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秦暉先生的作品，他認為，"共產主義深受底層工農人民的擁護"這一說辭，從其歷史來看是站不住腳的。
在俄國，布爾什維克從來沒有通過正常的選舉而取得過執政地位，甚至在如今的印度也有數十個共產主義黨派，即使在貧困選區，他們也無法取得足夠的選票，只能暗暗堅持武裝鬥爭謀求上台機會。
故而共產主義執政的成功，在於以成敗論英雄的革命，而非民心，這在列寧的人生中顯得相當顯眼。
下面是正文，不妨一讀：
在西方語言中，"專政"一詞意出古羅馬的軍事獨裁官（dictator,音譯迪克推多），這本是羅馬共和國在遭遇戰爭時的一種非常體制，即臨時中斷共和，授予軍事統帥以不受羅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獨裁權力，戰爭結束後獨裁官即卸任交權於議會，而議會則許諾不追究其在獨裁期間的行為。按當時慣例，對迪克推多的授權為期僅半年，延期則需要再次授權。共和末期的獨裁官逐漸不守規矩，到屋大維時乾脆改稱元首（princeps），羅馬進入帝制時代，迪克推多之稱便不再存在。
可見所謂專政，第一它作為一種戰時獨裁意味着民主的中斷，即有專政則無民主，"民主專政"提法之不通，猶如說"黑色的白"。
第二它與法治不相容，"專政"意味着不受法律約束，包括專政者自己所立之法，對他也沒有約束力。列寧後來一再宣稱"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從該名詞的原意講，他並沒有說錯。
第三它是一種與緊急狀態（通常是戰爭）相聯繫的臨時措施，是共和制度的短期中止，而不是一種正常的執政方式，這一點它與"專制"不同。
俄國民粹派講"專制"：先進者必須強迫落後者
與西方市民社會背景下形成的"西方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按：這是俄國馬克思主義鼻祖普列漢諾夫的用詞）不同，在俄羅斯村社－皇權社會背景下形成的俄國民粹派思想傳統中"人民專制"的主張源遠流長。這種思想雖然也有以暴抗暴之意，但本質上卻是其"英雄駕馭群氓"理論的衍生物。以傳統村社為思想資源的民粹派雖然號稱崇拜"人民"，但這"人民"卻是個抽象的整體，只能由少數英雄來代表，其餘人等則通常"落後、僵化、思想一貫保守"，只是"1"後面的"0"，沒有了"1""0"便失去了意義，於是就有了"少數人在奪取政權之後，必須'迫使'多數人實行社會主義"的特卡喬夫理論。這就是所謂的"人民專制"國家。
顯然，民粹派所說的"人民專制"是指"人民"中的少數"先進分子"來"專制"。而列寧也明確講過無產階級並非自然就"先進"，它必須經過少數先知的"灌輸"，"社會民主黨要把向工人灌輸政治覺悟"作為最主要的任務，"階級政治覺悟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
列寧很早就提出"灌輸論"，不時表露過先進者應當對落後的"多數"實行強制的觀點。早在1902年他就曾明確地說：之所以需要無產階級專政是因為俄國是個農民國家，而落後的農民、即俄國國民的大多數是靠不住的。如果無產階級能夠得到農民的支持，"那就用不着說'專政'了，因為那時完全能夠保證我們獲得絕大多數，以至專政大可不必要了"。亦即：俄國需要"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原因不是沙皇的專制使革命者需要以暴抗暴，而是因為多數人即農民的"落後"使民主不利於無產階級。
列寧在這裏把"專政"和民主（"獲得大多數"）相對立，這是合乎"專政"一詞之本義的。儘管"農民落後論"是馬克思以來的傳統看法，並非列寧首創，但是此前的馬克思主義者從農民落後論得出的結論只是在農民國家搞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行不通，必須先經發達的資本主義改變農民國家、使無產階級成為多數後才有可能。而列寧的說法隱含的結論卻是：可以用先進少數強制落後多數的"專政"來解決這個問題。
在當時的列寧看來，能夠獲得多數人支持就不需要"專政"，需要"專政"就是因為他認為無法獲得這種支持、至少是無法保證這一點，而這又是因為佔俄國人口多數的農民落後、保守和"半反動"。當時有人批評這種觀點為"恐農症"。這的確是列寧"專政"觀念的鮮明特徵。
這樣，"專政"就不再是從古羅馬的戰時狀態、"一到局勢比較穩定就重新讓位給民主制度這樣一種具有過渡性的緊急措施"，而變成不僅延續到和平時期、並進一步延續到"永久"的做法："蘇維埃共和國的形式就是無產階級和貧農永久專政的典型。""無產階級專政可以說是對資產階級的一種永恆鬥爭。"
"蘇維埃政權反對'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的鬥爭"
當然，直接說少數人要對多數人"專政"並不好聽也不利於"逆向"創造社會主義的前提，所以列寧一般不那麼說，他在公開場合說得多的還是"民主"，講"專政"時也常說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但是不信任"多數"，準備用"專政"對付"民主"的想法他是一直就有的。他在野時為了宣傳和爭取人心經常指責他人拖延立憲會議妨礙民主，執政後也不能說他不希望在立憲會議的民主選舉中取勝，但一旦不能做到這一點，他發動"蘇維埃政權反對'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的鬥爭"（這是他後來對蘇聯內戰的定義）是毫不手軟的。
列寧講的"專政"是"先進少數"強迫"落後多數"的民粹派"人民專制"傳統之發展。這在前述俄國社會民主黨初建時的綱領之爭中已經濫觴。而到1917年以後更是明白不過了。
在內戰中列寧強調"民主反革命"的威脅。而內戰行將結束時他又指出，蘇維埃政權還面臨着一個比任何數量的鄧尼金、高爾察克、弗蘭格爾和他們的軍隊加在一起都更加危險得多、也比外國資本和官僚制度更危險的敵人，那就是農民或"小資產階級"。農民之所以"最危險"，並非因為他們是意識形態所說的"剝削者"，不，他們完全可能是"被剝削勞動群眾"，但是他們愚昧、不聽話而且人又多，因此就得這麼辦："60個農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10個工人的決定"。
然而那"10個工人"是不是就那麼可靠？未必。正是在內戰末期，列寧多次、突出強調了如下觀點：由於戰時工業衰退，工人不得不在廠外謀生，成了"一個從事投機倒把的無產階級"，因此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喪失階級特性"。這個說法顯然給反對派抓住了把柄："他們說無產階級既然喪失了階級特性，就應當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然而根據那種英雄駕馭群氓的"人民專制"邏輯，這種反問難不倒列寧："我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其實只是無產階級中有組織和有覺悟的少數人的專政，⋯⋯黨所能聯合的只是本階級的少數"。"是的，是一黨專政！我們所依靠的就是一黨專政！"於是情況變成：60個農民"無條件地服從"10個工人，10個工人又"無條件服從"兩三個"本階級的少數"精英，而根據同樣的邏輯，這兩三個"少數"最後還必須"無條件服從"一個人——列寧說的很清楚："在革命運動史上，個人獨裁成為革命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是屢見不鮮的事"。
顯然，拋開那些意識形態的和雲山霧罩的繁瑣論證，列寧的邏輯其實簡單明了：在俄羅斯，"人民不愛，黨愛"的事很多，所以要"專政"。我們是少數，不能得到、或者說不能保證得到多數票，因此民主對我們構成危險，我們需要"專政"。對手搞暴力我們當然要"專政"之，對手搞和平民主我們同樣要"專政"之。而我們是"先進"的，多數人是落後的，所以我們也有理由對他們實行"專政"。在1920年的一次未發表的談話中，列寧把這個邏輯講得很清楚：
"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而只講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是因為它是服務於無產階級利益的政權。因為俄國本來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即產業工人階級只是（俄國人中的）少數，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為了這些少數人的利益。只要其他的社會成分還沒有服從於共產主義所要求的經濟條件，這一專政就將延續下去。"
"農民從心理上是反對我們的制度的；他們的思維方式是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首領鄧尼金、高爾察克、弗蘭格爾就在他們當中找到了擁護者。⋯⋯我們對農民說：或者你們服從我們，或者我們將認為，你們是在宣佈要跟我們打一場國內戰爭，那你們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也將以國內戰爭作為回報。"
"過渡時期，即專政時期，不瞞你們說，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時期，可能要有四五十年的時間。"
這些話不是對此後幾十年歷史的生動概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