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想在你家附近就有能夠幫你解決各種都市生活小煩惱的人。中國的答案是「居民委員會」，這是一群受國家支持的老太太，她們的工作是在黨和人民之間提供一站式服務。
鄰居家水管漏了?居委會老大媽會出面幫助協商賠償事宜。老公又偷腥了?讓老大媽去對付他。有人亂丟垃圾，社保或身份證出問題了?找她就行。有些老大媽甚至會(向合法夫妻)發避孕套。
你可以把這看作是中國特色的「回應型政府」。跟共產主義一樣，它聽起來也像個好主意：如果我們穿着拖鞋就能搞定一切，誰還需要民主?
但又跟共產主義一樣，居委會似乎也是在理論上比在實踐中更優越，至少到目前為止是這樣。上海一份報紙就該制度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半數參與者都打了最低分。對於老大媽的工作——不論她們理應做些什麼，許多調查對象似乎並不清楚她們具體是幹什麼的——只有2%的人給出了最高分。在中國人眼中，她們往往是善意嘲笑的對象，而對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中國人對此不那麼在意)來說，她們被視作一群極其可憎的窺視者，比間諜好不到哪去。然而假如解放軍或者甚至美國國安局(NSA)在這方面如此給力，誰還需要老大媽?
但現在上海市政府正努力對居委會進行一次「大換血」——用大學畢業生換下部分老太太。居委會大媽多是20世紀90年代下崗的國企員工，如今年齡已大到不適合再工作，而大學生具備管理現代官僚機構的技能，還不乏能提供法律諮詢的法律系學生。此舉可謂一石二鳥：既有助於提高黨的合法性，又為中國700萬未就業大學畢業生提供了就業。
上海市政府似乎想把這群六十多歲的老人與一批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搭配工作。前者成長於文革年代，在所服務社區生活了幾十年，而後者出生於獨生子女時代，可能會用微信(WeChat)，但往往生活在這座城市的另一個地段。結果便是中國最近似於基層民主的事物：部分工作人員由居民直選產生，其他人實際上由黨任命，他們將一起去摸索這種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新型關係。
這與我在美國馬利蘭州老家習慣的委員會可能有所不同。在馬利蘭州，我所在社區唯一的「委員會」只負責舉辦百樂餐(potluck，一家帶一道菜的聚餐)和泳池派對。但是，假如中國政府不能把握好居委會，那這個國家可能永遠也無法發展到百樂餐和泳池派對的境界。中國正處於痛苦的社會轉型時期，都市生活充滿艱辛，而老大媽及其新助手奮戰在第一線，確保事情不失控，不激化。
柴菊英是上海市普陀區一個居委會的黨總支書記，轄區內有2372家住戶，她的助手梁珏嬌是新分來的應屆畢業生，負責將這個居委會帶入微信時代。柴菊英說：「居委會的主要作用是解決糾紛……包括每棟樓里的小糾紛，以及整個社區內部的更大糾紛，維持社區的和諧。」她很高興梁珏嬌能幫助提升居委會形象，她說：「以前，人們覺得居委會是一群老大媽組成的，她們唯一的工作就是搞好街道環境。」居委會多數在職員工僅有中學學歷，而梁珏嬌「寫報告更快，做PowerPoint也很熟練。」(這在中國肯定派得上用場;在這裏，官僚們把大量時間用於擬定其他國家的人永遠用不上的文件，比如准生證。)
可話說回來，居委會的核心工作依然一如既往，為都市生活糾紛隨時提供或熱或冷的調解。在上海這樣污染嚴重、悶熱潮濕的地方，密密麻麻地擁擠着2300萬人，產生種種糾紛是必然的。
希望老大媽和她們的大學生搭檔共同努力，把這個火藥桶的蓋子捂得再久點，中國奇蹟或許缺不了她們的一份力。
帕提·沃德米爾上海報道。譯者/曲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