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且不帶引號）進入1968年7月底8月初，「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下簡稱工宣隊，且不帶引號）進駐學校，不僅遏制並結束了大學裏以造反派為主體的文革群眾運動，而且使教育界具有文革中、後期的重要取向和基本特色。本文以清華大學工宣隊為個案，概述工宣隊的某些方面。毫無疑問，在文革時期全國難以計數的工宣隊中，沒有哪一個工宣隊像清華大學工宣隊這樣既是始作俑者的角色，又有輻射全局的作用，還有獨特的文革實踐及其經驗，更有無出其右的典型影響。
一、工宣隊的由來
工宣隊緣於清華大學文革群眾兩派的武鬥。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由於清華文革群眾兩派組織「井岡山兵團」（簡稱團派）和「四一四」（簡稱四派）的論戰和衝突，清華大學發生了著名的「百日大武鬥」。這一武鬥既是整個文革時期單位或部門武鬥的一個典型，也是整個北京地區最為嚴重和最為慘烈的武鬥。這種武鬥不僅僅限於清華校園，還在北京一些重要公共場所（諸如天安門廣場、新華門、西單、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所在地等）有所延伸或繼續。結束這一武鬥，既不是上述兩派，也不是清華名義上的上級主管機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及其領導人力所能及的，而是唯有毛澤東本人才能做到。
值得關注的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1968年7月中、下旬，數次在北大、清華周圍等地組織要求停止武鬥的群眾遊行。四派看到這一點，數次向「無產階級司令部」建議對清華實行軍管或直接派出群眾隊伍進入清華，平息武鬥。四派最後一次提出此類具體建議的時間，是7月26日即工宣隊進駐的前一天！儘管今天受到當時有關檔案文獻資料還沒有開放的限制，我們無法考證四派的這一建議是否送達毛澤東那裏或是否為他所得知，具體地說，四派的這一建議與毛澤東派出工宣隊的決定是否有聯繫或者有何聯繫，但是四派的這一建議與毛澤東的這一決定多多少少有些「不謀而合」。
儘管毛澤東派出工宣隊的具體步驟或細節，由於受到有關檔案文獻資料還沒有開放等等限制還不為我們所知，但是毛澤東在1968年7月之際做出結束全國性的文革群眾武鬥的決定已不言而喻甚至不可逆轉，而在北京，就是要徹底結束以清華群眾兩派為代表的首都地區文革造反派運動及其武鬥。據遲群事後回憶，毛澤東1968年7月26日下午2點多，在其中南海住所，召集其身邊的8341部隊有關人員開會，指着地毯上所鋪的清華的地圖，對與會人員進駐清華做出指示。同日下午5點半，在北京新華印刷廠召開有63個單位參加的進駐清華大學動員大會，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吳德、8341部隊有關負責人等出席，部署次日進駐方案，這一大會一直開到凌晨2點才結束。次日上午10點前後，來自北京61個企業、事業單位的三萬多工人，從除了北門之外的清華各個校門湧進清華園。
然而，毛澤東沒有預料到，他所派出的這些工人進駐清華（當時置身武鬥的清華兩派群眾約有600餘人）遭到了團派的殊死抵抗，造成了嚴重傷亡（5人死亡，731人受傷）。不僅沒有任何一個清華人在事前知道毛澤東的這一派出計劃，而且這三萬多工人到達清華之初，也不知道是直接履行毛澤東要平息清華武鬥的使命。當時，僅有工宣隊極少數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知道上述決定。正是由於不知道工宣隊是毛澤東所派出，不僅直接造成了上述的嚴重傷亡，而且直接造成了團派的政治滅亡。毛澤東派出工宣隊不告知清華人，成為至今都難以索解的謎。在其開始之際，工宣隊的名稱也由最初的「首都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變為「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再變為「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又變為「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文革伊始的一系列決定如同湖南諺語「草鞋無樣，邊打邊像」，毛澤東對工宣隊職能的調整和確定也是根據文革的形勢而適時地做出的。由於團派武力抵抗工宣隊而造成了傷亡，更是由於必須及時遏制群眾運動並制止全國性的造反群眾的武鬥，毛澤東把工宣隊作為結束大學文革造反運動的「馬前卒」。工宣隊的職能和模式，在1968年8月25日發表的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中才得以明確。此文是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所寫，由他本人作了多處修改並確定題目。同日，毛澤東批示「照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中發【68】135號文件）指出：「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到了。各地應仿照北京的辦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逐步管起來。」「……在革命委員會領導下，以優秀的產業工人為主體，配合人民解放軍戰士，分批分期，進入各學校。」
到了9、10月份，工宣隊進駐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已成為全國廣泛而又普遍的現象。例如，上海市在9月5日到12日，有31000餘名產業工人進入全市十個區的513所中學和1249所小學，每所中學平均有50名工人。另還有5700餘名退休產業工人與工宣隊一起進入小學。
還有一個插曲：毛澤東在7月28日凌晨召見蒯大富等北京「五大領袖」的談話中，並不關注工宣隊進駐清華的傷亡情況，並在召見結束之際叮囑不要整蒯大富。這表明，毛澤東至少到1970年11月在北京大規模進行「清查五一六」之前，都沒有「審查」或「懲處」蒯大富的意思。然而，由於工宣隊進駐清華所遭到的流血傷亡引起了工宣隊員們的極大怨憤，為了安撫工人們，毛澤東8月6日把來華訪問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長阿沙德·侯賽因贈送給他的兩箱芒果全部轉送給工宣隊，並在稍後引起了全國性的作為毛澤東崇拜現象衍生的「芒果崇拜」現象。毛澤東還於8月15日最後一次接見解放軍副團職以上幹部時，接見了工宣隊代表，《人民日報》等媒體特別醒目地報道了這一接見消息。
《人民日報》自1968年8月5日起，以紀念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發表兩周年為名，連續半個多月，連篇累牘地發表不點名地批判或痛斥以清華團派及其領導人為代表的「多中心論」的文章和報道，並於8月16日公佈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所有這些都充分表明，毛澤東已不相信文革造反派，尤其不相信為文革立下汗馬功勞的激進的造反派青年學生。
應該指出的是，工宣隊與文革伊始進駐清華的工作組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二者都來自清華之外的文革領導高層的「垂降」，給清華文革帶來了「主宰」；不同的是，工作組姓「劉」（少奇），而工宣隊姓「毛」（澤東）。具體地說，工作組所沿襲的是文革前的中共政治領導及政治運動路線，而工宣隊是在文革破裂或危機之際，所實施的不只是扭轉清華文革群眾運動的趨勢或走向，還要進行文革中、後期的一系列運動。進而，工宣隊不同於1967年至1969年間廣泛流行的處理或解決群眾組織和群眾運動的軍宣隊方式或軍管方式。雖然進駐清華的工宣隊有一定的工人成分，但是其領導或主幹卻是來自毛澤東身邊的中共中央警衛部隊幹部。這種打着工宣隊的旗號來對清華文革實施軍人干預和領導的做法，乃是文革的一個獨創。
由此可問，毛澤東當時為什麼不以軍宣隊或軍管的方式介入或解決清華文革兩派群眾的鬥爭及其危機？在我看來，利用工宣隊的方式要「優越」於軍宣隊方式或軍管方式。工宣隊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優點」：一是工宣隊人多勢眾，清華大學這樣的擁有數萬人的單位，很難派駐數百人或數千人之多的軍人來進行「管治」；二是派駐工宣隊，至少名義上「工人階級的地位」高於「知識分子的地位」，可以用理論上的強詞奪理和實踐上的強制推行，在清華全校各個部門或環節實施所謂「工人階級的領導」；三是軍事化的管理或軍事化的生活在清華大學難以全盤保證，而工宣隊則可立竿見影地讓清華文革擺脫一時的危機，迅速結束武鬥，使得清華文革轉入新的階段；四是首先在清華大學爾後在北京其他58所大專院校全部進駐工宣隊，要比全部進駐軍宣隊更為「有理、有利、有力、有節」，在京畿不宜出現過多過雜的軍宣隊或被軍管的大學單位；五是工宣隊確立了毛澤東手下「親兵」對於清華文革的直接佔據，清華文革1968年7月底之後進一步成為毛澤東麾下獨一無二的「文革要塞」。後來清華校內外流行的說法，即清華文革是「毛主席的一個點」，就是證明。
二、工宣隊的功能
工宣隊進駐學校，有多重的意義和功能。從當時來看，是為了消除群眾武鬥，整合不同群眾勢力，恢復學校秩序，穩定學校局勢，力圖把文革轉移到與以往不同的有序階段。長遠來看，是為了取得學校的領導權，整治廣大教師和原有幹部，監督和改造學校的各種人員，推行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改造整個教育事業，並為塑造文革新人、新社會提供一個基地。
顯而易見，工宣隊在本質上是非清華的，完全來自於文革最高領導者個人的政治駕馭及政策運作。自進駐清華到1976年10月後消失，儘管工宣隊內部沒有細緻的職務劃分和明確的幹部級別，甚至沒有什么正式建制，但是工宣隊的領導人就是清華大學的領導人，反之亦然。率領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的張榮溫（中共中央警衛團副團長），1969年1月擔任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1970年1月，楊德中（中共中央警衛團政委）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從當時楊德中還兼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可以看出，毛澤東實際上是派出自己身邊的警衛幹部主管清華、北大。至1970年初，清華大學約十名校級領導人中，只有劉冰一人（文革前擔任清華黨委副書記）是清華原有的幹部，其他人全部來自工宣隊。工宣隊是清華文革後期八年（1968年8月至1976年10月）的政治「總督」。譬如，工宣隊在清華大學所實施的「工宣隊—黨委會—革委會」的發佈文件的範式乃至權力運作的機制，亦即工宣隊高於黨委會和革委會，就是清華文革不同於全國其他領域或單位文革運作的一個特例。
一方面，工宣隊給清華大學的教育體制帶來了的變化，主要有以下三點。首先，清華當時的主導力量既不是黨委的政治領導，更不是革命委員會的業務領導，而是工宣隊的全盤領導。表面上形成的是工宣隊、黨委會、革委會三位一體、一體同構的局面，但實際上工宣隊的領導及其權威直接來自中共中央最高領袖。針對工宣隊一些成員不安心在清華工作，想回到原單位工作，工宣隊舉行學習班，安定軍心，有人談體會：「我們撤了，敵人就來了。」仿佛在他們眼裏，清華大學就是一塊以廣大清華教職員工為主的「敵區」。工宣隊領導人在1974年的總結中強調，他們頂住了排斥工人階級領導的「歪風」，「保證各級領導班子中工人幹部佔二分之一以上。」這是信口雌黃，因為清華校一級的領導班子，工人幹部的比例就遠不到二分之一。1968年後的清華各級領導班子甚至整個大學的領導班子，大致上是由工宣隊代表（工人幹部和解放軍幹部，真正的工人微乎其微）、清華原有幹部和學生代表組成的，「革命教師」的代表席位不是沒有，就是無足輕重。工宣隊凌駕於革委會和黨委會之上。1969年初成立的清華革委會，只不過是處理日常行政和教學事務的機構；1970年成立的清華黨委會，不過是「抓大事」即抓階級鬥爭、抓教職員工改造和抓「教育革命」的部門。在清華之外，還幾乎沒有與之相似或相同的工宣隊的權威。在恢復了清華的中共黨的機構和領導之後，工宣隊依然疊床架屋地行使着大權，這勢必造成清華黨組織中「黨內有黨」直至「黨外有黨」的局面，最主要的就是來自工宣隊的幹部與清華原有幹部的區分。
其次，清華此時出現了以工人（實為工宣隊人員）、學員、教師構成的「三結合」組織體制。這裏，無疑工人是領導，學員是主體，教師是被改造和被使用的對象。工宣隊把過去的「大學生」或「本科生」的稱呼、稱謂統統改為「工農兵學員」（簡稱學員），以示與過去的大學生（文革中被稱為「舊大學生」）乃至整個過去的教育體制和傳統區別開來，用文革的術語來說就是「決裂」。學員的取向和內涵是大學生等所無法企及的。從對學員的培養和經歷來看，工宣隊是要把他們的政治標準而不是業務標準放在首位。工宣隊一個別出心裁的作法，就是製造教師與學員的隔閡甚至對立，抬高並誇大學員的地位和作用，把作為受教育者的學員視為政治上的領導者之一，即受教育者要幫助教師改造世界觀，同時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1970年春，試招的清華大學工人班學員自發地提出一個口號：「我們上大學，還要管大學，像工宣隊那樣改造大學」，後來改成清華大學直至全國性的工農兵學員都要奉行的宗旨：「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這一「上、管、改」的口號，逐漸演變為文革時期大學的學員政治活動機制，主要用來在學員與教師之間劃定一種明確的改造與被改造的界線。學員們在入學之際和入學之後，都一再被告誡不是簡單地上大學，而是與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教師們爭奪教育權，並要佔領教育陣地。「工農兵上大學的根本任務是掌握文權、鞏固政權。」因而，「對待工農兵學員的態度就是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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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則，工宣隊在全國率先提出「砸爛教研室（組）」，指責教研室（組）是「資產階級的頑固堡壘」，「它從組織上造成了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分離、教員與學生分離、各門課程彼此之間分離。」具體作法就是解散基礎課教研室（組），把教師編入學員班。教師的工作置於學員的班級之中，教員的一切教學計劃、教學任務和政治活動都由學員班級黨支部來討論、決定。作為中國大學體制的基層單位，教研室（組）的設立引自蘇聯，清華此時取消教研室（組）的作法，已不是簡單地否定蘇聯經驗的問題，而是取消教研室（組）的知識分子構成和業務性質，實施和體現工宣隊領導下的新體制所具有的「改造並分化知識分子」的功能。
另一方面，工宣隊在清華大學的所作所為大致上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不斷進行「清查、清理運動」，二是整治廣大教師和部分清華原有幹部，三是大搞「教育革命」。
工宣隊從1968年底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到1976年10月初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以持續不斷的清查和迫害來維繫它在清華大學的統治。整個文革期間，清華大學全校約有1228人被立案審查，178人被定為「敵我矛盾」或「專政對象」，58人「非正常死亡」。而在這其中，由工宣隊立案審查者達到1120人（約佔當時清華教職工總人數20%），定為敵我矛盾者達到167人。1968年底至1970年，清華「非正常死亡」（實為被迫自殺）的人數急劇增多，已逾20多人，這些都說明了上述清查和迫害的殘酷和慘烈。工宣隊在清華大學的歷史，從狹義上來說，就是一部整治、迫害清華眾多教師和幹部的歷史。他們通過大大小小十餘次的政治運動，給清華廣大教師和原有幹部套上了一層又一層的政治枷鎖。工宣隊一位負責人就道出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心聲」：「什麼時候知識分子的心情舒暢了，那麼什麼時候就說明我們的工作有了問題。」（這一段話在發表時被改為：「廣大知識分子……什麼時候思想平靜了，感到舒舒服服了，就要檢查自己是不是走上了回頭路。」）。更有甚者，工宣隊還把廣大教職員工下放「改造」，加以懲治。
1969年5月，清華工宣隊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外鯉魚洲建立了「試驗農場」。這一農場位於鄱陽湖畔，佔地約1.1萬畝。工宣隊把這個還沒有建成的農場吹噓為「既是一個抗大式的勞動大學式的學校，又是一個既有工業，又有農業、商業，又有科學試驗的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的新農村。這裏將成為清華大學教育革命的主要基地，進行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等三項偉大革命運動。同時，在這裏也改造那些犯了錯誤的人。」同年5月至10月，清華先後有五批約2821名教職員工（約佔清華當時教職工總人數的70%）先後來到這裏勞動改造。這個地區是血吸蟲病的重疫區，由於從事水中勞動和防洪等，先後有上千名的清華教職員工患上血吸蟲病。
工宣隊把清華廣大教師當成文革的主要對象之一。1971年8月中共中央批轉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的「兩個估計」，為這種以教師為潛在敵的做法提供了某種「依據」。這著名的「兩個估計」是指：(1)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所執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2)原有教師隊伍大多數人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1970年秋季之後，許多清華教師愈益感受到「兩個估計」如同兩座政治大山壓迫着自己，大為不滿。這種對於教師所採取的可用而不可信的政策，就是赤裸裸的歧視加敵視。特別是對於那些1949年之後到1966年之前學成而就業的教師來說，不啻是巨大的打擊和否定。他們一些人針對《紀要》提出了批評。一時間，關於如何看待「兩個估計」，成為清華鬥爭的焦點之一。工宣隊一再強調，「否定兩個估計，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們引用毛澤東在1967年2月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的談話為根據：「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包括仍在學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還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不改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怎麼能勝利呢？」這也就再次表明，文革把階級的以及階層的劃分標準從過去的經濟地位、家庭出身改變為現今的職業、知識直至世界觀，這不能不說是文革階級劃分法的一個獨創。進而，由世界觀問題把知識分子當成文革的「另類」或「異己」，這也就使得文革風雨如盤的「政治革命」，必然伴隨着剜心剔骨式的「破心中賊」的「思想革命」。
工宣隊自1969年初以來所暴露出的種種弊端，受到了許多清華原有的幹部和教師的斥責。他們藉助1972年周恩來關於教育整頓的指示精神，試圖恢復過去某些合理的教學做法，改革某些工作措施，但遭到了打擊和迫害。1973年10月至12月，清華上上下下開展了一場「三個月運動」。這場運動旨在整治被稱為體現了「舊教育路線回潮」的一大批清華幹部和教師，有64人受到立案審查和重點批判，403人被點名批判，被指責的或被迫作檢查交代的人難以計數。他們的目的被斥為「就是進入一個不要工人階級領導，不要無產階級政治，不要改造世界觀的資產階級獨立王國，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只是由於1974年1月開始了全國性的批林批孔運動，「三個月運動」才告一段落，沒有發展為全國性的運動。今天，把在「三個月運動」中受到審查和批判的上述清華幹部和教師的言論匯集起來看，主要是對以下方面的不滿和指責：文革教育政策，文革種種行徑，禍國殃民的極「左」作法，大學狀況，知識分子的待遇和遭遇，江青、王洪文和張鐵生等人的言行，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及政治迫害，一些領導幹部的作風，外交政策的轉變，毛澤東本人的矛盾等等。這些不滿和指責，表現出清華大學當時許多人對文革持批評和懷疑的態度。
工宣隊與「教育革命」可喻為形影相隨。關於「教育革命」問題，我在下一部分專門論及。質言之，工宣隊有沒有給清華大學帶來教育建設、科學發展、學科創新和學術進步？歷史的回答是：否！
毋庸置疑，進駐清華的工宣隊，在文革時期的所有工宣隊中充當着執牛耳或領頭羊的角色。這不僅是由於這支工宣隊直接來自於毛澤東的授命，而且它是整個文革的後八年大學領域的「政治風向標」。這支工宣隊的成員，平均學歷不高，大致上不超過初中水平，絕大多數成員過去根本沒有從事過教育工作。他們在大學教育業務上不可能與清華的教師和原有幹部同日而語。他們被套上了由毛主席派到大學天地的政治光環，真正開創了「外行領導內行」、「政治衝擊業務」的局面。「工宣隊模式」是毛澤東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特別是文革時期毛澤東教育主張和教育政策的集中折射和體現。毛澤東由其早年的民粹主義理念和反智主義情懷，嬗變為文革時期烏托邦主義的「教育革命」，這是清華大學的不幸，更是中國教育的不幸！
三、工宣隊與「教育革命」
文革時期的「教育革命」真正開始，是在工宣隊進駐清華之後。顯然，文革頭兩年群眾運動的論戰和武鬥，無法使「教育革命」鋪展開來。工宣隊進駐清華，為「教育革命」的全盤實施提供了基本的政治領導保障。
工宣隊不斷強調，「教育革命」是一場政治革命，「政治建校是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靈魂，是解決教育為誰服務、培養什麼人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講，工人階級佔領文化教育陣地，就是佔領廣大知識分子的群眾。」
1970年7月22日，清華工宣隊發表了《為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鬥》一文（以下簡稱《創辦》），概述了清華「教育革命」的主要經驗。這份經過姚文元等人修改、張春橋定稿的文章，可稱得上「教育革命」的「範文」。以《創辦》為標誌，大學（特別是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方案首次以比較系統、具體的形式出現，它是後來被稱之為「教育革命的『聖經』」的1971年7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的某種「雛形」。它所總結的清華「教育革命」共有六方面內容：(1)工人階級必須在鬥爭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領導權；(2)對原有教師堅持邊改造、邊使用，建立三結合的教師隊伍；(3)開門辦學，廠校掛鈎，校辦工廠，廠帶專業，建立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新體制；(4)培養工農兵學員，必須堅持以階級鬥爭為主課，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5)大破買辦洋奴哲學、爬行主義，編寫無產階級新教材；(6)結合生產、科研任務，堅持群眾路線，實行新的教學方法。在清華連續四年（1966—1969年）沒有招生並中斷正常教學的情況下，《創辦》卻「理論先行」，為文革的大學辦學畫出了「藍圖」。《創辦》一文對於文革時期的大學辦學具有指導意義，標誌着文革「教育革命」體制的初步形成，成為文革時期全國通行的大學教育大綱。
「教育革命」在清華體現了無以復加的偏執和獨斷。工宣隊領導人多次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學校辦成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工具：「今後，檢查一個辦學點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主要看這幾條：工農兵管教育管得怎麼樣？教師、學生與工農兵結合做得怎麼樣？參加三大革命運動，尤其是上好階級鬥爭主課做得怎麼樣？」「教育革命」的目的，就如同清華文革寫作班子「秦懷文」撰文所說的：「我們的專業千差萬別，但是，歸根結底，首先要上的是階級鬥爭的專業」。遲群概括為：「我們的學校就是要培養同走資派作鬥爭的先鋒戰士。」他曾強調說，清華大學只有一個專業，這就是鬥走資派的專業。
工宣隊所領導的「教育革命」，實質上是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的極左化，具體地表現在招生、師資、辦學方式、教學方法、教材編寫等方面所進行的「革命」上。1970年3月，北大、清華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該報告就培養目標、學制、學習內容、招生時間和名額、學生條件、招生辦法和地區、學生待遇、分配原則等八個方面作了規定。提出，招生方式為「廢除修正主義的招生考試制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覆審相結合的辦法」；入學文化條件是「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學制根據各個專業具體要求分別為一、二、三年，另有學制為幾個月的短訓班；學習內容是「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緊密結合三大革命運動實踐，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戰備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文、理、工各科都要參加生產勞動。」同年6月底，中共中央向全國批轉了這份報告，這一報告及其相關精神成為1970至197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圭臬。
「教育革命」進行之際，師資只能是「接收」過去學成的、現今在職的教師。儘管無法信任和依賴這些教師，但是這種「教育革命」根本沒有自己的所謂「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故不可能撇開已有的師資力量而另起爐灶，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使用政治上不可信的教師去從業務上培訓學員。因而，「教育革命」的師資政策十分矛盾而又荒唐可笑。1970年招生後，即使教師們從事教學，也是動輒得咎，不可能像從前那樣具有教學的主導性和積極性。「教育革命」的斧鉞不可能放鬆對於廣大教師的威懾。工宣隊經常使用群眾運動的方法來對付教師們，並且有了「經驗」之談：「有了群眾，就有了敵情；發動了群眾，就暴露了敵人；依靠了群眾，就無往而不勝。」工宣隊所推行的「教育革命」本身，就意味着對於教育的仇視和對於教育者的鄙視，如同當時清華工宣隊一位領導人所說的：「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紅衛兵（學生）的奪權是一事無成的。……事實證明，知識分子是不可能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同理，知識分子也不可能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清華「教育革命」的眾多事實說明，如何對待「教育革命」則意味着如何對待工宣隊，反之亦然。因而，「教育革命」的成敗直接關係到工宣隊的成敗，反之亦然。但是，「教育革命」的失敗是必然的，其原因有二。
其一，「教育革命」是一場蒙昧而荒唐的「革命」。它是文革中「進行改革時間最長、為害最大、破舊最徹底、立新最離奇的領域。」「教育革命」的實質是什麼呢？目前比較流行的看法，大致歸結為反智主義、民粹主義、教育平均主義等等。而我個人認為，這些都只是「教育革命」的特性，並不能涵蓋其實質。「教育革命」的實質是蒙昧主義。因為，「教育革命」帶來的是窒息精神，禁錮思想，扼殺教育，破壞教學，從而毀壞人才建設，阻礙文明發展。「教育革命」的確確是一場教育的大倒退，甚至是一場文明的大反動。
其二，「教育革命」是反動而可恥的「革命」。「教育革命」取消文化考試標準而採取以政治標準招收學員的作法，從最初「群眾推薦，領導批准」的選拔方式，很快就在相當大的範圍演變為僅僅由單位或部門少數領導人具有決定「保送上大學」的權力實施，實為「走後門」。據當年清華有關領導到有關的系、班級調查，發現在不同系、班級學員總人數中「走後門」的學員比例約佔12%，個別班級高達約20%左右。這種「走後門」現象也是全國性的。「一切宣傳出來的『文化大革命』的炫目成就和神聖使命，都在這個畸形的『後門』面前困窘不堪。」因而，「教育革命」的一個先天性的、不可治癒的弊端，就是它固有的封建特權的文化「基因」及其精神「遺傳」。由此，「教育革命」是由蒙昧走向啟蒙、古代走向現代，還是大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教育革命」是教育史上一次最大的「教育烏托邦」的實施和破產。它致使教育沉淪為文革的附庸，致使大學淪陷為文革的屠場，全盤扭曲甚至瓦解大學教育應有的取向和職責，竭力阻滯人才的成長、思想的探索和學術的創造。從「教育革命」理論的缺陷和謬誤到其實踐的變態和醜陋，無不表明「教育革命」及其方方面面充滿着無法解決的異化和悖論。因為，這種所謂的「教育革命」本身就是反教育的。
四、工宣隊的分化和終結
工宣隊最初進駐清華大學時有三萬多人，到1968年8月下旬銳減到5140餘人，1970年代初保持在數百人，到1975年底至1976年10月，只剩70餘人。自進駐清華大學起，工宣隊就由來自不同部門或單位的人員構成，主要來自中共中央警衛團、北京衛戍區一師、海軍後勤部、總參謀部防化學兵部等單位的軍人以及北京市諸多機關和企業的幹部、工人等等。這些軍人來到清華後，依然保持着軍籍，一些軍人多年後在清華就地轉業任職。
從1970年起，清華工宣隊的兩個人物迅速崛起。作為毛澤東派至清華大學的「欽定親兵」，遲群（原中共中央警衛團即8341部隊宣傳科副科長）、謝靜宜（毛澤東的速記員、機要員）不僅給清華而且給整個文革都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例如，他們對1974年初批林批孔運動的興起起了直接的作用；又如，謝靜宜還參加了審查林彪事件及林立衡本人的工作；另外，他們直接領導並具體指導着毛澤東文革晚期的寫作班子即「梁效」大批判組。
特別是遲群本人，對文革有兩個獨特的「貢獻」：一是1968年春夏，毛澤東派出其身邊的警衛部隊幹部進駐北京的「六廠二校」，直接指導這些單位的「鬥、批、改」，以便把它們的經驗推向全國。作為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主要負責人，遲群執筆撰寫的新華社內部稿《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展開對敵鬥爭的經驗》，受到毛澤東的好評，認為是「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建議批發全國。以此稿為標誌，各地陸續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遲群本人還在清華向來自全國各地區、各單位難以計數的人們做過上百場介紹清華「鬥、批、改」經驗的報告。二是1971年春夏，作為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遲群為4月15日至7月31日在京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執筆撰寫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該紀要經過張春橋、姚文元修訂後，毛澤東8月13日審閱同意，由中共中央轉發全國。這個紀要的要害，就是前面所述的「兩個基本估計」。
作為文革教育領域著名的「兩個基本估計」的一大政治推手，遲群成為毛澤東派至清華大學乃至教育領域的一大政治打手。遲群當時年富力強，很快超出了他當時的工宣隊同事，繼楊德中、張榮溫之後，於1972年1月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和工宣隊第一把手。他忠實執行了毛澤東的文革教育路線和政策，成為毛澤東的清華文革後期「總監」。
謝靜宜的最大政治資本，在於她有着遲群等人所沒有的直接可與毛澤東聯繫的優勢。雖然謝本人的表達、組織和工作能力遠不及遲群，但是遲群和工宣隊要主宰清華大學，就必須有謝靜宜這樣一位可及時地傳達並實施毛澤東旨意的通天人物。的確，這兩位大概只有初中學歷的軍人，自1972年起對於清華文革的掌控，他們的權力和權威來自於毛澤東，所以他們被稱之為「毛主席的兩個『兵』」。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之後，謝靜宜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作為清華第二號人物，謝靜宜在清華校外的職位和權力，由於毛澤東的青睞和提攜，很快超過了清華第一號人物遲群。1975年初，「四屆人大」召開之後，曾任國務院科教組副組長的遲群夢寐以求擔任教育部部長的願望落空，遲、謝的關係開始緊張而微妙。遲從骨子裏瞧不起謝，因為謝本人的工作能力及謀划水平很差，但是遲又離不開謝。二人的關係是政治上的若即若離或相互利用。有謝靜宜充當自己的清華副手，遲群上可通達天庭，下可更有效地駕馭那些清華原有幹部的勢力。然而，遲、謝在1975年初之後關係的緊張，既為清華原有幹部所不齒，更為工宣隊中不是來自中共中央警衛團的幾位軍隊幹部和工業幹部所大加利用。
劉冰、惠憲鈞、柳一安、呂方正兩次寫信給毛澤東的直接起因，是清華工宣隊原負責人之一的柳一安（原北京市建築工程局幹部）從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工宣隊工作回來之後，遲群沒有給柳安排工作。柳發起並聯繫惠、呂二人，準備聯名「上書」毛澤東，反映遲群的問題。惠、呂二人充分意識到，寫信給毛澤東本人，還必須有一個比他們「高一位」的清華主要負責幹部來署名，這樣才更有力量。經過劉冰的同意，他們四人達成了寫信給毛澤東的決定。他們四人寫信的直接目的，是希望毛澤東派人來清華大學了解遲、謝問題，進而最終把遲、謝從清華「搬走」。他們四人清楚地意識到，不經過毛澤東的首肯或介入，他們乃至整個清華大學都無法解決遲、謝問題。然而，他們力爭讓毛澤東先派人來清華調查遲、謝問題的想法，是否會走向反面？看來，他們當時並沒有充分估計到。
可見，遲群、謝靜宜在清華大學當時的領導人中威信很低。清華能有四位校級領導幹部聯名給毛澤東寫信反映遲、謝的問題，這說明了什麼？而在這四名幹部中，劉冰並不是寫信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他只不過是排名在首。但他同意並參與給毛澤東寫信一事，就表明他對遲、謝極為不滿。另三位幹部則是「正統」意義上的工宣隊幹部（其中兩位是解放軍幹部）。他們三位對於遲、謝的「反抗」，表明清華工宣隊作為毛澤東派駐清華大學的主導力量，根本就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充滿了政治的拼鬥和廝殺。清華工宣隊許多不是來自8341部隊的幹部都心照不宣地意識到：遲、謝的跋扈和專斷只緣於他們來自毛澤東身邊。也正是遲、謝的跋扈和專斷，清華工宣隊的分化在所難免。工宣隊內部的鬥爭充分表明，1975年至1976年的清華文革更加牢固、突出地捆綁在毛澤東的文革戰車上，並駛向由於毛澤東去世才停止下來的不歸之路。
1975年11月3日下午3點，有53人出席的清華大學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在第二教學樓二層會議室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在會上說，根據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討論劉冰等人兩封信的問題實質。吳德並沒有傳達毛澤東的批評。正是由於劉冰等四人不知道毛澤東對他們寫信的批評，他們在這個會議和稍後的會議上同遲群等人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和斥責。劉冰本人是在11月15日晚列席政治局會議時，才第一次聽到了由毛遠新傳達的毛澤東對他們寫信的批評。毛澤東的上述批評第一次在清華大學全校公佈，是在1975年11月18日舉行的萬人有線廣播大會上，由吳德作了傳達。上述11月3日的會議「故意」不傳達毛澤東的批評，意味深長。從當時傳達毛澤東批評的步驟來看，為了批判鄧小平，試圖通過劉冰等人的反應來決定有關部署。
毛澤東批評劉冰等四人寫信所帶來的作用和影響已遠遠超過了清華大學的範圍，致使清華大學又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處在文革政治的風口浪尖。遲群、謝靜宜與中共中央上層努力配合，把清華大學的「教育革命大辯論」及「批鄧鬥爭」引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例如，1976年3月26日，清華、北大十餘人列席政治局會議，當面批鬥、聲討鄧小平本人，開創了中共歷史上由基層組織人員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直面鬥爭中央領導人的先例。另據不完全統計，1975年底至1976年春夏，全國各地、各單位約有30多萬人次來清華「學習、取經」，還有十多個國家的駐華使節和記者來清華觀摩「批鄧運動」及大字報。
自1975年11月起，遲、謝以及清華工宣隊在文革最後的十一個月里，大力鞏固他們在清華的地位，大力整合清華文革的幹部隊伍。他們幾乎把清華大學「打造」成了文革後期的政治堡壘，成為文革後期叱咤風雲、獨領風騷的「尖兵」。但是，他們沒有料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將隨着毛澤東生命的結束而很快結束。在「四人幫」被一舉粉碎不到三個小時，遲、謝就束手就擒。如同粉碎「四人幫」標誌着文革壽終正寢，遲、謝的政治死亡意味着清華工宣隊步入黃泉。
從全國來看，到了1970年代初期，除了北京，各地的工宣隊更多地流於形式，並有諸多的曲折起伏。例如，我當時就讀的家鄉中學（濟南市第九中學）的工宣隊，到1970年代初就成為只由兩三個工人所代表的符號，這些工人只負責一些無關緊要的工作。包括清華工宣隊在內的全國各地的工宣隊到了1976年10月，可謂魂飛魄散，悄然而終。在文革正式結束之後，中共中央沒有下發過像解散紅衛兵那樣的文件來撤銷工宣隊，也沒有對工宣隊做出正式的、具體的評價。今天看來，這種似乎不屑一顧的態度，所傳達的信息是不言而喻的。
清華工宣隊不斷整治、迫害清華大學的眾多幹部、教師，製造恐怖氣氛，以此來提升、強化自己的權力和權威。在某種意義上，清華工宣隊是長達八年時間裏毛澤東文革在清華的「化身」或「替身」，頻繁地影響、推動全國文革的大局。在很多情況下，大大超越了工宣隊自身的功能，致使清華文革不堪重荷，難逃清華大學之外更大的文革政治風浪的擺佈和捉弄！
《記憶》2015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