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文友聚會上，當大家談到過去的知青生活時，一位在魯迅文學院深造過的女詩人問我：「桑榆先生，你們的知青生活是否很『田園』，很浪漫?」我對這位小姐的問題只能付之一笑。因為要想讓她對知青生活有一個大致的了解，不知需費多少口舌，我沒有這個興趣，也不願費這個精力。但她天真的發問卻使我想到，人們不但可能對距今久遠的歷史茫然無知，而且可能對距今不遠的歷史茫然無知。歷史就像一齣戲劇，當劇終幕落之後，遲到的觀眾，只能聽別人簡介劇情的大概，至於別人的簡介與劇情是否相符，他不得而知。更有一些連劇情的大概也不想了解的人，恐怕就只能知道此劇的劇名了。
對距今不遠的歷史茫然無知的人，當然遠不止那位青年女詩人一個。我近讀某報，發現一篇題為《也說懷舊》的奇文，作者自稱是北京某校的博士生，且不說文章邏輯混亂，論點荒謬，難以自圓其說，其中一段文字真可謂荒天下之大唐，該博士閉眼胡扯曰：「我相信人們的所謂『懷舊』，也並非是懷念『反右』，懷念大躍進，懷念饑饉年月，懷念『文革』……人家無非是懷念那個時代的清廉，那個時代沒有惡官村霸欺壓人，沒有黑社會，沒有吸毒販毒，公費嫖娼，沒有車匪路霸，沒有偽劣假冒和讓人心跳的豆腐渣工程，沒有毒酒病豬肉，沒有下崗工人，這又有什麼不對呢?這也畢竟是居家過日子的老百姓心嚮往之的一種最基本的生存狀態。說那個時代社會秩序井然，也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即使在『文革』公檢法被砸爛的日子裏，外出旅行和公幹也比今日之人在旅途的安全感要強的多了。」偉乎大哉!在該博士的筆下，那個時代真是歌舞昇平，海晏河清，萬民樂業。人民生活在那個時代，簡直是生活在「天堂」里了!
該博士為何如此熱情謳歌那個時代?我想他並非要繼承左氏鼻祖的遺志，也並非要為那個時代翻案，而是因為對那個時代的無知，由於無知，故在那裏隨心所欲地閉眼瞎想，正如某偉大人物所言：「一張白紙可以畫最美最好的圖畫。」但他不知：那個時代之所以「清廉」，只是由於物質的嚴重匱乏，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人民公社的社員一天兩頓稀湯都喝不上，多少人因飢餓而死，但大隊書記家卻可以吃上乾飯大饃，公社幹部家卻可以喝酒吃肉。僅此一點，那個時代就不能算得上「清廉」(說一個時代「清廉」，恐怕不通，我也只好不通對不通)。那個時代沒有惡官村霸欺壓人，但一個大隊書記、一個革委會主任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政治命運，可以任意將一個人「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官再大一點的人，就有權決定小民百姓的生死。那個時代沒有黑社會，但卻有「紅社會」，它有一個光明正大的名稱叫「群眾專政指揮部」，裏面養着一群頭戴笆斗帽，肩扛紅棍子的打手，「文革」時期，這種組織遍佈全國城鄉。今天的黑社會並非到處都有，而其活動再猖獗，也懼怕公安部門的打擊。但「群專」中的打手們，卻可以於光天化日之下，以「革命」的名義隨意抓人打人，他們打死一個人，就像捏死一隻螞蟻。那個時代沒有公費嫖娼，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一個農場的場長，可以用倉庫里的糧食任意換取場內女職工的肉體;一個大隊食堂的炊事員，也可以用公家的一瓢山芋干換取飢餓至極的女社員的貞操;「文革」期間，不知有多少女知青被公社、大隊乃至生產隊幹部以「招工」、「招生」為誘餌而任意姦污。那個時代沒有下崗工人，但卻有數百萬失去了利用價值的知青被掃垃圾般掃到農村，去分食農民本已填不飽肚子的碗中餐，全國城鎮，不知有多少待業青年就業無門，知青和待業青年的總數，不知是今天下崗工人的多少倍。說那個時代社會秩序井然，那時的人比現在的人有安全感，就更是扯蛋。「反右」與「文革」時期，因一句話、一篇文章、一件小事而被扣上「右派」、「反革命」帽子，或屢遭批鬥，或被關進監獄，或被迫害至死的人數以百萬計，受株連的人更是數以千萬計，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說整死就整死，被整死了，還要說他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國民動輒得咎，人人自危。那幾乎燒遍全國、長達兩年之久的「武鬥」之火，更是駭人聽聞，各地的造反派搶出人民武裝部的槍炮，佔山為王，各霸一方，在兩派互鬥的槍炮聲中，不知有多少人白白送命……這樣的時代，怎能稱得上有安全感?!這樣的時代，怎麼還能說是「老百姓心嚮往之的一種基本的生存狀態」?該博士須知，儘管你在這篇奇文中熱情歌頌偉大領袖、讚美那個時代，但就憑你文中那點批評當今時代的文字，在當年就可以換得一頂「右派」或「反革命」的帽子，甚至被請進免費旅館住上十年八載。
我寫這篇小文，其意不在與該博士辯論，因為此類文章實在不值一駁。我只是想說明該博士對距今不遠的歷史的無知，而這種無知，正是某些人所歡迎、所希望的。如果說「反右」、「大躍進」、「文革」是一出出歷史劇，那麼，該博士只算是知道這些歷史劇的劇名而已。博士如此，那麼碩士、學士呢?至於中學生、小學生，恐怕對這些歷史劇的劇名也知之不全了。1999年10月29日《南方周末》載文稱：由胡耀邦批示第一個平反的「右派」溫濟澤先生，在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任捷的採訪時說：「還有那麼一些極左的人，不讓總結過去，不讓年輕人了解過去，總是瞞着，這是非常令人着急的事。」(巴金先生關於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至今無人買帳，便是這些人為了瞞着的例證)現在看來，這些人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再過若干年，恐怕舉國上下，一提到知青生活，人們都會認為「很『田園』、很浪漫」，一提到「反右」、「文革」，人們都會認為「那是老百姓心嚮往之的一種基本的生存狀態」，是「天堂」般的時代，並因此大唱讚歌。
以狂放不羈、思想深刻著稱的李敖先生在《獨白下的傳統》一書中說：「『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統治者做了壞事，要瞞，是瞞不了的;要燒，是燒不光的。『流芳』呢?還是『遺臭』?歷史總不會放過他。」又說：「古往今來，許多壞蛋們想逃過歷史，改變歷史，可是他們全部失敗了。」現在看來，李敖先生未免有些天真。事實證明，瞞，是可以瞞得了的;改變歷史也是可以成功的。博士奇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是瞞和騙改變歷史的重大成果。中國古代的所謂「正史」均是由史官寫成。史官因直筆書寫歷史而掉腦袋的事，史不乏書。自唐代以降，皇帝閣下開始干涉史官修史，史官獨立的制度開始動搖。在刀斧的脅迫之下，或是在高官厚祿的誘惑之下，史官是否還能「直筆」，實在令人懷疑，而歷史的真實性恐怕也要因此大打折扣。我想，假如「反右」至「文革」時期的歷史讓那位博士去編寫，不知會寫成什麼樣子。
有人說：「歷史是可以隨意捏弄的麵團。」又有人說：「歷史是可以隨意打扮的村姑」，我均表示贊同。但麵團無論怎樣捏弄，仍有麵團在;村姑無論怎樣打扮，仍有村姑在;我要說：「歷史是可以隨意抹去的粉筆字。」但是，我由衷地希望，事實將證明我的這一說法是偏激的、錯誤的!
2009-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