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 12月13日中國副外長何亞非表示中國願將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優先讓給非洲和小島國等一些最不發達國家使用之後，出席哥本哈根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解振華 15日再次強調了這一立場。但與此同時，解振華也澄清了之前何亞非關於中國可能不會獲得援助的表述，重申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應當得到來自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援助。
強調自身是發展中國家陣營的一部分，而由於歷史原因，發達國家應對「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戰」承擔更多責任，是中國此前在類似問題上的一貫立場。而此次在哥本哈根，人們似乎第一次如此明確地聽到了中國講硬幣的另一個側面。這一場有關表述的小小風波，是否折射出中國地位和態度的變化？
分歧層出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各國期待達成具體共識的目標可以概括為兩重：第一，不同國家應當做出哪些具有切實可操作性和約束力的減排承諾；第二，富國應當為支持窮國應對氣候變化提供哪些支持。面對所有目標，人們熟悉的模式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排頭兵」，帶領 「窮兄弟」們向發達國家爭取援助，促使發達國家承擔更多減排責任。而如今，如果把這兩重目標分解開來，不難看出，中國已經面臨和廣大經濟發展水平和速度都遠不如它的發展中國家分道揚鑣的險境。
雖然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種種災難是人們強調最多的全球課題，但實際上，與那些更根本和長期的問題相比，各國在哥本哈根的氣候峰會上最大的擔心恐怕都更加切近，且各不相同。如今的中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三，且保持着驚人的發展速度。無論它再怎麼堅稱自己仍是發展中國家，無論像何亞非這樣的官員再怎麼強調中國仍然有很多地方甚至還沒有電，任何一個到過北京或上海的人恐怕都很難被說服，生活在這裏的人們應當與非洲大陸上那些最貧窮的人們一樣得到援助。
與此同時，作為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世界對中國減排的期待給它帶來的壓力是巨大的。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中國要在不犧牲保持整個社會穩定所必需的經濟發展速度的前提下，真正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的調整，落實其在大國形象的壓力下承諾的減排目標，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面對現實，似乎不難理解，中國已經不再期望從發達國家得到很多援助，而是堅守在減排承諾上給自己留有空間的底線。如何亞非在11日的吹風會上明確表示的：雖然中國願意主動對減排做出一系列承諾，但絕不接受發展中國家利用本國資源採取的自主減排行動接受國際核查。而發達國家普遍認為，是否接受國際核查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減排目標的實質約束力，僅具有國內約束力的目標對中國來講是遠遠不夠的。
與害怕在減排的壓力下失去經濟發展機遇的中國不同，那些在現實中看不到太多改變貧窮現狀的希望、被全球化經濟不斷邊緣化的最不發達國家，更多地期望抓住氣候變化給他們帶來的難得的話語權，向發達國家施加壓力，爭取世界財富分配的天枰向它們傾斜。上周以太平洋小島國圖瓦盧為代表的最不發達國家提出的將全球溫度增加上限設置為1.5攝氏度的修正案，使它們與不希望減排標準過於嚴厲的中國之間的矛盾顯得已經十分明顯。
這種情況下，中國最擔心的恐怕不是來自發達國家的減排壓力，而是被「窮兄弟」們「排擠」出發展中國家的陣營。發達國家顯然希望分裂中國與77國集團，而一旦廣大發展中國家認識到，中國留在自己的陣營內部並不會幫他們給富國更多壓力，爭取到更多援助，它們也許會覺得，不如把中國推出發展中國家陣營，作為承擔這種壓力的對象。而這正是中國最害怕看到的：沒有「窮兄弟」們的支持，它將很難再堅守發展中國家的地位，這不僅僅意味着沒有了援助，更重要的是要承受嚴格的減排目標對高速發展中的經濟致命的衝擊。
由此，中國一再向最不發達國家示好的姿態便容易令人理解。在情況尚未惡化到上述對中國最不利的境地之前，它寧願主動表示自己願意讓出發達國家的援助，同時聲稱自己要為資助貧困國家和地區做出最大努力。這一外交表述重點上的轉變並不代表中國在相關問題上的立場有何激烈變化，而我們從中可以讀出的，是已經被置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夾縫中的中國，在哥本哈根努力維持的艱難平衡：關於援助的曖昧態度背後，是中國真正不願放棄的底線，即減排目標絕不可威脅到經濟發展。
為此，它不能支持最不發達國家期望的嚴厲的減排目標；但也是為此，它更不能承受喪失發展中國家地位，接受和發達國家同樣的約束。因此，如果在援助問題上表現出更多的慷慨能夠讓發展中國家相信，中國留在這裏仍是對它們有利的，對中國來說顯然十分值得。然而，這樣的平衡能維持到何時，恐怕還取決於中國能承受的慷慨最終能否填補它與眾多不發達國家之間已經越拉越大的鴻溝。