說明事情原委，徐業夫也於27日寫信給總參黨委說明當時情況，總參黨委收到兩信後，第二天公佈於眾。作戰部的人看到周、徐兩信，立即翻了過來，說他們受騙了，上了外事局一些人的當。「他們群情激憤，集合隊伍，摩拳擦掌，要去沖外事局，有的甚至幾乎要動手打起來」，楊成武當即制止。
總參近乎亂了套。8月30日，葉劍英在三座門(筆者註：軍委辦公所在地)召開會議，「肖華、張愛萍、王尚榮、雷英夫和楊成武都參加了。葉劍英主持會議並作了指示。總政治部主任肖華也講了話，指出王尚榮、雷英夫的做法是錯誤的。他說，楊成武有什麼缺點，你們有什麼意見可以提，但不允許這麼搞。張愛萍副總長也講了話，批評了王、雷二人。王尚榮、雷英夫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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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虹說，本來事情到此已處理完，「可是林彪知道了，卻抓住不放，他說此事一定有後台，要撤作戰部長、副部長的職」。「第二天，林彪親自召集軍委會(筆者註：據有關資料，軍委第56次常委會在9月1日舉行)，老帥們大都參加了，賀龍副主席也到了會。林彪講了對『八二五』事件看法後，堅持要撤掉王、雷的職務。他的意見得到了與會人員的認可，於是會上決定撤銷王尚榮、雷英夫總參作戰部正、副部長職務，交代問題。隨後軍委給各大軍區和軍兵種發電，宣佈了王、雷被撤職的事，作戰部掀起了對王尚榮、雷英夫的揭發批判。總參各部局的同志也到作戰部參觀大字報。這就使總參機關的局勢得到了控制，變得較為平穩」。
陳虹又說：「客觀地講，林彪當時利用了『八二五』事件，對王尚榮等人進行了迫害，並借這個事件整了賀龍同志，這件事的平反是完全應該的。但這不等於說這個事件就是正確的。就這件事本身來看，不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不能說成是對的」。
筆者十分同意陳虹最後這段話的後半部分，卻難以同意這段話的前半部分。對總參「8·25事件」的定性，周恩來早在林彪之前已認定是王、雷要奪權，周不是說了「人家都要奪你權了，你還不知道」嗎?林彪後來堅持要對王、雷按原則處理予以撤職，並沒有什麼錯，否則，作為軍隊中樞的中樞——總參機關的局勢難以穩定。而且，這一處理意見得到了軍委常委會議全體與會者(包括賀龍)的一致認可，不能說是林彪一人對王尚榮(陳虹此處沒有提雷英夫)的「迫害」。陳虹文章還多處為楊成武開脫，認為楊並無意要處理王尚榮，這恐怕也有違當時事實。總參大院內發生的事，楊成武不主動去匯報，周恩來、林彪怎會這麼快就知道?以楊的脾性，周、林對事件的性質都已表了態，維護了楊的權威，楊高興還來不及，還會為王尚榮說什麼好聽的話?
對「8·25事件」，毛澤東本人也是知情的，對王、雷的處理，毛表示過支持。1967年2月3日毛接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說：「現在流行無政府主義，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結果弄到自己頭上了，不行了。不過鬥來鬥去，錯誤的人總是站不住腳的。街上有打倒楊成武的大字報，打倒肖華的大字報就更多了。楊成武是代總長，管好幾個部，作戰部要打倒他。打倒肖華是北京軍區司令部的人提出來的，不幾天自己就被打倒了」。
雷英夫在其以後的口述回憶錄中，用了很長的篇幅進述了他在文革前夕及文革中如何「三次得罪康生，康生欲置我於死地」，「江青把矛頭指向我，在毛澤東面前告了我的御狀」，「一次與林彪無法避免的接觸，便我得罪了林彪」(雷所有的這一類說法，人們都難以得以證實)，卻隻字不提自己在文革前期過分突出的表現。關於「8·25事件」，雷只有一句「1966年8月25日，我和王尚榮被林彪等用莫須有的理由突然逮捕了」，閉口不談事件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如此假話連篇，難道又是號稱「周恩來的軍事秘書」應有的道德承擔?
於此，筆者再次感到納悶的是，當時作戰部九位副部長，為什麼僅僅雷英夫一人與王尚榮寫了批楊的大字報?這是否再一次證明了雷英夫此人確實非同一般的熱衷政治，不守本份?
4、「誣陷劉少奇」的材料
總參「8·25事件」之後，雷英夫被關押多年，對此，人們本應予以同情。惟每念及此人文革前夕及文革初期主動獻身的「左派」行逕，似乎又覺得他是有點兒咎由自取。
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7月26日，華國鋒以軍委主席名義批准任命雷英夫為後勤學院訓練部副教育長。此時的後勤學院，以原軍政大學後勤係為基礎組建，經軍委批准，執行大軍區級職權。雷的職務，大致相當於正軍級別。
後來有人說，當時的後勤學院院長陳漫遠、政委李聚奎很欣賞雷的才幹，多次寫報告要雷到後勤學院任副院長，後經軍委秘書長羅瑞卿批覆，只能任學院副教育長，並在工作中繼續考察。經筆者查證，羅瑞卿於當年7月15日離京到西德治腿傷，雷的任命是7月26日由華批准的，中間有十一天的空檔期。羅是否確有那樣的批覆?雷的任命是否在華之前已經出國前的羅批准?今天已難以考究，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雷是絕對不可能回到總參謀部的了。
長話短說。轉眼到了1980年8月，「兩案」審理進入「取證」階段。「辦案人員在浩繁蕪雜、數量驚人的案卷材料查閱中，意外地發現了一份『有關少奇同志的材料』，上面有『雷英夫』的簽名及日期。這就是1966年8月林彪批給江青，經江青圈閱的誣衊劉少奇的材料原件，也是林、江勾結製造全國最大冤案的一個罪證」。
「細心的辦案人員對這份材料作筆跡鑑定，發現正文不是雷的筆跡。全文共九頁，前後字跡不同，大家對字跡進行了反覆辨認。具有過目不忘能力的取證人員突然想起他見過林彪辦公室一位秘書的交代材料上的字與這字體相同，找來那位秘書的字進行對照鑑定，果然沒錯。辦案人員找到那位秘書，此人證實了1966年8月13日原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來找葉群，葉群拿了一份材料讓他謄抄。他抄了兩頁，另一個工作人員抄了七頁。葉群讓雷英夫在材料上簽了字。這是雷英夫寫的誣陷劉少奇的材料。這個秘書為此寫了證詞」。
「兩案」辦人員隨後還找到了雷英夫1966年8月關押後被抄走又輾轉移交的五個筆記本，其中一本記載了當年8月11-14日林彪、葉群與雷的談話梗概，這就是本文開頭「兩案」起訴書所指控林、葉、雷的主要內容。惟起訴書沒有引用葉群對雷英夫所說的其中一句關鍵性的話：「1965年12月上海會議中，少奇約她去談羅的問題。葉說了一半，劉就不聽了。並說：『雷英夫有些能力，但意識不好，他的材料不能相信。』林總說，這實際上是說他」。
參與「兩案」審理的圖們，後來寫了一本書，全文轉錄了這份「有關少奇同志的材料」。本文轉錄如下
一、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從不宣傳學習毛主席著作，也不傳達執行主席的指示。例如少奇同志一九六四年九月給江渭清同志的信，就是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宣傳毛主席指示的集中表現。他藉口是江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沒有蹲點，不了解情況，手裏沒有真理，實際上是說王光美桃園大隊的經驗是真理。而毛澤東思想的第一個十條卻不是真理。因此，大家應該學習王光美的經驗。不應該學習毛主席的指示，這是何等惡毒的作法。
二、自以為可以和主席「平起平坐」，可以當最高領袖。這裏我印象最深的有四件事：
1、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羅瑞卿想在人代會上講「以毛澤東同志、劉少奇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事前，彭真親自定了調子。
2、一九六五年九月，朱德同志在會議上提出，將來打起仗來，「最高統帥是劉少奇同志」，根本不提毛主席。少奇同志和朱坐在一起，不加反駁，還很得意，看來很聽得進去，使人吃驚。
3、近多年來，每逢十一、五一等節日，報紙上都是刊登毛主席、少奇同志兩張一樣大小的照片，從未見少奇同志有謙虛的表示。
4、九評中提出，「以毛澤東同志，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此事由來如何?不清楚。
三、少奇同志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線錯誤外，在歷史上也犯過很多方向性的嚴重錯誤，他雖然背着「一貫正確」的包袱，但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不懂毛澤東思想。例如：
1、一九四六年所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階段」完全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和政策，使一些地區和部門的工作受到了損失。
2、一九四七年在西柏坡土改時提出，「家家冒煙，村村點火」。使土改發生了大偏差。
3、一九五○年在天津蹲點時，提出了資本家可以管理企業的政策，有嚴重錯誤。聽說當時就是在王光美的哥哥在天津所開工廠蹲點得出的結論。
4、一九五六年八大時，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把「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去掉了，少奇同志說七大時有必要，現在可以不說了。
5、一九六二年贊成陳雲等同志的右傾意見。
6、一九六四年農村社教中搞了桃園大隊那一套完全不相信群眾和廣大幹部的政策。這是資產階級神秘主義和《福爾摩斯》偵探小說中的一套做法。少奇同志負責搞的後「十條」也是形「左」而實右的。
7、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二日，少奇同志和越南黎筍的談話，是和主席的談話精神完全相反的，這是典型的大國沙文主義。
主席多年來一再說，越南人在南方打的很好，對游擊戰、人民戰爭有發展;少奇同志卻說越南人民軍沒有學會打殲滅戰，不會打仗。
主席歷來說，我們要向越南同志學習，並說他要到越南南方去;少奇同志卻說，越南同志要先承認自己不會打殲滅戰，然後才肯學習，或者，越南派旅以上幹部到中國來學習，或者中國派韋國清同志到越南去教。
主席歷來說，要防止大國沙文主義，不要盛氣凌人，干涉別人內政，越南的事歸胡志明負責，我們做後方和支援;少奇同志卻以老子訓兒子的方法和人家談話，並干涉人家內政，說什麼你們兩次殲滅戰，都是陳賡和韋國清代替你們指揮的，這引起武元甲的不高興，我這些話只能告訴胡志明、范文同同志，其他人不能講等等。
主席從來不願多講自己，一談到自己總是很謙虛。少奇同志卻相反，他說「從一九四九年我就過問越南問題，陳賡、羅貴波、韋國清、喬曉光等，都是我派到越南去的。」
8、一九六六年二月，少奇同志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可以考慮派代表團到蘇聯參加二十三大，這樣的好處是可以了解情況。(這個會上總理等多數人，是主張不派代表團的)
四、少奇同志的組織路線方面也有很多錯誤。
1、不傳達不執行主席的指示;(如文化大革命)
2、對主席不請示不報告，搞獨立王國;
3、安插私人，有宗派圈子;
4、包庇壞人(如彭真包庇羅瑞卿，對小型會所定的清規戒律，都請示過少奇同志)，彭真在劉的支持下，非常狂妄，例如在65年彭德懷調離北京時去西南前，竟對彭德懷說：「如林彪同志身體不好，你還是國防部長。」
5、打擊鎮壓革命左派，實行白色恐怖;(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例子)
五、思想作風
1、惟我獨尊，一言堂，但又拿不出什麼辦法;
2、經常拿帽子、棍子壓人、打人，很多人說他是閻王;
3、吹棒老婆，達到非常庸俗、低級的地步。如王光美在桃園大隊蹲點後，少奇帶着她到全國各地去作報告，要中央批發了她的報告，並加上很多按語，說她的經驗「帶有普遍意義」。要全國縣以上各級常委和所有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的隊員閱讀。
少奇同志給江渭清的信中又提出要「學習王光美同志的報告」，因為她手裏有「真理」。王光美作報告時，少奇同志也當眾大肆吹棒，很多話說的肉麻。
4、少奇同志的岳母是資本家老婆，常住在少奇同志家裏，享受常委的待遇，少奇外出時，也帶到各地遊山玩水。這是喪失立場的事，影響很壞。
六、攻擊養病的老同志。
一九六三年五月底，少奇同志在昆明說：「不作工作比什麼錯誤都大。」又說，「這些人已經不是無產階級了，現在他們已經有產了，有產不只是有錢，老資格、名義、地位、功勞、文章寫得好都可以成為資本」等等。這些話中有無影射攻擊林彪同志之意，值得懷疑。
肖思科的《超級審判》，是採訪了圖們以後寫的。但以「圖們、孔弟」署名的《共和國最大冤案》與肖著所述有更多交待的是，圖們、孔弟說，雷當時寫了一封致「林副主席並報主席」的親筆信，「有關少奇同志的材料」，是附在信後的。圖們曾看過雷英夫親筆信的影印件，發現林彪在雷信的天頭批道：「江青同志此件請閱。並請酌轉主席閱。林彪8月14日」，江青在信上面圈閱了。毛澤東也圈閱了。
官方輿論多數認定，「誣陷材料」是林彪、葉群找雷寫的，但也有認為是雷主動送上門的。筆者認為，兩種可能性都存在。惟「誣陷材料」為什麼會出自雷英夫之手?令人好生疑惑。以現有材料來看，雷與劉勉強可以扯得上有些關係的，僅是1940年代中期雷在北平軍調部，劉後來的夫人王光美亦在此時參加軍調部中共方面工作，與雷短期共事過，而中共建政後雷與劉、王便沒有直接的工作關係。難道真的是葉群告訴他的那一句話起了刺激作用?況且，雷不是中央委員會成員，當時尚未對外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中央高層的變動，以及毛澤東的真實意圖，他揣測得如此迅速、準確，政治嗅覺如此靈敏，真是匪夷所思!
此外，人們也許會問，雷送劉少奇的材料是在8月14日，為什麼相距不到半個月，又因「8·25事件」被林彪下令撤職查辦呢?筆者認為，讓劉少奇靠邊站，是毛澤東本人的「戰略部署」。在雷英夫材料的上報過程中，林彪只不過扮演了一位中間人的角色。林彪將雷的材料送到毛處之時，八屆十一中全會已經結束，劉的靠邊站已屬必然，雷的材料對此過程並不會起到什麼大的作用，更多的只是成為林的一種政治表態。而「8·25事件」突然發生，林彪一旦要在楊成武與王尚榮、雷英夫之間作出抉擇，他無理由不支持前者而支持後者，不管他雷英夫是否在十多天前還有「功勞」。
5、「我那個問題是毛主席批准的」
雷英夫1978年10月到後勤學院任職，時訓練部教育長是李汛山，副教育長除雷外，還有周復，董荊玉，翌年又增加了北沙，尤繼賢。
李汛山是參加過長征的紅四方面軍老人，1955年的少將，頗具資歷，中共建政後曾歷任軍事學院後勤工作教授會主任，高等軍事學院後勤教研室主任。文革前，為後勤學院副院長，文革中又任總後軍政幹校校長。雷雖很得後勤學院某些主要領導器重，但李汛山卻不賣他的帳。其中原因，除李看不慣雷經常「握住女同志的手」陋習不改及兩人在工作中或人事問題上的分歧外，更重要的是，李認定雷並無吸取文革的教訓，在幹部中拉一派打一派，一心想坐上教育長的位置(教育長相當於兵團職。筆者注意到，在雷口述回憶錄的作者簡介中，亦自稱「離休前任解放軍後勤學院訓練部教育長」。順便說一句，雷在此簡介中還將曾任周恩來軍事秘書一職，提升為「軍事顧問」)。
李汛山不滿後勤學院主要領導對雷的偏袒，於1980年6月越級向軍委紀委去信，反映雷英夫的問題。信中說：「我今年已經七十歲了，應該讓賢了。但是如果讓給雷英夫同志這樣的人，我是很不放心的。為了黨的事業，為了後勤學院的建設，我不得不寫信反映上述問題」。
雷英夫得知李汛山對他的態度，背着李汛山於當年9月28日簽發訓練部黨委向學院黨委的報告，借其他黨員幹部的名義，「建議院黨委報請上級黨委免去李汛山同志教育長的職務，另分配適當工作，這是刻不容緩的」。並建議「院黨委要立即調整訓練部領導班子」，「現在訓練部工作處於癱瘓狀態，沒人抓總，別人代理又說是奪權，建議快點調整，否則愛莫能助」。
非常值得慶幸的是，就在雷英夫的目的眼看就要達到之際，其「誣陷劉少奇」的問題暴露。9月29日，軍委命令將雷英夫隔離，10月3日，經中共中央批准，免去雷英夫訓練部副教育長的職務。
這回，雷英夫是徹底地完了，李汛山以為。但他完全沒有想的是，事情的結局是那樣地出乎所料。
「兩案」辦在「林彪指使雷英夫誣陷劉少奇」此一案例的查證起訴過程中，觸犯了一個「潛規則」?——毛澤東本人批示同意或圈閱過的文件，是萬萬不能拿來作為「罪證」的。雷英夫簽名的上報材料雖然沒有經毛圈閱的字跡，但毛已圈閱在雷報送材料的「親筆信」上。而所謂「圈閱」，從某種角度上說，完全可以視同毛沒有提出不同意見，更或者可以視同為毛已默然同意。如果把這一材料作為「罪證」並公開審理，豈不將「偉大領袖」也牽涉其中?
「兩案」辦為什麼會發生這一本來不應發生的差錯?筆者推測(僅僅是推測而已)，可能因為找不到其他林彪「迫害」劉少奇等更好的材料，一旦發現了這一份，歡喜若狂，如獲至寶，以致有欠周密，只注意了材料本身而沒有注意到雷的信。而在起訴書的起草階段，沒有發現這一漏洞，待重新過濾一遍「證據」以及再三質詢過雷英夫本人後，漏洞顯現，對此一指控，已不能再進行所謂的「庭審調查」，但在最後的判決書上似乎又不能不提及起訴書上已有的這一「最大冤案」的最主要案例，最後只能一筆帶過，草草收場。
據說，在起草起訴書前，「兩案」辦已找過雷英夫核實情況，雷已說過：「我那個問題是毛主席批准的，總理和葉副主席也知道」，但雷的話沒有引起「兩案」辦人員的重視和警覺。
說到這裏，其實已經表明了存在兩個標準——同是「誣陷劉少奇」的事實，如果沒有毛的「圈閱」，那就是「罪」，毛圈閱了，就僅是「錯」了。所以，雷只是犯「錯」，沒有犯「罪」(而轉信的林彪，橫豎都是罪)。
1981年春，雷英夫經總政批准解除隔離。夏天，雷在青島療養後回京路過濟南時，有人請他吃飯，雷說：「我是受冤枉的，軍委要派人給我平反，我揭發劉少奇是周總理叫我揭發的」。還說：「現在院裏將取消教育長，訓練部設部長，回去要我當訓練部長。」
回京後，雷倒沒當上訓練部長，後勤學院將其列入了「待分配幹部」名單中，編入待分配幹部支部過組織生活。1985年7月，雷離職休養。
雷英夫未能入罪，幾乎被雷整倒的李汛山很不甘心，多次整理雷的材料在軍內上報，但均無回音。李汛山轉而以其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國家權力機關提議對雷「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為此，1982年1月28日，解放軍軍事檢察院致函最高人民檢察院，函件全文如下：
最高人民檢察院：
轉來的全國人大代表李汛山要求追究雷英夫刑事責任的提案已收到。現將我們向有關部門了解的關於雷英夫的問題報告如下：
一九八○年中央領導審理林彪反革命集團案過程中，除查明雷英夫按照林彪、葉群授意寫了誣陷劉少奇主席的材料外，未發現參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其他陰謀活動，也沒有發現雷英夫是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的證據，因此，沒有認定雷英夫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從犯。鑑於發生問題時的特殊歷史條件，誣陷劉少奇的主要責任在林彪、葉群，根據中央對參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的人要區別對待的政策，沒有追究雷英夫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涉及的人，有的也沒有追究刑事責任，如王宏坤等。對雷英夫的上述問題，總政領導已責成後勤學院黨委在黨內要進行嚴肅處理。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
一九八二年一月廿十八日
該函當然沒有道出因為有毛的圈閱故此對雷難以入罪這一事情的真相，但所傳遞的信息應該是準確無誤的——事情到此為止，請李汛山閉嘴。
翌年1月，李汛山被令離休。
時間飛逝，有如白駒過隙，「兩案」審判距今已近四分之一個世紀。據可靠消息來源透露，雷英夫已於今年1月9日在北京離世，其與早些年已去世的夫人劉革非兩人的骨灰，現合葬於京郊萬佛華僑陵園。至今，尚未見官方媒體對雷的離世有任何報道。
國人講求蓋棺論定。其實，有時未必要待蓋棺，方可論定。劉少奇早在四十年前，就對雷英夫作了非常精當的論定——「雷英夫有些能力，但意識不好」。筆者始終認為，劉少奇此言，一針見血。
在上世紀中葉的中國政治舞台上，雷英夫不過是一個小小人物，本不應值得我們如此關注。但人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的是，由於雷英夫身處的特殊環境，在這麼一個小小人物身上，不僅可以反映了人性中極其醜陋的一面，而且，還可以相當程度地折射出當時中共高層政治鬥爭的波譎雲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