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光還指出中共政權是不能保證任何人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從根本上是沒有前途的。吳國光（錄音）：「這個制度實際上是連你黨員的基本權利也不能保障。即使你做了黨的官員，你只能通過那些非法的手段使你的家庭致富也好，實際也生活在惶恐當中。在這個意義上我就講就是說你跳到共產黨這條船上去，去參與分髒，那還不是通過非法的手段，你覺感覺好像得到了很大的好處。我不講對整個民族帶來嚴重的後果了，就是你自己，帶給你長期的困擾，帶給你心靈的恐懼，帶給你人格的墮落，那還更不用說了，共產黨官員包二奶，使得家庭各種各樣的悲劇，非常多了。那麼退黨呢，當然也是一種很好方式。在中國有各種各樣的誘惑，需要把這個道理講清楚，就是說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啊，從根本上來看是沒有前途的，我想這個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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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及民運人士在美國費城舉辦研討會，從政治、經濟、社會及歷史等方面，分析當今中國社會現狀， 反思中國真正民主道路的方向。
在會上，他們特別指出中共六四屠城至今二十多年來，中共不斷打壓抓捕異議人士、信仰團體，對人的監控更精細和職業化，還在不斷的以變換的方式下繼續實行專制統治；目前中國所謂的經濟的發展變革是否是中共生存的合法理由？無處不在的網絡式監控是否是中共非法政權不自信的表現？透過中國的種種社會危機，很多專家、學者也看到中國共產黨黨內變革是無法改變其黨的本質，並指出共產黨無論分裂成多少黨派，無法與西方黨派相比，更不能對中共抱有幻想，中國憲政民主道路需要更多民眾的覺醒。
著名政論家、《北京之春》主編胡平發言中說（錄音）：「你說原來有鄧，大家有這樣那樣，現在不就你們在掌權嗎，不就是你們（中共現在執政者）在說了算嗎？那你們現在為什麼還這個樣子呢？」
透過中共集權的種種惡行，可以看到共產黨以不斷變化的立場原則，維持其統治地位。
胡平（錄音）：「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政權是在做了那麼多壞事之後發起來的，它（中共）發起來的過程就使那個壞人越來越證明我正確嗎，你想着20年來黨內很多人也想，你應該改好點啦，應該多講點人權啦，應該開放點啦，然後那些更壞的人，就不吃你那一套，結果過一年它又顯得好一點，過兩年它又變得更好一點，他就一再使事事一再證明你是錯的；如果你把標準定為，什麼國家變得很強大這一類的標準，他好像有很多證據證明你這是錯的，所以他就更相信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回事，所以，你要談談西方外部的事，他就跟你比壞啊，你美國怎麼着，你們原來不是靠欺負人、壓迫人，都一樣嗎，人就是這個樣子的，它（中共）就把一切合理化了，所以，我覺得它（中共）現在這個問題非常非常嚴重。」
《河殤》總撰稿人、《民主中國》雜誌社長蘇曉康也指出（錄音）：「我就覺得，為什麼沒有去研究中共這個體制控制，社會控制能力的這種，我叫『修復』，比過去更強，就像你說的出租車控制，街道老太太馬列老太太從新組織，農村，我們過去說人民公社解散、消失以後，中共政權不到縣以下跟古代一樣，過去中共政權深入以一下，所以跟古代政權沒法比的，這叫集權，說那個人民公社取消以後，聯產承包製，因此中共政權不到縣以下，根本不是！每個縣長都是惡霸，現在到這個程度，有人居然就認了嗎，這是這個政權的根本問題。」
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龔曉夏強調，中國共產黨和西方國家的黨派不一樣，在於它們的組織方式不一樣，在西方結社、黨是基層黨起來的，你自己宣佈是就是，中國的黨是一個會社，這是兩回事。龔曉夏（錄音）：「西方的黨派制度跟中國的共產黨，無論共產黨分裂成多少派，這中間是不可比的，這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著名學者梁禾親身感受到，在中國無處不在網絡式的監視系統帶給她的恐懼，梁禾（錄音）：「整個監控系統，就是電子監控系統都是網絡化，它那個網絡不是指Internet那個網絡，是一張網，他說每平方米之內就有我們的監視系統、攝像頭，我想這不可能中國太大了；有一天晚上11點多，我坐在公共汽車站等車，突然發現對面馬路上的樹里就有一個攝像頭，它照射整個公共汽車站範圍；所以，我覺得這個監視系統的精細化和監控手段，它（中共）的心裏就覺得你逃不過我，還有一個是更加職業化了，警察他就覺得抓你的時候，所以大家有種恐懼，我這次真的感到有種恐懼，人家說哎呀算了，別說噢，抓進去犯不着。」
在討論到在64之後，中共為什麼還能繼續存在下去，到底是什麼理由讓其繼續維持專制。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教授 吳國光認為（錄音）：「中國共產黨對社會的強力控制在某個方面來說呢，比如社會治安，第一個辦法妖魔化西方。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的博士生，現在中國已經升到副教授，前幾個月來DC住了三個月，給我打電話說美國這麼好啊，我在DC生活，好像沒有遇到周圍有人要搶我啊，這個社會治安挺好的嘛。我說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呢？你是研究國際政治的博士，你在美國來過也很多了。他說以前都沒有來住過了，就是匆匆來開個會就回去了，就說在中國媒體上看到的，西方社會是沒法活的。一天到晚都是犯罪，社會治安很糟糕。資本主義民主就這樣混亂，中國把它妖魔化了以後，就使得中國現在這個強力維穩的體製得到一個合法性。我們要分析，中共到底有多少真正強有力的合法性資源。當那些合法性資源都耗盡的話，到那個時候可能情況就有意思了。
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龔曉夏以在美國的參政經驗，對比西方和中國的黨派制度。龔曉夏（錄音）：「西方的黨派制度跟中國的共產黨，無論共產黨分裂成多少派，這中間是不可比的，這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牛津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煒在演講中講到了（錄音）「沿海利益，內陸利益，石油的利益，水電的利益，水利的利益，行業利益這是一個瓜分，但是遠達不到代表不同階層。中國的弱勢階層，在共產黨沒有得到解救。只要弱勢階層存在這個國家的政黨體系當中得不到體現，這個國家政治上將很難長治久安。」
張煒指出，中共對中國控制的精細化，以及在經濟發展帶來的污染等問題（錄音）：「（環境污染）過去一直沒有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它是個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但是呢將來會轉化為經濟發展的障礙，同時，變成既是社會問題，又是政治問題又是經濟問題，這些問題直接威脅到老百姓身體健康，而且也威脅到社會穩定。」
會上也分析了在中共專制機器中，中共黨魁胡耀邦趙紫陽也沒有逃脫共產黨的迫害。
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龔曉夏講到共產黨的黨性和和自然良心的衝突（錄音）：「當他有個性的人在專制社會掌權的時候，往往就是以壓制所有其他人的個性為原則的，我們經常看到是一個有黨性的人和他個性的衝突，其實，這裏頭並不是一個黨性和他個人那種喜好的衝突，我看到更多的是黨性和良心的衝突，也就是說這個黨性就違背人一種非常自然的良心的。」
原中共警察大學教師，六四民主人士 高光俊律師在發言提問中講到（錄音）：「胡趙這兩個人下台，究竟多少是因跟他人性、性格、氣質有關係，還是說，有多少成份是跟他在共產黨的這個權利的鬥爭這方面也有一些關係呢？」
高光俊（錄音）：「我覺得他們（胡耀邦趙紫陽）基本上還是共產主義制度的執行者，同時在80年代以前，我相信他或多或少的也參加了對民眾的鎮壓了，對中國大眾迫害的這個過程，所以，我覺得評他這倆人的時候，不能夠把他們（胡耀邦趙紫陽）放在更高的角度上去看的。」
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 龔曉夏以在美國的參政經驗，對比西方和中國黨派的不同，對於中國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她指出，中共懼怕結社自由，說了不能做說明這個國家沒有自由。
龔曉夏（錄音）：「我想中共更害怕的是結社自由，我們都知道說什麼吧，一般過去是什麼都不能說，甚至什麼都不能寫，現在言論壓不住，在現在這個社會中尤其是壓不住互聯網等等這些各種手段、聲勢，那麼有時候也給一點點空間，有點說話的餘地，「出氣閥門」，但是說了讓不讓發表是一回事，但是說完以後按照哪一面來進行社會組織的，是他們不允許的。所以結社自由對於民主制度是非常關鍵的，很多人對中國人的事情發生一種誤解就是到中國去看，什麼都可以說，中國挺自由的，中國很自由這個結論就得出來了，其實如果什麼都可以說，但是什麼都不能做，那麼這個社會是沒有自由的。」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教授吳國光認為中國憲政的發展模式帶給中國人很高的代價（錄音）：「那麼這些代價呢，貧富差距的代價，腐敗的代價非常多。那麼就看民眾對這個代價呢，承受程度到什麼樣子。光滑的一面就是體現為國力增強啊這些東西，但是所有的代價都會要落到每個老百姓頭上的，根本的希望在於民眾的覺悟，民眾要表達自己的聲音。」
吳國光認為透過北非發生的民主革命，看到僅僅發展經濟是不能改變專制的本質。吳國光（錄音）：「我看阿拉伯革命對中國的衝擊呢，首先就是對當權者的衝擊，別人都不害怕，他害怕的不得了。這個就說明中國經濟的發展並不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政治學上有個理論，政治發展以後對專制政權帶來一個悖論，就是說你如果不發展經濟，當然老百姓對你不滿意，你發展經濟以後，老百姓比以前更有能力，他對你發展經濟的方式也不滿意。所以阿拉伯革命說明一個很重要的事實，你僅僅發展經濟是不夠的。突尼斯在過去的十幾年，二十年當中，是整個非洲經濟發展增長率一直是最高的，政府效率一直是最好的，但是突然之間就發生這樣的事情。在這種意義上講呢，中國民眾要求這種遊戲規則變化是很自然的。」
對於中國很多民眾有求穩怕亂的心態，吳國光表示（錄音）：「我是很理解求穩怕亂這種心態，但是根本的問題就是說一個是求穩呢，可能並不穩，一個是怕亂呢，可能整個社會沒有亂，你自己家的生活可能出問題了。吃了有毒的食品了，你的小孩子因為裝修得了白血病了，你的小孩子長大了根本上不了大學了，上了大學找不到工作了，環境污染到了這麼嚴重的程度，過去多少年絕跡這樣的一些病，比如肺結核病，現在又大面積的重新出現了，很多很多類似的問題，那麼這種亂象呢其實也是非常值得擔憂的。如果那就是混亂的話，那我覺得剛才我講的前面那些混亂，比民眾上街這個混亂更可怕。」
吳國光還指出中共政權是不能保證任何人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從根本上是沒有前途的。吳國光（錄音）：「這個制度實際上是連你黨員的基本權利也不能保障。即使你做了黨的官員，你只能通過那些非法的手段使你的家庭致富也好，實際也生活在惶恐當中。在這個意義上我就講就是說你跳到共產黨這條船上去，去參與分髒，那還不是通過非法的手段，你覺感覺好像得到了很大的好處。我不講對整個民族帶來嚴重的後果了，就是你自己，帶給你長期的困擾，帶給你心靈的恐懼，帶給你人格的墮落，那還更不用說了，共產黨官員包二奶，使得家庭各種各樣的悲劇，非常多了。那麼退黨呢，當然也是一種很好方式。在中國有各種各樣的誘惑，需要把這個道理講清楚，就是說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啊，從根本上來看是沒有前途的，我想這個是主要的。」
在一天的會議中，整個會議現場，評論互動、討論熱烈。
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記者 明月 美國費城採訪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