飽受詬病的「大媽廣場舞」（網絡圖片）
中共國家體育總局3月24日宣佈，將在全國推廣12套廣場健身操舞，即中共官方統一廣場舞動作。此舉引來廣場舞大媽不滿。
中共國家體育總局在日前舉辦的2015年全國廣場健身操舞活動發佈會上，宣佈了上述消息。據稱，這12套健身操舞針對不同人群，簡單易學。被稱為「廣場舞洗腦曲」的《小蘋果》和《最炫民族風》都榜上有名。
報道稱，國家體育總局將徵召600名健身教練，推廣這12套廣場健身操舞。並稱這次規範的不僅是廣場舞動作，還將對舞蹈的場地和音量做出規定。
但有大媽對體育總局的標準廣場舞並不感興趣。常年在西安大雁塔南廣場領舞的陳女士就說，「我在網上看到那個官方版「小蘋果」完全就是廣播體操，不適合老年人跳。」她更指，廣場舞的精髓在於隨性，而平時跳舞有很多市民、遊客參與，若把規範動作，就不是舞蹈，成為機械動作，可參與性很低。
大媽們還質疑，體育總局掌管體育設施，推出統一的廣場舞，會令民間自發的廣場舞生存空間愈來愈窄。久而久之，體育總局會對廣場舞相關展演以及賽事開發形成壟斷，與推廣全民健身的概念背道而馳。
「廣場舞」實為洗腦工具
飽受詬病的「大媽廣場舞」，究其根源，就會發現其實不完全是自發擴散的現象。2005年開始的「創文創衛」活動，以及「北京奧運會的全民健身」活動，從國家行政層面為行政力量推動廣場舞提供了土壤。
1990年代中，老年人在街道、廣場上的主要交際紐帶是各種「氣功」。所以「大媽廣場舞」一直能從體育局獲得支持，反映了政府正在試圖從不受信任的勢力中儘可能奪走社會組織資源。與年輕人相比，中老年人不熟悉互聯網，難以用新興科技尋得更大公共空間。此時，各種「氣功」又被禁絕。他們有強烈的社交欲望，卻只擁有數量有限的社交途徑。城鎮中老年社交紐帶的稀缺，與其數量急劇增加形成對比，造成社區內的緊張。所以體育局提供的「廣場舞」這種成本低廉、靈活易學、集體參與的市民體育形式替代「氣功」成為城鎮中老年的新興社交紐帶。
2012年，國家體育總局舉辦為期一周的佳木斯快樂舞步健身操第一期全國培訓班，來自全國30個省的60名學員參加培訓。這開啟了地方興起舞種——國家級部門確認——以輔導班形式推廣全國的新模式。同時，輔導班也被各省級、市級單位採納，源源不斷地培育廣場舞指導員。具有中國特色的廣場舞，已被改造成中共政府用來形塑特定世界觀的政治工具。
阿波羅網白梅綜合報道
阿波羅網編者附：【另一面】「大媽廣場舞」源頭考
60秒讀懂專題：從中國特色「廣場舞」的諸般溯源可以看出，「大媽廣場舞」的各種源流折射了時代的變遷。新中國史上各種大型公開的集體舞蹈從來就不是、也不被認為是單純的藝術活動。
導語：近日又有「石家莊一公園舞池疑因廣場舞擾民被潑機油臭豆腐」的新聞出現。「大媽廣場舞」是當今的熱門話題，其溯源雖不多，且未必精確，但卻饒有趣味。
源頭1：1940年代陝北「新秧歌運動」作為政府動員工具，是中國特色「廣場舞」的起源
中國特色的廣場舞並非現代社區的必然產物。因為大型公開集體舞蹈的參與者能從中獲得了儀式感，並藉此獲得集體身份。所以在新中國政府的眼中，各種「廣場舞」不是娛樂和藝術，而是組織資源和動員工具。1940年代陝北的「新秧歌運動」就是中國特色「廣場舞」的濫觴。1940年代的陝北要對治下的社會組織進行徹底改造，通過鄉村社會再組織化的過程，在民眾中間建立全新的社會組織和網絡，從而獲取無與倫比的資源汲取能力。所以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後，1943年中共中央文委確立了戲曲運動「為戰爭，為生產及教育服務」的總方針。陝北政府為了使秧歌這種兼具舞蹈和戲劇的藝術形式為社會再組織服務，發起了「新秧歌運動」，而且對民間舊的秧歌隊等進行了改造。各種新編「秧歌劇」嵌入了大量符合新政權意識形態訴求的政治元素，而原有秧歌隊的「負責人均加以政治上的審查」並「派好的黨員去擔任政治領導」。秧歌這種「群歌競作，彌日不絕」、「疾徐前卻，頗以為戲」的鄉間集會自發舞蹈，被變造成政府用來形塑特定世界觀的政治工具。
源頭2：新中國初期，街道、廣場上處處是官方組織的「秧歌舞」，渲染了「改朝換代」、「興甲兵而制禮樂」的時代改變
1949年，中共奪取全中國。新型的「秧歌舞」對政府來說，除了動員工具以外，還加上了新朝鼎革的「興甲兵而制禮樂」的意義。自古中國改朝換代就要制禮作樂，以示區別於舊朝，「開出一片新天地」。在1940-1950年代，中國各種「改造」、「躍進」等社會運動，都要在新型「秧歌舞」渲染的一片喜氣吉祥氣氛中進行。《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早期年代」一章記載：「對新政權印象最深的，莫過於人們從親身參加的種種新鮮事物中所得到的迷惑不解的感受。……年輕人，特別是參加示威和遊行的年輕人中，學會並且表演『秧歌舞』成為時髦之舉。」旁觀了新朝定鼎的傳統中國文人也捕捉到了街道、廣場上處處「秧歌舞」的含義。吳宓在日記中直言：「『民之秉彝』……今之宣傳者，則欲鋤而去之，另以一套道理、一串事實、一樣語調，強其受納遵從。愚者不解，黠者貌襲以為己利，多數人直不願聞問，但仍以處世之機智，敷衍響應而已。異日中國之民心全變，並此簡單質樸、勤勞和平之民亦不可得矣。」胡蘭成亦說：「從來民間起兵皆有歌舞，如四面楚歌，今之遍地秧歌舞，而且一代之興，每改服色，其來歷便是如此……」
源頭3：「文革時代」的「忠字舞」不加掩飾地強制「革命群眾」演出和觀看，將中國特色「廣場舞」的動員工具意義放到最大
中國特色「廣場舞」的動員意義，在1960-1970年代的中國被放大到最大極限。「文革」時代的中國「革命群眾」們在廣場上、大街上、操坪里乃至鄉村的禾場上跳「忠字舞」，以表現他們對革命及其領袖的忠誠。「忠字舞」動作簡單，就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紅歌」的樂聲中，參與者齊刷刷做出一些揮拳頭、掏心窩、指方向、朝角落裏踢壞蛋的動作，無需特別舞蹈基本功和專門訓練，易學易會。「忠字舞」是不加掩飾的強制群體演出和張看的流動道具，每天「革命群眾」必須跳，但「牛鬼蛇神」和「黑五類」不准跳。假如有一天，有人被禁止去跳「忠字舞」，就要作好被揪出來當「牛鬼蛇神」的思想準備。親歷者的詩句描述了當時的場景：「左旋右轉無已時，男女老少俱難辭。爹娘仆地兒孫贊，忠於領袖有何礙。曲終舞罷祝無疆，更有林總永健康。」
源頭4：1980年代初解舞禁時，中國公共場所自發出現交際舞、「迪斯科」舞會，但被當作「精神污染」打壓
諸如「交際舞」、「迪斯科」這種舞蹈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向是被當成「資產階級頹廢文化」而備受打壓。在每一個這種國家，都曾經有過一場關於舞蹈的攻防戰：政府極力阻止，而民間舞者則轉入地下樂此不疲。這種情形在中國尤甚。1980年代初，中國有限開放關於交際舞、「迪斯科」等舞蹈的禁令。1980年春天，就有一群年輕人在圓明園公開跳迪斯科，其中很多是參加過「星星美展」、「四月影會」的年輕文化人。緊接而來的就是官方的「嚴打」和「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既然大型集體舞蹈在新中國政府的眼中是組織資源和動員工具，那就不會允許不被信任的人掌握這種資源。1980年6月和1983年5月間，公安部、文化部先後兩次下發《關於取締營業性舞會和公共場所自發舞會的通知》，要求「公園、廣場、飯館、街巷等公共場所，禁止聚眾跳交際舞」。《通知》中稱：「有些人舞姿低級庸俗，醜態百出，傷風敗俗。……人民群眾對此反映強烈，堅決要求政府予以取締。」
源頭5：現在全中國風靡「大媽廣場舞」，應歸功於《全國文明城市數據指標細則》向地方政府給定的「體育文化活動」推廣指標
現在飽受詬病的「大媽廣場舞」，究其根源，就會發現其實也完全不是自發擴散的現象。2005年開始的創文創衛活動，以及北京奧運會的全民健身活動，從國家行政層面為行政力量推動廣場舞提供了土壤。在《全國文明城市數據指標細則》中，對群眾體育的發展有明確的要求：「業餘群眾文體活動團隊數量每街道不少於15支；區級大型廣場文化活動次數每年不少於8次」。指標壓力促使各地方政府將初現的「大媽廣場舞」標定為適合推廣的體育文化活動。2008年，佳木斯的市民自編一套廣場舞。2010年，黑龍江省體育局組織培訓，向全省進行推廣。2012年，國家體育總局舉辦為期一周的佳木斯快樂舞步健身操第一期全國培訓班，來自全國30個省的60名學員參加培訓。這開啟了地方興起舞種——國家級部門確認——以輔導班形式推廣全國的新模式。同時，輔導班也被各省級、市級單位採納，源源不斷地培育廣場舞指導員。
源頭6：「廣場舞」是新世紀中國城鎮中老年的新社交紐帶，用來替代1990年代的「氣功熱」
1990年代中，老年人在街道、廣場上的主要交際紐帶是各種「氣功」。所以「大媽廣場舞」一直能從體育局獲得支持，反映了政府正在試圖從不受信任的勢力中儘可能奪走社會組織資源。與年輕人相比，中老年人不熟悉互聯網，難以用新興科技尋得更大公共空間。此時，各種「氣功」又被禁絕。他們有強烈的社交欲望，卻只擁有數量有限的社交途徑。城鎮中老年社交紐帶的稀缺，與其數量急劇增加形成對比，造成社區內的緊張。所以體育局提供的「廣場舞」這種成本低廉、靈活易學、集體參與的市民體育形式替代「氣功」成為城鎮中老年的新興社交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