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13年7月，河北唐山兩名女交警當街互毆的視頻在網上瘋傳。唐山公安局為推卸責任，說這兩名女交警是臨時「交通協管員。」這事並不稀奇：中國的醜聞常常會歸咎於臨時工。
7月份的另一事件更加令人不安，在湖南省臨武縣一條繁忙的街道上，一名無照經營的瓜農被城管活活打死。事件照片很快傳到網上，隨後當地政府宣稱打人的是「協管員」。協管員也就是臨時工。
最近幾年，找臨時工頂雷已經成為司空見慣之事，以至於中共政府自己的報紙都開始譴責這種行為。
黨報《中國日報》2010年12月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都是臨時工的錯?(Blaming Temporary Workers?)」，文章稱，「用人單位，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門，不應該把臨時工作為藉口，在強拆等醜聞中逃避責任，而且政府應該加速完善問責制度，停止濫用權力。」
臨時工現象引出許多問題：這些臨時工是誰聘用的?聽誰的命令?受誰的管理?執行公務之前是否經過了嚴格的培訓?
就像世界上許多其他地區一樣，中國企業和政府也會聘用臨時工來降低成本或減少程序：他們的工資和福利都少於正式工。但是，無論這些「負責人」是真的臨時工，還是根據需要，臨時地變成了臨時工，其背後的邏輯都很簡單：因為臨時工不是正式僱員，不管他做了什麼，都不能算是正式的官方行為，也就不需要正式地為之負責。
極權政府都沒有認錯和道歉的能力，如果確實犯了錯誤，那就只有兩個辦法：要麼堅決否認，要麼就用謊言矇混過關。比如，1959-62年的大饑荒就被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但在資訊空前發達的今天，政府僱員的一言一行都會被記錄上網，詭辯和否認越發艱難，政府必須找到替罪羊。
如此密集的臨時工現象，足以說明這個政府在推脫責任方面的智慧和勇氣。與此同時，它還引出了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臨時執政。
雖然「基本國策」、「治國方略」和「五年計劃」等詞頻頻見諸報端，但實際上，中共政府最缺乏的就是長期戰略或規劃。許多政策、規定和法律都帶有短視的實用主義色彩，甚至是某些官員一時衝動之下做出的決定。
「臨時執政」最顯著的是在法律層面，毛澤東曾經說過：《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麼法律。毛時代之後，為了跟文明世界接軌，共產黨和中共政府相繼頒佈了大量的法律法規。但它們往往都帶有明顯的「臨時性」色彩。
2007年，四川一名男子被火車撞死。據新華社報道，鐵道部向其家屬賠償了700元人民幣，這數額依照的是1979年頒佈的《火車與其他車輛碰撞和鐵路路外人員傷亡事故處理暫行規定》，到那時已經「暫行」了28年。
曾引起巨大爭議的的勞教制度是臨時執政的最好的例子，該制度允許政府不經過法庭審判就可以剝人的自由。其起源是1957年一個用於懲罰輕微犯罪的草率決定，僅從文本上看，它都不具備任何法律的基本特徵，但這個決定被當成正式法律執行了56年，直到去年才被廢除。
大約三年前，一家中國出版社未經許可使用了我的一篇文章，大約2700字，隨後通過郵局給我匯來30元稿酬。數額依據的是1990年頒佈的《書籍稿酬暫行規定》，「著作稿每千字10至30元」。在這項規定頒佈20多年之後，這筆錢還不夠我在北京坐一次出租車。
不僅工作人員和法律是臨時的，執行法律的政府部門也常常是臨時的。在中國，臨時性的「小組」和「辦公室」比比皆是，這些小組的成立並無法律依據，更缺乏明確的權責規定。一些「奇葩」政府機構引發了大量嘲諷，比如河南省的「禁止午間飲酒辦公室」和孔子家鄉山東省的「馬上就辦辦公室」，它們似乎是為了提高政府效率設置的。「饅頭生產銷售管理辦公室」貌似是為了監督饅頭質量而設立的，在引發公眾不滿之後，這個荒唐的辦公室已在2001年被關閉。
這個臨時政府的執政效果如何?一些人也許會以這30年的經濟增長來證明其偉大。但成功不光取決於經濟指標，我更關心空氣、水、食物和整個國家的未來。
在過去30年間，我看到曾經晴朗的天空被霧霾籠罩，曾經純潔的土地被腐敗染黑，權力變成致富的法寶，同時也是傷人的利器。災難從不間斷，無數人死於其中。
這一切都是因為「臨時執政」，而其後果必將影響深遠。然而，這一切卻無人負責，因為這是一個臨時工領導的國家。(作者慕容雪村2014年01月24日。慕容雪村為《紐約時報》的評論版特約作者，出版有小說《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原諒我紅塵顛倒》及非虛構作品《中國，少了一味藥》等。本文英譯稿由 Jane Weizhen Pan及 Martin Merz提供，中文稿經慕容雪村本人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