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幾乎同時舉行的美國大選與中共十八大，形成對中共意識形態的嚴重挑戰。因為中共一直宣傳說：美國資本主義制度代表大資產階級與富豪的利益，是金錢政治;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毛鄧時期一直說成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但十八大代表的構成，正好體現了權力與金錢的公開聯盟。
中國十八大：政治精英與富豪的聚會
美國奧巴馬總統獲得連任，是因為他抓住了那些傳統上構建民主黨選民基礎的人群，即「無知少女」：「無」即受教育程度低的低收入者與工會成員;「知」 即知識分子，美國大學一向是各種左派的雲集之地;「少」是指年青人與少數族，如非裔、拉丁裔選民;「女」即女性選民——奧巴馬連任消息傳來，紐約等地中低階層選民歡呼不已。他們壓根兒想不到，至今掛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招牌不肯摘下的中共政權，竟會如此解讀美國政治。
而緊接着召開的中共18大，就是中共黨政軍三界精英與富豪們(紅色企業家)的聚會。據中國國內一篇「紅色企業家：老闆們是怎樣當選十八大代表的」一文介紹，據不完全統計，經「選舉」誕生的2270名黨代表中，有145位企業負責人代表，其中111位來自國有企業和銀行金融系統、34位來自各省市的民營企業單位。
這讓人想起今年3月彭博財經的一篇報導：「中國的富豪代表們讓美國的議員們相形見絀」(China’s Billionaire Lawmakers Make U.S. Peers Look Like Paupers)。該文指出，根據胡潤富豪榜報告，中國人大70名最富的代表，2011年財產增加了115億美元，創下898億美元(折合5658億元)的新高;與之相比，美國國會535名議員、總統及其閣員、9名最高大法官的總財產僅有75億美元。
以上兩條消息結合起來讀，中國這永久的執政黨與名義上的立法機構，全都成為政治精英與富豪聚會的俱樂部。
權力與市場緊密結合的金錢權力聯盟
這輪時間上高度重合的中美選舉，讓中國人通過微博傳播看到了一個無情的現實：美國更象中國宣稱的「社會主義」，而中國則是地地道道的權貴資本主義。
美國的財富故事主要與個人能力有關。中國人熟知的比爾•蓋茨是電腦時代的成功弄潮兒，國際聞名的投資家喬治•索羅斯是匈牙利移民;彭博是在創建金融信息帝國之後才當只拿一美元象徵性年薪的紐約市長;Google的創始人謝爾蓋•布林是隨父親偷渡來到美國的前蘇聯異議者的後裔。他們的財富故事是典型的白手起家的美國夢，既彰顯了他們的個人能力，更顯示了美國社會制度的優越。
但中國的財富故事卻充滿了權力的黑幕，權力成為造就富豪的點金魔杖。在中國，權力市場化現象的特點是「權力」要變現，必須依靠「市場」，兩端緊密結合操作。最方便的形式是「一家兩制」，即家長在政府部門任職，妻子兒女兄弟姐妹等通過經商將權力變現。從90年代開始那一場場財富盛宴，電力、石油、房地產、股市、金融……，每個領域都可見到中國紅色家族的身影。網絡上廣泛流傳，中國兩百來個政治家族壟斷着中國的財富，這些家族有着許多斂財途徑。據美國維基解密文件公佈的一份報告，李鵬家族控制着中國的電力部門，其女兒李小琳被稱為中國的電力女王;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家族控制着石油工業;被中國人視為「人民的好總理」的溫家寶，其妻子控制着中國的寶石生意，其家族據說積累的財富高達27億美元，這只是中國以「權力市場化」為特徵的「經濟改革」當中「一家兩制」的少數幾個典型。據說國有資產管理以委員會下面的130多個企業中，其董事會成員，包括總經理基本都是官僚子弟。
有人說，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貧富差距。其實這只是皮相之談，真正的問題是早就形成了利益集團俘獲國家現象。黨代會與全國人大現在都成為權貴與富豪組成的俱樂部，充分體現了中共和富豪之間兩位一體的融洽關係。毫無疑問，這些「紅色企業家」將成為未來影響中國經濟決策走向的重要力量，他們將參與政治決策，尤其是那些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的經濟寡頭，如中石油董事長蔣潔敏、國家電網公司董事長劉振亞等來自石油、電力、煤炭、化工能源領域的黨代表們，他們的意志很容易轉化為國家的行業政策與社會分配政策。
「三個代表」為精英共和提供了理論基礎
整個後毛時代，中共一直思考如何在保持一黨專制的前提下解釋利益結構的變化。權力與金錢結盟的現實曾使中共在理論上處於尷尬之境，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使中共擺脫了這種理論困境，將中共從代表工農兵這三個「革命階級」的先鋒隊，一變而為「代表」三個關鍵利益：「先進生產力」(經濟精英、城市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及高科技專家)，先進文化的推廣(如推廣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價值觀)，以及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
「三個代表」的出台，為中共提供了構建新社會基礎提供了合法性，此後，中共在建立與各種代表經濟精英利益的工商業協會這類制度性紐帶的同時，推行了發展經濟精英入黨(俗稱「資本家入黨」)的新吸納策略，消除了可能的政治挑戰力量。
美國政治學大師亨廷頓曾有一個理論假設，他認為對於一黨制政權來講，主要威脅之一在於「控制自主性經濟權力來源的新興社會集團的興起，也就是說一個獨立地富有的工商業精英階層的發展，導致了精英的分化」。國家資源的高度壟斷與權力市場化特點相結合，使 中共政府的官員成為「能夠造就國王的人」，經濟精英階層與中共本來就是難以分割的兩位一體的關係，如今中共將黨代會與「兩會」變成政治精英與富豪聚會的制度化紐帶，有效地消除了經濟精英的潛在威脅，實現了「精英共和」。
最後說點題外話。江澤民在2000年提出「三個代表」理論，我在國內寫了兩篇文章，《利益的衝突——傾聽來自不同階層的聲音》、《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先後發表於湖南《書屋》雜誌，這些文章被認為諷刺了江的「三個代表」理論，先後由中宣部與中央政策研究室派了兩個調查組到湖南，《書屋》主編周實先生遭到無情整肅，40多歲的壯年被撤職並「提前退休」，我也因此老賬新賬一起算，被迫出走。反觀近年「兩會」富豪雲集與十八大上「紅色企業家」 方陣，證明我對「三個代表」理論的解說非常到位，中共中央，你們什麼時候才能改掉那許自己做不許別人說的專制者的無恥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