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岐山從小在一個機關大院裏長大，對他的早年經歷算是略知一二。
其父經歷坎坷
1950年代初運動一來，就有人把王家給查抄了，但到了1956年，建設部還是指名道姓，要把這位高級工程師調入北京。
記得那是1957年，我的父母從上海奉調進京，我和姐姐、妹妹隨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歲，我們同住一個機關大院，而他也是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們兩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歲，因此兩家的三個同歲孩子，便常常「配對兒」在一起玩。
我父親是知識分子黨員幹部，可惜調到北京不久就領到一頂「支持右派向党進攻」帽子，1958年報中央監察委批准，留黨察看二年，行政職務也一併撤銷。王岐山的父親，當年並未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內向，似乎不大喜歡多說話，倒是他母親給我留下很深印象(見下文)，很久之後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親也是經歷坎坷。
王岐山的父親當年是建設部直屬設計院的高級工程師，1929年，他從南開預科考入清華大學，專攻土木工程建築。那時清華每屆也就錄取一百多人，王的父親1933年從清華畢業，在那個年代應該算「稀缺人材」。我後來聽王岐山說，他父親清華畢業去了青島，工作幾年，抗日戰爭便爆發了，他父親不願給日本人干，青島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沒辦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親的老家——山東平度，在山區做教員。
當時的山東，遍地抗日烽火，不過，共產黨在山東有抗日根據地，國民黨也有抗日游擊區，平度，剛好是國民黨的游擊區。命運使然，平度的國民黨看到王岐山父親很有些抗日情緒，就給這位清華畢業的山區教員封了個「上尉」。及至抗戰勝利，青島成了國民黨的五大「特轄市」之一，城市建設迅即提上議事日程，王的父親當然返回青島，重操舊業——做城市規劃，搞土木建設。
1949年，國民黨給王岐山的父親買了船票，勸其從青島「撤退」台灣，可王的父親認為：有能耐，有技術，共產黨來了也要搞建設，何必跟着腐朽的國民黨瞎跑呢?於是留了下來。沒想到1950年代初運動一來，就有人把王家給查抄了。運動後期，黨組織一查：王的父親的那個軍銜徒有虛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設部還是指名道姓，要把這位高級工程師調入北京。
「文革」之後，王岐山曾和父親聊天，說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說，「也虧了那次抄家，受了驚嚇，從此不敢亂說亂動」。王岐山對我說，他父親的不愛說話，大約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過，「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傾鬥爭，他父親卻因為「說話少」而躲了過去。直到「文革」爆發，一度領取過國民黨上尉俸祿的這樁陳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來。
還好，「文革」來臨，知識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親那時除了挨批鬥，就是打掃單位衛生。而我的父親，卻不幸死在了「文革」批鬥會上。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世的，記得1980年代初我調回北京，去父親的原工作單位申請落實政策，要求把「文革」被沒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建設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攙扶着王老先生也去談政策落實事項。看得出來，王岐山和我一樣，也是孝子。
我父親1968年去世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親——機關大院的居委會主任——崔大媽。我父親的「問題」是1979年才平反的，整個「文革」期間，崔主任不僅從來沒有歧視過我母親和我們家，還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親的手坐在床邊，好言寬慰。
王岐山母親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親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壓氣氛下，遠親不如近鄰，我母親「文革」後搬離那個大院的時候，還再三叮囑我，一定要去和熱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個招呼，那時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視母親，也不忘給母親過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