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參加媒體工作發表的第一篇人物稿是寫郭美美，標題叫《洗不掉的「紅字」》。
那時距離郭美美事件爆發大約已過了三個月，我收到郭美美的經紀人J某發來的短訊，表示願意安排採訪，希望為郭美美澄清坊間傳聞。經過權衡考慮，當時我供職的媒體決定接受邀約去採訪她。
此前，J某已經為郭美美和其母郭登峰安排上郎咸平主持的《解碼財商》，那是郭美美第一次公開的公關，卻只給這對母女招致更多罵聲。
採訪當天，J某先到事先約好的咖啡廳。等人過程中，經紀人說郭美美冤，只要見到她就會知道，她還是個單純的孩子。
半小時後，我見到了郭美美。她穿一件寬鬆的T恤和一條熱褲走進來，頭髮披在肩上，雖然化了妝，但能看得出皮膚乾淨透亮。
她說自己剛和朋友聚會趕過來，似乎大多數時候也還沉浸在聚會中，不停地在回覆信息。我試探性地和她聊天，她並不設防卻也並不真的想澄清什麼。她有一搭沒一搭地說着，「我和王軍根本不是他們說的那樣」，「我是有男朋友的，這我的朋友都知道」
當問到豪車、奢侈品的來源，郭美美一副氣不打一處來的語氣，說瑪莎拉蒂是生日禮物、有時候她和王軍一起逛街，看到喜歡的包，王軍就會買下來送給她。
「那些車和包包送給我就是我的了，我發微博招誰惹誰了？」郭美美說，罵她的人就是「酸葡萄」。
我幾次問她，「也許這個時候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做才是最好的選擇」。
她反駁我，說她性格如此，不能忍受冤屈。
我順着她的情緒，希望問出她來北京前的經歷，她也並不避諱，脫口而出自己家不是從小就有錢。儘管在郎咸平的節目裏，其母郭登峰說她很早就靠炒股發了財。
更多時候，是經紀人截住郭美美的話，把主題拉回到正題上----郭美美要發專輯，郭美美要拍電影。
那次採訪，我並沒有完成預期的信息核證，也沒有和郭美美進行單獨的交流。
時間並不長的採訪中，我確實感受到，郭美美雖然年齡和我所差不多，但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卻完全不同。
但她也很容易相信別人，她告訴我說，J某是因為同情才幫自己度過難關。這和J某告訴我，他選擇為什麼郭美美的原因一樣，但他卻回答不了我的追問，為什麼同情郭美美，卻還要讓她不斷在媒體中曝光。
那一次，有媒體和我採訪到了相近的內容，發表了一篇人物專訪，文中郭美美被描述為一個單純稚嫩卻因炫富遭受質疑的女孩兒。稿件刊發後，公眾質疑其為郭美美洗白，重壓之下該媒體公開道歉。
面對無解的真相，其他兩家採訪過郭美美的北京媒體選擇了撤稿。
《新京報》執行總編王躍春在新浪微博上寫道：「如果沒有真相，好奇心與關注度是不是一種病毒？今晚斃稿，對不住記者編輯們的辛苦，我們的價值觀不能被看不見的利益操縱，我們不能傳播病毒。」
最終，我的成稿改變方向，以郭美美要進軍娛樂圈所引發的關於社會底線爭論為主線，甚至連郭美美的話都沒用上幾句。
稿子發表後，J某又發來短訊，譴責我誹謗郭美美云云，不久後 J某因害怕被拖下水棄郭美美而去。此後，郭美美和J某再也沒出現在我的生活中。
如今，王軍說郭美美是一生的噩夢，算是終於給這段醜聞蓋棺定論。
真相也在不斷地逼近之中，而我卻心有餘悸，不敢在標題中郭美美的名字前附加任何定語。 （文/閆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